郑秀妍权宁一分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与毛泽东互相支持，共同维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与毛泽东互相支持，共同维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

峥嵘岁月：毛泽东与巾帼英豪 一部专门撰写毛泽东与十几位中华杰出女性交往的纪实文学

　　她，与毛泽东是同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

　　宋庆龄

　　她，与毛泽东尽管经历不同，但是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她，贵为国母，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被毛泽东视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们为拯救和发展中国奋斗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结下的真挚友谊，至今仍令人感叹不已；

　　她，就是宋庆龄。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早年留学美国，后跟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同孙中山结婚，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对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声讨，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为。后赴苏联、法国，参加一系列国际性反帝活动，于1929年当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三十年代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积极响应。抗日战争期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为推进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12月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放战争期间，坚决反对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5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同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

　　1924年1月20日，广州。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礼堂开幕。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欢聚一堂，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拉开了帏幕。

　　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会上，毛泽东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发表许多重要意见，均被采纳。30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

　　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2为毛泽东）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在大会开幕前，她断然拒绝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出了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

　　宋庆龄回忆道：

　　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

　　在国共首次合作伊始，本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宋庆龄都把对方引为战友，从不同的起点，第一次走到了国民革命的同一战线中。

　　然而，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的。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右1）在守灵

　　孙中山尸骨未寒，国民党右派便大加阻挠和反对国共合作。8月23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批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公开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西山会议派的活动立即激起了政治斗争的风云。为捍卫孙中山的遗志，1926年1月8日，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3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代表

　　合影（前排右起第5人为宋庆龄，二排右起第3人为毛泽东）

　　作为正式代表，宋庆龄第一次登上了国民党全国大会的讲坛，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要受右派挑拨：

　　“如果诸君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

　　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声明：

　　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出席此次大会的前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在议会席上发言虽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1月16日，宋庆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们在大会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狠狠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气焰，维护了国共合作。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全国革命的高潮。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

　　然而就在这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褪变成了国民党新军阀，加紧反革命活动。3月，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促成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挫败了他的阴谋。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腥风血雨笼罩着大上海，白色恐怖下到处风声鹤唳。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形成宁汉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像一声惊雷传出，全国震惊。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宋庆龄无比愤慨，与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与毛泽东互相支持，共同维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2）

峥嵘岁月：毛泽东与巾帼英豪 一部专门撰写毛泽东与十几位中华杰出女性交往的纪实文学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除他的一切职务，下令全国将士和革命群众将他捕获归案，按反革命罪惩治。全国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严斥蒋介石反革命罪行，支持武汉政府的决议。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图为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时的照片

　　22日，宋庆龄、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何香凝、邓演达、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联名讨蒋》宣言，历数蒋介石反抗中央，另立中央，以反共口号博取帝国主义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的种种罪行。通电痛斥蒋介石“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声明：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

　　23日，武汉革命群众三十余万人在武昌召开大会，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高潮。

　　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国民党左派多数人员的软弱，革命形势开始逆转。帝国主义各国派出大批军队和军舰，云集武汉，使武汉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蒋介石集团加紧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并策划部队颠覆活动。地主、军阀纷纷发动叛乱，一些在革命高潮中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的叛变，投降的投降，退隐的退隐。伪装成左派的武汉政府主要负责人汪精卫此时也开始暴露其真面目，公然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遥相呼应，指责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过火”，是“外国的产物”。武汉革命中心处于分崩离析之中。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在此险恶形势下，宋庆龄显示出自己的特殊风范。她始终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汪精卫之流诬蔑、反对工农运动的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痛斥他们违背孙中山遗教的背叛行径，为工农群众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

　　当时在武汉参与这场斗争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禁称赞宋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惟一的大丈夫”。

　　但武汉的革命形势却江河日下。

　　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率所部国民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在长沙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7月14日，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

　　宋庆龄断然拒绝出席会议。就在这一天，她坐在打字机前，用英文打出了自己向全国人民要讲的话，即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在声明中，宋庆龄强烈谴责叛徒们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罪行，宣布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被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同背叛者们实行彻底决裂。

　　7月17日，宋庆龄秘密离开武汉乘英国公司轮船返回上海。8月1日，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声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不远万里，访问苏联。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宋庆龄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宋庆龄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各阶级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分析，深化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远在莫斯科的宋庆龄称赞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坚信“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并明确表示：“假如我回国的话，将参加工农斗争，战胜血腥的反动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北大营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踏向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此时，宋庆龄已回到国内，多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进攻，转而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会上，她高度评价苏区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诺言和保证”，热情赞颂它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不可战胜的，高声呼吁：

　　“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

　　苏区军民欢庆反“围剿”胜利

　　1934年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疯狂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境艰难。危急关头，宋庆龄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保卫中华苏维埃，制止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正义呐喊，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支持是弥足珍贵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致电宋庆龄，表示由衷的感谢。

　　1935年11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宋庆龄极其喜悦，与国际友人一起为长征胜利干杯。1936年春，她又写信给毛泽东对红军东征表示祝贺。毛泽东则高度评价宋庆龄“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以及给予的“热烈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