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1839年义律答应上缴鸦片之后，他在4、5两月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报告中，一再建议采取迅速而坚强的行动，予中国以重大打击，同时请印度总督加派军舰来华。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长期以来苦于无法打开中国的广阔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方面的举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动战争的极好借口，因此极力怂恿政府出兵中国，以实现他们利用战争把中国变成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一时间伦敦等地的舆论危言耸听，极力夸大英国官民在广州所受到的暴力挟制，失去自由，饮食断绝，几乎饿死，并以处死相威胁，这使得英国国家遭到污辱。九月下旬，巴麦尊接到义律的报告后，认为必须对中国用兵。从广东逃回英国的烟商查顿，多方从中鼓惑，力主对华作战。国内大城市的商人也纷纷上书政府，要求迅速采取有效的手段，以保护英国人在华的利益。十月十八日，巴麦尊通知义律，政府即将派海军前来中国。查顿还拟定了对中国作战的详细方案，要求为派遣军舰若干艘，官兵七千人，占领香港、厦门、舟山，封锁重要港口，以使中国谢罪，赔偿烟价，订立条约，广州之外加开福州、宁波、上海、胶州为通商口岸。1840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表示英国正密切注意在华英国人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尊严。2月，英政府决定组织东方远征军，以好望角的海军提督，义律的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全权，义律为副全权。1840年6月28日，英国的印度舰队司令伯麦上校率领兵舰封锁珠江海口，不久来自好望角、印度的英国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艘、海陆军4000人来到广东洋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一）鸦片战争的进程
鸦片战争持续两年多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英军封锁珠江口到清政府对英宣战，时间为1840年6月至1841年1月。
英军的侵略方案是封锁珠江口的同时，派兵到中国北方口岸设法与清廷直接交涉。因此，留下4艘兵舰和一艘汽船在珠江口，7月其余船只则向北开到厦门。英军派一只小炮艇护送一条张有白旗的小船想送信给中国官吏，福建的水师不晓得“白旗”是什么意思，于是开炮予以迎头痛击。英国小炮艇也立刻还击，双方互有死伤。英国见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留下一艘兵舰封锁厦门后继续北上浙江，攻占了防守薄弱的定海县城，定海县知事姚怀祥自杀。然后分出两艘兵舰封锁宁波，8月英军继续北犯。到达吴淞海口，留下两艘兵舰封锁长江。最后英军的五艘军舰、一艘汽船于8月15日到达大沽口，这使清廷大为震惊。于是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希望你们回广东去，皇上将另派钦差大臣来与你们谈判，林则徐措置失当，必当重治其罪”。他置办了相当丰盛的宴席，款待懿律、义律等20几个英国官员。懿律等认为英国武力胁迫清政府与自己谈判的目的已经达到，同时英军从好望角和印度洋到达中国，长途跋涉，相当一批人水土不服，加上天气火热，官兵中生病者增多，急需调养、治疗，因此便率领舰队离开大沽口南下。道光帝认为这是琦善的功劳，称赞他“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9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继续与英国交涉。11月6日南下的懿律在定海与两江总督伊里布交涉，并达成浙江停战的协议。与此同时，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仍回广东听候差遣。
琦善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所调集的兵船裁减了三分之二，又撤去防守珠江的木排、铁链，然后与义律会谈。这时英军统帅懿律从浙江继续南下，并到达了澳门，后因病返英，统帅职位由伯麦接任，而全权使臣则理所当然的落到了义律的身上。义律向琦善提出割让香港，琦善不敢答应，便用空话敷衍。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是在1841年1月7日突然炮击虎门两旁的穿鼻岛与大角、沙角炮台。面对英军的挑衅，镇守的土家族副将陈连升、陈举鹏父子率领官兵奋起予以还击，但终因武器落后、敌众我寡等原因没能抵抗住英军的进攻，最后官兵全部壮烈殉国。陈连升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琦善一看吓软了，慌忙下令停战，继续谈判。1月20日，义律在澳门公布了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恢复广州通商的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条约既未经道光帝批准，也未经琦善签字，实际上是无效的也是不能成立的。道光基于琦善卑躬屈膝的种种做法非常愤怒，于是琦善被革职抄家。至此，中英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持，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宣告结束。
第二阶段，从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正式对英宣战开始，到5月27日《广州和约》的签订为止。
道光帝将琦善革职后，派另外一名大臣祁贡担任两广总督，并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接替琦善的职位。1月27日下诏对英宣战。并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兵遣将，指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倘有英船开近浙江口岸，立即开炮，痛加剿洗。与此同时，命已被革职、正在接受审查的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复出“协办夷办”，并以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和杨芳充当参赞大臣，前往广东对抗英军。义律看到广东战云密布，决定先发制人。2月下旬，英军攻击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官兵英勇抵抗，在向琦善发出求援之后，琦善拒绝派兵援助。关天培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而死，士兵死伤在千人左右，被俘与失踪的有2000余人，大炮损失了1000多尊，而英军只伤亡了14人，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占领了虎门炮台。奕山等一到广州，在没有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就冒然派兵袭击英军，英军用枪炮向城内乱射，5天后奕山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议和。令人可笑的是，道光初年镇压回疆张格尔之乱时的名将杨芳竟然想用邪门歪道来对付英军，他命令士兵收集妇女溺器载于木筏，由一副将统领，一闻炮响便蜂拥而出，举伐齐列水面，以溺器对准英船，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这当然阻挡不了英军长驱直入。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杨芳主持广东战事，比琦善时的情况有了好转。5月27日，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广州和约》，条约规定：清军在6天之内撤离广州60英里的地方；一周之内拿出600万元作为“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奕山在当天就交给义律100万元，5天后，把全数600万元交清，义律等撤出虎门。事后，奕山讳败为胜，把降敌说是义律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偿还商欠，一时骗过了道光帝。道光信以为真，以为万事大吉，甚至开始下令沿海各省撤兵。
