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 剥皮:华尔街教父

 
华尔街教父
 作者简介
 序 言
 译者的话
 第 一 章　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
 第 二 章　家庭的不幸和母亲的坚韧不拔
 第 三 章　在公立学校
 第 四 章　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
 第 五 章　农民和技工
 第 六 章　大学生
 第 七 章　事业的起步
 第 八 章　在华尔街的早期活动
 第 九 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
 第 十 章　20年代的大牛市：我几乎成为百万富翁
 第十一章　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较量
 第十二章　家庭和其他事情
 第十三章　人生旅途的中点：灾难降临了
 第十四章　复兴之路：1933—1940年
 第十五章　我的剧作家生涯
 第十六章　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尾 声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晚年亲自撰写的回忆录，在他去世以后20年才正式出版。书中主要回忆了本杰明·格雷厄姆从出生到二战前近50年多姿多彩、酸甜苦辣的生活，特别是客观环境如何使他形成自立的性格、他的成才道路以及对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他还描述了华尔街的演进、1929年的股市暴跌，以及他与约翰·洛克菲勒、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伯纳德·巴鲁克等风云人物的交往。本书英文版的编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西摩·查特曼为回忆录作了序，对格雷厄姆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哲学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评述。这本回忆录对许多事情和问题能够实话实说，自我解剖，且文笔生动、娓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启迪性。       
作者简介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1976）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被称为“现代证券之父”，著有《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他和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迄今已出了第五版，有些学者将它奉为“华尔街圣经”。他的投资哲学——基本分析法和“风险缓冲带”为沃伦·巴菲特、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奈夫、米歇尔·普赖斯、约翰·鲍戈尔等一大批顶尖证券投资专家所推崇。为了表彰他在证券分析领域的卓越建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已设立了永久的“格雷厄姆／多德教授讲座”。       
序言
　　从60岁到79岁期间，本杰明·格雷厄姆退休后经常变换住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希尔斯和拉霍亚、法国普罗文斯地区的艾克斯以及俄亥俄州的马迪拉轮流居住，在那些地方写出了他称之为《我记得的事情》的回忆录。他把所有还记得的家庭生活、企业经营活动以及他在故乡纽约市的所见所闻都写了出来。但是他对记忆力的变幻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琐碎小事他记得住，而重要的事情反倒忘掉了呢？他写道：  
　　我们如何会记住一些事而忘记另一些事，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然而写回忆录的作者几乎没有一个承认记忆力方面有差距。老老实实地写上“我记不起来了”这种话似乎会削弱写回忆录的宗旨；但是，如果其他读者都做不到，心理学家倒能把作者遗忘的事与其记住的事加以比较，从而得出关于作者“真正性格”的真知灼见。针对这个看法，我为自己的墓志铭写过一首小诗：  
　　我记得别人忘却的事，  
　　却忘掉大家都记住的许多事；  
　　我长年累月地研究，  
　　孜孜不倦地工作，  
　　生活中充满了欢笑，  
　　全凭着美的滋养，爱的薰陶。  
　　在某些方面，这本回忆录显示出他能回想起许多事情，他的同事已经证明格雷厄姆对自己专业里的具体情况——公司资产、价格、收益等等——都有令人惊讶的记忆力。早在他初次走上工作岗位时，他就开始记忆整套证券数据表。后来他的讲座、著作和文章都掌握了不少关于公司历史的细节。  
　　不过，他承认记不住常用电话号码或熟人的姓名。关于他容易遗忘这一点传说真不少。他曾驱车带两个孩子到洛克菲勒中心溜冰场去。泊好车后就陪他们去溜冰，然后三个人竟坐地铁回家了。他的一个儿子的岳母撰文谈到，有一次她在艾克斯拜访格雷厄姆时，他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她一样，伸出手来同她握手，还进行自我介绍。关于他这种“奇特的”记忆力，他写道：  
　　65年前我记忆到脑子里去的无数文史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可以复述出来，但是我几乎记不住已查阅过百把次的电话号码，几乎时常访问的朋友的公寓地址以及我常会见的人的名字。（尽管有时候在间隔很久之后，我还能正确地说出与我比较陌生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这使他们惊诧不已。）我常采取意大洛·斯韦沃①（《塞诺的意识》一书的作者）的方法，使自己摆脱那种尴尬的处境。如果记不起某一个理应十分熟稔的人时，不妨若有所思地说：“请务必原谅！有三样东西我老是忘记的，一是名字，二是面孔。还有——这第三样东西我又记不得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格雷厄姆的记忆是高度集中和有选择的：他记住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他与某个学生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他的确会记住这个学生的名字。也许对他来说，看法比人物更重要，统计数字比电话号码更重要，以及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显示出，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更长。  
　　①斯韦沃（Italo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译者  
　　虽然本书只涵盖作者头40多年的生活，①但它以“回忆录”而不是“我记得的事件”作为书名出版，是为了强调作者叙事行文时的明确意向。显然回忆录和日记不同，日记就是不断记下一系列发生的事。作者在本书叙述的那些事件发生之后的安定年代里重新进行回忆，所以可用较深远的目光作出反思。也许因为他过分忙于研究证券市场，以致没有时间去记日记，格雷厄姆直到60岁和70岁之间才撰写回忆录作为弥补。  
　　回忆录也与自传有细微的差异。如果自传作者想从头到尾源源本本地叙述，他往往要求完整地、精确地回忆往事。而回忆录可采用比较随便和反复思考的方式，使得作者不受事件先后顺序的束缚，可以放手穿插倒叙或提前叙述，一会儿说历史上的往事，一会儿又扯到写作本书时的情况。它也使作者可以在沉思默想中自由弛骋，对原先经历的意义从哲学上进行评估。正如戈尔·维达尔最近所说的：  
　　回忆录是一个人记录自己生平还记住的东西，而自传则是历史，要求研究，要求表明日期和反复核对事实。我赞成采用回忆录方式，因为即使悠闲的回也易于把最重要的事搞清楚。  
　　从职业上说，日期、事实、图表和百分比对本杰明·格雷厄姆至关重要；但他在写回忆录时，“把事实讲清楚”显然对他更重要。格雷厄姆不仅谋求记叙他的生平，而且努力对自已一生作出诚实的估价。他在回忆录中非常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很多想法经过长久考虑，在有些事例中是经过思想斗争后才决定讲出来的，很不容易。那些想法说明了这个人是把正直诚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即使这意味着会听到两种相左的舆论。正如他在从事证券投资期间向华尔街的经验知识提出质疑一样，他在私人回忆录的范围内也对关于传统的个人信仰和行为的态度提出质疑。例如，他告诉我们，9岁的本杰明对他年轻的父亲之死的真正感受（与人们设想他应有的感受作对比）：天似乎要坍下来了，但是结果没有。他关于母亲的记叙同样直言不讳，他写了母亲的平常缺点，使得她的一系列优点更加令人信服。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句子，例如，“诚实促使我……”以及“一个正直的人当然认为……”等。  
　　格雷厄姆经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思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些是从广泛阅读和每天全身心地在华尔街从事复杂的证券价值测估工作中得到的。从感情上说，他很羡慕那些信教的人，但认真阅读使他得到的理性认识，又使他对教义持怀疑态度。然而这是一种积极的怀疑，一种基于启蒙运动，受古典犹太教一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的怀疑。他的怀疑形成了他对自己推理能力的越来越足的信心，而这种对一个专业投资者必不可少的信心反过来又支持了他的怀疑态度。  
　　“回忆录”这个词是与格雷厄姆所十分重视的文学观相呼应的。他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会废寝忘食，其中许多都是读原文：荷马、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西塞罗、贺拉斯、卢克莱修、塔西陀、卡图卢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笛卡儿、蒲柏、菲尔丁、吉本、莱辛、麦考莱、席勒、康德、狄更斯、德·昆西、爱米丽·勃朗蒂、丁尼生、尼采、雨果、惠特曼、托尔斯泰、豪斯曼、波德莱尔、易卜生、康拉德、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斯韦沃以及特别与本书相关的回忆录撰写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卢梭、拉罗什富科、夏多布里昂和龚古尔兄弟。显然他的目的是使回忆录的文学性与他的诗歌和剧本一样强。他的回忆录从文学写作上来说是最成功的。他始终对文学、戏剧、歌剧和音乐具有浓厚的兴趣，退休使格雷厄姆有空闲完全投入地去享受这些乐趣。（但是他对视觉艺术没有兴趣，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评论上，而不是欣赏油画和雕塑上。他对自然风景也不大感兴趣。）  
　　①关于作者以后年代的生活在詹尼特·洛维《本杰明·格雷厄姆论有价证券投资》（迪尔蓬金融出版社，芝加哥1994年版）中作了充分叙述。——原注  
　　不是他完全放弃了金融界，而是他越来越不持偏见，高瞻远瞩地去观察它。他不想比过去赚更多的钱，对个人的金钱收入已看得比较淡泊。而且，当他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就证券市场，特别是低迷不振的股市向他求教时，他显然十分快活。晚年他老当益壮，与詹姆士·里一起建立了里—格雷厄姆共同基金。  
　　这本回忆录只是一本个人生活的记述，不是一本实用的投资指南。要想找投资指南，读者应当去查阅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或《聪明的投资者》，人们认为这两本关于投资的著作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肯定是最睿智的书了。（1934年第一版《证券分析》的销售额最近达到了4位数。）此外，从本书对格雷厄姆早年生活的深入观察可了解到他是如何成为杰出的投资者的。从遗传和环境两个方面可以解释他的个性和天赋的成因。继承的惊人天赋（他是华沙犹太教主教的侄孙）使他倾向于从事研究工作，在当时的证券经纪机构，研究是不受重视的。成长的环境——他的母亲持“不以大人的标准要求小孩”的态度以及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街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灌输给他一种强烈的正视现实的意识。他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不要靠拳头而要靠脑袋去对付别人。同时，他尽量避免锋芒毕露，他在纽约长大成人的这段时期常常如此。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除了简陋的街道外，纽约提供了它的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奖学金，这在世纪之交是令人注目的。在汤森·哈里斯·霍尔中学，在市立大学预备部和布鲁克林男子中学，格雷厄姆接受了美国最优秀教育的挑战，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今天，人们只有惊叹当时那种极好的自由的指导——请想一想，美国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莫里斯·拉斐尔·科恩担任你的中学几何教师，这该多幸运！你不妨称此为杰出人物决定论，但是格雷厄姆在追忆往事时的呼吁——天才学生应当受到适当的挑战——必须引起每一个考虑周到的家长的注意。  
　　学校行政人员的过失暂时阻碍了格雷厄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这个故事（参见第5章）是令人痛心的，但他自己拒绝进入曾经羡慕过的纽约大学市立学院当预备生，似乎是他的一点点势利心在作怪。评价他的决定的另一个途径是认为他追求学校的质量，追求那种金钱可以获得的最好的大学教育——当然他没有钱，他得靠奖学金去获得最好的大学教育。他想进哈佛——毫无疑问，要不是母亲坚持要他留在纽约，他早就入学了。最后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没有攻读商务课程或者类似的课程。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和历史哲学使他着了迷。他的金融职业生涯充分反驳了只有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才是通向商界的真正之路这个观点。  
　　格雷厄姆的回忆录用大量事实证明了许多教师怀疑的观点的正确性——最好的，也许是唯一持久的教育方法是自学。他学到的最重要知识是学习方法——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进行自学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满意足的事！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同学忘掉了他们上学前准备的大部分知识，他们有意地把它遗忘，仿佛家庭作业只是当天的工作，是获得生活中的重要东西——金钱——的障碍。格雷厄姆把做过的作业记在心里，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财富，事实上，归根结蒂，这种财富对他最重要。  
　　即使在很早的时候，赚钱对他来说也不如对大多数专业投资家那么重要。而且在20来岁时，他对伯纳德·巴鲁克决定放弃委托代理、独自进行投资表示反感：  
　　我认为对于一个才华出众、十分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决定只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去全身心地设法赚很多的钱，以后还把这一切写入他的回忆录，毫无一点后悔或自我批评，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啊！  
　　但是正直促使他对巴鲁克的决定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特别是因为这件事恰巧与他应邀开始建立自己的基金同时发生：  
　　但是我的决定比巴鲁克的有面子吗？我也打算离开至少曾经为公众提供了咨询帮助的经纪业，并使自己专门致力于赚钱的投机。但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我远远算不上是富人。我一直为缺钱用的朋友和亲戚赚取大量的利润。  
　　格雷厄姆80华诞的演说有力地反映出他后来喜爱文化胜过喜爱金钱，在演说中他向孙辈们提出智力是独立于物质财富之外的无价之宝。投资当然可能赚钱，但是人们感到，经过某个时期之后格雷厄姆的投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  
　　起初他为什么到华尔街去工作？格雷厄姆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的母亲和两个哥哥（虽然比他大不了多少）呵护着他，却不宠惯他。他一方面遭受着家庭的贫困，另一方面又看到母亲对奢侈品的爱好。这使他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  
　　母亲尽量不经常怀着太多的愤憾谈起业已消失的昔日的辉煌。但仍有许多事使她想起往事，难以释怀。毫无疑问，她的主要懊恼来自于我们的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对我们忠心耿耿，毫无嫌贬之意。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我家的经济状况差距显著，母亲无法视而不见。更明显的是，他们到我家来访问和我们到他们家去访问经常给母亲造成压力，她必须尽量掩盖我家的贫困，想出种种办法显示我们在破落中仍保持着体面，以及始终使生活水平比收入允许的范围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  
　　我们几个男孩子就在这种令人气馁的环境下成长，这种环境至少对我们每个人都留下强烈的有害身心的印象。我认为，我的天性一直是远离物质而走近智力甚至精神的生活。但是童年时代的困难处境对我的影响与对我哥哥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对金钱越来越敏感和崇拜了。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与此同时，仿佛为了弥补这种困难似的，他的母亲传给他一种刚毅和坚韧，这将对本杰明的人生很有好处。他学会了坚持己见，不管是在他幼年独自到餐厅叫了一份葡萄果仁来吃，还是在邮政局长告诫他苹果会烂后他仍坚持从农场把苹果邮寄给母亲，或勇敢地对付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管理人员时，他都如此。正是由于他的母亲的坚持己见，所以他才有勇气在莫名其妙地得不到奖学金后重新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申请。而且可以肯定，正是具有像母亲一样的坚强性格，使他顶得住个人的和事业上的打击，例如两次离婚和经济大危机。  
　　也许格雷厄姆的母亲在经济上的厄运及他家作为穷亲戚的经历有助于说服他选择一种职业，能保证得到一笔比大学教师清贫的生活好得多的收入。但是他对精神生活天性上的偏爱占了上风。在他掌握了“取得物质福利的最简单、最重要的规则：最杰出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生活得好”之后，逐渐对奢侈豪华的享受几乎毫不在意了。  
　　最终他当上了大学教授，起先是为了在大萧条期间补充收入，后来完全出于对教书的爱好。一旦他赚足了钱，金钱就对他越来越不重要。如果他从事别的行业，那么他可能成为什么教授呢？由于他的兴趣那么广，他的能力那么强，显然事实上什么教授他都能当。甚至在1914年，一个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特别是一个犹太人）竟然得到一所第一流大学里的三个不同系——文学、哲学和数学——的教书邀请，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  
　　相反他成了金融分析家——事实上，美国第一位金融分析家——并被华尔街奉为大师。我们从他的早期发展和影响中已经看出他的投资理论的轮廓。他的家庭情况促使他注重谨慎。但是在他的（以及全国的）狂热炒股的20年代，格雷厄姆暂时忘记了这个原则。处于他那样家境的青年怎么抵挡得了赚钱容易的诱惑呢？第9章中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交易惨败的事件对此作了佐证。但是与其他青年不同，他及早充分地吸取了教训。股票交易失败和经济大萧条的经历重新使他强烈地感到审慎的必要。像工程师一样——这是他考虑从事的几个职业之一——他终于坚持投资要有极大的安全余地。他懊悔不该进行投机这种形式的赌博。（他回忆起第一个老板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警告：“如果你投机，就可能输钱。”）他开始寻找低值证券，在长时期里它们只有极少的损失市场价的可能。无论他还是别人（也许很有洞察力的巴鲁克除外）都没有料到1929年市场猛跌之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持续之久。尽管他在这个时代遭到了不幸，但格雷厄姆坚持不懈，他的证券分析技巧最后通过事实证明是可靠的。他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这有助于他建立和验证他的证券价值投资理论，忽视华尔街全年都要预测证券市场发展方向和价格涨落时间的说法。不仅他不受预测的影响，而且他从其他投资者听信这种预言中获益。他宁愿听信比较可靠的来源——事实和公司业绩数据，他学会了从中获得信息，也教他的学生通过分析从中获得信息。约翰·特赖恩作出一个很好的比喻来描写格雷厄姆忽视市场预测聒噪的方法：  
　　格雷厄姆像医生治疗一个在骚乱中倒在地上的病人一样，几乎没有抬起头来注视周围疯狂的世界，但是从他的书中你总是可以听到股市里疯狂的叫喊声。也许小本杰明决定学医，而今成了急诊室一名内科医生，并不是偶然的事。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如何运营的？下面这段文字写得很好：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务限于几个范围界定明确的交易品种，每一种都将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利润率——如每年20％或更好一些——而风险较小。通过购买多种多样的证券可使风险进一步降低。那些交易品种是：套利、清算、相关套期；无关套期，购买便宜股票以及公司控股——这是J·A·纽曼的禁脔。每笔交易和一大批交易的结果都得经过仔细认真的审查。  
　　对交易结果不断评估的效果是令人惊讶的。“无关套期”——买进“便宜股票”，同时卖掉完全不相关的“昂贵股票”——其麻烦超过它们套到的全部利润值，于是这种方法就被放弃掉了。格雷厄姆—纽曼“价值评估方法”在十分热门因而也是明显超值的证券短期买卖方面不能充分起作用，除非通过持有同一家公司高级的可转换证券，获得适当的保护。  
　　“便宜股”实际上限于按低于净流动资产值2／3的价格购买普通股。引人注目的是，在30多年里购买了成百上千种普通股后，这个品种最后几乎没有什么亏损。然而格雷厄姆—纽曼最获利的交易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这种金融业务的经历是悖论的和典型的。这就是他们购买政府雇员保险公司50％股权，其价格仅稍低于资产值。  
　　即使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格雷厄姆也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改进了计算尺的形式，编制了一份词汇表，只要记住这些词就可迅速掌握莫尔斯电报代码，每个字直接对应电报中所使用字母的点和划。他试图造出电铃自动开闭门以及把果馅切成大小相同的块数的果馅盘，虽然不大成功，但都是他用心去做的，也是他发明决定股票价值的新方法（当时华尔街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新方法）的预习。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发明。他把新发明记在一个称为“枕头书”的小小笔记本上。  
　　除了善动脑筋之外，格雷厄姆的最大优点在于独立思考和正直诚实。他是和蔼可亲的，但和蔼可亲似乎与他的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一块推销员的料子。他在兜售制造冰淇淋的机器、衬衫硬纸牌广告、唱片和债券方面屡遭失败。但他的和蔼可亲也没有妨碍他的决策的严密逻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本杰明在任何领域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或偏见。  
