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代夫阿玛瑞: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3

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时间：2011年9月10日14：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嘉宾主持：杨东平

嘉宾：朱永新、梁晓燕

杨东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理想国文化沙龙现场，我也欢迎我自己，我也是第一次到这来。我叫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先介绍今天的两位重要嘉宾：朱永新教授，著名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原苏州市副市长，经常被官员批评说不务正业，每天上网发函写信。第二位是梁晓燕女士，也是出版人，她有很多社会身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利用这个时间交流教育问题，我们在理想国讨论教育问题，显然不是因为教育已经非常理想，还是因为教育好象不太理想，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前面一个多小时做一些主题性探讨，后面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互动。

我先利用特权提第一个问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也是一个文化论坛上，易中天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提一个八卦问题，他说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请两位回答一下。

朱永新：也是一个伪问题，毫无疑问，教育的希望比足球还要大一些。足球就那么几个人在玩儿。教育，中国有1300万教师，有几亿孩子们，他们在一起，总有一些把根扎在教师事业，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有他们，中国教育就有希望。

杨东平：今天是教师节，向各位老师表示敬意。

梁晓燕：我觉得教育和足球，我的想法是说，足球作为体育运动来说它是可选择的，它可有，它也可以无。可是教育我们无可选择，我们每个人要进入现代生活，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我们要变成社会可用的人，教育是必不可少必须得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能说哪个更有希望、哪个更没有希望，而是教育更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让它有希望，如果它没有希望，它比足球没希望更让我们绝望。

杨东平：我们是不是感到教育和体育有很多相似性？

朱永新：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做不好，当然体育根本做不好，体育的前提是教育。当然，体育更多的是竞技，更多的是展示人阳刚的一面，更多的展示的是人合作竞争的关系。但是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体育，体育只是教育的其中之一。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一个美好的人格，培养健全的人，建设美好的社会。

杨东平：教育现在越来越像体育是因为它跟体育一样，变成一种竞技的训练，而且是以金牌战略为导向的。

朱永新：体育本来也不是应该这样，严格意义上的体育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帮助人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仅仅为竞技，为竞技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现在我们把整个国家体育变成竞技性体育，全民性体育，所以我们体育看精彩就跟教育上看分数一样，精彩并不是体育主要原因，因此分数也不是教育主要原因。我们经常说好的分数是教育额外的奖赏，因为你根据一个规律做分数自然好。体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没有真正意义上帮助大众体育永远上不去。

杨东平：无论是国外好的学校还是民国时期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晓燕有什么想法，教育和体育？

梁晓燕：我自己的感觉，我们现在之所以体育，尤其像足球，越来越尖子化，最多的钱都砸在这些人身上，而放弃足球的基础。我们知道足球发展好的国家都是有儿童足球的基础，足球发展大国全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在想，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似乎也越来越走到足球的路上，所有的最好的资源、最大的钱砸向尖子学校、尖子学生、尖子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教育自寻绝路呢？看看中国足球的状况，是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今天的教育状况在走向何方？

朱永新：教育和体育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体育，更没有教育。

杨东平：还有一个体育精神的问题，要培养能够踢球的运动员，不能只是踢人。我补充一个数据，为什么说中国的足球非常危险，比如说在日本，它的青少年足球基础据说有300万，而中国据说只有8万人，这个不可想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条件稍微好的家庭都不愿意小孩从小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所以青少年运动员越来越少。两位觉得体育和教育的确有非常相似之处，主要的弊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朱永新：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弊端是缺乏公平性，体育也是缺乏一种公平性。教育总的来说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体育界也是这两个问题。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城市里面的好学校和差学校差距太大，教育的起点就不同。而教育恰恰是社会最重要的管道。所以我觉得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很多矛盾问题，像支教的问题、应试问题，都跟公平基础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体育的公平性当然和教育公平性不太一样，但是现在体育最大的公平性，它过早的走专一化道路。

杨东平：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学校体育缺席，不能正常开设。

朱永新：因为教育只是为考社会分数准备的，所以体育、艺术，学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学什么是目前我们教育很重要的倾向，体育在教育中缺位，体育本来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为精彩准备的，实际它是为一个人准备的，身都没有了，心和灵寄托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们学校体育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一开始体育走专业化道路，实际上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活动，而不是那些体育人的活动。

