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市消防支队地址: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 密谋组建“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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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做“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顾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制裁叛徒和特务,颇有立功。“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也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其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化广奇”艺名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此,有人称,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

  特务头子徐恩曾亲率中统特务组组长顾建中等大批特务,带顾顺章连夜赶到上海展开大搜捕。徐意欲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中共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领导人,尤其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沪机构,一网打尽,以在蒋介石面前立功请赏。所以,他到上海一连3天3夜没有睡觉休息,指挥顾建中等带顾像疯狗一样四处搜捕……但结果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不过,顾顺章叛变还是让徐恩曾有了在蒋介石面前讨好的机会和本钱。他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此次上海的失利,并未使极具政治野心的顾顺章罢手。他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 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游走于中统、军统之间

  当时,中统尚未正式成立,一伙人名义上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一向以善于利用中共叛徒而闻名。因顾顺章叛变后,其身份特殊,且能干卖力,颇得徐信任和重视。徐恩曾为笼络顾,甚至还为他物色了一个南京姑娘,并为之隆重举办婚礼,当时蒋介石也派特使送来贺礼1000元。此外, 徐又为顾选配了一个包括秘书、保镖、总务、会计等在内的私人班底,这在规矩极严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内,也是极为少见的。

  顾顺章结婚后,即入住到位于细柳巷4号的一个独立大院。随着其政治野心及权力欲的增强,他手下的私人班子也扩大了规模,一时间“人才济济”,俨然形成一个独立于中统之外的小局面。

  为主子卖命,顾顺章可谓绞尽脑汁。政治方面,他以“过来人”的心理向陈立夫和徐恩曾建议:要彻底动摇中共在上海的基础,一定要建立专门机构,并切实贯彻“自首政策”,以此架空、瓦解共产党……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方面,1933年3月前后,陈赓、廖承志、罗登贤等中共要人的被捕,均系顾顺章的“杰作”,丁玲、潘梓年的被捕也与其有关。此外,顾一度还试图暗杀著名反蒋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后因被军统抢先一步,徐恩曾和顾顺章两人还颇觉遗憾。

  顾顺章在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接受过比较严格系统的特工训练。他叛投中统后,感到中统特工来自三教九流,素质普遍低下,在同中共的斗争中占不了多少便宜,于是在内部开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特工人员训练班”由顾顺章亲自授课,主要传授如何盯梢,如何绑架,如何搞暗杀等特务手段,以及射击、擒拿、化装、格斗等基本技术。其授课内容后来还被整理编辑成一套特务训练教材,几乎成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必读书,颇受追捧。

  当时,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草创不久,羽毛未丰,更缺专门特务人才。所以,戴笠对顾顺章这种“特工专家”极为看重,私下予以拉拢。见徐恩曾如此器重依靠自己,军统的戴笠又来示好,顾顺章不免头脑发热、政治野心膨胀起来。此时顾不过二十八九岁,但他自认为前程辉煌。他的如意算盘是:既占稳中统这边的位子,且暗中与戴笠勾结,两方讨好;又利用两方的矛盾为自己谋利,发展势力,争取以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可他没想到,这恰恰犯了徐恩曾的忌讳。在中统与军统的争斗中,徐最痛恨自己手下与戴笠勾搭,充当“内奸”。在探知顾顺章脚踏两只船的种种作为后,徐对顾顿生恶感,并开始冷落及设法限制他。而顾顺章感受到了徐的态度变化,索性更加与戴笠勾结,并帮助军统破了不少案子。同时,他还在想利用自己初成体系的私人小班底,另辟蹊径,独自打下一个局面。这一来,便为他自己种下了杀身祸根。

  密谋组建“新共产党”