　　格雷厄姆不仅谨慎地以及通过仔细研究之后去谋求利润，而且采取极诚实的手段去谋求利润。他的道德与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电影《华尔街》中扮演的那种华尔街经营者恰恰南辕北辙。格雷厄姆是以笃实甚至坦率无欺而出名的，所以州和联邦政府要请他对正在打官司的公司的价值和建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类管理机构发表客观的意见。他对缺点过错是很顶真的，他感到必须在回忆录中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挪用”一一列出——从母亲钱包里偷一分钱；当领票员时让看戏的人坐到超过票价的好位置上去，从而赚一两块钱；在从业期间巧妙地接受州政府的一份贿赂；帮助一位事实上能够工作的剧作家继续得到伤残保险款。这些小过失仅仅说明他是一个平常人，而不是一个怪人，并且使得他对亲戚、朋友和前雇员的比较严重的错误采取宽厚容忍的态度。  
　　不仅格雷厄姆消极的道德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积极的道德观也引人注目。他代并不认识的股东要求分配超额的公司资本（例如第11章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事件中）。在大萧条中，虽然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继续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他真正担心没有与美国捷运公司已辞职的上级保持联系，或者撵走平凡烟花公司能力欠佳的总经理。格雷厄姆既不想也不愿像现代企业兼并家那样玩世不恭地准备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垮一家公司，而不管雇员、经理和债权人的命运。对于金融界里没有责任心的年轻商人按几个计算机上的键就可使大银行破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社会方面持自由态度。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他在新社会研究院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吧。  
　　一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  
　　另一个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在写给女儿玛乔里的一封信中，格雷厄姆概略地讲了两个建议，一个叫FANN——“免费获得足够营养的原则”，另一个叫FFEB——“人人有饭吃”。原则：每个人都有权不付钱就得到营养——不多不少……计划：在每个需要这种服务的学校建立一个食堂，为所有进来索讨的人一天供应两顿营养充分的饭菜。不用大肆渲染。不向索讨者提出任何问题。不进行调查，不进行训诫说教……  
　　主要管理：靠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他将担负两个同样重要的职能：  
　　（1）确保需要充分营养的每个人——尽可能做到使每个人——就近得到饭菜。  
　　（2）确保该计划不供应除了饭菜以外的任何东西（其他服务，例如，特殊菜谱或额外的食品都应在该计划外提供）。  
　　我的评论：该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①趁机混入“免费取食者”的人数（他们“理应”支付餐费）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太多了？②能否把各种繁文缛节控制在最少限度？  
　　“严格限制”的想法意味着按照救世军等组织的原则提供饭菜，但营养是充分的。  
　　格雷厄姆当然是一个资本家，但由此可见他是个有社会关怀的资本家。  
　　关于格雷厄姆的投资业绩几乎不需要我说什么了。业绩本身最有说服力。最近《华尔街日报》把他归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的行列，与他一起可以进入先贤堂的还有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他的平均回报率是17％——不如名单上的其他人那么高，但在1929年到1956年包括股市暴跌和大萧条在内的这段时期内，能达到这个成绩是创记录的。  
　　人们不大了解的是格雷厄姆作为经济学家的杰出才能。这本回忆录的第16章阐释了他对大萧条时期一个最严重问题的想法——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市场和整个经济的短暂影响。这种兴趣使他写出了两本书，由于它们已停版50多年了，所以很可惜，其重要性以及与现在的关系就看不大出来了。这两本书是《储备和稳定》（1937年出版）和《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1944年出版）。这些书讨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本书是伴随大萧条而来的广泛贬值促使格雷厄姆动笔撰写的。该书提出一种稳定美国经济的方法，即用“一揽子商品”，像小麦、棉花和钢铁这种不易腐烂的商品来取代代表美元的标准支付手段——当时是黄金和白银。政府用美元购买这些商品，然后储存起来不断供应给消费者，换回美元。格雷厄姆在第16章中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提出了基本上与上述同样的理论，只不过转向国际背景罢了。当然，1944年的形势与1937年已大相径庭。战争结束了，大萧条随之也结束了，因为军工生产已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格雷厄姆现在看到的问题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通货贬值，而是商品匮乏引起的通货膨胀。但是他认为“一揽子商品”作为本位货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的形势：  
　　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得到许诺，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更充分利用资源，军工生产的巨大成就已显示出这种资源利用的格局。战后不仅应当达到充分生产的水平，而且必须保持下去，不致发生曾经出现的、大家所熟悉的经济泡沫被戳破以及深刻的经济萧条的后果。  
　　格雷厄姆对于为了维持价格而销毁商品的标准做法深为忧虑，甚至恼怒。以咖啡为例，他指出：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极端荒谬性，破坏地球的资源，这种事情不仅在经济严重萧条年代发生，而且在丰年和荒年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发生。从1931年到1943年，7500万袋商品被烧毁，相当于1000亿磅商品，足够供应全世界用4年。  
　　他争辩道，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地发展，不断地增加财富，并向一直贫困的人提供商品。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储存的商品即“缓冲存货”可以吃或者转化为有用的制成品，在控制经济动荡方面也比一大堆闪闪发光却从不打算动用的金属更有效。对人类来说，谷仓比造币厂，无论在丰年还是在荒年，都是一种更好更有意义的储备手段。它可以立即稳定价格，从而稳定整个经济（这个任务是垄断集团想做而买际上做不到的），它也可以在意外灾难时期提供资源。本书对这个主张的可行性提供了严密的论证，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研究。  
　　格雷厄姆一直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在回忆录中他对未能金榜题名并没多少愦憾，也没有庆祝财富带给他特权。他没有虚假的谦逊，事实上回忆录显示出一点点自诩的倾向，虽然这一点常常被幽默的谈吐和欣然放下架子的意愿抵消掉了。他是一个根深蒂固地爱用和聪明地使用双关语的人（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使用双关语）。除了双关语，他的微妙的幽默感使他的讲话十分风趣，也使他在写作和讲座中对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的阐述十分生动（一个杰出的例子是第16章中他建议法国人用酒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根据亲戚、朋友和学生们的说法，巧妙的和不可思议的幽默是他平常行为的特征。  
　　格雷厄姆不仅精通文学，而且使写作具有个人特色。他的专业著作和文章的风格清晰有力，虽然往往有点商业文章的枯燥。他使用的词汇具有《华尔街杂志》这本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有影响的投资期刊的传统。为该刊撰写文章的要人，例如欧文·希尔、霍兰德教授、理查德·D·威科夫等等的照片和图片——他们衣领翻转，神情严肃——成为他们冗长文章的一部分。这种文章很少有现代商业文章中的广告性语言或数据化语言的特点。关于利润用的词汇不是“耸人听闻的”或“令人讨厌的”，而只是“令人满意的”或“吸引人的”。市场行情下跌就说“下跌”，而不说“走下坡路”。《聪明的投资者》的副标题是“一本实用的咨询书”。从他的目标和讲究实际来看，格雷厄姆使人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是他非常崇拜的人物。虽然谋求客观使他过分使用被动语态和其他非人称结构，但他的风格一般来说是生动活泼，能引起共鸣的。例如，这本回忆录非常出色地描写了他在早期曼哈顿的所见所闻：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正如格雷厄姆自己承认的，他的诗歌和剧本都写得不太好。尽管他很欣赏各个时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诗歌不是他的强项。不过他至少写过一首好诗，这首诗把他对猫的宠爱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总的局势的关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把这首诗称为《时间猫》：  
　　啊，时间，你用小猫的舌头，  
　　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生命稀少的精华；  
　　当你喵喵唱歌的时候，  
　　你的虎牙插进了我们的肌肤，  
　　啊，时间，你用尖利的爪子，  
　　狡猾凶残地猛扑到磨磨蹭蹭的人身上，  
　　你诱捕，释放，尔后再次抓住他们，  
　　赢得了难以捉摸的上帝的称赞。  
　　啊，时间，你好奇地注视着，  
　　我们的祈祷和哭泣诅咒不断过去，  
　　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是你的战利品  
　　——你的普天下的臣民！  
　　格雷厄姆当剧作家的时间很短，这表明他塑造人物和编撰情节的能力不强。他的剧本《小蓬马杜》之所以能在百老汇上演，主要由于他与戏剧界的良好关系，而不是这个剧本内在的优点。  
　　但是格雷厄姆对文学的热心是强烈的和真诚的，而且他还找到另一个途径——翻译来作出他的奉献。他用英语译出的拉丁诗（同事们肯定地对我说）是十分受人器重的。他还翻译了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小说《停战》。虽然没听说他正式学习过西班牙语，但他的语言天才使他的翻译达到了专业的、可以出版的水平。贝内德蒂的小说描述一个50岁出头的会计师，正在考虑退休。他早年丧偶，扶养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女们和他住在一起，但对他不亲热。有一个儿子离家出走，另一个气呼呼地拒绝与父亲讨论生活问题。这个会计师只能同女儿进行适当的讨论。最近受雇成为他的下属的一个年轻妇女闯入了他的老年生活。使他惊讶的是，他对她产生了好感，更使他惊讶的是，她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他为她造了一幢公寓，虽然部分时间她仍住在父母亲家。（她的母亲知道他们的恋情，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俩过得很幸福，但是说话、行动都很谨慎。他对女儿（她已成为女主人的可靠朋友）仍什么话都说。最后，主人公的退休日子到来了。小说的悲剧结局是，这个年轻的妇女突然死于心脏病，使得可怜的会计师第二次成为鳏夫。  
　　这位主人公的处境和格雷厄姆本人的处境似乎有些类似，特别是在与年轻的妇女相爱方面。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兹尔离婚后，格雷厄姆曾与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卡洛尔·韦德发生过关系，导致一段短暂婚姻的建立，但结果不如乌拉圭作家笔下会计师的婚姻那么动人。这次再婚使格雷厄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紧张。但是格雷厄姆后来与埃斯特尔·梅辛的结婚（她生下了小本杰明）以及最后与玛洛的关系消除了这种紧张。  
　　贝内德蒂小说中令人感到与格雷厄姆的生活有类似之处的一个细节是关于会计师工作习惯的描写。这个细节使人想起格雷厄姆受雇于洛夫勒电话工厂的情景（见第5章）。这位会计师的大部分工作是很呆板的，他用“想别的事情，甚至自言自语……做白日梦”的办法不使自已产生厌倦情绪。在洛夫勒工厂，格雷厄姆解决工作枯燥问题的办法是默默背诵古典诗歌。有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把诗句大声朗读出来，结果使得老板十分恼火。也许此时此刻他的感情是与贝内德蒂的主人公相同的：  
　　我仿佛分成了两个人，两个不同的、矛盾的和独立的人。一个人对工作心中有数，完全掌握了工作的要诀，始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把握；另一个人耽于空想、极度兴奋，充满了遭受挫折的热情，虽然愁肠百结，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需要追求欢乐；他心不在焉，对于在什么地方写字、用八个月里会变黑的蓝墨水写些什么内容都不关心。  
　　不管格雷厄姆和小说中这位乌拉圭会计师之间在主题上有什么关系，格雷厄姆的翻译质量是无可否认的。他翻译的古典诗、法国诗和德国诗以及他自己写的诗歌使用了维多利亚时代雅致的措辞风格，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散文读起来简洁流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贝内德蒂的简单故事的精华。  
　　把“生活”和“工作”，“私交”和“专业”，“感情”和“思想”等区分开来，是格雷厄姆一生中念念不忘去做的。尽管他没有钻研过弗洛伊德①的学说，但在晚年他越来越寻求聪明地对待感情，以便同他用经济和金融的方法理解世界的水平相称。这种探索部分地导致他对异性和家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他一直是个“明事理、才华横溢和感情内向”的人。但他的所有三个尚在世的儿女证明，格雷厄姆是个够格的父亲，虽然在他的和他们的各个生活阶段，为人父的程度和质量不尽相同。至少他始终是认真的、负责的，不只是养活孩子就行了。他不仅在经济上是慷慨大方的，而且与成长中的儿女一起从欣赏文学和音乐以及进行体育运动和旅游中分享乐趣。他尽最大努力做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特别是对待处在他十分重视的青春期的那个善解人意的女儿，更加关怀备至。  
　　格雷厄姆在一生中不仅能够向书本学习，而且能够从个人经历，特别是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他的性格中的缺点能够得到纠正。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西摩·查特曼  
　　①弗洛伊德（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重要著作有：《释梦》、《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论》、《恐惧》等。——译者       
译者的话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1976）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世纪20年代，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哲学和数学三个不同的系同时邀请他执教的难得机会，毅然进入证券经纪公司工作。由于他勤奋钻研、细心观察，很快熟稔了证券市场的运作技巧，1929年股市暴跌时，他运用自己发明的证券投资价值评估方法，帮助客户避免了资金的巨大损失，因而声誉鹊起。1934年，他和戴维·多德合著了《证券分析》，此书迄今已出了第五版，有些学者把它奉为“华尔街的圣经”，曾对证券投资理论专家如沃伦·巴菲特、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奈夫、米歇尔·普赖斯、约翰·鲍戈尔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了纪念和表彰他在证券分析领域的卓越建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已设立了永久性的“格雷厄姆／多德教授讲座”。  
　　这本回忆录是格雷厄姆在晚年亲自撰写的，但直到他去世20年以后才正式出版。他主要回忆了从出生到二战前近60年多姿多彩、甜酸苦辣的生活，特别是客观环境如何使他形成坚强自立的性格、他的成才道路以及对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他还描述了华尔街的演进、1929年的股市暴跌，以及他与约翰·洛克菲勒、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伯纳德·巴鲁克等风云人物的交往。该书编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西摩·查特曼在长篇序言中，对格雷厄姆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哲学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评述，读者也可见仁见智，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本回忆录对许多事情和问题能够实话实说，勇于自我解剖，而且文笔生动，娓娓道来，不乏可读性和启迪性。  
　　本书由杨宇光、梁宇峰、杨炯、徐明翻译，杨宇光校订定稿。译文如有谬误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第一章　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
　　许多人回忆得起童年时代最初一些日子的无数细节，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父亲去世时，我才8岁半。在此之前的事情几乎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还记得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我记住了的经历本身，还是仅仅来自某人的记载，就分不清了。  
　　例如，我常说，我仍记忆犹新的最早的一件事，是我妈妈急切地想唤醒我和我的哥哥们时的叫声：“利昂、维克多、本尼起床啦！走到窗前去，今天进入20世纪啦！”当时我5岁半，维克多比我大1岁，利昂比我大2岁，我记住妈妈喊我们的情景是十分可能的。但是再回想一下，坦率地说，妈妈在以前的岁月里常常对我们讲起这件事，所以我也许把她讲述的轶事与实际情景混淆在一起了。  
　　不管记得不记得，我于1894年5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阿伯丁路14号。原来的名字叫本杰明·格劳斯鲍姆。（按这个出生日期，我比赫鲁晓夫小1个月，比温莎公爵大1个月，这两位现在已经下了台。）我是家里三个孩子（全是男孩）中最小的。事实上，妈妈有一次告诉我——现在我猜她是在讲笑话——作为“全家的本杰明”，我自然会得到这个名字的。（由于难以启齿或由于不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怎么没有在我之后再生一个孩子。）  
　　有一点妈妈讲得很清楚：我生下来是个男孩使她大失所望。在一个男孩流产，又生了两个男孩之后，她多么向往一个女儿。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第一个强烈冲动就是“把我掷到窗外去”！但是为了不使我难过，她总是要补充一句：幸亏没有那么做。  
　　我在《圣经》里查过与我同名的人，想尽量了解他的性格和成就。在《创世纪》里，本杰明被称为其父的眼珠，他的哥哥约瑟夫所特别喜爱的人。但是他在圣经故事中只做过两件事：1．他倚在约瑟夫的脖子上哭泣；2．他生的孩子比任何一个兄弟生的都多——至少10个，全是男孩。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成就，因为在他带了所有的儿子迁往埃及时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在雅各布家庭里，女儿是稀世奇珍。雅各布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黛娜，其余12个都是儿子。这些儿子又生了大约50多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的，即阿谢尔的女儿萨拉。“当然，这是上帝的杰作，我们觉得好极了！”《圣经》没有谈到本杰明的性格，但是雅各布关于他“在末日”的境遇的预言是大为不妙的：“本杰明将像一只狼那样掠食，早上，他贪婪地吃掠夺到的食物，晚上他分配赃物。”后来，他的子孙后代招惹了许多麻烦，有一次几乎被他们的兄弟部落灭绝。  
　　在我诞生61年后，在一次去伦敦的短暂旅行中，我渴望重新踏上出生地。我把记得的地址阿伯丁路14号告诉出租汽车司机，经过不少周折，好不容易才在伦敦北部找到这条偏僻的街道。我跨出车来——正如人们从伦敦老式的出租汽车窄窄的踏阶上跨下来那样——心跳有点快，径自朝着14号走去。原来它是一排邋遢的两层瓦房中的一栋，这些房屋显然都是工人居住的。我家房子的外表对我的自负是个打击。因为从家庭传统来看，我们处在舒适的环境中，雇佣得起几个仆人——每人1英镑工资——而且我们住在舒适的带有一座美丽花园的房子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把14号与我们曾有几个夏天在布莱顿剑桥路上住过的一幢房屋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在没有发觉这个差错之前，我很失望。第二年我的表兄威尔弗雷德带给我一张于1956年发现的照片，一张拍下了我住过的第一幢房子的真正原照。这幢房子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气派，但它有三层楼和一扇很大的凸窗。在19—20世纪之交，这种房子是显示资产阶级体面的最适当的样板。1960年我访问了这幢房子，发觉它位于十字路口，房子虽小，却令人悦目。房子后面还延伸出去一座小花园，多年来一直保养得很好。这座花园似乎比我7岁时最后一次在里面玩耍时宽敞一些。  
　　维克多比利昂晚生14个月，我比维克多晚生13个月。年龄上的接近使我这个最年幼的孩子常常感到十分困窘。但是从务实的角度看，好处却不少，因为大人便于对我们一起进行培养。例如，我们三人同时从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法语。我仍保持着一封4岁时用法文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当时我们离家在外旅游。法文是写在用尺仔细划出的线条上，搞得十分漂亮——事实上，搞得太漂亮了，除了小男孩手写的字外，连我自己也怀疑其余这一切必定是女教师的杰作。  
　　这些年里，我家是否雇过一个以上家庭教师，我已记不清了。除了奇怪的讲究伙食的习惯外，她（或他们）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我们常吃家里自制的巧克力饼当点心——那是一种嵌满了妙不可言的掼奶油的美味松饼（不是现在那种指形小松饼）。我仍回想得起家庭女教师把尤尼达牌饼干纸盒裁开，将一张张硬板纸组合成许多个可以盛装糖果的纸筒。  