杨东平：关于教育的主要问题，晓燕的感受是什么？

梁晓燕：我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我经常听到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中国的教育，从不同的角度，主管部门有主管部门的苦衷，教师有教师的怨恨，家长有家长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无奈，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的教育。可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像走进一个怪圈一样，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又在参与和制造别人的问题，就好象在这个怪圈里面我们都挣脱不出来，到底谁错了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或者说到底更重要的是谁的问题？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像一团乱麻一样越来越纠结。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没办法，只能这样。或者说虽然我很不愿意，虽然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到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一种纠结，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我们好象可以心安理得的除了抱怨可以不做什么。

杨东平：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实际上是默认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朱永新：刚才晓燕是讲到教育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中国教育目前客观的存在问题，并不是我们教育品质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当然在公平的教育和教育诸种乱象之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整个国民的教育知识、教育素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每人都在埋怨教育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制造这个乱象的人之一，你明明知道孩子不应该去学奥数，但是你拼命的让他去学。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让孩子有那么沉重的书包，但是你逼着他有那么沉重的书包，所以每个人心有不甘，每个人都往这个乱象注入了力量。

来源：朱永新的博客

做贵人，不做匠人

朱永新

亲爱的新教育同仁们：

秋风起，夜乍寒，又是一年教师节，又是一年月儿圆。我在北京，在家中，向你们，我尊敬的同道人，致以深深的祝福。

这几天，祝福你们的短信、电话、电子邮件，一定包围了你们所有的人，一句问候，一张贺卡，一束鲜花，一盒水果，犹如秋天里吹过湖面的微风，荡漾着你们的心田，快意着你们的人生。

我也是。作为一个有着30年教龄的“老教师”，我和你们一样，收到了学生、家长、社会各界一长串的祝福。

我以为，这是社会对为人师表者的褒奖，这是父母对传道授业者的礼赞，这是学生对躬耕杏坛者的感恩。

接受这些褒奖、礼赞、感恩的时候，我的内心充盈着兴奋，也潜伏着不安，特别是接到学生祝福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教书育人的生涯中，我有没有忽略哪个曾经对我充满期待的眼神，有没有辜负我和他们的师生之缘。

有个年轻的朋友曾经告诉我，每逢教师节，他都会思恋高中时候的一位女老师，教英文的。这位英文老师不是他的班主任，与他素无瓜葛。在他接连一个来月没有上学，远在乡下的父母一无所知的日子里，这位英文老师在县城的某个出租屋，发现了他的踪迹，给他丢下一张规劝他好好读书的字条。他没有因为这张字条马上返回教室，此后十年，他和她几乎没有一丝联系。最近十年，随着年岁的增进，他对她的感激与日俱增。他开始给这位已经退休的英文老师邮寄贺卡和一些小心意，他说，有的年份，他也会因为忙碌而耽搁了礼物的邮寄，但他对她的敬意丝毫没有减弱，挂念越来越多。

有意思的是，这个朋友认为，这位英文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记得他是谁，因为他的农民父母不可能像一部分干部家长那样，让一部分老师对他照顾有加，何况，她只教了他一个学年的英文，而他差不过旷了一半的课。

我不知道这位英文老师姓甚名谁，但我感佩于她对一个“问题学生”没有分别的爱。依我看，虽然她没有在那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学生”的“问题”，却不失为这个朋友生命中的贵人，因为，她将爱的种子，播进这个朋友的心灵深处，很多年之后，那个在县城巷道找他的身影，那张早已无处可觅的字条，让他对善良、平等、同情、爱有了切身的体验。

我们应该感谢这位英文老师，是她，还有无数像她这样的老师，捍卫了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尊严。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教师，应该是学生心目中的贵人，而非匠人。

贵人和匠人的区别在于，匠人只教书，不育人，贵人不但教书，而且育人。教师节里，育人的贵人会受到祝福，教书的匠人也会受到礼赞。所不同的是，育人的贵人会受到学生终生的惦念，并将爱的教育传承下去，而教书的匠人犹如旧日私塾的先生，他们教授学生以知识，家长回馈他们以衣食。

亲爱的新教育同仁们，教师节里，当我们受到一份来自学生或者家长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想过，表征祝福的载体，究竟是一担柴，一斗米，还是一颗心，一份情，抑或兼而有之？

小心翼翼地区分一下吧，因为这关系到新教育的宗旨，关系到我们的来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前些天，中央电视台就中小学教师评正教授的事情，采访了我。这是教师节到来之前，属于我们教师的一件好事。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不要因为职称评审，因为论文和专著，疏远学生和课堂，从而远离了“贵人”，靠近了“匠人”。一个好的老师，是将根扎在教室，把心献给孩子，与学生一起成长，让学生在成人之后仍然瞧得起的老师，而这与论文专著关系不大。