与奕山等一战即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击英军，历史上称为“三元里事件”。1841年5月29日，约有200余名英军到广州北郊的三元里胡作非为，激起当地老百姓的群起反抗，当场打死英军数名，其余的仓皇逃窜。第二天，2000名英军前来增援。乡民料到英军会来报复，他们将英军引诱到牛栏冈，三元里数千名乡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英军团团包围。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英军的火枪顿时哑火，英军十分被动，死伤20余人。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的情况下，英军才得以逃跑。这是广东民间第一次直接的抗英行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三阶段，从1841年8月英军进攻厦门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的签订。
1841年4月，英国政府责怪义律所获得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以璞鼎查取代了义律的全权使臣一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8月10日，璞鼎查到达澳门，随即便率官兵大约3500名北上。27日，英军进攻厦门，闽浙总督颜伯焘出兵抵抗。经过激战，总兵江继芸战死，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继续向定海前进。负责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蒙古族）是满蒙贵族中始终坚决主战的大员，率领文武官员积极设防。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依然顽强抵抗，最后相继阵亡，官兵死亡超过千人，定海第二次陷落。10月，英军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不战而逃，裕谦亲自指挥作战。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裕谦是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清军职务最高的爱国将领。之后，英军又占领了宁波。
裕谦殉难以后，道光帝派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奕经一路游山玩水，沿途勒索，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绍兴。他畏敌如虎，在道光帝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进兵。在对英军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派3万清军兵分三路进攻宁波、镇海、定海的英军，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奕经逃到杭州。浙江前线战事，是中英战争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先后投入兵力11500人，乡勇22000人，花费银子164.5万两。经此失败，道光帝对抗英战争已完全丧失信心。
5月，英军集中兵力进攻杭州湾的军事要地乍浦。由于驻防的满人副都统疑忌汉人，军民不和，乍浦最终沦陷。6月初，英军抵达吴淞口，并发动进攻。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走，江南提督陈化成虽然年近七旬，仍然率领5000名官兵坚守炮台。在敌人炮火的打击下，他身负重伤，最后战死沙场。7月初，英军从吴淞溯长江西上，江阴守军逃窜，英舰平安到达了镇江。副都统海龄率军奋战，最后守军全部战死，镇江失守。居民自尽、被杀的非常多，镇江被掠夺一空，成为一片废墟。镇江守军的抗战是鸦片战争中英勇悲壮的最后一幕。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说：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朝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
（二）鸦片战争的性质及中国失败的原因
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呢？完成了工业革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固然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优于中国。而清朝经济落后、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吗？从逻辑上讲，落后有可能挨打，但并不必须挨打。事物还有特殊性，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鸦片战争，我们可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战略上：（1）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已达4亿，是东方的一个大国，英国当时则在世界舞台上刚刚崭露头角，并非是绝对不可战胜。而且，英国远跨重洋，劳师袭远，以动对静，以劳对逸。如果清朝能够抓住机会，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是有可能打击英国的。（2）军事。英国处于进攻态势，清朝处于防御状态；英国兵力较少，而清军兵力较多；英国远离本土作战，而清朝则在本土作战。（3）民心。英国发动的是不义的侵略战争，清朝则是站在正义立场上的反侵略一方，因而容易取得人民的支持。后来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就充分证明了“民心可用”。
战术上：（1）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率领的侵略军仅有4000人，乘坐的船舰也不过40艘。这样数量有限的军队，清朝只要认真抵抗，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1842年5月增兵以后，陆军总数12000余人，海军人数8000余人。（2）后方。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4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需要1个月以上。1840年7月，英军进攻厦门未果后北上，到达大沽口，清军完全占有优势。（3）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海军虽然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然作用了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先进一些，但是绝不是相关十分悬殊。
归纳起来，失败原因主要有三：（1）经济落后。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自然经济的低下水平，而且由于封建压榨和各种灾害等因素，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生产力不断受到破坏，经济技术极为落后，无法与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相比。（2）政治腐败。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主要当权者腐败昏庸，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盲目虚骄，畏敌如虎，全无通盘筹划，和战不定，动摇妥协，以致处处被动挨打。他们非常反动，仇视人民，破坏团结对敌的政治基础，使中国不能扬长避短，发挥地广人众，资源丰富、民气高昂、敌客我主等有利条件。（3）军力衰弱。清政府军备废弛，沿海兵力薄弱，战守失策，指挥无能，缺乏统一部署，使敌有机可乘。将领思想保守，战术笨拙，不能灵活作战，有的还贪生怕死。军队武器陈旧，久疏训练，纪律败坏，内部矛盾重重，难以一致对外。
（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南京条约》及其附件