　　在我出生时，我家已经开始了一系列以后又继续许多年的迁移。我的哥哥出生在英格兰的伯明翰，在那里，父亲和祖父从奥地利和德国进口瓷器和古玩小摆设。在维克多出世后不久，这家企业和一些直系亲属的家庭搬到伦敦。一年后又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计划在美国开设一家分公司，要我父亲——他在一大批兄弟中排行第二——去经营。因此在1895年某个时候，我还不满1周岁，全家5个人乘船前往纽约。我们坐的是二等舱，到达美国后，政府的一名医生漫不经心地检查了我们的身体，放我们走下跳板，踏上新国家的土地。不需要填写什么表格或办理其他移民手续。那些四等舱（即统舱）的乘客才需要在纽约港的艾利斯岛上办这些手续。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期望在美国永久居住。也许他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我们在私人家里住宿搭伙，而不是自己建造一幢住房。我知道父亲因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很自豪，他持有英国国籍一直到死。在那些日子里，英国人特别不愿意改变对英国的效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其余人才成为美国公民。  
　　小时候，我是个非常爱国的英国人，在我看来，英国人在每个方面都明显地胜人一筹，所以对他提出任何挑战都是荒谬的。不用说，我发现新的环境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十分看不起英国，我从他们对英国的不断批评和嘲笑中感受到这一点。英国人的风度和抱负、英国人的口音、英国人的衣着，在美国环境中都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迈尔斯一家——就在公园大道外第60号街上——由1个守寡的母亲及4个儿子和女儿组成。事实上所有孩子都住在家里，显然他们不想结婚搬出去。这幢屋怎么能使我们大家都住得很舒服，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记得迈尔斯一家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特别是对我这个男孩钟爱有加。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我的英国人习性。有一次争吵起源于美国杯快艇赛。自然我毫不迟疑地相信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三叶苜蓿号”一定会获胜。可是结果这艘快艇没有凯旋而归，我因受到嘲弄感到十分难过。  
　　后来我上学了，我发现我的亲英偏见与同学的反英情绪发生对抗。他们总是唇枪舌剑，重新与我打一场独立战争，把乔治·华盛顿同乔治三世进行对比——大多数时候都是后者居下风——甚至坚持认为他们也打赢了那场意义模棱两可的1812年战争。许多年里，我说话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因为我的家庭自然带着英国口音到美国来，在我学说话时用英国口音教我。所以在学校里，我一说“咖啡”或“狗”，总会受到嘲讽和模仿。但是令人高兴的是，到10岁时，我已几乎没有一点英国腔了。  
　　我们三个男孩有一张很大的照片，那是在我2岁时在纽约的里奇菲尔德喷泉拍的。它印过几张与肖像画一样尺寸的放大照片，在以后的岁月里挂在各个房间的墙壁上。照片上，我们三个男孩由大到小、从左到右排列，一个男孩的大草帽边沿与另一个的紧紧贴在一起。我们的头发个个又长又卷曲，身着白色水手装，系黑色绸领带，脚穿白短袜和黑色漆皮单扣鞋。但是我感到屈辱和不幸！我不像哥哥们那样穿小短裤，而是不得不穿短裙。在遥远的过去，还没达到自控程度的小男孩，都是按这个习惯穿着的。穿短裙使保姆容易给小孩换尿布。至于这种习惯对小孩的影响和孩子们的反应，父母亲是不大在乎的。  
　　这张照片的拍摄是相当不寻常的。我们都住在里奇菲尔德喷泉——当时是一个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避暑胜地——因为父亲在那里租下一个店铺用于进行夏令销售。他的大部分生意是在萨拉托加、巴港、麦基诺岛，甚至无产者比较集中的大西洋城等地通过拍卖方式进行的。因此，1896年7月4日，我们在里奇菲尔德喷泉观看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游行。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站在店铺窗户前观看游行。据母亲说，我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一动也不动，以致一位太太走进店来问是否出售三个儿童的雕塑。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足信，可是一位专业摄影师深深被我们吸引，提出可以免费为我们拍摄和洗印照片，只要我们同意在他的商店橱窗里陈列这张照片，这件事毫无疑问是真的。结果我们得到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照片。来访的客人出神似地看着我们三个小天使的照片，他们也许出于礼貌，也许出于真心，可是我要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带着宽容的微笑而不是刺心的羞愧看待我穿的白裙子。  
　　关于我的父亲，我记得的确实很少。据大家所说，他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人，这尤其使我感到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除了热情的赞扬外，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的关于他的评论。他有“天地般宽广的胸怀”——这里的人们普遍对他如此评价——他对父母亲、10个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经济上的帮助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英俊潇洒，生气蓬勃，风度翩翩，几乎总是谈吐幽默、妙趣横生。他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商人，思想敏捷，精力充沛，总是足智多谋。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企业在英国的分号经营不佳，他在美国赚取的利润不仅养活我们，而且还养活我们的父母、叔伯、婶婶以及在英国的堂兄弟——的确是一大群人。父亲设法做到这一点，但这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并且他几乎不断地在美国国内奔波。  
　　当我5岁时，父母带我到弗吉尼亚州温泉去作短暂旅游，父亲希望在那里治病。关于这次旅行，有三个印象仍留在脑海中。首先是春天的洪水，附近山脉上融化的雪水汇成春天的洪水流过街道，把我们禁闭在旅馆里好几天。接着是，我与斯威夫特家（他们因出售肉食品享有盛名）的一个成员结为朋友，我的父母非常敬慕地提及他家的财富，虽然现在我认为他们当时一定才刚刚发迹。  
　　然后发生了葡萄果仁事件。一天早晨母亲说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完全可以自己到餐馆去买早餐。无疑，父母迫切想在没有第三者打扰的情况下使用卧室——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是我认为让我自己出去吃早餐是极大的面子。当我独自在餐桌旁坐下来时，我的自豪感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我不记得作为一个早熟的少年，我是否已能读出帐单上的字，还是仍要请服务员把帐单读给我听。不管怎样，“葡萄果仁”这个新概念给我的印象很深，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自然我点了这种早餐。服务员疑惑地问我：“你以前吃过葡萄果仁吗？”我回答：“没有，但是现在我想吃。”他说：“我想你不会喜欢吃的，最好还是换点别的吧。”我的虚荣心面临着考验。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我坚持点这一种，于是葡萄果仁端了上来。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的牙齿一直异常敏感，那份最好的早餐像砂砾一样擦疼牙根。服务员站在旁边，态度高傲地看着。我吃着每一颗果仁，总要说一句挑战性的假话：“我喜欢葡萄果仁。”但是后来许多年，我再也不点葡萄果仁吃了。  
　　当我7岁时，父母带我和利昂到英国去过夏天。（当时维克多显得有点调皮捣蛋，大家认为最好送他到戴维森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鲍举办的夏令营去加强纪律性。）虽然这是我们的一次兴奋难忘的经历，但我想不起父亲是否和我们待在一起。显然他只把我们送到英国，后来又接我们回去，这中间的几个星期，他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进行拍卖销售活动。只有一件他参与过的事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而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归途中，我成了乘客的宠儿。他们喜欢说服我——其实我一点不需要别人的劝说——站在他们面前，头抬得高高的，小心翼翼地背诵《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在到达港口的前两个晚上，按传统惯例，乘客和船员要宴请船长，并开展文娱活动。别人对我说，鉴于大家的要求，决定请我再次朗诵惠特曼①的这首挽歌。①（惠特曼（Whitman 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草叶集》、《诗歌散文全集》等。--译者）我得意洋洋，翘首以待。后来却泼下来一盆冰水。父亲已经决定，我太小，不可以睡得太晚。此外，大人过多的疼爱不利于小孩的成长。我的演出取消了，我很早上床睡觉，心里闷闷不乐。第二天，我得知父亲在庆祝会上替我朗诵了一首长诗。令人不快的印象——父亲故意为自己夺走我的荣耀——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毫无疑问，这大大损害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与别人对父亲的频频赞扬形成对照的是，我自己记忆中的父亲都是比较无聊的或咄咄逼人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留给我的一个好印象是，“他可以用左手来仿造一只烧烤架”，我觉得（或者说我应当发现）这是极为有趣的，尽管我一点也想像不出烧烤架是什么。可惜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些话，例如，“我要把你打到讨饶为止”，“我要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以及“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后两句话当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针对我那经常顽皮捣蛋的哥哥维克多。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些可怕的威胁，而不是父亲肯定说过的一些吸引人和真正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很珍惜到英国的旅行，并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竭力吹嘘过，可是我只能回忆起一系列不连贯的镜头：从南安普敦到伦敦似乎漫无止境的乘火车旅行；我的三个年轻阿姨捧着网球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球拍都是慷慨的父亲赠送的；祖父家那座可爱的花园，及祖父在他的家里设法安排我们所有人的吃住。这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几个月前刚逝世，我看到商店正面木门涂上黑漆以示哀悼，这景象令我久久难忘。我记得别人告诉我那年夏天爱德华七世生病，因此他的加冕典礼不得不推迟举行。  
　　此外，当时布尔战争正如火如荼。我和利昂得到了卡其布做的小军装——在当时那种色彩是很新鲜的——以及木头步枪。我们按士兵队形在大街上来回游行。我还记得乘坐在有名的双层敞篷公共汽车的顶部，迫切希望吸引街上士兵的注意。每当我看到有士兵抬头注意我时，我就热情地向他敬礼。当有人还礼时，我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  
　　可是我们只在伦敦度过很短的一段时光，然后搬到布赖顿，在外公格森海特家度过大部分夏天。格森海特这个名字让别人觉得好笑，却使我们感到尴尬。外公家是剑桥路14号一幢很大的褐色沙石建造的房子。我记得外公矮胖，快活，留着白胡须，外婆则是一个结实健壮，易动感情，盛气凌人的妇人。她刚从巴黎回来，带给我们满满一玻璃瓶的硬糖，年轻的阿姨玛格丽特和卡罗琳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  
　　我有一张在我们必须经常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做祷告的照片，因为外公外婆家和祖父祖母家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我曾看到一位犹太教士的5个儿子列队行进的仪式，他们全都穿着伊顿公学制服，戴着翻下的硬领和高高的帽子，鱼贯而入，坐到高背椅子上去。那个夏天，这位犹太教士家里发生了煤气取暖器爆炸事件。他烧伤得很严重，长期闭门不出。我记得我们前去慰问，发现他全被绷带可怕地裹住了。  
　　经常到布赖顿沙滩去洗澡是既令人愉快又令人痛苦的事。离海岸稍远的沙滩很平坦，脚踏上去很舒服。可是近海处（7岁的孩子必须抓住一根导绳才准去的地方）开始出现成堆的小卵石，波浪把小卵石直冲到我们的腿上，令人讨厌。  
　　我们总是渴望去洗澡，其原因我想像不出，也许我们认为真正的男孩理应有这种渴望的。可是，由于海水冷飕飕，沙滩上多卵石，我们又一点不懂如何游泳，所以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斯巴达人经历的一次艰苦严峻的考验。  
　　但是，布赖顿的洗澡车确实很有趣。那是些全封闭的运货车辆，作洗澡者更衣用。在退潮时，你可以看到它们密集地排在一起，靠近海水边。在涨潮时，它们被摆在沙滩高处，仍靠近海水边。几匹马把它们拉上拉下，马都被套在各辆车的车辕之间。这么做的目的是使洗澡者可以在海水附近脱衣穿衣，免得在布满卵石的海滩走上很长一段不舒适的路。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好看的场面。那是在一次狂风暴雨之后。波浪突然滚滚而来，已经来不及把货车拉到安全的地方，大多数货车被退潮带入海中，它们在海水中漂浮的情景我们岸上的这些好奇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水手们乘上小艇，划入海里，用绳子把货车一辆一辆地套住，然后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岸上来。我和利昂多么希望重新刮一次大风暴，可以再看到这种情景。  
　　数年后，作为业余孜孜不倦地阅读拉丁文的学者，我读到了卢克莱修的著名诗句：  
　　大海浩浩荡荡，无比宽广，  
　　风儿吹皱了波浪，多么美妙。  
　　在岸上安然地观看，  
　　一望无际的海水又一次跋涉。  
　　这些诗句并没有使人想到被暴风雨掀起的、苦苦挣扎的船舶，而总是使人记起两个男孩在海滩上观看划艇上的水手们拼命地拖曳一纵队洗澡车。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循规蹈矩，行为良好，很少陷入窘境，除非被我的哥哥引入歧途。维克多是我家的皮大王。在10多岁时，他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儿童——这个名称和失足少年的意思差不多——但是在专门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纪律约束，他变得好了一些。老大利昂在我们三个人中性格最文静。他是一个健康、淘气、脚踏实地的青年，常常热情洋溢，但决不盛气凌人。9岁时利昂就热爱捕鱼，虽然偶尔才抓到一两条银色小鱼，但是他锲而不舍。有一天他抓到了一条鳗鱼。他想，要这种令人反感的、对犹太人完全无用的鱼干什么呢？事实上，如果不把这种鱼切成许多小段，一段段放到餐巾布下，装在各个祈祷盘里，出现在安息日餐桌上，还有什么用？当一大群教徒（包括一些贵宾在内）揭起餐巾时，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大家凭直觉感到他或她（主要是女教徒）正盯着摩西教义所严禁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祭品。这些昂贵的祭盘是否得扔掉，或者通过无数次驱邪仪式使它们得到拯救，成了一触即发的问题。利昂由于犯了错误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我们到英国度假之前的一些日子，我们已从迈尔斯家借住的房子迁居到我们自己近第七大道122号街的一幢4层楼私人住宅里。在那里，我很喜欢摆弄通话管。你用力把气吹入通话管，你的嘴唇前就会发出尖厉的哨子声，然后按一个小杠杆，把口哨声放出来，倾听女厨师回答。她带爱尔兰腔调的洪亮声音十分清晰地传了过来：“嗳，夫人，有什么吩咐，夫人？”我兴高采烈地回答：“是我本尼喊你。”然后她讨厌地说：“你自己去玩吧，别再来烦我！”  
　　一架送菜升降机在地下室的厨房和一楼餐厅之间轻轻松松地上上下下。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有趣的是想像自己变成一个又大又深的汤碗，塞到送菜升降机的下格，一会儿费力地升上去，一会儿又费力地降下来。那天，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走进送菜升降机，结果把升降绳都弄断了。我已搞不清这是记住的事实，还是想像。  
　　我记得跟着父亲和母亲走进我家的每一个房间，包括顶楼的一两间——当然是仆人住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那是一块“陌生天地”的印象。父亲拿了一把很大的羽毛掸帚和一只普通的畚箕。这些都是逾越节前夕我们称之为“寻找发酵的面包”这个传统仪式中使用的象征性工具。整座房屋彻底清扫了一遍，把平常饮食留下的污迹全都抹掉；留作神圣节日时使用的两整套盘碟锅壶暂时拿出来使用。仿佛为了对付围困，我们贮存了大量特制的食品——装在椭圆形大盒中的几十磅重未发酵的面包，装在蓝色纸锥筒里、必须用锤子敲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形状才能吃的特级硬糖，以及牛奶、果酱、香料等专门食品。那么“寻找发酵的面包”活动的结果如何呢？我们房子里任何违背逾越节规矩的痕迹都没有，这使我们很满意，也许也使十分兴奋的上帝感到满意。当然我们在搜索中从未找到发酵的面包，但是搜索活动是令人激动的。  
　　当我五六岁时，我们迁居到靠近第125号街的第五大道2019号褐色沙石造的私人住宅里。二楼有一扇厚玻璃窗，窗后面的大客厅用作陈列瓷器的展览室。我们男孩是不准进入这个区域的，倘若违反规定，就可能受到狠狠的惩罚，因为允许3条小公牛闯进家庭瓷器铺绝对是一件蠢事。但是我们可以在大人小心陪伴下去看这些瓷器。我想起了诗歌自成一派的奥玛尔·海亚姆①，他曾在陶工家里发现：“多种形状和大小的瓷器在地板上沿着墙排列着。”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些大花瓶。其中有的像山一般高，但当时我不只没有经验，而且年龄也小。我记不确切最大的一只花瓶是什么样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它价值1000美元时肃然起敬的心情。在当时1000美金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我们曾在莫里斯山公园游玩，这座公园离我家不远。我们还常与母亲一起到第125号街买东西，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受上流社会欢迎的商业中心。我们在韦斯贝克大市场买肉和日用杂货。其他大部分商品我们到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科克公司去买。但是要采购重要物品或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时，我们到布卢明代尔去，这家商店当时坐落在第59号街上。因为地铁还没有建造，乘高架铁道不方便，乘汽车又是罕见的，所以便乘有轨电车到那里去。市内有轨电车系统发展得很完善，因为有好几条相互竞争而又合作的线路，还有想方设法提供的转车服务。这种服务是由一些穿制服的男子提供的，他们坐在各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太阳伞下。每把阳伞上印着两三条相同的大标语：“可以转乘任何电车到达布卢明代尔。”这是我童年时代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许多年里，我们都穿第125号街赖特商店的鞋。该店在广告上把“式样合适的鞋”巧妙地写成“赖特式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句简洁的双关语②留下了很深印象。不久我也开始成为长期爱用双关语的人（例如说“这是一个好名声和坏名声难以区分的假期”）。在我生日——也许是6岁生日时，我得到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快速运货车。春末或夏初的一天，母亲同意我带上运货车跟她一起去买东西。我们把包裹堆在车上，然后母亲在街上摊贩那里买了几束香豌豆，把它们摆在车的周围。我们一定十分引人注目——一个美丽年轻的主妇和一个穿水手服、头发又黑又卷的男孩拖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运货车——因为我记得，当我注意到过路人驻足观看、十分羡慕时，我的心里是多么飘飘然！  
　　5岁时，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可是开始得并不光彩。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儿园，该幼儿园设在某幢大楼的二楼上。我记得自己出神地坐在一个装沙的盒子和一个大贝壳面前玩耍，十分自得其乐。但是不久我就从阿卡迪亚幼儿园开除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掌握解开和系上短裤纽扣的本领，而其他所有小学生已通过了这个教育中的难关。于是我上厕所总需要正在忙着做事的教师的帮助。在好几天碰上这种蠢事之后，我被送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这样，我无奈地一直等到1900年9月快要6岁半时，才恢复上一年级。我的哥哥都在上学了，而我仍旧是个小毛孩，他们摆出一副叫人受不了的架势，使我急不可耐地希望重新开始上学。有一天我听到利昂抱怨他因排队时讲话而受到一些惩罚。“排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即使会带来惩罚，能在学校里排队该多好！  
　　①奥玛尔·海亚姆（OmarKhayyám，1048-1122）：阿拉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译者  
　　②英语中，“合适的”（right）与该店名赖特（Wright）发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赖特式鞋”（WrightformShoes）是一语双关。--译者  
　　当我终于进入一年级后，我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积极勤奋、年少有为的学生。我们既学单个字母，也学一些容易的单词，如必然要学到的bat（蝙蝠）、cat（猫）等等。单词都印在卡片上，教师向全班学生展示这些卡片，以便他们辨认。我学习单词十分出色，所以很快通过1A进入1B（当时每个年级分成两半，分别从9月和2月开始）。我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圣尼古拉大道和第123号街之间的第157小学。由于我们每天回家吃午餐，所以从学校到家庭一天来回走4次。圣尼古拉大道上已有了两匹马拉的有轨车，使我的步行不感到呆板冷清。其他城市来的人常常到纽约游玩，因为纽约是最后一个保留马拉交通工具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有轨电车）。圣尼古拉大道的马拉有轨车实际上是最后保存的古老车辆。最终这种马拉有轨车服务一天只有一次（通常没有乘客），仅仅是“保留马拉车辆特许权”的一种姿态而已。  
