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吉士语录:不痛批满清统治罪恶，恢复中国文化无从谈起

不痛批满清统治罪恶，恢复中国文化无从谈起

不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怎么可能扫荡那些泼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污水？怎么可能树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心？


    动辄曰毒害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动辄曰吃人的程朱理学，把中国古人智慧的凝结完全一笔抹杀，中国文明的辉煌是怎么创造的？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从何而来？为什么现在缺乏基本的向心力，凝聚力？中国人自己在丑化自己方面真是不遗余力！中国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疯狂丑化，全面抹黑的结果是彻底丧失了文化向心力，凝聚力，本来是一些普通的伦理道德，动辄扣上封建道德的帽子，封建思想的帽子。


    西方对古希腊古罗马是什么态度，古希腊古罗马有奴隶，有种种荒淫残暴的现象，但西方人是否因此全面抹黑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明现在已经成了断根文明，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要改变这种抹黑，要扭转这种心理，首先必须弄清造成中国近代落后原因是什么，不能再让中国传统文化为满清的罪恶统治背上黑锅了。


    鲁迅那一代人，之所以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如此激烈的批评乃至彻底否定，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基于他们对国人和社会所展现出种种丑陋猥琐，卑怯麻木，愚昧冷酷的思考。


    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真诚的，他们没有回避问题，当年他们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劣根性，所以要激烈否定中国文化。难道今天我们反而要回避问题么？


    然而现在许多人采取的态度是装傻，装糊涂，蒙混世人。对这个大问题完全绕过去，当作不存在一样。一边对满清的统治歌功颂德，吹嘘赞扬，另一边高嚷着继承传统文化，什么祭孔活动搞的不亦乐乎，《论语》《庄子》讲得唾沫四溅，骨子里依旧是那套苟且敷衍，瞒骗蒙混的把戏。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


    这些话适用于满清统治后的中国人，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铭记在心。在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如何评价满清统治的问题上，绝不能再瞒和骗了，绝不能再没有记性，再自欺欺人了。要么继续否定中国文化，继续让中国文化为满清的罪恶统治背黑锅；要么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宏扬中国文化，彻底揭露满清统治的罪恶，这里绝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以走。


    如果我们今天回避中国近代丑陋原因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试图和稀泥，装糊涂，试图一切都在欺骗与蒙混在敷衍过去，那么鲁迅那一代人的思考与努力就真的白费了！


    如果今天还是一边倡导所谓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倡所谓尊孔，另一边依旧在对满清统治大唱颂歌。那么这仍旧是在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仍旧是宣扬奴才文化。满清尊孔，袁世凯，阎锡山，蒋介石之流也尊孔，不彻底批判满清，那么与袁世凯阎锡山蒋介石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只能说这不是复兴中国文化，而是继续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毁灭和侮辱！


    如果是真诚的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就必须对满清的统治给予最严厉的批判，最彻底的否定，只有认识到满清的统治才是导致中国近代丑陋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那么继承中国文化，宣扬传统文化才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情，也才能真正找回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没有这个精神内核，宣扬所谓的传统文化再多，本质上都等于为满清的奴才文化禽兽文化张目，中国的文明也只能是断根文明。


    进一步说，不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许多迷雾难以澄清，许多偏见难以扭转！也只有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才可能对民族文化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真切的认识，否则就算想恢复民族文化，也多半误入歧途！


    有些人也说要宏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怎么宏扬呢？对上古时期的文化思想，包括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在内的诸子百家推崇备至，而对中国宋朝明朝时期发展起来的诸多思想包括理学、心学在内，则全盘漠视，甚至彻底否定。


    在这些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这些人往往也同意批判满清，当然这种批判更类似于撒娇挠痒），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种人表面上没有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只有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罪恶，肃清满清统治的遗毒，才能让人们充分认识，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的顶峰与黄金时期，不在春秋战国，而正在于一向被人诟病的宋明！宋朝与明朝发展起来的理学与心学体系是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一次巨大飞跃，是中国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某些心目中僵化倒退的文化。


    我们现在就算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也绝不能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重新来过，而只能在明朝的理学与心学已经达到的高度的基础上，再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那么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一书中对清代兴起的所谓汉学实质有精辟的分析