英军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坐的军舰皋华丽号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牛鉴民心派人上船表示欢迎。6天以后，3400名英军在南京城外的钟山集合做出准备攻城的姿态。以道光帝为首的清廷并无一贯的方针，战和无常，也没有统一的作战部署。而且根本所在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随着清军的屡战屡败，失败和畏战情绪成为清朝官员挥之不去的阴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认为除了议和之外别无选择。道光帝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影响下，派宗室耆英作为钦差大臣，会同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国求和。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所谓的“万年和约”，通称为《南京条约》。归纳起来其内容主要有：（1）割地。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从此香港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派香港总督管理。香港的丧失，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了破坏。（2）赔款。中国须向英国支付赔款2100万元，其中包括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费600万元；英国兴师动众的军费2100万元；商欠也就是中国商人欠英商的钱300万元，原本是两国商人之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还付。并规定这些赔款必须在4年内付清。这些掠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3）通商。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人及其家眷在此居住，英国派领事等官管理。从此，中国东南各省门户洞开，外国资本势力则步步侵入。（4）协定关税。也就是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不能自行决定，必须同英国共同议定，这就开了协定关税的恶劣先例。中国海关不能根据本国需要揣摩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中国和海关自主权遭到了破坏。（5）废除公行。英方认为阻碍对华贸易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的公行制度，因此以条约的形式明文予以废除。英国商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同中国商人自由地贸易，从而，中国的贸易主权也开始丧失。（6）确立照会制度。条约规定：英国驻中国的总管大员和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有文书往来均用“照会”字样，属员往来也用照会。从此，区区的英国领事官就取得了同中国督抚大员平行照会的资格，连英国人自己都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英国领事是没有如此崇高地位的”。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耆英与璞鼎查又签订了两种外交文件，即所谓的《五口通商章程》及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香港签订的，时间是1843年7月22日，《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于1843年10月8日签订于虎门，因此又称为《虎门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又攫取到如下特权：（1）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商控告华民，应向管事官（也就是后来的领事）投禀，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管事官应一律调解劝息……倘双方争讼不息，双方官吏会审，各依本国法律治罪。”也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打官司，英国人如何定罪要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从而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先例，严重侵犯和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2）驻兵权。条约允许英国有权在五个通商口岸驻扎一艘军舰驻守，开创了外国军舰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的先例，造成了外国军舰自由出入中国的领海，使得中国的领海主权也遭到了破坏。（3）低关税权。《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后附有《海关税则》，规定了100多种货物的税率，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比鸦片战争以前降低了50%至90%，其中进口税率在原来的5%左右，出口货物除茶叶以外的其它货物的税率都低于5%。这个税则上没有列举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即每百两抽银五两，这也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8.45%至78.14%。低关税的规定，为外国资本掠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此中国海关丧失了保护本国工业生产的作用，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工具，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4）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许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条款”。也就是将来中国给予其它国家任何权利时，英国人也同样享有，这为以后列强攫取各种特权开了恶劣的先例。
2、《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签订以后，其它列强也不甘落后，纷纷来到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主要有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先是美国所谓的“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4艘兵船到达澳门。道光帝派耆英与顾盛在澳门谈判，7月3日在附近的望厦村观音庙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厦条约》。通过这个条约，美国人取得了英国人用武力得到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此外还增加了设立教堂一项。值得称道的是，美国同时也答应如果美国商人私事鸦片，中国地方官可以自行定罪，这一条是中英条约所没有的。
顾盛来了三个月以后，法国代表拉萼尼也率8艘军舰来到澳门。10月24日清廷派耆英在广州附近黄埔岛海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35条《中法商约》，即《黄埔条约》。法国取得了英美所取得的全部特权。所不同的是条款是，倘若法国领事出缺或不在当地，法国的商人与船只可以“托与别国领事代为料理”。由于法国在华并没有大的商业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传教。在签订《黄埔条约》前后，拉萼尼要求清政府将雍正三年（1725）年查禁天主教的圣旨取消，这一点清朝政府也接受了。从此，准许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只是教士不得擅入内地传教，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和墓地。
此外，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西方国家也要求与清政府订立条约，因为先前有条约中有“最惠国”的条款，因此也予以允准。葡萄牙还趁机取得了对澳门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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