　　很早我就明白自己被排除在好孩子和优秀学生的行列之外，但是其他方面我没有受到什么重要影响。我身体健康，但是从年龄上看长得矮小，在体育运动方面远远落后于一般人。当时，好学生并非应当擅长体育运动。然而我得充分参加各项运动。我的运动量和别人一样多，只不过都做得不太好。因此我的自尊心不断受到伤害。由于我的动作不协调、不敏捷，我常常处境窘迫。我不是把东西掉下打碎，便是撞到东西上，把它们弄坏，有时候还撞伤自己。此外，我不可救药地心不在焉，不断陷入沉思或想入非非。因此我经常听到别人愤怒的喊声：“难道你没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吗？”或者“为什么你不看看自己在往哪儿走！”  
　　对这些诘问是不必回答的。如果我曾努力解释小孩子的头脑里总有许多新奇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妨碍他关注周围的现实世界，那么肯定人们会像年轻的约瑟夫的兄弟对待一位空想家那样对待我，而且也许我也理应得到那样的对待。  
　　在家庭女教师休假的日子里，我们三个男孩可以自行其事。有一次我们决定到中央公园内去看小火车头，它牵引着小孩乘坐的车厢往返于第65号街和第五大道之间。（后来铁轨拆除了，原址变成了遛马场。）自然，我们步行了3英里多的路程。花上一两个小时观看机车的喷气以及小火车无数次兜圈子，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心旷神怡。当然我们不能当一回乘客，因为身边没有钱，可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很扫兴。然后我们再要走很长的路回家。当我们到达褐色沙石建造的家，天已漆黑，人也精疲力竭了。我们稍微停留片刻以决定对策，因为我们猜想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严厉的惩罚正在等待我们。利昂是老大——虽然他只有9岁——名义上首先要对这件事承担责任，他自告奋勇第一个走到屋里去，我和维克多胆怯地在他的保护下跟进。事实上全家激动得发狂似地迎接三个回头浪子。不久前家里已经报警，绑架或意外事故等种种可怕的可能吓得母亲和佣人不知所措。  
　　我记得利昂和维克多两个被痛打了一顿，而我——年纪最小，并且大人推测是两个哥哥的驯服工具——事实上避免了责打之苦。在家庭长幼级别中地位低下的人倒占了便宜。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派克大道上纽约中央铁路线直到后来才电气化。蒸汽驱动的火车在露天采矿区驶过，穿越每个街区的行人天桥。当我四五岁时，大人常常带我到天桥上去。我眉飞色舞地往下看：火车朝着我们疾驰而来，又从我们脚下疾驰而去。现在不仅大大小小的各种火车头都已从纽约消失，而且所有的高架铁路——这些由粗钢柱和交织的铁杆组成的庞大结构，曾对下面的街道投下了网状的阴影——也已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这些变化以及许多其他更加引人注目和惊人的变化在我的一生中出现了。当我成为年轻的大学生时，我细细品读了朗萨德①的十四行诗中著名诗句：  
　　光阴流啊流，不断地流逝，我的夫人；  
　　啊，不对，流逝的是我们，而不是时间。  
　　我们离开了人间，而时间和世界依然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常常觉得，我曾经了解的世界，以及这个比较单纯的世界所特有的那种悠闲仿佛都已消失——除了还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人生的确短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朗萨德歌颂什么，既消耗时间又使时间永存的还是我。  
　　①朗萨德（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多产的诗人。主要作品有《颂歌集》、《给爱兰娜的十四行诗》等。——译者       
第二章　家庭的不幸和母亲的坚韧不拔
　　我们夏天到英国去的旅行是以后许多年中兴旺和幸福的顶点。我们回美国不久，祖父格劳斯鲍姆在伦敦去世。噩耗是通过电报突然传来的。我记得父亲读到电报，立即嚎啕大哭起来。我更清楚地记得他坐在一张低椅子里，脚斜搁在凳子上，穿着一套旧西装，袖口有意开衩，纽扣也扯掉了。这是我们称之为“默坐”的东正教传统的一部分——悼念已故祖父的一种隆重仪式。  
　　50年后，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一些戏剧性细节。我与索尔叔叔在伦敦散步，他在旁德街和摄政街之间的一个拐角上停下来，说：“这里就是祖父活着时我们开店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祖父有一个他所信赖的经理，后来他发现这个经理从店里偷走了大笔金钱。祖父扬言要把他送交警察处理，但是这个经理拔出左轮手枪喊道：“无论怎样我的一生给毁掉了，如果我杀死你，然后被吊死，再糟也不过如此了。你是一个虔诚的、上帝害怕的犹太人。如果你手按在《圣经》上对我庄严发誓，不把我的偷窃行为告诉任何人，我就饶你的命！”祖父发了誓，这个人从此未被枪决。但是大笔金钱损失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双重打击损害了老格劳斯鲍姆的健康，使他在数个月后轻而易举地成为肺炎的牺牲品。  
　　我称他“老格劳斯鲍姆”，因为他是一个有11位尚健在的儿子和无数孙子孙女的大家庭之长。他在一张大照片里的形象活在我的记忆里——他正直、爽朗、留灰黑胡子、戴室内小帽，神情严肃，目光中闪烁出一丝宗教的狂热。年轻时，我听到许多关于他对宗教极其虔诚的故事。那些故事特别强调在他住房隔壁有一间学习室，学者和信徒上那里做祷告和研究。很久以后，我的叔叔及其儿子讲给我听的故事却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在祖父家里受到的培育严格得人人感到压抑，而且他绝对禁止他们参加各种娱乐或世俗的活动，甚至严格禁止吹口哨。然而这位蓄须的可尊敬的老人仅仅56岁就过世了。  
　　在从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的父亲携带了一架新发明的留声机，他在祖父家底层客厅里向弟弟妹妹们展示，可他放的唱片竟然只有口哨声，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时祖父从楼上书房里冲了出来，喊道：“谁敢在楼下吹口哨？”我的父亲一边笑一边大声回答：“爸爸，不是我们，是唱片。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唱机吧！”在我的叔叔威尔叙述事情的原委后，祖父没说一句话就回书房去了。毕竟他不能和全家的“财神爷”对立。  
　　我记得我们在第128号街上那座住房里的一架唱机。那年准是1900年。我对唱机喇叭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比我还大。唱片摆放在蜡盘上，和以后口述录音机所用的蜡盘很相似。每张唱片在开始时总要宣布选曲和艺术家的名字，并且像唱凯歌一般加上一句：“由爱迪生公司录制！”  
　　我的父亲喜欢拥有财物，并且对新奇的财物特别感兴趣。他死时留下3块金表。其中有一块是“打簧表”：当你揿一个按钮——假定在半夜里揿——它先会响小时数，然后响刻钟数，再响分钟数。父亲死后，母亲说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仪式上将得到这样的一块金表——到17岁时，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权利，并承担所有的责任。可是这个诺言并未能实现。不久，这些金表连同父亲感到自豪的许多其他财物都卖掉或当掉了，再也没有赎回。其他的财物中有各种各样特制的手杖，一根手杖里掩藏着一把样子实在难看的轻剑，另一把掩藏着一柄雨伞，第三把掩藏着一只又长又细的瓶子和三块镶配的玻璃。据说这个瓶子可以装威士忌或白兰地酒。其实，在父亲遗留的许多个人财物中，我记得只有一件对我有用。那是一件英国式的运动上衣，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它抢救下来，保存了许多年。当我在公共网球场打球时，我把它当作网球装之一穿过几次。显然父亲身材十分颀长，因为这件上衣十分适合18岁的我的身架。但是，我仍旧记得，我的朋友们——远非衣着浮华的纨绔子弟，——对我的外衣评语不佳，所以我很遗憾地不再穿着我唯一的传家宝。  
　　当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令人发愁。他的气色不好，听说他患了一种称为“黄疸病”的神秘疾病。我们无数次更动住处，然而这一回又要搬了，搬到一座公寓里去住。这是第120号街和第七大道上的芬克利夫公寓，当时我认为这幢建筑物很有气派。5月1日是当时人们搬家的好日子。那是一个凉爽的春天下午，因为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客厅时，发现父母亲坐在壁炉的一片蓝色火焰前取暖。我得知这是新的靠煤气取暖的装置，它简直使我入了迷。  
　　第七大道上，在我家的正南方有一个很大的花店，店后延伸出一座座暖房。那时候我已长大，我的哥哥特别是维克多，可以领着我一起做一些小小的淘气事。在他的点拨下，我准备了一根打结的绳，套在一颗大螺丝钉上，把这颗螺丝钉穿入当时啤酒瓶使用的那种特殊红色橡皮垫圈，用唾沫弄湿橡皮垫圈，把它贴在暖房的窗格玻璃上。垫圈由于吸力紧紧贴在玻璃上。然后我把打结的绳夹在手指间。每放开一个结，螺丝钉往下碰到窗玻璃，发出响亮的咔哒声，整个声音听上去好像机关枪射击。怒气冲冲的店主冲出店铺，大声痛骂，威胁恐吓，但是我们总是设法逃到街区的另一头，把我们捉弄人的新发明紧紧揣在拳头里。  
　　我们这帮人还搞过另一个恶作剧。需要的材料是鹅卵石和牛奶瓶。你把鹅卵石掷到低层住户的窗上，发出尖锐的响声，同时把牛奶瓶越过栏杆掷到两幢楼房之间冷僻的过道上，然后发出的声音好像打碎的窗玻璃掉落到地面上。一般来说，这种响声会在我们选来进行试验的家庭中引起很大的骚动。  
　　当我们迁入克利夫公寓后，我严格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我进入了坐落在第117号街和圣尼古拉大道上的第10公立学校的初小部。即使在当时，它已是一所老学校，因为第10这个数字比较小，可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它因奖学金和体育运动技巧而享有盛名。我在初小部只呆了一个学期即半年，从9月开始读3A级到第二年2月跳入4A级，正好是语法学校课程开始的时候。初小部有自己的校长，即罗伯茨小姐，在我看来，她是足智多谋、非常受尊敬的人（她也许刚过40岁）。初小部所有班级每周有一次集会，为此许多教室经过巧妙安排，墙壁是滑动的，教室打通后可以变成一个礼堂，前面有一个讲台，罗伯茨小姐高高端坐在台上，有时候旁边还坐着一位贵宾。我清楚地记得讲台后面玻璃窗上刻着的语录，内容是：  
　　荣誉和耻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并存的；  
　　只要你表现出色，所有荣誉属于你。  
　　——亚历山大·蒲柏①  
　　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18世纪前期最重要的讽刺诗人。主要作品有《夺发记》、《群愚史诗》、《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等。——译者  
　　当集会的仪式令人厌倦地进行时，这些诗句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多少次我对“情况”（condition）这个字的意思煞费猜详！当时我把“情况”与健康、干净和热闹的地方等等相联系。  
　　1903年2月1日，虽然9岁还不到，我已自豪地加入丘吉尔小姐管的语法班男孩的行列。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楚楚可人，不仅受到学校里一些男教师的明显关注，而且甚至得到她的班上大男孩的好感，他们似乎乐于连续几小时为她做份外的工作，或帮助她干各种杂活。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另一个天地里，与一个未成年、长得矮小的小伙子的梦想或想法相去甚远。但是我也真的喜爱丘吉尔小姐，因为她既漂亮又温柔。  
　　唉！正是在这种愉快的环境中，巨大的不幸向我们家庭袭来。  
　　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送到日耳曼医院（即现在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对一个我说不出名称的内脏动了手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胰腺癌）。2月底，家庭女教师把我们三个男孩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带到医院去。她在医院里说，我们可以看望父亲，但只能几分钟，并且要保持安静。从那天起，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进入病房，发现他裹着绷带的景象，但是显然这个细节是我的想像添加的。不管怎样，我肯定，他把软弱无力的手依次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给予我们最后的祝福。我吻了他，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感受到的主要是忧愁和惊恐，而不是孝顺的爱。尔后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家庭女教师把我们带回伊曼纽尔叔叔家去进午餐。路上她说了些宽慰我们的话，我幼稚得信以为真。所以当我的表姐埃塞尔（当时15岁）焦急地问情况将会怎么样时，我勇敢地回答父亲正在复元。她放心了一些，但仍半信半疑地大声问：“那么他不会死了吗？”我说：“当然不会啦。”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保持沉默。然后维克多——我们的“坏”兄长，同时是我们当中最坦率流露感情的一个——找到一本经书，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在脸上流淌，开始结结巴巴地背诵希伯来祷文。  
　　我们又返回自己的公寓等候。最后门打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进来。她令人怜悯地哭泣着。一见到我们惊骇的脸，她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孩子啊，你们全成为孤儿了！”  
　　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也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是以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一次我的这个儿子躺在棺材里，泪流满面的父母把最后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坟墓上。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内心世界有何影响？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创伤。心理学家使我确信我已失去了获得安全保障和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经历不会不对我的性格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认，在自我反省中我没有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并不怀念从未实际拥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长期缺乏对我们事务的过问以及由此使我们缺乏对他的亲切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他的死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童年时代的特殊性格是重大的灾难不大会压倒我，反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小问题（后来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负。在我看来，利昂、维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现得像理查德·休斯①的经典作品《天真无邪的航程》中那帮孩子一样。当他们的一个领袖由于意外事故去世时，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在别人的谈话和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要颂扬母亲明智的培育，她使我们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完全不依赖母亲的庇护，准备尽早承担社会的责任。逆境是痛苦的，但对人的磨炼是有益的。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可以指望获得巨大的补偿。  
　　随着父亲的逝世，我家的物质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这一章是漫长和令人消沉的，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使我们连续好几年在为避免生活进一步下降而斗争。我们的企业还有多种资产，主要是收藏的一些古玩，几千美元寿险，许多个人财物，包括家具和珠宝首饰在内。实际上所有这些财产在以后几年中逐渐耗尽。起初，我们做出了多种努力要把企业经营下去。父亲的大哥伊曼纽尔以及两个小兄弟曾经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竭尽全力的，但结果却是完全徒劳无益。不久他们退出不干了。业务交给我母亲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他是一个工程师，公认的天才。后来他作为最早的“系统管理创造者”即“效率工程师”之一，在事业上卓有建树。可是他既没有吸引人的推销术，也没有我父亲取得成就所依靠的日常谋略。到年底左右，企业亏损很多钱，余下的存货只好卖掉，多少换回一点钱，而经营则完全停止了。  
　　后来，母亲在自己的希望或绝望或者在别人劝告的带动下接待付费住客——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说，就是开设了一家供食宿的客栈。结果这项事业也不成功，两年后放弃了。母亲还尝试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一点投机。我记得她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询问“美国钢铁”的价格。她的帐户无疑很小，并且是和当时的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成员一起做的。在那里，交易单位是10股而不是像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是100股。经纪人是我家的老朋友，但是母亲的微小业务是由他极其年轻的儿子经营的。因此我小时候曾经每天打开报纸金融版看“美国钢铁”股票的涨跌。尽管我对金融一窍不通，可我知道涨价时高兴，跌价时难过。不用说，母亲帐户上赚到的利润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一扫而光。此外，因为她开户银行的倒闭，母亲感到很大的不方便。  
　　①理查德·休斯（1900-197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牙买加的大风》、儿童读物《蜘蛛的宫殿》、广播剧《危险》等。--译者  
　　这倒不是说母亲在银行帐户上存了相当多的钱。但是不管她的资产有多少，她坚持有权用支票付款。这样做很容易，因为银行不要求最低余额，也不收服务费。后来我们住在布朗克斯的日子里，我记得我到银行把一张金额很少的支票换成现金。当我站在出纳台窗口等候时，我听到出纳员用不大低的声音问：“多萝西·格劳斯鲍姆竟要5美元吗？”幸而回答是理直气壮的。但这次经历无疑含有屈辱的意味，因为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想到许多年后，报纸的金融版对我来说不再高深莫测，而且爱空想、顽强和有学问的本尼·格劳斯鲍姆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个有地位的人物。而且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我母亲委托买股票的那家经纪公司后来的命运。让我们把时针拨快20年。经纪人的儿子现在全面掌权，他的父亲，一位老人，只不过挂了名。令人惊叹的是，这家小公司变成交易量可观的大企业，只因为它是1887年就创立的！  
　　一间肮脏的鸽笼般的办公室已由一套装潢华丽的办公房所取代，这些办公室里安装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机，精神高度紧张的推销员通过电话滔滔不绝地向成千上万个傻瓜灌输如何轻而易举地赚大钱，这些傻瓜的名字几乎都是从电话簿上随机挑选的。这家公司成了美国最大的“投机商号”之一。顾客委托的买卖实际上没有进行。作为垫头而缴纳的数万美元资金都被挪用——实际上完全被盗用了。  
　　为了使诈骗成功，投机商号要靠不可避免的市场崩溃来销帐。本世纪20年代大牛市开始时，这种骗人钱财的商号大批涌现出来——政府当局、刊登他们浮夸广告的报社以及接受他们交易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不可思议地漫不经心（或者做出比这更糟的行为）。因此他们才这样通行无阻。随着股市的继续发展，投机高手发觉自己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最后它们都关门大吉，了断对客户的掠夺。我母亲委托买卖的那家经纪公司的倒闭是最突出的一个。经纪人的儿子是入狱短期监禁的少数掠夺者之一。此后不久，他的父亲断了气——大家都说是悲痛过度的缘故。  
　　在令人苦恼的几年里，父亲留给我们的钱全部用完或亏损掉了。母亲的首饰进了当铺，从未赎回。一个幸运的机会使我们摆脱了悲惨的生活，虽然并未摆脱蒙受的羞辱——母亲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些帮助我们度过了3年暂时的苦难。  
　　我想，母亲及其三个孩子每月暂时靠75美元左右的收入生活，这对一位夫人来说——几年以前还一直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有厨师、仆人和法国女家庭教师——生活水平已大大降低了。让我尽量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因为她是那么纯洁，无须任何虚饰。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庄重高贵的太太，但事实上十分矮小，不满5英尺高。当她走在大街上，周围跟着三个长大的儿子时，就好像一块微小珍贵的宝玉，托付给强大的卫士照顾保护一样。她的稳重高贵一定来源于她自己当时短小的身材，来源于她总是保持尊严和体面。母亲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但是她楚楚动人，足以到处引来羡慕的回眸。直到76岁突然去世前，她一直保持了面貌的娇美和皮肤的细嫩。  
　　母亲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的勇气和人生观。丈夫的过早逝世使她失去了除了孩子以外的其余一切。她并未显示自己对丈夫戈萨克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但戈萨克之后的任何一个男士她都不屑一顾。  
　　尽管好几个男士提出同她结婚，而且他们在物质上都有不少可以打动人心的优势，但她都坚定不移地拒绝嫁给她不爱的人。大约在她守寡5年后，一个中年丧妻的男士积极地追求她，此时正是我家经济最拮据的关头。我们在长岛巴勒公园区与莫里斯舅舅一家合住一幢房子，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把我们当穷亲戚看待。那位男士接母亲去吃饭看戏。她自豪地带了一盒昂贵的巧克力回家——这盒巧克力在我们看来如同无数颗珠宝那么耀眼。不久她唤我们到一个议事的房间去，宣布已有人向她求婚，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然后把意见告诉她。当时我们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又得体地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内心里都为将来经济上可以摆脱贫苦而欣喜万分。我们很快作出决定，并向母亲说：“母亲的幸福是我们首先的考虑。如果这次婚姻能减轻您的许多负担，使您得到满足，我们根本不想阻挠。相反，我们欢迎生活中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且努力热爱新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儿子。”  
　　我们说完，母亲对着我们微笑。然后她以平静的语气对我们说她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已决定不接受求婚。也许那位男士是挺合适的，但她不爱他，并且觉得永远不会爱他。没有爱情她决不结婚，不论结婚有多少好处。我们无话可说，吻了她一下就十分失望地走了出来。  