  顾顺章被冷落限制后,对徐恩曾以至陈立夫渐生不满。这位“特工专家”开始瞧不起学电机出身、半路出家搞特务的徐恩曾。加之受到戴笠挑拨和诱惑,一贯野心勃勃,喜欢蛮干的顾顺章萌发了独自另拉山头的念头,甚至想在政治斗争中有所“作为”。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常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他虽非中共叛徒,也不是中统或军统,但比较有政治头脑,知识文化水平也比顾顺章高得多。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密,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比如顾顺章背着中统同戴笠的几次密谈,林都在场,是绝对的知情者)。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边营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对他说:“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枪手,我决定配12个人给你,组织一个特务队,由你担任队长。”看林金生迟疑不解,顾顺章突然恶狠狠地说:“特务队建立起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徐恩曾和陈立夫给我干掉!”听顾这一说,林金生大为吃惊,他没想到顾顺章竟然狂妄、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以顾顺章小班底这点力量,想跟资格老、势力大的中统特务机关对抗,尤其是暗杀其首脑徐恩曾和陈立夫,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林金生深知顾顺章凶狠险毒的本性,不敢说不,更不敢当面露出畏缩和不满,只得含糊其辞答应。可是后来,他连续好多天都吃不好、睡不着,时时担心大祸临头。

  正在这时,又发生的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那地方,搜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回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终被秘密处决

  林金生对顾顺章的反叛告发,徐恩曾自是大表欢迎。徐静静听完林的揭发,脸面上虽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 “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呆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干吧。”说罢即作安排。

  林金生离开特工总部,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特工总部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浦江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个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作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危险已在一步步向顾顺章逼近,只待徐恩曾一切准备妥当。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届时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心理毫无准备,自不肯示弱,当场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一方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顾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报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顾顺章----本文摘自:《中统特务实录》 作者:安子,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       听到打狗队长顾顺章第一时间在武汉投降,身在南京的徐恩曾就坐不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死对手竟然归顺了国民党,让他既兴奋又高兴。于是他提前两天就在南京等着顾顺章了。            两个人都是特务头子,一个曾是共产党的得意干将,一个则是国民党中统局的局长。两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见面,也是历史性的。毕竟,拥有相对高度的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而且徐恩曾也是一个爱才的人,这一点也受到了蒋介石的影响。在南京,徐恩曾在一个很隐秘的办公室(南京中山路305号)与顾顺章见了面,进行了一番交谈。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擅长交际,说话很幽默(呵呵,海派清口?),善于心理战,对人的态度很随和!无疑,这种人才是难以对付的!如果不是叛变革命,顾顺章真是一个很难找到缺点的人。与这样一个人交谈,是很考验耐心的。但是徐恩曾也是一个厉害人物,特别擅长心理战。

顾顺章来到徐恩曾面前,似乎像是久未见面的老熟人一般。两个人先是友好的握手,然后开诚布公的聊天。

徐恩曾也是一副老熟人的强调问候:“一早就听到顾老弟要来南京做客,我事先也并未做多少准备,还请谅解!”

顾顺章:“您客气了!这次来,我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徐恩曾:“哦?顾老弟,其实我有一事不明?你当年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顾顺章用手理顺了一下头发:“这话话长了……当年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也是十分有声势的!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这个组织也是有理想的组织!至于国民党,我想老兄比我更有发言权吧!”

顾顺章将话语权踢给徐恩曾,徐恩曾笑了笑说:“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信仰……国党有国党的信仰!与共产党相比,可能信仰不同,方针政策不同罢了!但是国民党是正统出身,是中山先生的遗产!”

顾顺章:“是啊,你说的不假!但是我这人对于政治并不热衷!共产党里一些纲领纪要我了解的不多……”

徐恩曾借机拉拢顾顺章:“呵呵,顾老弟没有必要刻意隐瞒!据我了解,共产党还是十分在意你的!因为你的身份足够特殊嘛!”徐恩曾开始说一些好听的套话,放松顾顺章的警惕心。

顾顺章也开始说出共产党的一些问题:“我这个是没有阶级仇恨的……这些东西是共产党倒给我的……后来我发现自己上了当,但是却没有了退路!有几个人在里面从中作梗,无非是想引起混乱!徐老兄,国民党内是不是这样?”顾顺章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徐恩曾刚柔并济、软硬兼施:“顾老弟,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而且现在革命形势已经明朗了……共产党只不过是眼前的一片浮云罢了!而且国民党是非常欣赏和接纳你这样的人才的!至于共产党,当初企图分裂党,就是想要引起混乱!如果你继续为共产党卖命,也是死路一条啊!”