幸福的教育生活，需要从教育本身去寻找。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教师节前后，能从一个学生的祝福中，感受到自己作为他们生命中的贵人的欣喜，还有谁会觉得教书育人的工作是无边苦海中无尽的苦役呢？

祝福大家！

写于2011年教师节清晨

来源：朱永新的博客

教育最重要的是帮助人性更好的张扬

杨东平：应试教育择校被称作为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怪兽，真的不可救药。你们认为教育能改变吗？这是最近在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六集纪录片的题目《教育能改变吗？》。

朱永新：我一直比较乐观派，我一直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它之所以能够改变，第一，整个社会已经非常期待它改，期待到已经不能再等待的急切心理。所以人心期待教育改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杨东平：公众对教育巨大的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动力。

朱永新：对。第二个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上层自上而下的变动。从80年代开始我们自上而下的变革没断过，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广泛的认同，包括我们这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里面的内容非常好，所有问题几乎也都看到，所有问题的头绪也都理出来，但是为什么还很难以形成强大力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文理要不要分科，像这些是很多教育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再比如说要不要有阅读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几千年来最起码的教育常识性问题我们都理不清，所以需要全社会教育大讨论，需要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需要大家重新来回到教育原点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接触的教师群体里面，还有一大群教师、校长、教育者他们默默的在变革。我经常说一个老师关起教师的门他就是我，他完全可以把他的理想、把他的价值，把他对教育的种种想法实现，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变革。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没有看到这样闪光的东西，没有把自下而上的探索变成自上而下的推动。

杨东平：朱老师讲到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是要形成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在整个社会领域也是相似的，这个问题写在文件是一回事，真正变成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启蒙和普及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很多常识还需要恢复。他的第二个观点是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教育中心。这两个问题晓燕有什么想法？

梁晓燕：我一直在基层做教育改革推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过去也是在大学里，也包括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大家都期待我们最高层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教育理念，然后从上面自上而下的形成一种推动去改变。但同时我发现，其实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先不说它可能不可能，我们先说它真的是有效的吗？真的是某个人的脑子里长出一套东西来，而这套东西通过行政系统一点点的去推动，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吗？我们在底下，教育的真正的活力，教育真正有效的方法，教育真正触动人心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什么人的行为中出来的？如果整个社会的眼光更多的看到了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些年以来洒落在中国民间的教育问题上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中国教育变革的概念和对中国教育变革的信心就会有改变，我相信有，因为我们自己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今天也非常希望有机会把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体会到的激励我们的动力传递给大家。

杨东平：我们两位的教育理想，你们认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理想怎么来表达？

朱永新：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简单一句话来说，我希望所有的老师、孩子和父母们都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福，教育本来应该带给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无论是求知也好，无论是探索也好，应该都带给人非常愉悦的快乐过程。但是现在的教育不是幸福的，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同时这种幸福不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幸福。所谓完整就是教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应该帮助人性更好的张扬，且能更好的发挥，同时这些人组成更加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杨东平：朱老师说的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指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血液成就，它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不仅成为一个执业人、社会人，还要成为未来良好的丈夫和妻子等等。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教育事业中是缺席的。举个例子，中国和日本有一个普通高中学生的交流计划，到各自国家学习三个月，中国高中学生到日本一看，课程水平低下，跟中国学校没法相比。而且他们到高二的时候不分男女生，这几位中国男生在日本课堂上每人给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袄，终生难忘，这就是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梁晓燕：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到什么是好的教育，我相信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在座的人的看法不会有太大差别。朱老师、杨老师讲到的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点，不同意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可是什么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觉得教育是和人的丰富性、和人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也是认识的，也是有同感的。可是现在的问题，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的目标，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都在失落这个目标中的一部分。开个玩笑说，当我们走在小学里，我们失掉的还少一点，我们越往上走失掉的越多。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一个抽象的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每一步教育细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必须成为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分歧会越来越大。哪些东西会成为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怎么落实在课堂也好，课外活动也好，包括家庭教育，包括课外教育，包括教育的大的组成部分当中，这些不可缺少的程度它们落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能看见它，这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分歧。

杨东平：的确，好的教育大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但是它落实的过程当中什么是重要的，学校应该教哪些东西、怎么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缺项特别多。