　　母亲不肯再婚是因为爱情重于财富。然而她的人生观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更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她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舒适。金钱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更有趣的是，金钱是过奢侈豪华生活的关键，是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证明。她对儿子寄托很大的希望，在最苦的日子里，相信全家一定会时来运转。这个信念支持着她。  
　　事实上，她比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快要中学毕业了；两个哥哥都已工作，每周最多可挣10美元。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表明，一般工人如果以后每周能挣30美元，他就会十分满意了。母亲问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怎么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每周30美元是相当丰厚的工资，不太容易挣到的，如能拿到这么多的钱，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母亲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带有轻蔑的神气。她说，如果我们的抱负真的像这样平庸，她就大失所望了。  
　　母亲相当讲究享乐，喜欢精巧漂亮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工作或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常自豪地说，在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亮了汽油灯，我们两个开始巡查房间。如果我们果真发现了窃贼，我一点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贼，我们就回房去睡觉了。  
　　①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5卷。——译者  
　　母亲很高兴与儿子住在一起，但她很不喜欢与别人一起住。她觉得与其弟莫里斯一家合住的几年太令人讨厌了。莫里斯舅舅聪明过人，但是脾气坏，专横。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娃舅妈温柔、仁慈、无能，动辄受到他的责备和尖锐的讽刺，却毫无怨言。牌桌上许多次舅舅训斥舅妈打牌打得愚蠢时，我们正好在场。她努力说明自己做得对，但他更加凶狠地抨击她，弄得她失声痛哭。然后母亲会站到伊娃的一边保护她，姐姐和弟弟之间的争论继续不断，语言突然从英语改为波兰语，这样我们小孩就听不懂了。（数年后，萨杜的戏剧《桑吉夫人》中的一场对话使我回想起这一切，在剧中拿破仑和他的姐妹大吵时，突然从法语改用科西嘉意大利语。在莫里斯舅舅身上有许多拿破仑的特征——如身材矮小，明显的大腹便便等。）母亲及其儿子都住在弟弟家里，忍受着他的凌人盛气，但她敢于站到弟媳妇的一边，显示出相当大的勇气。1917年，我结婚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母亲与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鉴于常见的原因，这种安排的结果很不好。一年后，条件有了可能，她才拥有自己的公寓，独自居住，直到26年后去世为止。她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与她的许多老朋友中的一个合住一套房间。在这些朋友中不乏寡妇，可以从中挑选一个作伴。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母亲年事日高，可能遭到意外事故或生病。母亲的身体是“脆弱”的，中年时患过心脏病和胃病。医生嘱咐她严格控制饮食，她几乎完全不予理会，说什么以放弃大多数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来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明显地忽视自己的健康，但她从来没有生过真正严重的疾病。那些年她都独立生活，只有几天由于身体不舒服才需要别人的帮助。  
　　母亲的独立性、勇气和很深的牌瘾都是她逝世的部分原因。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西端大道一个朋友的家里玩皮诺克尔牌。半夜过后，她独自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窃贼，抢夺她的手提包。在医院里，她告诉我们，她不肯交出这只包。窃贼狠狠地打她，把包强抢过去，逃之夭夭。她的头骨破裂，第二天就死了。皮夹子里大约只有3美元。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母亲总是担心强盗对她的儿子行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在拦劫中被杀害的新闻时，她要我们许诺，如果遭到拦劫一定不能抵抗，而应立即悉数交出。当然她知道这么办也是她应遵循的唯一明智的方针。然而当她真的面对抢夺她财物的罪犯时，竟拒不顺从——即使身边只有3美元。她是出于本能地进行抵抗，正如一生中她曾抵制过不正义和不公平一样。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母亲的死是不幸的，但是我想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悲剧。她个人害怕的一件事决不是突然死亡，而是病魔缠身或年老无助。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她总算逃过了。我相信，为了她自己，同时归根结蒂是为了亲人，母亲宁可选择暴死，也不愿长年累月遭受痛苦。       
第三章　在公立学校
　　我的性格是在父亲死后3年中形成的。1903年到1906年我住在西116街244号，在附近的第10公立学校读书。入学时，我是一个天真无邪、十分灵敏的儿童；而毕业时，刚过12岁，我已知道如何使自己坚强地对付命运的捉弄，如何用各种方法赚一点钱，如何集中精力完成该做的工作，尤其是如何主要依靠自己去理解、奋斗和做好其他一切事情。  
　　这种转变总的来说对我有益吗？我认为是的，但其他人明显持异议。他们说，在这种转变时期我所经历的压力和贫困扭曲了我的性格，在我和周围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很厚的墙，使我不可能与其他人建立持久和真正亲密的友爱关系。在我阐述以后阶段的生活时，我将探讨这些消极的可能性。现在我只谈谈一个小孩如何适应在他看来基本上是没有同情心的世界的过程。  
　　鉴于当时人们对儿童的热爱和关怀程度，人们也许以为我是比较受到忽视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我需要支持时，我是得到帮助的。有时大人不管我，让我靠自己的努力，坚强而茁壮地成长。举例来说，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我到第110号街就是以前的中央公园湖上去溜冰。当然我是徒步来回的。我记得回到家时差不多冻僵了，因为冷得很难受，几乎眼泪也快要掉出来了。母亲帮我脱掉外罩，让我坐到火炉旁，擦热我的双手，恢复手的血液循环，还给我喝热茶。你会说，这一切都很正常，可以证明什么呢？但是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这是我记住的唯一一次母亲或别人对我身体的小小不适表示关怀的情景——也许我生病卧床时除外。在我们家里，要是伤口不严重，母亲会要求我们自己进行治疗，而且事实上不能发一点牢骚。  
　　显然，我与哥哥的关系也必定使我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决没有恃强欺弱，事实上他们对我特别喜爱，这种感情持续了60多年，但他们年龄比我大，体格比我魁梧，力气比我强壮，实际经验比我多得多。在十一二岁时，几乎不能期望他们对我流露出大公无私或十分细腻的感情。幸亏我也不记得他们对我有什么特别不公平甚至虐待的事例。（这种对不公平或令人气恼的事情的健忘成为我最突出的性格，并且有时到了使别人甚至使自己愕然的地步。）但是我确实记得受到不友好对待的一般感受。由于心里好生辛酸，有一次我决心揭露他们的种种劣行。我计划在他们生日的时候，把他们刺耳的话和不公平的行为写在清单上，标上“宽恕”字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然而我从未这么做。  
　　我们两个家庭，人口众多，合住在一个有9个房间，只有一个盥洗室的公寓里。起初格劳斯鲍姆家和格森海特家各有4口人，后者包括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海伦表姐（她与维克多同年龄）以及比她小7岁的拉尔夫表弟。后来又有一个表妹爱尔西出生了。如同当时几乎所有的女孩一样，她也是在家里生的，所以安排出一个房间给她。能使一个盥洗室够那么多人使用，一定是想方设法经过非常巧妙的安排的。我不记得因为家里生活设施不足而碰到过什么特别的麻烦或不便。  
　　以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搞到了需要的东西——当然不仅是食品和衣服，还有溜冰和打棒球的器具，后来还包括网球拍和球。当时这些东西不仅价格肯定比现在便宜，并且不言而喻我们只买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们的棒球通常是5分钱一只的，偶尔才用10分钱一只的高档货。我的网球拍值1美元，是我的生日礼物。我们的网球是从曼哈顿网球俱乐部——当时坐落在第123号街和曼哈顿大道之间——买来的旧货，25分买3个，质量很好，用了很长时间。  
　　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里来呢？我想我们一直能得到零用钱——也许每周只有10分——加上生日时得到一些额外的钱。但我们全都努力从找得到或想得出的任何工作中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像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订阅了《星期六晚邮报》，这是当时最受人欢迎的周刊。出版商在每期杂志上登广告，招收男孩到街上销售晚邮报，并游说和征求年度订户。当我刚满9岁时，我就去签名应聘了（或者不如说母亲代我在申请书上签了名）。他们每周给我30本，每本卖5分钱，我被抽取3分钱。出版商第一次给我刊物时，送给我一条漂亮的棉布围裙，裙子上有一个装零钱的口袋。我记得自己站在第116号街和第八大道之间高架铁路出口处，向行人大声喊着：“看《星期六晚邮报》！刚刚出版，5分一份！”我还记得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在街上当报童按定额卖日报的日子，但是不久母亲阻止我去卖报了，说什么“父亲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显然虚荣心使我家把在纽约街上卖《星期六晚邮报》周刊看作是可尊敬的、锻炼性格的事，而把卖日报当作是低人一等、有损性格的事。  
　　放学后，我们在街上玩耍。当时我有两三个同年龄真正亲密的朋友，我和他们实际上天天见面。我最知己的老朋友是悉尼·罗戈，他住第111号街，身材比较瘦长（他的父亲和叔叔在布鲁克林区外拥有一家小百货商店）。大多数日子我到他的街坊去，我们不少人玩一种类似打棒球的游戏或穿四轮滑冰鞋玩街头曲棍球。当时事实上还没有汽车，马拉车对我们在街上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打扰。我们常常玩“抓猫”游戏。所谓“猫”实际上是一块削尖的木头，好像一个大衣夹。你用一根木棒打它的鼻子，当它跳到空中时，你再把它打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你的对手要尽量抓住它，否则他必须拾起落地的猫，朝你放大棒的地方掷过来。最后是根据被挪过来的猫与大棒之间的距离计分的。  
　　自从我最后一次看到美国小孩玩抓猫游戏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然而今年（1967年）在访问亚速尔群岛的圣马里亚小岛时，我发现一群小孩正在玩同样的游戏，好像时钟倒拨了半个世纪。我要求看看那根大棒，他们好奇地把棒交给我，可我再也打不动猫了。我给了年龄最大的一个孩子20埃斯库多，去买糖果分给大家吃。他们至少都很高兴。  
　　有一次，我无意中使母亲受了一次大惊吓。在做游戏时，我发现自己站在街中央，有轨电车从两边开来，把铃摇得震天响。不知是出于虚张声势，还是孤立无援，我挺直身体站在轨道之间的狭窄过道上。有轨电车拼命摇着铃相互对开过去。人们看不到被电车挡住视线的我——这个场面正对着我家的窗户，偏偏母亲恰巧向窗外张望，把她吓得要死。当两辆电车交叉离去后，我向母亲若无其事地招手，但母亲似乎惊吓过度，说不出话来。其实当电车可怕地驶近我时，我自己也是忐忑不安，六神无主。  
　　穿过楼梯平台，二楼住着另一家房客弗米利一家。他们有一个与我同年龄的男孩约瑟夫和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孩黑兹尔。我们4个小孩与他们通情达理地友好相处，但不可能真正亲密无间，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表现得不明显，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约束着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大人在客厅里见面时，彼此都彬彬有礼地谈话，虽然住得近在咫尺，但在三年生活中相互从不跨进对方的门槛——除了我们搬走以前一两个月的一次例外。弗米利家邀请我的母亲、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上他们家去喝茶。回来后，莫里斯舅舅说，他们确实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可惜在我家快要离开时两家才相互了解。弗米利家的这一次好客是不是因为隔壁犹太人邻居即将搬走了呢？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拔拳动武就是与年幼时的约瑟夫·弗米利打架。我不记得是如何打起来的，但是我俩正在家门前的街道上，我的哥哥、表弟洛和其他小孩团团围着，怂恿我们进行较量。对峙可能持续了一两分钟，我们用力挥拳出击，但也许一拳也没有打下去。大人来了，打架就停止了，我们两个11岁的孩子松了口气，而观众却觉得大倒胃口。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如何能做到避免打架的呢？令我自豪的是这不是因为我逆来顺受，或被赶出争斗之外，或乞求饶恕。那是由于我生性极其温和，从来不挑起事端。但是为什么别人避免向我挑战呢？事实也许是我一生都很幸运，其次可能的解释是，在我的童年——好打架的时期——我几乎总是与年龄和身材都比我大的孩子在一起，大孩子和小孩子打架是违背年轻人要有骑士风度的原则的。（“为什么你不与和你同样大小的孩子打？”这是在场的人总要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第三个解释是——听起来有点高深莫测——我的某种气质保护我不会碰到别人的敌对行动。几乎人人喜欢我，甚至庇护我，他们觉得我确实不属于那帮淘气的孩子。  
　　我有个朋友是我家对马路一个裁缝的儿子，名叫卡夫曼。他常在自己店铺橱窗上贴一两张关于附近戏院最近或将要举办的演出的广告。因此他得到两张免费入场券。好几次，小卡夫曼邀请我与他一起去看星期六的日戏，因此看戏成了我生活中的大事。但是当家里大人知道我和裁缝的儿子交往时，他们有点皱眉头。虽然我的家庭不大买得起贵的东西，可是嫌贫爱富的情绪总是那么强烈。  
　　还有一个故弄玄虚、十分富裕的男孩——我的哥哥维克多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公寓来玩。他有一个继父——在我们眼里简直是一头奇怪的动物——而且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硬币。我记得他坐在床上或椅子里，把一大把分币掷向空中，撒落在房内地板上，脸上流露出恩赐的神情，喊着：“抢吧！抢吧！”我们三个男孩伸出双手，跪在他的面前，尽快把这些恼人的硬币拾拢来——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他给我讲孩子怎么出生的；他敞开衬衫，给我们看肚脐以下一大块地方，他说母亲就是打开这块肚皮，让孩子出生的。（按他私下所说，所有孩子都是像尤利乌斯·凯撒一样诞生的。）这个家伙——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很大的冒险。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圣诞节，纽约市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在托尼·帕斯特戏院（就在14号街坦慕尼协会总部的隔壁）为穷苦儿童举办庆祝会，把一棵大圣诞树上的玩具分送给每一个参加者。他说可以为我们三个人弄到入场券。但是母亲会允许我们去参加盛大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吗？当时和以前，所有犹太人惯常都是怀着不满和害怕而不是妒羡的心情看待圣诞节的。可是母亲竟然极其宽容，我们获准去了！关于这次圣诞庆祝会，我清楚地记得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我们在戏台前走过，索取挂在巨大的圣诞树上或放在树下的一件玩具。我拿到了一个“灵活的飞鸟”牌小雪橇——这是我做梦都未想到的意外收获。  
　　唉！命中注定我不能长久享受这件极好的礼物。1月份下起第一场大雪时，我带着小雪橇到莫宁赛德公园附近长长的滑雪道去。滑雪道从莫宁赛德高地很高的地方开始向西伸展——大约在113号街——然后突然左拐到110号街，转向下面的莫宁赛德车道，然后再朝左急转弯，到达地面的一个街区。  
　　滑了几圈后，身后一辆坐着六个大人的长雪橇撞倒了我。我肯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时，似乎没有任何人关注我，我的小雪橇也无影无踪，虽然我在山坡上爬上爬下无数次拼命地找，可是再也没有看到它。我回到家里时，几乎已泪流满面了。  
　　除了圣诞节——当时花钱比现在少——还有三个节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人们欢乐地不断喧闹，频频开枪，为此甚至有人伤亡。黎明时我们被街道上左轮玩具手枪断断续续的射击声惊醒。每个够格的青年都有一把22毫米口径或比较显眼的32毫米口径的小手枪，还有大量空壳子弹供节庆使用（有些傻瓜吹嘘他们发射的全是真子弹）。到了下午，街道上到处是子弹壳，一片杂乱，我们在街道上尽量捡弹壳，口袋里能装多少就捡多少。（捡弹壳做什么？我记得把一只弹壳夹在两个手指的指关节之间，然后适当地对着弹壳吹，可以产生极响的哨声。）年龄太小的孩子不能用左轮手枪，就用盖帽玩具手枪（有的枪帽里藏有很多火药）。他们还有各种爆竹，包括中国制造、称为鞭炮的100响小炮仗串。这些小炮仗捆在一起出售，只要1分钱。通常炮仗串作为一个单位燃放，可以显示一下放炮仗者的勇敢。但是对于必须掰着手指花钱的人来说——即对利昂、维克多和本尼来说——他们会把1英寸长的鞭炮从一串上拆下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燃放。有一种我们喜爱的玩法是用旧报纸制作一个小盒子，把点燃的爆竹塞入盒内，把盒子掷出窗外或者从屋顶上掷出去。那种爆炸声是十分扣人心弦的。  
　　此外还有一些海报宣布，在某时某地——通常在125号街上——某家商号主办燃放“世界上最大的爆竹”。我们挤在围成一大圈的人群中，戴着高高头盔的警察把大家与爆竹隔开一段距离，以保安全。我们好奇地盯着有一根细绳似的导火线的大纸筒看，既欣喜若狂，又有点担心地等待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有时发生火灾，就会出现很多马拉的消防车，几个或几十个孩子在后面追逐，但是大多数火灾太小，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观看。大多数家庭购买一些晚上观赏的花炮——“火箭”啦、“罗马蜡烛”啦、“圣凯瑟琳车轮”啦，五花八门——黑夜一来临，他们就从公寓窗户或在街上放烟花。今天，所有的烟花都由领有执照的专业人员施放，并受到政府当局的严格控制。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怀旧，但已不为伟大、光荣的7月4日所发生的大火灾而真正感到遗憾。家破人亡这个代价确实太高。已远远超过了五彩缤纷的礼花怒放和狂欢作乐的意义了。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写这一点的，因为在1928年我当上了美国最大的烟花制造公司的董事和（名义）副总经理。不少年里，我灰心地看到我们的业务迅速受到所谓过一个“安全健康”的独立日这个简洁口号的损害。  
　　至于鬼节，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节的真正内容。我们从未听到别人称它为“万圣节”。当时对我们来说，如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小孩来说一样，这一节日与图上画的女妖、巫婆和挖空了瓤、芯子里点上蜡烛的南瓜相关——可是这些东西实际上从未进过我们犹太人的家。在我们的生活中，鬼节的真正意义是许多小孩子傍晚在街上漫游，把他们的上衣反穿，拎着塞满了面粉的长统袜，以此相互攻击或袭击附近的其他人，使受到攻击者的衣服上留下很难擦掉的白色条纹。  
　　每年11月有一个“选举夜”（因为纽约市市长两年一任，逢奇数年份选举）。对年轻人来说，选举活动的最重要方面是举行大篝火会。一堆堆篝火是各帮青少年聚集的领域，他们当时给警察带来的麻烦比以后的青少年要少得多。在选举日之前，各帮青少年收集各种木料——主要是从杂货铺收集的空包装箱——然后把它们贮存在地窖里或某个空地的角落，等待大篝火熊熊燃烧之夜的到来。如果秘密的藏木地点给另一帮少年知道了，就会带来一场大破坏。“第110街那帮人偷去了我们的木料”，这是一个最令人心疼的消息。“选举夜”来到了，每隔几个街坊的中央及时地堆起了木头，点上了火，熊熊燃烧很长时间，周围是一大群入了迷的观众。  
　　20世纪初纽约街道上的感恩节，是小孩子穿上大人的衣服，在街上讨钱的一天。“感恩节，给点吧？”是向每一个过路人提出的节庆套语式的问题。我们不准参加这种化妆假扮乞丐向路人要求施舍的活动，这与我们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地位不相称，尽管我们一贫如洗。而今这个习俗的时间变了，假扮乞丐乞讨的活动不是在感恩节而是在万圣节出现了。  
　　当时和以后的年月里，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做家庭作业。我是一个好学生，为了学到知识而在读书上全身心投入，并且怀有取得突出成绩的勃勃雄心。家庭作业量很大，但是我做得很快，而且利用了各种零星时间。母亲常常夸张地说，她不明白我如何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因为从表面上看我总是在做除了家庭作业以外的事情——通常在读一些并不要求读的书。  
　　当我在校第6年的时候，纽约市各学校发生了一件称之为“马克斯韦尔考试”的重大事件。这些学校的总监是一个叫做马克斯韦尔博士的可怕家伙，他宣称他不满意纽约市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他亲自出了一系列英语和数学试卷，要让每个小学生做。各个年级的考题都极难，打分也很严格。我很失望地获悉自己的英语成绩才68分，但成绩第二名的孩子只得了42分，我的分数看起来仍比较突出。然而数学考试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在正面黑板上写着5道题目，看来并不难，我很快做完交卷，走出教室，这时其他人还在考试。后来著名的伯京斯博士——第10公立小学无数毕业生都记得他——把我叫进校长办公室去。  
　　他说：“本尼，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答最后两道题呢？”你可能猜得到其中的原委。第6题和第7题竟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未看到，也没听到教师讲。我圆满地回答了前5道题，所以得了70分——这是我校最好的成绩了。伯京斯博士遗憾地摇着头对我说：“要是你把另外两道题也答了，本来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学校出名的。”  