    “宋代产生的理学，乃是汉唐文化消化以后的产物。伴随着理学的行进，是整个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在高水平的文化基础上，人们考虑各种科学问题的起点也高。清朝汉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一面也是由于文化水平原本不高的清代统治阶层，必须一切从头做起，才能逐步接受和消化汉文化。虽然他们提倡理学，但整个清代的理学不能有所发展，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理解。而他们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1]


    当然清代汉学的兴起根本原因还是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但李申所说的“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这却是一针见血的！


    钱穆曾经感叹说“继晚村之后而言程朱宋学者，上之为陆稼书，下之为李光地。稼书已不能过吴、许。至于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然陆、李称荣于当时，黄、颜见推于后世，惟晚村之说，晦霾不显。”[2]


    现在已经距离满清结束统治近百年了，不应该再让包括吕留良在内的众多宋明思想家的名字与学说，再这么晦霾不显了！


    可悲得是查一查吕留良的著作在近现代的印行状况，只有清亡前1908年一个版本，此后似乎就根本没有独立的重印版本（收编在什么善本丛书之类的不算），一般人根本就没有通俗方便的渠道去看或者收藏其著作的机会。钱穆当初说“晦霾不显”，现在依旧是“晦霾不显”。这也不能不说可悲已极！


    对当今的中国，提倡尊孔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甚至百倍重要的是为二程、为朱熹、为张载、为王阳明、王廷相、王艮、王畿、何心隐、罗汝芳、李贽、吕坤、高攀龙、顾宪成、张溥、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吕留良、颜元、傅山、朱之瑜（朱舜水）、黄宗羲等众多宋明思想家或正名，恢复名誉，或褒扬其功绩，宣扬其学说，使中国人能对中华民族这些杰出思想家，这些精神脊梁，文明载体敬之仰之，而不是弃之，唾之，漠视之，遗忘之！这些值得民族骄傲的人物本来应该是小学生都应该熟悉，都应该知道的，然而现在呢？


    为这些人正名，为这些人恢复其本应享有的尊崇，其价值远比举行一百次祭孔大典或者在百家讲坛上宣讲论语有价值得多！


    [1]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96页


    不痛批满清，中国文化无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光芒


    现在网络上论坛里，反韩是很流行的风潮，看看一些帖子，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历史的人，如果看了这样的景象，多半以为在历史上朝鲜（韩国）一定对中国犯下侵略屠杀的滔天罪恶，所以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心里才会郁积起对韩国民族（朝鲜族）这样歇斯底里的仇恨与厌恶，他们对日本似乎都没有这样的仇恨。


    当然，说起来，这些疯狂仇韩的人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就是韩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抹除历史上中国对其民族文化影响的倾向，甚至把许多源自中国的文化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或者说成是朝鲜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些人憎恶韩国的理由！


    但在我看来，韩国人现在这么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现在这些拼命煽动反韩情绪的中国人倒不过是愚昧可怜，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中国如果是这样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彻底批判满清政权罪恶，甚至反而对满清歌功颂德，那么这样的中国本就没有资格以历史上中国文明的继承者自居！更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把一些中国文化当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行为说三道四！


    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些国家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现在的疏离，厌恶，这个问题是值得许多人好好反思一下。这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纯粹是因为国家实力消长，贫富变化那么简单。


    韩国（朝鲜）、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


    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到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响，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评价：“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再比如明代产生的王阳明的心学（简称王学），同样对日本近代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


    至于朝鲜所受明代中国的恩惠与影响，以及和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更不消说了，葛兆光说：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1]


    至于对万历出兵抗倭援朝，朝鲜人更是刻骨铭心，感激不已，“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 (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 ‘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2]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


    “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3]


    那么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满清！


    就拿日本来说，尽管在万历时期，发动了侵朝战争，甚至想进而侵略明朝，但这不过是因为不过实力膨胀导致一时野心勃发而已，就如同中国历史上也有充满野心想造反或吞并天下的人物一样，但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文化上的尊崇仰慕，对明朝中国人的尊敬甚至崇拜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而并非如葛兆光认为的那样从万历日本侵朝战争开始，日本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离心的倾向。


    这也可以从如下的事实得到证明，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的第一章中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4]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 ‘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5]


    还有一些事情，也能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对清朝中国的态度，“就连日本人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村(留良) 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见《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页101。”[6]