朱永新：一个好的教育，基本的认识以后，你不能说好的教育是这样，课程设计又是另外一样，必须要有好的教育哲学。既然我们定位培养幸福完整的人，你的课程设计应该围绕这个来展开。作为一个人最需要的生活技能、生存技能，人和人的交往、表达、沟通、善良，这样一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主体，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教育主体内容仅仅盯住高考那一，高考需要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内容，高考不需要的东西就舍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为所有人考核，它是为少部分人考核准备的，为考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准备，大部分人只会是陪读生。所以我们的教育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到国外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为所有人准备，是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比如说沟通、表达、交往、人性、体能，包括美国学校有一个课程教你怎么吃药，教你碰到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自救，这些问题国外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

杨东平：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和国外学校面貌如此之大，实际上背后有深刻的理论解释，因为中国的学校面貌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教育的面貌，以知识传授为主，所谓学科中心的教育。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经过杜威发动的教育运动以后，全世界教育进入新阶段，这个概念叫儿童中心，这个儿童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已经很接近这个概念了。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过去的教育是围绕一个知识体系进行的，把知识体系分门别类，但是到了儿童中心，儿童是中心，围绕儿童需要来组织教学，像健康、情感、人际交往、家庭成员、闲杂时间的利用、道德、公共技能、职业训练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就是刚才讲的内容，健康、公民道德、职业训练、有效的家庭成员、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学习过程的掌握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学校跟中国学校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这是教育哲学的问题，学教育的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刚才讲到我们理想的共识缺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在运行的教育改革，在现实中有人说已经寸步难行，有人说还缺乏一项改革的动力，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两位怎么看待？

朱永新：改革的动力可以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做到形成共识的话，就会由形式主义对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对待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的配合，没有好的经验，没有好的模式的提供，你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失败，所以改革需要两种定律，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定律，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改革就像一个点，在中国民间教育改革已经如火如荼，我刚从山东潍坊回来，他们整个教育满意度在整个行业里面第一名，连续三年，他们的教育办的非常好。

杨东平：我也去过潍坊，潍坊是山东教育老的样板，它有很多经验，不光是潍坊，整个山东在中国教育界都是走的比较好，我把山东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北京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朱永新：不仅是山东，陕西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那里两千多名教师，有三分之二的老师在写教育功课，所有老师都有共同阅读的时间，所有孩子每天中午都要读伟大的经典。绛县大概有100多所学校，尤其是村小都参与新教育实验。

来源：朱永新的博客

出版与阅读的春天在哪里?

作者：陈昕

编者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在2011上海书展“阅读的未来与价值选择”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受到出版界同仁极大的关注，陈昕先生的演讲不仅透过百年世纪出版史洞悉人类阅读的当代风貌与转型，更非常鲜明地阐述基于“进步主义”的核心出版价值主张——出版的根本价值在于启蒙大众·追求进步。在“娱乐至上”的当下，正如陈昕先生所言，我们有责任对于当下的阅读水准表达我们的忧患和理性呼唤。因此，征得陈昕先生同意，本报特刊发他的演讲稿全文，期望得到行业有识之士的重视、讨论和回应。

在我看来，阅读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版的价值所主导、所决定的。因此，我的演讲更多地谈的是出版的价值，主题词则是“进步主义”和“娱乐主义”。

百年出版史历经三个时代变迁

人们常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出版史，就能洞悉人类阅读的当代风貌与转型。

这100年的全球出版史可谓风云际会，大致可以分成3个时代。前60年是出版业高兴的时代。所谓高兴的时代，是指出版人想出什么就出什么，不追求高额的利润，坚守的是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出版好书，创造、积累和传播先进文化。其后的20年，出版业进入了核算的时代。所谓核算的时代，是指出版社开始对每本书进行盈亏核算，以是否赢利以及赢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最近20多年，出版业开始进入了资本的时代，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开始大规模地并购各个具有品牌号召力的出版社，比如，兰登书屋曾被纽豪斯集团并购，西蒙·舒斯特被维亚克姆收购，哈泼·考林斯则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资本大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这些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来经营出版业，指望能为他们投入的资本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报。这些变化，无疑会冲击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意向。

关于出版和阅读的价值，人类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描述，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雨果的“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的“读书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等。我最喜欢的是赫尔岑的一段话：“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作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从这些名言警句中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出版史和阅读史，讲到底，其实就是一部进步主义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今天，我们回顾那一段时光，仍然能体会到一份纯粹和温暖。但是，当出版一脚跨入资本时代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进步主义的出版史和阅读史产生了危机，刹那间，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