　　当我进入第10公立学校7A级“分科制班”时，我的学校生活真正变得津津有味了。不过我体面地升入这个班级的第一天却根本不体面。学期开始后不久，我突然从6B级提升到7A级（每年分成两个不同的级别）。由于这是我第四次跳级，刚刚10岁，校长助理领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到新的班级去。这个班40多个小学生全是男孩，他们看了我一眼，就爆发出哄堂大笑。在这些12岁的男孩中，我没有像他们一样穿着诺福克套装，而仍旧穿着象征小男孩的水手式连衣裤。他们把我看成某种怪物，我也开始极其不喜欢自己的模样。当天下午我在家里大吵大闹，搞得母亲无可奈何地带我到第125号街科克服装店，给我买了第一套诺福克套装。  
　　我的堂兄路易斯·格劳斯鲍姆——大家都叫他路易——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而且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他是我大伯伯的第二个儿子，和我的哥哥利昂同龄。我从未碰到过像他那样出类拔萃、多才多艺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方面卓有成就，获得过金额很高的普利策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工程学院得过许多奖。按照我的不高的标准，他还是一个体育运动能手，而当时勤学苦读的人往往体质衰弱。最使大家惊讶的是，他似乎擅长经商。起初，清晨他在自己所住的麦迪逊大道送面包赚点钱。后来他给西第5大道或东派克大道有钱人家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在我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心目中，他似乎什么事都懂——包括对女孩子也十分了解，而女孩子对我来说长时间里仍像是一本没有涉猎过的书。作为我们一帮人的天生领袖，他发现到波罗地体育馆和高地人（后来改名为美国佬）体育馆去销售“棒球通讯牌”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这副牌设计得像精美的风景明信片，并有一长串打开的连环条幅，印着棒球队每个队员的照片，还有棒球比赛日程表和记分卡，使得通讯内容更加完整。每卖掉一副牌，我们可获利2美分。我记得，平均每个工作日，每个人大约可赚20美分。在周末同一棒球队一天举行两场比赛的日子，则可赚1美元。  
　　在我的文件堆中，有一本旧的棕色封面笔记本，上面有我在销售棒球通讯牌的一个夏天所写的日记。我不间断地记下每天的销售情况、棒球赛的结果以及我做过的其他事情。有时候我用韵文记述，实际上不过是写写蹩脚的打油诗。我把新的笔记本递给路易看，他神气活现地在第一页上做起文章来，对年轻的堂弟写了一些劝导性的话。第一句话“了解你自己”是用希腊文写的，最后一句评语是用他最初学会的拉丁文写的。我对他的学问钦佩得五体投地，因而庄严地发誓也一定要成为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  
　　正是由于在数学上的天才，我第一次赚了一大笔钱。我的一位朋友切斯特·布朗比我高一个年级，身材也比我高几英寸，但是代数学得很差。他的母亲每周付给我50美分，要我教他3节课时代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我怎么能教一门自己还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课程，所以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也许有错。但是当时我确实开始当家庭教师，并且一直比较稳定地担任这样的工作，直到最后我在加弗纳斯岛为里昂纳德·伍德将军和其他军官的儿子进行辅导为止。  
　　在当时，一到天黑，除了在街角闯荡或待在家里做功课或看书外，实际上没有其他事可做。我不关心晚上的街头生活；在我看来街上的男孩都是粗俗的、无聊的。因此我有许多时间看书，而我的阅读量是惊人的。每隔两星期，我从图书馆借回四五本书，此外我还读了不少已遭禁止、但仍在传阅、比较无害的图书，其中有著名的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和尼克·卡特①的侦探小说。图书馆提供给我的精神食粮有罗洛丛书，霍雷肖·阿尔杰②、G·A·亨梯和奥列佛·奥普蒂克③的作品，以及诸如狄更斯④、斯蒂文森⑤和查尔斯·里德①这些名家的经典作品。  
　　①尼克·卡特（NickCarter）：19世纪末美国一套通俗小说中的侦探名。19世纪80年代约翰·拉萨尔·考里尔首先在其小说中使用。--译者  
　　②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1832-1899）：美国作家。终身致力于少年文学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衣衫褴褛的迪克》。--译者  
　　③奥列佛·奥普蒂克（OliverOptic）：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威廉·泰勒·亚当斯（WilliamTaylorAdams，1822-1897）的笔名。他共写了1000篇故事，115篇小说，大部分以丛书形式出版。--译者  
　　④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列弗尔·退斯特》、《双城记》等。--译者  
　　⑤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Stevenson，1850-1894）：英国小说家、诗人。成名作是《金银岛》。其他重要作品有《黑箭》、《化身博士》等。--译者  
　　后来我在生活中惊诧地发现阅读对我的影响比对我的朋友的影响要大得多。一般人看书只是为了通过考试或是为了一时消遣，看过之后很快就忘了。虽然在学校里学过、读过的东西我也大多数忘掉了，可是我仍记住不少，特别是内容概要。我一直具有记忆力强的优点，但我对学习的内容也非常感兴趣，从幼年起，我就决心使学习成为我提高文化修养、增长知识和构筑未来生活的途径。  
　　我的学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在以后的班级学习时，每当发现一本我已经看过的参考书，总是特别高兴。最近（1957年）我注意到我的儿子巴茨在写一篇评论华盛顿·欧文②的《沉睡的山谷传奇》的报告。许多年前我在学校里也读过这篇小说。我记得这篇小说从弥尔顿③的《失乐园》中引用过一句诗：“早已引发出来的缠绵的甜美”，描写伊查鲍德在唱歌时提高声音后鼻腔里发出的回声。我稍微花了一点功夫，找出了那段在1904年引起我的兴趣，但此后再也没有看过的诗歌。但这是很普通的事；在中学里读《失乐园》时，我就会联想起欧文的小说《沉睡的山谷传奇》中的“缠绵的甜美”这个短句。在后来的岁月里，每一次都会产生联想，以致我禁不住暗自背诵起弥尔顿诗歌中很长的段落。  
　　我对文学的记忆能力不断使自己和别人感到惊讶。昨天我到贝弗利希尔斯的一位眼科医生处检查眼睛，他要我读一段字体从大到小的文章。我看了几个字后天真地问：“这段文章选自《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吧？”黑尔医生回答说：“是的。”他似乎非常惊讶，以致——我相信是无意地——把印着那段文章的卡片藏起来。结果我再也没有做完这种测验。他从未碰到过一个能辨认出这段文章出处的病人。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本书我只读过一次，那是60多年前念小学的时候，也许我本当还应补充一句：那本书在我的下意识中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在海阔天空地驰骋的幻想中，我曾把自己想像为尤利西斯、本杰明·富兰克林①和维克多·雨果②的美妙混合。（年纪一大把了，还毫不害羞地自我吹嘘，真有意思！）  
　　我童年时代读物中的伟大英雄之一是奥德赛。尽管人们对《伊利亚特》赞不绝口，称其为世界上第一流的诗歌，可是老实说，在罗伯特·格雷夫斯嘲弄性的改写本问世之前，我从未能读完它。虽然有些段落，例如赫克托向安德鲁麦克诀别，早已成为我喜爱的文字，但《奥德赛》从一开始就使我入迷，在以后的岁月中这种魅力也未曾消减。主人公的意志和勇气、苦难和胜利都对我很有吸引力，虽然我从未十分明白其原因。起初我以为这是由于主人公尤利西斯的魅力迷住了我，因为他的性格和命运与我如此地不同。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好久才开始认识到，在我自己的性格中存在着不少奥德赛那样典型的缺点和优点。作为一个年轻人，想到尤利西斯历经飘泊流浪和艰苦考验，最终凯旋归来，与彭诺洛普团圆，并且自此之后两人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心里十分高兴。但是几年之后，丹尼森的伟大诗篇使我认识了真正的尤利西斯，后者在岛上的家及其妻子的床从来只不过是一个临时落脚点。最后一段话萦回在我的脑海中，好似向我的价值观、抱负和期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常常反复背诵：“去努力，去争取，去发现，不要屈服。”再后来，我读了但丁的改写本，领会到奥德赛不畏险阻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牺牲，正如他在《地狱篇》中那些令人难忘的片断所描述过的那样。最后，现在我手头上有一本同样主题的宏伟史诗，那是天才的卡曾扎基斯新近写成的。也许当尤利西斯又一次告别他的妻子以及已婚的儿子时，年龄与我差不多。也许他是永远不老的，如同有时候我感到自己也不会老一样。不管怎样，从他的起伏不停的思潮中，从他的永不平静的心思里，从他的坚强无畏的身躯中，以及从他高高耸起的水手帽下面，我都能感受到始终吸引着我的一种反传统的理想，好像一个吸力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无形的磁极。  
　　①查尔斯·里德（CharlesReade，1814-1884）：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教堂和炉边》、《亡羊补牢未晚》、《硬币》等。--译者  
　　②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Irving，1783-1859）：美国作家。重要作品有《见闻札记》、《旅人述异》、《哥伦布的生平和航行》、《华盛顿传》等。--译者  
　　③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以三首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著称于世。作品反映了他的理想的毁灭和大无畏的精神。--译者  
　　①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外交家、科学家。曾发明“平炉”和避雷针。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1776-1785年出使法国，在其努力下，1778年建立了法美同盟。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作为代表与英国秘密谈判。1787年出席制宪会议，对制订联邦宪法起了很大作用。--译者  
　　②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法国作家，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主要作品有小说《93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诗歌《惩罚集》、《历代传说》，戏剧《克伦威尔》、《玛丽·都铎》等。--译者  
　　这种经历有点像普鲁斯特①在心里不自觉地记住了他的幼年时代一样。但是对普鲁斯特来说，他记住的场景大都不是理智性的，例如著名的啜茶或弯腰解开靴子上的纽扣，而使我回忆起昔日场面和背景的几乎都是文学词语，特别是诗歌。  
　　一个人记忆的独特性无疑反映了他性格的独特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我的独特性就是许多相互矛盾的表现。65年前我记忆到脑子里去的无数文史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可以复述出来，但是我几乎记不住已查阅过百把次的电话号码，几乎时常访问的朋友的公寓地址以及我常会见的人的名字。（尽管有时候在间隔很久之后，我还能正确地说出与我比较陌生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这使他们惊诧不已。）我常采取意大洛·斯韦沃②（《塞诺的意识》一书的作者）的方法，使自己摆脱那种尴尬的处境。如果记不起某一个理应十分熟稔的人时，不妨若有所思地说：“请务必原谅！有三样东西我老是忘记的，一是名字，二是面孔。还有——这第三样东西我又记不得了！”这使得我在社交场合丢三忘四的缺点变成大伙的哄笑，不致搞得自己十分难堪。另一方面，我竟在许多年之后还叫得出从前一位学生的名字，使他大吃一惊。  
　　我的记忆力之所以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表现出矛盾的状况，关键在于我把人和事同想法区分得很清楚。我记住学到的东西而不是生活中的琐事。因此从学习、休闲时阅读以及工作和生活中学到的东西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常常是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社交、体育运动、旅行）发生的事或见到的人看来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如果我以某种方式把一位学生与课题或他对课题的突出表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会记住他的名字。但我也许不会因为其他方面同他的交往而记住他，即使他是特别地和蔼可亲或令人讨厌。  
　　①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以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为素材，创作了著名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译者  
　　②斯韦沃（Italo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译者  
　　在纽约的大都市美术馆，我记得看到过一个用石膏做的罗马凯旋门复制品。这件复制品下面的标牌上写着“塞普蒂默斯·塞维鲁斯门”。当我第一次读到铭刻在标牌上的文字时，真的惊呆了。他们竟然拼错了一位古罗马大帝的名字！①他们对这位大帝也太不重视，以至于不去纠正在学术中心发生的这样显眼的错误！但是我在感情上的反应无疑比这小小的大错误更加令人奇怪。人们也许会套用哈姆雷特的短句问：“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对于他或者他对于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有什么重要呢？”坦率地说，事实上塞维鲁斯从某方面来讲已是我的“朋友”，而某些活着的人没有能成为我的朋友，更确切地说，我没有能与那些活着的人交朋友。当我15岁时，塞普蒂米厄斯已经通过爱德华·吉本①的巨著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特别关注塞普蒂米厄斯与国内和国外敌人进行的斗争，我对他坚持执掌辉煌的罗马帝国权力表示赞颂，我知道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强烈地希望它尽可能推迟到来。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曾跋山涉水来到我原来的祖国英国，修复了哈德良长城②；因此他在我的易受影响的思想中就和那位更加伟大、更加复杂的皇帝哈德良联系起来了，后者是我阅读吉本著作时所敬佩的人物，许多年后通过阅读玛格丽特·尤尔塞纳的杰作《哈德良回忆录》后才对他有了完全的理解，并且几乎与他心神相交。  
　　①正确的拼写应为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SeptimiusSeverus），他是古罗马皇帝（193-211在位），塞维鲁斯王朝的开创者，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连年出征。--译者  
　　①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作家。他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涉及1300余年罗马史，文笔优美，重原始资料，富批判精神，是启蒙时期史学代表作。--译者  
　　②哈德良长城：罗马人奉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之命，为阻止凯尔特人南下，巩固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统治，于120-123年在英格兰北部建造长城，全长约120公里，沿途筑16座城堡，目前该长城遗址已成为旅游名胜。--译者  
　　③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Adolphus，1594-1632）：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年即位后着手行政、司法改革，一改查理九世时期的专制局面。又积极发展采矿业，实行征兵制，逐步使瑞典跨入强国行列。后来多次对外征战，1630年起卷入30年战争，曾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最后在一次战斗中殒命。--译者  
　　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Oxenstierna，1583-1654）：1612年出任瑞典首席政务大臣。30年战争期间执掌内政外交，并为古斯塔夫二世的军队提供后勤。古斯塔夫二世死后，成为克里斯蒂娜女王摄政院主要成员，亲自起草宪法，同时统辖德意志事务。--译者  
　　⑤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是12卷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译者  
　　所以我生活中的真正朋友和知己是哈德良、塞维鲁斯和其他无数个历史人物——甚至包括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③和乌克森谢纳④在内——加上那些工作和人品对我这个成长中的青年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家。在这些作家中，维吉尔⑤对我的影响比荷马①大，弥尔顿对我的影响比莎士比亚大，莱辛②①荷马（Homer，约公元前9至8世纪）：古希腊诗人，行吟盲歌者。他的名著《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组成，描述了早期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战争故事。——译者  
　　②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Lessing，1728—1781）：德国启蒙思想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重要作品有《汉堡剧评》、《爱米丽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为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奠定了基础。--译者  
　　③歌德（Goethe，1749-1832）：德国作家，世界文学巨匠之一。著名代表作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译者  
　　对我的影响比歌德③大。对我来说，这些作家的作品比当时周围的人重要得多，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深刻得多。  
　　我在公立小学读书的经历划上了成功的句号。我获得了最高平均分，仅以微小差距胜过我最亲密的朋友西德尼·罗戈，从而使我获得了毕业典礼告别词作者的称号，并成为校刊《清醒》的编辑，但是除了写过一首较长的诗以外，我不记得为校刊做过其他什么事。当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时，心中充满了自豪，当我敬爱的教师贝恩先生在绿色封面的签名留念簿上，用他那有力的大手写下祝词时更觉得豪情满怀：“向诗人、主席和毕业演讲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斯蒂芬·F·贝恩。”  
　　但我在第10公立小学的日子也是在懊悔自责中结束的。校方鼓励毕业班购买纯金制作的校徽，每枚5美元。这个价格超过了我有权要求家里给予的数目，但是在同伴领我去哄骗母亲给我这笔钱之前，我不愿意承认我家的贫穷。校徽买来不到一个月，我就把它遗失了。除了毕生懊悔自己缺乏诚实的性格外，买校徽这件事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来。我安慰自己，心里想：母亲一定会同情我的弱点和虚荣心，因为她本人多年来一直是这种虚荣心的牺牲品。当时几乎每一个家庭想显得比实际富裕些；对我们来说，不要让别人看出我们实际上贫困尤其重要。母亲尽量不经常怀着太多的愦憾谈起业已消失的昔日的辉煌。但仍有许多事使她想起往事，难以释怀。毫无疑问，她的主要懊恼来自于我们的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对我们忠心耿耿，毫无嫌贬之意。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我家的经济状况差距显著，母亲无法视而不见。更明显的是，他们到我家来访问和我们到他们家去访问经常给母亲造成压力，她必须尽量掩盖我家的贫困，想出种种办法显示我们在破落中仍保持着体面，以及始终使生活水平比收入允许的范围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  
　　我们几个男孩子就在这种令人气馁的环境下成长，这种环境至少对我们每个人都留下强烈的有害身心的印象。我认为，我的天性一直是远离物质而走近智力甚至精神的生活。但是童年时代的困难处境对我的影响与对我哥哥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对金钱越来越敏感和崇拜了。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经过数十年人生的浮沉之后，我才掌握最满意、最重要的物质利益的真谛：最了不起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过上美好的生活。       
第四章　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
　　从第10公立小学毕业后，我被推荐进入纽约市立大学中学分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去读书。在其他中学要读4年，而该校只有3年课程，但要求学生在这一较短时期里学完4年甚至更多一点的内容。它的录取和保持在学的标准比较高。然而，在我看来，该校一年级很庞大，大约400个学生，分成20个班。由于全体学生是严格按姓名字母顺序编班的，所以结果是很奇特古怪的。据说有个班全部是姓科恩和康恩的学生组成的。实际情况究竟是否如此很难说，但我知道在我的班里所有学生的姓都是以G为首字母的。开学第一天，我有幸见到一个和我同年龄的男生，名叫弗雷德里克·F·格林曼，从此之后成为我毕生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的这个姓“格”（G）的班上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莫里·戈特沙尔克，他命中注定以后要当这个规模很大的大学的校长，可是当他入学时却是外貌平平，神色忧郁。  
　　我忘记了大多数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教过我的老师，而我记得的一些老师又没有什么值得记叙的，但是有两位在我的记忆中很突出：一位叫爱德华多·桑佐瓦尼的可怕的人，能讲拉丁语，真正教我学会这种复杂语言的就是他。我仍记得他惯常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加登，第二个变格的特征性元音是什么？”加登作了回答。接着桑佐瓦尼教授问：“加登先生，地球是圆的吗？是圆的？那么你的成绩也是圆的——零分。”他没有虚伪的谦逊，而总是自豪地告诉班上学生，他曾用拉丁文与梵蒂冈教皇谈话。  
　　另一位是几何学教师，外表极其文静平凡，在气质上与热情奔放的桑佐瓦尼截然不同。他的名字叫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后来在哲学编年史上却声誉显赫。教几何显然不是他的长处。汤赛德·哈里斯·霍尔中学的课程表很特殊，强调学生下苦功，所以这门课要求我们在一学年内学完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全部12本书。科恩先生没有很好地安排应分配给我们的课外作业，因此到6月初，我们远未能完成任务。于是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个使全班大吃一惊的决定：“各位，明天起，我们将学第十册书。”他的通常教法是把一大群学生叫到黑板前，指定每一个人做一道不相同的题目。上面提到的加登又高又胖，天性快活，善于结交，但是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我或戈特沙尔克迅速做完我们的习题后，时常与加登交换位置，帮他完成黑板上的作业。科恩先生正潜心阅读着詹姆斯或罗伊斯的著作，竟然没有发觉这种情况。  