    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这个说话的日本人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朝中国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清朝推崇的陆稼书，在这个日本人看来其实是二流货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吕晚村(留良)，则是“明代人，非贵朝之人”。讥讽意味之强烈，今人读之尤觉其锋芒。


    还有一则资料也很能说明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来华后，又在1912年1月来华。他来华参学，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此人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见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不得不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7]


    至于朝鲜对满清统治后的中国，鄙夷态度就更为鲜明了。这种鄙夷态度同样是与国家实力消长无关，同样是即便在满清所谓鼎盛时期，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就已经格外强烈。


    还是来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记载“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1659);赵徹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朝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这类记载不胜其引，更详细的可以看我文后对葛兆光长文内容摘录的附录。


    看了以上这些内容，再来看当时朝鲜人所发的“明朝之后无中国”的议论，或许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9]


    不过真是应该庆幸，金钟厚说“明朝后无中国”是几百年前的朝鲜人所发的议论，否则的话，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来了。现在这是朝鲜人说的话，你总不能把这说成是“大朝鲜族主义”吧？


    其实从朝鲜对待明清中国态度的变化，我倒觉得朝鲜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他们态度并不因为某个政权武力强弱而改变，并不是说某个政权武力强大了，就对其倾慕崇拜赞叹，主动依附，而某个政权武力衰弱了，就对其鄙视厌恶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时候，甚至明朝灭亡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过了一两百年都没有淡化；而清政权的武力再强大，他们内心始终对其充斥鄙视厌恶。这样一种态度，足够那些欺软怕硬，趋炎附势，遇见强大的就去巴结讨好，遇见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个人羞愧无地了！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及满清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个土地或许还存在，中国这个名称或许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中国文明的核心其实已经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说句刻薄话，在满清余毒未消的情况，这种观点也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朝鲜人即便在清朝的时候，其实还是强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明朝中国的尊敬，绝不否认历史上中国尤其是明朝的中国对自己的帮助和恩德，甚至不断强化这种感情和敬慕；为什么现在的韩国却连这种感情都不存在了呢，连明朝对朝鲜帮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杀了呢？甚至连历史上中国的对朝鲜诸多文化上的影响也试图竭力否认，而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呢？


    我不是韩国人，所以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恐怕还是和中国本身有关系。


    在清朝的时候，尽管朝鲜对满清充满鄙夷厌恶，但在潜意识里其实还是把这个政权同中国，同汉族区分的很清楚的，骨子里还是认为终究有一天，汉人能够重新奋起，推倒满清政权，正本清源，恢复中华文明传统。这从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国王为了平息那些对满清政权愤怒已极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0]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他们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还浓烈依旧。


    但到了满清统治结束之后，他们反现自己鄙视的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相反自己原来尊敬崇拜对象，在中国却被丑化侮辱的体无完肤。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那个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这还是满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况；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我们这么尊敬的人，在中国，在汉族人已经摆脱压迫的情况下，还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们还继续尊敬下去，还承认当时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那只能说我们自己太下贱了吧。


    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


    以上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基于情理的推断，但也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可以这么说，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肆意践踏蹂躏，任意批判否定；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历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国自己这样喜欢践踏蹂躏自己，喜欢丑化污蔑，还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尊重中国自己？


    明朝万历崇祯皇帝本来在朝鲜一直是被歌颂纪念祭祀的对象，而中国人自己却将其丑化的极度不堪，也就无怪乎现在韩国人对中国只有鄙弃厌恶，没有基本的认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这样下贱，这样喜欢自虐，这样把值得歌颂尊敬的英雄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杀自己的暴君禽兽歌颂膜拜的中国，得到其他国家（如韩国）这样的待遇，那只有活该两个字，居然还恬不知耻去嘲笑指责韩国人的行为，真是脸皮厚如城墙，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我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要想让中国重新真正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要让中国文化所蒙上的层层污垢彻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让现在的中国能如明朝的中国那样得到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倾慕向往，那就必须，第一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二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三还是严厉批判满清。


    否则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不尊重自己文化，这样一个膜拜侵略者屠杀者的民族，即便一时实力上升了，强大了，那也只能象满清一样，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惧，骨子里的厌恶鄙视！


    [1]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2]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3]同上


    [4]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页


    [5]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6] 同上


    [7]黄俊杰《20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国际汉学》第8辑，大象出版社


    [8]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9] 同上


    [10]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