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移位器可以移多少:开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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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

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的套房中，此地距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很近。清晨醒来后，我开始诵读《圣经》，之后下楼跑步。我开始绕着高尔夫球场慢跑，当时外面一片漆黑。特勤局的特工们已经适应了我晨跑的习惯，但当地人肯定会觉得在一片漆黑中跑步有点奇怪。

回到酒店后，我很快地洗了个澡，吃了点早餐，之后开始浏览早晨的报纸。当天最大的新闻是迈克尔·乔丹复出，重返NBA。其他的新闻头条大多关注的是纽约市市长初选和日本出现一例疑似疯牛病病例。

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这段时间也是我一天当中最精彩的部分。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路和她进行交谈，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通话之后，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校长名叫格温·里热尔，人很友善，她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桑德拉·凯·丹尼尔斯，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几分钟后，她让学生们拿出练习册。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先什么都不要说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我的思绪早已飞离。谁会干出这种事？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先了解真相，再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预谋撞向五角大楼。我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但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空军一号向西飞行。

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巴克斯代尔没有总统车队，所以空军基地总司令汤姆·凯克将军不得不随机应变。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129公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时间。

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

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安全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政府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在“9·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和支持，首领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出身于沙特阿拉伯一个富人家庭。

基地组织非常喜欢高调地进行袭击。在“9·11”发生三年前，恐怖主义者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2000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截至9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基地组织成员。

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消息。对于这种失误，我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我知道，在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儿子，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时，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我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您现在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看到的是一个封锁的华盛顿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

“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我开始说道，之后我描述了袭击者的凶残和反抗者的英勇。我继续说道：“我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和执法资源，以确保找到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对于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和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一并惩处。”

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我说道：“自由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点，她都没时间戴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嘶……”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