　　大约7年后，我在不同的环境中遇见科恩教授。我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相当妄自尊大的高年级学生，对哲学和法语兴趣很浓。巴黎大学的雷蒙·布特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做讲座，题目为“亨利·伯格森是实用主义者吗？”布特鲁在演讲开始时说：“先生们、女士们，伯格森当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演讲结束时同样斩钉截铁地宣称：“因此，伯格森根本不是实用主义者。”  
　　我茫然地走出讲演厅，认出了我以前的几何教师的卷曲短发和不吸引人的相貌。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打招呼，而我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与纽约市立大学有关的人所采取的有点屈尊俯就的口吻对他说：“你好，科恩先生，你对哲学也感兴趣吗？”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先生自我贬低地微笑着说“有一点”，就径自走了。与我在一起的一位学生惊讶地瞪着我，大嚷道：“大笨蛋！难道你不知道莫里斯·科恩是公认的威廉·詹姆斯①的接班人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的愚昧无知使我得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永远不要傲慢地对待别人。  
　　当我读中学时，母亲决定从莫里斯舅舅家搬出来，开始经营一个供食宿的客栈。她在哈勒姆区第128号街租了一幢褐色沙石的房屋，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给这幢房屋配齐家具的。母亲的经营能力平平，以后我们发现这幢房屋面向马车行的马厩时悔之已晚。随着夏天的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客栈环境的缺点不仅使我们自己，而且使房客都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是一个刚满12岁就雄心勃勃的孩子，所以感到必须寻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撒克斯顿牛乳店，贴了一张“招聘男童”的广告，吸引了我。当我去申请工作时，撒克斯顿牛乳店的经理怀疑地看着我说：“你不够强壮，做不了这份工作。”我向他保证我行，而且干活卖力可靠。法律允许在夏天雇佣任何年龄的工人，薪水不限，于是我得到了雇佣，每周2美元薪水。起初工作很顺手。我推着装商品的小车到附近各个公寓住户去，然后把商品搬到地下室，找到通知顾客的铜铃和通话管，进行联系。接着我必须做的是把装上商品的升降机拉上去，然后把它拉下来，取走钱，一般还要装上零钱再次把升降机拉上去。这项工作不很忙，虽然每个客户似乎都住在六楼那么高，使我费劲。但是后来送货车交给了别人，我不得不手提装着商品的篮子。我发觉提篮子累得我精疲力竭，特别是在8月初灼热的阳光下工作。有一次我放下沉重的篮子擦汗，让酸痛的手臂休息一会。隔壁有两个男孩正在玩类似打棒球的游戏。当我拿起篮子，艰难地走开时，其中的一个在我背后大喊：“干活去，你这头牛！”我气得快要掉眼泪。不久后，维克多——一个非常健壮的小伙子——接替了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情况比我要好得多。  
　　在夏季结束时，我们放弃了第128号街上那幢“芬芳”的房屋，把我们的客栈搬到第114号街附近曼哈顿大道350号一幢类似的褐色沙石房屋。在那里罗曼史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我把漂亮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母亲那样，另一类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居民。这种有害的态度是我的教育环境造成的。除了在幼儿园的两周以失败告终的生活外，我再也没有在男女生同校的课堂上呆过。某种不友善的力量实际上剥夺了我与同年龄女孩正常接触的权利。唯一的例外是，我仅与表妹海伦有交往，可是她对我的思想或感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令我迷恋的是一位楚楚动人、才华横溢和活泼愉快的姑娘，我敬慕她，她也非常喜爱我。可惜，她是风华正茂的18岁，而我仍是青春期前的12岁。康斯坦斯·弗莱希跟着妈妈到我们这里来借房子住，以便靠近伯纳德学院。没有谁对一个怕羞的孩子像康斯坦斯对我那样和蔼可亲。她主动教我法语，尽管我有其他许多功课，可是这门课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久以后我的藏书中有了普罗斯帕·梅里美①的小说《高龙巴》的教材版，这本书有词汇、注解以及扉页上康斯坦斯用她那美丽的手写出来的下列题词：“我爱小不点。”  
　　①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及《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等。--译者  
　　①普罗斯帕·梅里美（ProsperMerrimée，1803-1870）：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知识渊博，并通多种语言。艺术风格热情粗犷，主要作品有小说《高龙巴》、《嘉尔曼》，历史剧《雅克备》，历史著作《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等。--译者  
　　我们还一起朗读法语诗。有一首维克多·雨果写的诗，题为《坟墓和玫瑰》，她说这是她喜欢的诗，叫我背熟。我不仅非常积极地背诵了——所以至今还记得——而且把它译成英语。这标志着我的精神生活大转折的开始。像许多浪漫而又富有思想的男人一样，我写过相当多关于我自己的诗，但自我评判的感觉告诉我这些诗缺乏天才的火花。而翻译别人的杰作则可使我借助他们的灵感。翻译需要花功夫，加上一点技巧，我想我能做到这一些。在把无数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译成英文——加上把A·A·豪斯曼①的一首诗从英文译成法文——的过程中，我个人获得很大的满足。  
　　这里我禁不住要把自己翻译的一首雨果的小诗抄录在下面：  
　　坟墓和玫瑰  
　　坟墓对玫瑰说：  
　　“用黎明惠赐的露珠，  
　　可爱的花儿啊，你能搞出什么名堂？”  
　　玫魂对坟墓说：  
　　“上苍把死亡送到了你的内房  
　　你可帮过逝世者什么忙？”  
　　玫瑰回答说：“逝世者的家啊，  
　　我用微风流出的泪珠，  
　　制造出醉人的芬芳。”  
　　坟墓回答说：“多愁的花儿啊，  
　　我要把了解我的力量的每一个灵魂，  
　　超度到天上。”  
　　现在我快13岁了，所以大人及时训练我如何参加犹太人儿童成年仪式。关于这件事，我只能说，由于我顽固拒绝按惯例发表感谢父母的演讲，并且庄严宣誓遵守犹太教戒律和礼仪，使得教堂长十分失望。我在犹太教堂安息日晨祷上听过无数次这种演讲，对其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易动情感以及明显的虚伪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我迅速地抛弃了信仰。我发觉以前毫无疑问地接受的过分繁琐和古老的宗教仪式与理性和舒适格格不入。宗教信仰的训迪教化对一个敏感的人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和魅力被一大堆反复不断的隐语弄得透不过气来。主日学校和教堂成了讨厌的地方。但是在一段短时期里，在我少年仍受影响的初期，我曾被犹太教的伦理观念所激动。星期五晚上我动情地倾听年轻的唱诗班的吟诵，如果犹太教教士的传道劝诫没有把感情表达出来，我的内心甚至会作出渴望的反应。但是这种兴趣为时不长。随着年月的推移，我越来越不遵循曾牢牢恪守的犹太教礼仪和惯例，最后它们完全在我思想中消失了。  
　　但正如我的许多其他熟人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对宗教的全部兴趣。相反，总的来说，长期以来宗教是我主要探索和思考的目标。各种宗教教义、信仰和经验向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人对宗教的切实需要和①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  
　　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含糊性之间的对照是鲜明的。很难否定宇宙中神的存在；但同样难以接受据说是神向人暗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教义。甚至一神教——犹太教赐给世界的——也使多疑的人半信半疑。供奉一个神这种主意从简单明了这一点上说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是否和冥冥世界的实际符合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大学时代，我读了威廉·詹姆斯的《多元的宇宙》（1909年），对作者明晰的推测印象很深，因为它们和我心中一直在酝酿的想法很合拍。  
　　①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  
　　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好奇多问的公民，我从基督教教义和历史中发现了许多吸引人的地方。耶稣在我生活中的很早时候就以相当幽默的方式变成我的英雄。我在犹太儿童成年仪式上收到的大多数礼物是图书。其中有一本是年轻的犹太教教士送的，他是我家的一个相当亲密的朋友，那本书的名字叫《大卫家的王子》。几个月后我读这本书时，惊讶地发现它由一系列描述耶稣的生平和殉难的书信体故事构成。我没有因为犹太教士的礼物而皈依基督教，但是那本书向我介绍了一个从未停止吸引我的人物。  
　　自然，我纳闷何以犹太教士送给我那么奇特的礼物。几年后我遇见他——他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鲁道夫·科菲博士。他告诉了我无意间造成这次巨大的难堪和内疚的原因。他曾请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为我挑选一本合适的书。那位太太匆匆到书店去选购，看到那本薄薄的书，没有费心读一读，就推断是一本关于犹太英雄的著作。她把那本书名讲给科菲博士听，当时科菲也未觉得有何不妥。幸好后来他知道了那本书的内容，但纠正这个大错误为时已晚，作出解释也太尴尬了。  
　　在《卢森堡之夜》中，雷米·德古尔蒙谈到犹太人时评论道：“一个民族的奇异命运——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带给世界的一个神。”历史上的许多结果与预期相反的事情没有一件与这两大宗教的关系相同：不引人注目的东方世界竟然把它的宗教思想强加给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在渊源和性格上与他们如此不同的民族上。而且，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创造基督教，而是因为他们不顾基督教，而存续了许多世纪。  
　　当人们阅读《新约》时，人们对它的道德伦理和神学之间的对比感到惊讶。基督的道德教义比《旧约》前进了一大步——倒不是思想的新颖，而是在于想象力丰富的表达。但是在他预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在他对邪恶和天堂的物质方面表示关注时，基督似乎思考了一种天真的，甚至迷信的环境，在智力上比犹太教预言中精确的概念稍逊一筹。对于非宗教信徒来说，在基督死后详细阐述的基督教教义事实上突出地说明信仰超过了理智。  
　　想到西方世界一部分人在一生中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而有的人从容自在地放弃宗教信仰甚至放弃对宗教的兴趣，这与宗教曾对许多人的思想所施加的强有力控制相比较，也是令人惊讶的。我常常对年轻人说：“你必须对上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有权不相信他。”然而宗教与这些人的关系好像地球磁场同宇航员的关系一样。已经与家庭传统的宗教教义一刀两断的人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种完全忽视宗教的生活方式。想到我们地球上几百万相信上帝、天堂和地狱存在的人和其他几百万从来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共同生活，一起相处，这未免也令人觉得稀奇。  
　　在一生深入思考了宗教这个大问题后，我未能得出应当接受宗教信仰的结论。但是我对维持宗教信仰，并以宗教信仰作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正确行动的指南，应付逆境的坚强后盾以及寄托救苦救难、生命永恒的希望的人一直非常尊敬和羡慕。如果拥有信仰是如此美好，如果任何人都可自由信奉，我何不乐意接受呢？但是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信仰使他快乐就去信教的。帕斯卡①的著名保证也许说服了许多擅长数学的读者相信基督教，以此避免不信教者要下地狱这种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但是纵然帕斯卡本人也一定认识到自己的证明过了头，所以他的论证无助于人们在几十种教义相互冲突的宗教中选出最好的一种。我满足于直到临终仍旧在寻求难以捉摸的真理，仍旧在探讨尚未得到解答的老问题，仍旧一直在温和地批评上帝不肯向那些只要找到上帝便愿为他全力效劳的人显灵。  
　　下面让我简要、坦率地表明对犹太教的态度。我禁不住想，总的来说，犹太人生下来就该是犹太教徒，或许是一种不幸；如果允许他们生下来就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天命也许会好一些。然而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同样坦率地说，我生下来就成为犹太教徒只带给我很少的不便，而犹太教赋予我的一些个性和才智已抵消了这些不便。在我幼年时，即使在美国，犹太人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明显，我个人经历的问题都涉及具体的事件（大多数不太重要），或发生在围绕我们与基督徒的关系而出现的不和与忧虑的氛围中。不过，我终于在一生中看到了这些问题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已云消雾散。最近为8个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犹太儿童举办主日学校时，我惊讶地发现谁都未曾听说过“反犹太主义”这个词。他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当我像他们那样的年龄时，反犹太主义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我们与外界打交道的计划；它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和幽默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成年后，我在这个地区的生活是非常幸运的。经商和学术活动使我与无数基督徒发生密切的联系，我极少由于宗教信仰而遭到拒绝或难堪。当然，在和基督徒交往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这与我注意保护自己，避免进行我怀疑可能受到冷遇的社交或谈吐，不无很大的关系。  
　　这里我应当坦白地说，我对自己出身的犹太民族缺乏忠诚感。忠诚本身从感情上说无疑是一种美德，但是从思想上说又是一种很大的缺点。忠诚好像盾牌，表面闪闪发光，而背面则可能铭刻着偏见、不容异说和盲信。我相信我会毫无保留地忠于理想、忠于伟大的事业、忠于我们钦佩的事和人。我也会出于责任感，按照传统的，并且无疑是正确的标准，为我应当效劳的人民和机构忠心耿耿地工作。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恰巧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就热切地为他们献身。也许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一个由于我一生中注重思想而不是感情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缺陷。  
　　许多犹太教徒似乎看不起犹太人——至少看不起那些出生在世界上较贫困地区的犹太人。我并没有看不起犹太人。我认为，几百年受侮辱和受压迫使得犹太人的性格既有低劣的一面，也有高尚的一面，既有粗俗的一面，也有文雅的一面。然而我相信，在有利的条件下，犹太人会抛弃苦难所迫使他们采取的偏狭和狡诈，而代之以才智和思想的敏捷——这是他们了不起的优点。  
　　母亲担任客栈主的工作以营业亏损惨重而告终。在我们的房屋，实际上在我们的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之前，赤字已经出现。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产被公开拍卖时简直无地自容的羞惭心情以及大众对拍卖的兴奋激动的奇特场面。在拍卖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男孩都分到一项小小的工作去做。由于我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  
　　是全家的计算能手，我的任务就是计算变卖每个房间里的家具所获得的收入。当一件又一件物品按荒唐透顶的低廉价格拍卖掉时，母亲显得多么的难受！但是我家的立式钢琴找到了两位决心要买的投标者，最后以150美元的可观价格卖给了其中的一位。这是当天我看到可怜的母亲唯一露出笑容的时刻。  
　　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  
　　我们除了回去与莫里斯舅舅合住在巴勒·派克的那幢木板房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人们认为这个地方离购物中心相当远，特别是离曼哈顿地区阿姆斯特丹高地的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很远。如果从我的新住处到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去，我先得乘电车，然后乘高架铁路，穿过布鲁克林桥，最后乘新建的地铁到第137号街和百老汇。每次乘车要花去1个半小时。然而主要困难在于要花费来回车费，每次5美分，每周累计达1美元。但我在火车上度过的漫长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乘车时我做完了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我记得在火车慢慢地驰过布鲁克林桥时，我在学习一年级的希腊文，并且不时地抬起头来瞧瞧偏北方向，当时正在建造中的曼哈顿大桥的红色大梁。  
　　我愿意做13岁的小孩可以做的工作，赚一点钱。我照料过烧煤的大炉，除了把沉重的几大桶煤从地下室的楼梯拖上来，然后倾倒在马路的凹坑中这件事使我累得够呛外，其余倒不大难。我还当过一位名叫巴伦德斯的男孩的家庭数学教师，他住在马路的拐角上，离我们相隔几户人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劳工鼓动家约瑟夫·巴伦德斯。我们两家很快成为至交，我多次听到巴伦德斯和莫里斯舅舅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的热烈讨论。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为舅舅打字——打印他写给各种客户的报告。这些报告洋洋洒洒许多页，我都用奥列佛打字机打出复本。这架打字机只有3排键盘，但每个键上有3个字母而不是2个。（很久以后我才忘记好不容易学会的有效操作奥列佛的技巧。不知道这种技巧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吗？）  
　　用过生日时得到的钱，加上一部分打工收入，我能买得起一辆旧自行车。获得自行车是我一生中的大喜日子。我推着自行车到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在我们所住的地区不难找到这样的马路——经过半个小时的摔跤和摇摇晃晃的骑行，我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夏季来临时，自行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几乎每天我都骑车带着邻居兼好友克劳德·加斯纳到弗莱特布什的公立小学体育俱乐部运动场，兴致勃勃地打网球，我的球艺得到了可喜的长进。  
　　我在巴勒·派克度过的夏天里，认真刻苦地学习法语，打下了与康斯坦斯一起学习的薄弱基础。至今还保存在格劳斯鲍姆图书馆里的唯一一本法语书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的《自然科学》。像其他书一样，这本书是父亲在摩西·蒙特菲奥尔爵士藏书出售会上买来的，曾经装饰得很漂亮，现在已经破损了。我们的这本是1800年左右印刷的，小开本6卷。书页是黄色的，字体很古老，而且不是很清楚，法语本身也相当陈旧，例如词尾ait写成oit。圣皮埃尔是典型的18世纪法国作家，他集博物学家、科学家和浪漫主义作家于一身。他写了关于动植物和各种科学理论的文章，题材广泛，其中有一篇竟是关于南北极冰块融化所造成的潮汐！他还作出了各种哲学推测。  
　　我在《希思法语词典》中查阅我所不认得或不清楚其含义的词，然后把它连同英语对应词一起抄在一张纸上。我把这些生词表上的英语释义和法语释义轮流遮盖起来，尽量用两种语言给出确切的翻译。到夏季结束时，我额外掌握了几千个显然相当专门的词汇。由于这许多词都与外国的动植物有关，所以很快因为不用而忘掉了，但不少单词还在记忆中。后来我在会话中有时使用非常专门或古老的法语词汇，使得我的法语教授大吃一惊。可惜，许多给我印象很深的法语词汇我都发错了音，因为我是通过阅读掌握这些词的，我对这些法语词如何发音的想法常常如同圣皮埃尔的科学理论一样错误。  
　　当莫里斯舅舅的事业搞得更加红火后，他迁居到华盛顿高地的一幢相当漂亮的公寓里，我们则搬到布鲁克林区边缘巴思皮奇的一个小地方去住。母亲很高兴又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们也都心情舒畅地忍受朴素的套间的许多不便。  
　　然而，由于我家离曼哈顿更加远了，事实上我就不可能继续在汤塞德·哈里斯·霍尔上学。十分无奈，我决定转学到布鲁克林男中去，那里实行四年制，不像汤森·霍尔的三年制。我曾出于小孩的虚荣心，决心要惊人地在15岁进大学，但这次转学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这个缺乏根据的抱负。  
　　那年，布鲁克林男中来了一位新校长——沙利文博士，他后来成为纽约州的历史学家（他在曼哈顿商业中学教过我的哥哥利昂历史课）。我拿着汤森·霍尔中学的转学卡走进他的办公室，起初受到冷冰冰的接待。当他看了我的成绩单后，他那圆圆的脸庞马上变得笑容可掬。他说：“这样的转学卡我很愿意看到。”“几乎所有从汤森·霍尔中学转到我这里来的学生都是因为成绩不及格而开除出来的。尽管他们进校后会降低全校的平均成绩，但我不得不接收他们。”的确，布鲁克林男中在美国一直因教学出色而享有很高声誉，我真的庆幸能进这个中学求学。  
　　我在布鲁克林男中读了两年，获益匪浅。虽然因为进度安排上的困难，我未能继续学习希腊语，但我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学习拉丁语。尽管我钦佩西塞罗①的雄辩，可是我始终看不惯他的自高自大和自我吹嘘。经典作家中我真正喜欢的是维吉尔。从他身上我找到了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局限的才华。有人说他模仿荷马的史诗，他的作品缺乏荷马所具有的那种直截了当和简洁有力，姑且承认这么说有道理，但是他毕竟弥补了荷马的不足，我充分领会到这一点——我体会到他的叙述与荷马有细微差别，无论诗的意义还是诗的音韵，维吉尔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维吉尔的作品并不天真朴素，但也不深奥莫测和故弄玄虚，更没有一点隐晦。我认为他和勃拉姆斯②在音乐上的造就一样。写了千首交响曲的作曲家当然在范围和力度上比不过写了9首交响曲的作曲家，但是勃拉姆斯不知怎么却比贝多芬③对我的影响大。  