徐恩曾见谈话有效果了,便给了顾顺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在徐恩曾的掌控之下。顾顺章虽然枪法了得、而且又懂得魔术表演,但是与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相比,他还是要甘拜下风。

两个时辰后,顾顺章开口说话了。他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徐恩曾的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这个事令徐恩曾大吃一惊:“他怎么会是共产党的人?”徐恩曾仔细想了一下,钱壮飞已经与前一天提前离开了南京,这让他十分悔恨!自己信任的贴身秘书,竟然是共产党的卧底!不过此时顾顺章听到钱壮飞提前动身,离开南京的消息更加十分担心!他害怕共产党会提前下手,对付自己远在上海的家人。

顾顺章开始冒起冷汗:“徐老兄,我的家人还在上海……他们知道我被捕的消息,一定会痛下狠手!现在我该怎么办?”

为了稳住顾顺章,徐恩曾便说:“你尽管放心,我现在派人去上海,争取提前一步赶在共产党之前!”

说完这话,徐恩曾于是派一些本事高强的特务奔赴上海,顺便捎着顾顺章的信给他的妻子。不过徐恩曾的特务们还是晚了一步,顾顺章的妻子儿女并未遭到共产党的屠杀,而是把他们转移到隐秘场所。虽然徐恩曾的人扑了空,但是顾顺章还是感受到国民党的诚意,觉得共产党手段残忍,于是才跟国民党合作。顾顺章终于叛变了,他的彻底叛变是徐恩曾的功劳。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下交锋一下子占据了优势,各个站点都活跃了起来。几乎每天都能把听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被捕的消息。

但是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只可利用,不可信任!顾顺章是一个顺风倒的人,哪里有所顾忌就倒向哪里。到了后期,顾顺章在共产党的施压下,竟然又与共产党联络到了一起。徐恩曾说:“此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必须要及时铲除掉!”不过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徐恩曾竭尽全力安排这个大特务给中统小特务们上课,手把手地传授特务技能!徐恩曾虽然是特务头头,但是对顾顺章的本领还是瞠目结舌、十分欣赏!

那段时间,顾顺章也是倾囊而出……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中统特务。其中顾顺章把他从苏联“克格勃”学来的本事变成教材,这些教材有《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和《审查工作》,后来这六本书汇编整理成《特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后来顾顺章写书成瘾,与王一心合作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以及临死前还打算出的一本《“人”的研究》(最后不了了之),这些书不但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教科书,而且还得到了徐恩曾的极高赞誉。

曾经接受过顾顺章训练过的特务回忆道:“此人简直是一人间奇货,天生为特务而生的!他懂得易容术,易容之后,难辨其人面目。此人还有一套培养特务的体系,且体系非常科学,行之有效。此人的攻心术也了得,而且还懂得枪法、格斗、擒拿等。”

顾顺章刚刚加入国民党阵营就迅速适应了新身份。后来他还偷偷摸摸与戴笠勾结,帮军统训练特务……并且挑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关系,弄得徐恩曾跟戴笠老死不相往来。而他手中的特权也越来越多,私心逐渐膨胀!于是有了以后,他竟然还企图成立新共产党与共产党、国民党分庭抗争!但是顾顺章的预谋还是被老奸巨猾的徐恩曾识破,最后将他除掉。

徐恩曾回忆:“我所引以为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是他的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是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过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工作人员向我报告,他有实施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选自《徐恩曾回忆录》)


可见徐恩曾对顾顺章是又爱又恨!爱他的才能,却恨他的“不安分”!而顾顺章也正因为自己的不安分而引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