利润追求导致出版的本质被扭曲

最近，《读书》杂志发表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一篇忆及与《出版业》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交往的文章。文章述及的一些事实和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都看到的事实是，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并购出版社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出版成了单纯赢利的工具，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甘琦的那篇文章告诉我们，安德烈曾针对深得默多克欣赏的哈泼·考林斯出版公司著名编辑朱迪斯·里根策划辛普森的虚拟自白《假如我杀了我的前妻，我会怎么杀》一事，惋惜地说：“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10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事实是，朱迪斯的办公室就设在好莱坞。”而最近默多克新闻集团所属的《世界新闻报》在英国发生的“窃听门”丑闻更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认真地比较美国那些著名的出版机构在被传媒集团并购前后的书目，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他们在利润第一的原则下所发生的向娱乐业靠拢的倾向。但是，平心而论，在我看来，美国的出版业并没有完全沉沦，传统出版人长期秉承的为人类文化传承和创造的精神在美国主要出版社的书目中仍然依稀可见，图书最基本的品质仍然保存着。更为难得的是，美国出版企业制度安排中的非营利型出版社为有识之士在商业领域坚持出版的理想和理念提供了空间和保障，使他们能够通过获得资助和享受免税政策生存下来，坚持下去。

安德烈还说到：“如果说，出版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一点也不夸张，尤其在英语出版业，而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确实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在学习和借鉴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出版业做法的过程中，也存在与美国同样的问题，有的甚至更为严重：有一段时间，打开我们的畅销书榜，可以看到里面充斥的大多是低质的娱乐性、养生类图书；做“大书”、“伪书”、“跟风书”、“特价书”、“项目书”的出版商为数不少；依靠买卖书号生存的出版社也不在少数；市场上四处弥漫着“版税战、折扣战”的竞争硝烟，充斥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样的出版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阅读行为和价值取向，使得浅阅读、娱乐化成为当前阅读的一种倾向。

阅读品质可以推动有价值的出版

世界是复杂的，有必要换一个角度看看。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出版毕竟已经进入了资本的时代。因此，理解出版业的现代转型，应该左右打量。资本力量的崛起，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两者之间的融合。我们看到的是，随着资本的介入，出版产业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约经营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资本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运用。作为现代出版人，我们更应该关心数字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多媒体并行，数字传播主导，纸质媒体边缘化），探究数字技术如何改造并创新人类的阅读内容和方式。譬如在线阅读，广域阅读，主题阅读，先锋阅读，自组织阅读，多媒体刺激，阅读的循环加速机制（瞬间反馈、即时评估、快速纠错与提升），最大限度地满足个性化需求（按需定制，一对一指导），趣味化阅读，娱乐化阅读等。在这里，出版业成为娱乐业附庸的担忧与借助娱乐手段改进人类阅读模式的探索如同冰火，前者显得过于悲观，后者能否乐观起来还需要观察。如果说传统出版的驱动力量有文化使命、职业理想、商业智慧，那么未来的出版在我看来，似乎还需要增加驯服资本意志、驾驭数字技术、唤起创新人格的新需求。

我想申明的是，出版并不排斥和否定人生的娱乐诉求，出版具有娱乐的功能，我们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开发一些娱乐性的产品以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并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出版的根本价值在于启蒙大众、追求进步，这一点无论在什么时代、何种情况下都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由此，我们的阅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进步的。同样，有品质的阅读生活是有价值的出版的原动力。

提倡读有精神内涵的“纸”

我们还有责任对于当下的阅读水准表达我们的忧患和理性呼唤。在当今这个摩登时代里，在铺天盖地的功利主义的旗帜下，我们轻率地丢掉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生命原生态的感觉，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游戏化”，越来越“轻扬”，因而也越来越远离“思想”和“品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如果我们拒绝省思，那就变成了一丛没有思想的“芦苇”。就阅读而言，没有思想的“芦苇”表现为，以追逐“视觉盛宴”的名义，以投身“互动娱乐”的理由告别了掩卷沉思的醉心阅读。

对一部分人来说，今天是一个图书“零阅读”的时代，“零阅读”的表述或许有些极端。在我看来，严格意义、特殊意义上的阅读是读“纸”，读有精神内涵的“纸”，而不是观娱乐的“屏”（读有精神内涵的“屏”也是有意义的阅读，但在当前中国比重不大）。现实生活中，这一部分人并非与印刷出版物“零接触”，而是他们的“眼”和“心”，“读”与“思”完全隔绝，而真正的阅读是入眼继而入心，形与神、读与思高度融合的。在某种意义上看，印刷出版物被大众疏离，恰恰是“有省思的精神生活”的沦落。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全民阅读的朱永新先生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崛起历程就是他们的全民阅读动员历程。反而观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放弃、拒绝阅读也是他的精神荒芜史的第一页，一个民族冷漠、告别阅读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衰亡史的第一页。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