　　古典语言对我的内心生活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然而我不赞成硬性规定①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演说家。他的著名长诗《我的执政》和《我的时代》含有自我吹嘘成分，在古代即受批评。他遗下书信900多封，在信中有时抬高自己，对事情叙述得不够客观。在他传下的58篇演说辞中，最著名的是《为米洛辩护》，因此成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名垂史册。——译者  
　　②勃拉姆斯（Brahms，1833—1897）：德国钢琴家、作曲家。重要的作品有合唱《德意志安魂曲》，管弦乐《小夜曲》、《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表现出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也保留了古典音乐的传统。——译者  
　　③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其作品集古典音乐之大成，开浪漫主义音乐之先声。重要作品有《升E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第3（英雄）交响曲》，《第6（田园）交响曲》，《第5（命运）交响曲》，《第9（合唱）交响曲》等。——译者  
　　学习拉丁文——其次是希腊文——甚至也不赞成强调选修这些课程。这两种语言都需要耗费大量心血，花许多小时苦练之后才会达到自得其乐的境界。苦练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我看到，不幸的是，我的许多同学，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到头来徒劳无功。过了几年他们忘掉了所有的概念和几乎所有的词。学习任何语言——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应为了证明功夫花下去值得而达到某种永久掌握的程度。如果学生在达到这个程度之前停止学习，实际上他学过的全部内容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遗忘，有时候遗忘之快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坚持学习，越过障碍，到达彼岸的话，他就永远掌握了这种语言，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扩充和加深。  
　　①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演说家。他的著名长诗《我的执政》和《我的时代》含有自我吹嘘成分，在古代即受批评。他遗下书信900多封，在信中有时抬高自己，对事情叙述得不够客观。在他传下的58篇演说辞中，最著名的是《为米洛辩护》，因此成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名垂史册。--译者  
　　②勃拉姆斯（Brahms，1833-1897）：德国钢琴家、作曲家。重要的作品有合唱《德意志安魂曲》，管弦乐《小夜曲》、《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表现出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也保留了古典音乐的传统。--译者  
　　③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其作品集古典音乐之大成，开浪漫主义音乐之先声。重要作品有《升E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第3（英雄）交响曲》，《第6（田园）交响曲》，《第5（命运）交响曲》，《第9（合唱）交响曲》等。--译者  
　　为了“智力训练”而学习外语，却不关心语言所表达的文学和文化，这种主张对我没有吸引力。在真正强化的英语学习中，你可以从学习速读技巧，从理解阅读的内容，从为以后使用而记住资料要点和某些突出的细节，以及从清楚简洁、符合语法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想法中，得到大量的“智力训练”。如果我要写自己的简历，头8年的课程将只写两门课：英语和科学，当然后者包括数学在内。但是在以后学习的英语课程中，我要加上历史、地理和礼仪，并且不会把这些课和文学截然分开。  
　　尽管我一直是个拼写能手，但理智告诉我，学习英语拼写几乎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掌握拼写之所以必要，仅仅是因为传统上历来如此。我很高兴让大家爱怎么拼写就怎么拼写（如同莎士比亚时代大人物所做的那样），只要他的信息可靠，并得到了充分表达！但是我觉得自己总是空想家。大家都要求改进目前的教育制度。这里不是详细发表我的见解的地方。但是我必须大声疾呼：有天才的学生应从小时候起就鼓励和特别对待。他们应当学习外语，以此作为标准课程的补充，因为标准课程教得太慢，不能保持他们的兴趣和让他们充分投入。  
　　我在布鲁克林男中的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班上名列第三。（让我为自己辩护一句，班上的学生都是极其优秀的。）我编写了一个故事《大阴谋》，投给学校一年一期的文学刊物，这是厚厚的一本书，用红黑两色校徽装饰，刊名为《记录者》。我参加了几次班际辩论。对我的辩论才能的主要认可是我被选入“谷芒社”，这是在我毕业的一年建立的全纽约市中学的名誉团体，但使我获得最大满足感的事件是我在中学网球联赛中取得了胜利。该年早些时候我参加网球队选拔，没有受到别人注意。因此与网球队长詹宁斯的三盘较量中赢了两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巨大胜利。詹宁斯打败过塞德里克·梅杰。后来梅杰在福雷斯特山赢得了退伍军人全国网球单打锦标赛冠军，他的球艺一定在我们那次联赛之后大有提高。他还成为“莱哈平原铁路”网球队长，60岁时死在网球场上。我在布鲁克林男中被人看作书呆子，在体育运动方面一文不值，要是那次联赛的时间定得不那么尴尬，我在网球赛中的胜利本来是会大大增加我在同学中的威望的。因为联赛直到我们毕业之后才结束，所以实际上谁都没有听到我获胜这个惊世骇俗的消息。我们的体育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问道：“你是如何打胜的？”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从布鲁克林搬到布朗克斯区的凯利街。两年前的情况被可笑地扭转过来。两年前是我住在布鲁克林边缘，到曼哈顿北部的中学去读书；现今住在布朗克斯边缘，到布鲁克林区中心的中学去读书。  
　　15岁时，我设计出一样东西——这是几项在我一生中多次让我绞尽脑汁，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明的第一项。在我们所住的这种公寓里，来访者在楼下按门铃，铃声在厨房响起，然后主人揿一个控制楼下大门门闩的按钮，让来访者进门。由于我最小，所以铃响起时，我不得不放下书本去揿按钮。我对开门的责任很恼火，于是产生了发明的念头。我想电线可以从门铃连到按钮上，这样铃舌的运动可以切断电流，打开楼下的门闩。  
　　经过多次笨拙的努力，我终于把这种装置安装好，并运作起来。我甚至在电线上装了一个小开关，以致在全家人外出，不想使门打开时，可以关掉该装置。我确信，当有人在门厅按门铃时，门闩开始慢慢转松，他就能打开大门。与此同时，我们还像以前一样会被铃声提醒。我幻想自己发明的小玩意儿安装在世界上每一个公寓里。制作成本很低，按我家公寓里的试装成本计算，装置一个，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赚1美元。当然，其他城市获得安装许可所应支付的专利使用费更可观。在家里，我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打算重振门楣，甚至要使家庭达到新的富裕高度。  
　　不消几天我的梦想就化为泡影。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机械制作上存在着困难。门闩只有在人持续把手指按在楼下门铃按钮上时才会慢慢转松。来访者通常按门铃，注意到门闩立即发出咔哒的声音，然后撇下门铃，抓住门上的球形捏手。唉！当他的手指离开门铃按钮时，咔哒声立即停止，大门重新关上。来访者有点灰心丧气，只好重做一遍——也许重复几遍——结果总是老样子。到这时候，我们中的一个只得下楼来帮忙。来访者说我们的发明不怎么样，于是我们作出蹩脚的解释。但是会操作这种装置比不知道如何操作更糟。我们公寓里的所有年轻人不久后都懂得如何操作它。他们若无其事地揿门铃按钮，另一只手巧妙地握住门上球形捏手，把门打开，当我们在楼上纳闷为什么我们的客人没有露面时，他们已冲上楼，走进自己的套间了。不久母亲感到忍无可忍。她吩咐我拆除这该死的装置，我只得忍痛割爱。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我苦思冥想了各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再也没有实践过。       
第五章　农民和技工
　　1910年6月的某天早晨3点30分。泽西城伊利铁路终点站像一座空荡荡的大谷仓，只有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才辨认得出候车室有拱顶和椽子的轮廓。一个角落上有芝麻绿豆大小的黄光。这光线是从电话间里射出来的，电话间的门半开着。  
　　在狭窄的电话间里坐着一个刚满16岁的青年，他是候车室这座大建筑物内唯一的人。他很不舒服地弯身坐在靠近电话机的小椅子上，电话按古老的方式突出地装在墙上。在木架上的绿色灯光下，他拿着一本厚厚的也是绿色的书。这是《世界文学丛书》第44卷，凡卢兰男爵弗兰西斯·培根①写的《学习推进论》。  
　　我困极了。我从未这么迟还没睡，熬夜使得我浑身酸痛。一切都在促使我瞌睡。夜已深，紧张的神经、昨天的劳累、周围的黑暗、宁静和沉寂、我正在阅读的冗长的著作——所有这一切就像泰山压顶一样向我袭来。但是我决心不入睡，几乎完全依靠意志力才使沉重的眼睛张开着，因为我不能再一次错过上火车的时间。一想到误点，自己就觉得太荒唐可笑。  
　　离凌晨5时上火车还有很长的时间，我又回想起昨天下午自己犯下的愚蠢错误。我怎么会这样的无能，像小孩子一样的怕羞呢？前天午餐后不久，我已向母亲道别。我要到纽约州新米尔福德去，在雅各布·巴曼先生的农场充当夏季小雇工。这件事是布鲁克林男中的数学教授韦弗博士安排的。与他只戴室内便帽，不拘小节和待人尖刻不相称的是，他倾全力帮助城市少年体验农村劳动和生活的整个节奏。我一下子就被他的雄辩说服了。我与其他3个孩子签名，表示夏天愿到农场去当学徒。报酬是每个月10美元，外加食宿。  
　　这是自从7年前母亲守寡以来我第一次离开她。在告别时她显然激动不已，但湿润的眼睛装得很快活，嘴里说着老生常谈的几句话：“亲爱的，好好照顾自己，给我来信！”我迅速跑下三级楼梯，提起母亲的小衣箱，箱子里装的东西不多。我几乎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说差不多长成了男子汉。我的口袋里放着农场主巴曼寄给我的到新米尔福德去的车票，以及大约5美元现金。先坐地铁到科特兰街，然后摆渡到新泽西州，整整提前1小时到达伊利火车站。我在一条很不舒服的长凳上坐定下来，打开旅行袋，拿出培根的论文。我在旅行袋里还装了其他几本书，但是它们严格地说是供正式学习用的：用希腊语写的《远征记》①以及一本标准希腊语语法书——作者是格里诺和基特里奇，这本书是布鲁克林男中古典语言系主任赖斯博士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他的“维吉尔著作选读”班上学得十分出色，所以这位好心的教授——其个性与他的凡·戴克式胡须和浓重的德语口音很相配——鼓励我在即将到来的“漫长的夏天夜晚”继续学习希腊语。除了这本薄薄的语法书，我还带了一本红色纸面、题目为《帕尔默完美书写法》的书。这本书也是一位①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法官、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随笔作家。1603年受封为贵族。著有《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新工具》、《随笔》等。——译者  
　　①《远征记》是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公元前431—前350）的散文叙事作品，记载希腊募佣兵替居鲁士从他兄弟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手中夺取波斯王位的故事，文笔生动，叙事详尽。——译者  
　　教师送的，并非要奖励我的书写技巧高超，而是为了纠正我在学习上的一个缺点：我的书写糟糕透了。家里人却溺爱地说，这个毛病仅仅进一步证明我是一个天才。可是英语系的爱德华先生因为我的书写蹩脚把我的作文成绩扣掉5分。他说：“这5分远不能补偿你的书写对我的视力和心情的损害。”所以爱德华作出和蔼的姿态，给了我这本帕尔默书写练习册，硬要我答应他，再一次利用漫长夏天的夜晚挺直手肘，转动肩膀，一心一意地练习书写。  
　　①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法官、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随笔作家。1603年受封为贵族。著有《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新工具》、《随笔》等。--译者  
　　①《远征记》是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公元前431-前350）的散文叙事作品，记载希腊募佣兵替居鲁士从他兄弟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手中夺取波斯王位的故事，文笔生动，叙事详尽。--译者  
　　培根的著作是家里逐渐减少的藏书中唯一的一本我没有读过一遍的书。（原先家里有一整套世界文学丛书，还有许多其他书，可是真不幸，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书都被一个善于扒窃的兄弟拿去换钱花了。）  
　　坐在候车室里，我硬着头皮啃培根的著作——这是本乏味难读的书——一直读到快乘车的时候。于是我走到售票处窗口，询问到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将在哪条轨道上开走。售票员粗鲁地回答我：“5点12分，9号轨道。”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巴曼在信中说的是4点30分。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去问售票员——他是一个不大和善的家伙——于是回到座位上等待，再看一会儿书。快到4点30分时，我想售票员也许讲错了。我赶紧奔到售票窗口再次询问。接着我自己的愚蠢以及售票员的愚蠢都一清二楚了。因为我只说“新米尔福德”，他就把去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开出时间告诉了我。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比纽约州同名的城市和火车站重要得多了。不错，去纽约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确实在下午4点30分开——就在10秒钟之后开！我冲了出去，只见进站门在我面前关上了。下一班火车要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开。这是一列装牛奶的返程车，把空牛奶罐从城里运回到养奶牛的乡下。现在我几乎要等13个小时。怎么办？我想回家去吃午餐，并在床上休息一下。但是我的自尊心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不能向母亲老实地说出我的过错，也不能面对兄弟们嘲笑式的同情，他们刚刚下班回家。  
　　我想耐心等待，由自己打发掉这些时间，方显出男子汉气派。所以我花了一个多小时乘伊利轮渡在赫德逊河上旅行。只要不下船，我就可无限次地不花钱乘坐。起初，纽约市的空中轮廓、河上交通、温和的6月天气都使我心旷神怡，几乎为误车而感到高兴。但是到第10次摆渡时，我感到厌烦极了。然后我吃了一顿便宜的晚餐，长时间地散步，在火车站瞌睡，接着再去摆六次渡。最后又一次在木头长凳上坐下来，手里拿着培根的书，等待早晨5点的火车。  
　　我有许多可以进行思考的时间，于是我盘算最近中学毕业后，上大学的希望和计划。尽管对这一次愚蠢的疏忽的记忆不断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差劲？”——可是实际上我对自己已有的成就是十分满意的。作为一个天资过人的学生，我每门课都学得很好，名列前茅。当然我的抱负是上大学，最好能进哥伦比亚大学，并强烈渴望成为12名普利策奖学金获得者之一——这项金额可观的奖学金可支付全部学费，外加离家在外的生活费用。为此，我已参加了难度极大的入学考试的竞争。在把我事后追记的答案与一些友善的对手的答案进行比较之后，我有把握获得数一数二的名次，远远超过几百名其他候选人。  
　　因此我该感到非常快乐。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困的岁月对我只有轻微的影响。它们使我养成了对金钱很看重的性格，愿意为赚一点小钱而努力工作，花钱的习惯也极其保守。  
　　早晨2点钟我碰到了一件新的倒霉事。突然候车室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我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显然在铁路班次表上清晨之前再也没有火车出发，没有必要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浪费电力。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驱散不断涌现的昏昏沉沉的睡意。我在黑暗中盲目地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来回走动。后来我发现了候车室里唯一的电话间。在这个小间中有一盏小电灯，使我欣喜的是，灯光还亮着。我找到了救命稻草！那本厚厚的绿皮书我已读掉了不少。我打开培根的书，把它竖靠在架子上，拼命集中精力吸收培根用夸张的笔触传授的新知识，同时不使昏昏欲睡的眼睛合上。  
　　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我注意到，刚刚还是黑暗一片的候车室有了微弱的灰白色光线。夏季里漫长的一天已经透过伊利车站的窗户来到了。一些乘客走进了候车室。我不再孤独，我知道将不会误车了。  
　　在农场里我给巴曼先生打了两个月的工。这占我到目前为止（1958年）的一生中2．5‰的时间，然而这段短暂的打工生活比许多为时较长的经历留给我更持久的记忆。这倒不是说我在新米尔福德过得无比愉快，我发觉那里的工作很辛苦很乏味，并且急不可耐地等待解放的一天的到来。我也毫不想回到农场去，即使是去当不必劳动的农场主。然而并不是苦难使我记住了那里的许多情景。因为我在那里一点没有受到虐待，而且无论如何我已经掌握了对其他人的不端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领。相反，在我特别容易接受影响的年龄，正是我的生活方式的全部改变，使我对这些往事留下了强烈和持久的印象。  
　　巴曼先生大约63岁，胡须雪白，满脸皱纹，似乎真的很老。1848年政治动乱之后，他跟着父母从德国来到美国。美国内战快要结束时，他正好18岁，加入了联邦军队。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打过仗，但可以肯定他是一名资历很深的老兵，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占他现金收入的很大比例。巴曼先生拥有一个小农场，即在他家的周围有几英亩土地，加上离公路不远处有一块牧草地。他有两头奶牛（名字都叫露西）、几只猪、许多鸡，还有一匹必不可少的马（名字叫查理），用于种田和运输。他还种了各类蔬菜和水果，外加饲养家畜用的牧草和苜蓿。他把一部分牛奶卖掉，余下的自用，其中有一些制成黄油和乳酪。  
　　巴曼家庭由他本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及在学校里当教师、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组成。两位女士都与我很合得来，可是她们彼此却相处得一点也不好。巴曼时常需要仲裁她们的争端。进餐时，我们与斯内德克先生同席。他在村里经营一家杂货店，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老单身汉。整个夏天，我与他只说过几句话。但他的生活，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是悲喜交加的。在过去18年里他曾与新米尔福德一位年轻小姐订过婚。只等杂货店使他有了足够的钱养活妻子儿女时，他们就成婚。但他的小本生意似乎从未发达过，于是婚礼一年又一年地推迟，最后这位小姐既失去了另行匹配的一切机会，与斯内德克先生订的婚也永远没有希望了。  
　　在村里，一些有专门营生的人时常到我们这里来进餐。每天他们付给巴曼家很多餐费。他们的胃口很大。我仍记得，当我进餐时，有一个人傲慢地看着我，并且发表意见：“你是这样吃蛋的吗？我吃了将近6个蛋，还没有弄脏我的盘子呢！”  
　　巴曼家里还具有一种真正神秘的气氛——家里住着一个不露面的人！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是谁。但在我到达农场后不久，我就发现大家避开一间住着某个人的边屋。  
　　我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房内有床、小橱、盥洗盆和煤油灯。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像当时大多数农家一样，户外有一个厕所，这个厕所是按去年西尔斯-罗巴克的建筑目录中的设计建造的。不用说当时没有汽车和电话。家里用的水通常由我从农场建筑物周围的水井里抽上来。有几次我用花言巧语哄得主人答应让我洗个澡。我先在煤炉上烧一壶水，然后兑入一两桶冷水，用布盖好，拿到顶楼，放在我的房间的地板上。  
　　工作日很长：5点半，巴曼太太把我唤醒，我迅速穿好衣服，睡眼惺忪、跌跌冲冲地走到牛棚去干第一件活——给大露西和小露西挤奶。然后吃早餐，尽管我像挖沟一样费劲的挤奶工作在一个真正的庄稼汉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是我得饱餐一顿才行。接着我喂鸡、喂猪、套马，做这一天指定要我做的各项工作。直到晚餐时，在再次挤奶和喂料之后，工作才算做完。星期六像其他日子一样做，但是星期天只要做一些必不可少的事就行了。每星期我做60到65个小时的固定工作。  
　　在这个农场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挤牛奶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还没从4个乳房挤出几夸脱牛奶之前，几个手指已经累得没有力气了。如果你一不小心，奶牛会熟练地撞翻牛奶桶。马也需要仔细照料。给马套上挽具复杂得惊人，而且必须定时喂马，把燕麦放在它鼻子底下的饲料袋里，把干草放到马厩里。马需要我经常用马梳在它身上梳刷。此外，马厩——连同奶牛棚——当然都必须不时地打扫干净。我觉得这项工作非常令人厌恶；我只能顾影自怜，把自己比作为奥吉斯国王服务的赫拉克勒斯，但我没有一条能帮他清扫的流动的河流。  
　　鸡关在工具库上面的一个大房间里。要用相当高的梯子才能进入鸡窝。每天两次我提一桶鸡饲料上去。每当我的脚踏上梯子的最低一级时，有一只鸡开始在房间四周奔跑，其余的鸡立即依样跟上。当我爬梯子时，我听到鸡群惊惶奔跑而且越跑越快的嘈杂声。当我把门推开时，嘈杂声变成全堂喧闹，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房里再也没有领袖，每只鸡跟着前面的一只惶惶然地疾奔，没完没了地绕着圆圈。它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显然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奔跑了。等它们停下来是没有意义的，我可以趁它们在我周围狂奔的时候，抓几把鸡饲料洒下去。过了好一会，一只饥肠辘辘的鸡停了下来，大口吞食饲料，然后另一只鸡也开始进食。渐渐地，狂奔的鸡不再淘气，安定下来吃东西。这时我已把桶里的饲料倒空，走下梯子，一切恢复平静。但是每次喂料总会出现乱哄哄的景象。猪的表现也不聪明，但是方式不同。每次它们要吃两大桶厨房下脚。当我走近猪圈时，它们会把大嘴贴在饲料槽上。喂猪的唯一方法是把厨房下脚倾倒在它们头上。任何时候猪的形象都是不美的，但是猪经过这种“洗礼”之后，模样更加令人作呕了。巴曼为自己学过农业而自豪，他在周围邻里中是唯一会种苜蓿的人。在美国东部，当时知道苜蓿的人比较少。巴曼说这种植物很不错，能增加土壤中氧的含量，动物又爱吃。不幸的是，为了取得好收成，苜蓿一定要种在山坡上，所以我的雇主挑选到最陡的山坡上去种。收割的日子到了，我们用一辆割草机——由驯顺的查理拖拉——割苜蓿。割草机势必会向下滑动，这时候需要我发挥作用了。当巴曼相对舒服地坐在机器后面时，我不得不顶着灼热的太阳在下坡上走着，使出全力挡住割草机不让它往下滑。  
　　在宽阔的牧草地割草就不那么折腾人了。我站在干草车上接受不知疲倦的农民用杈子掷给我的大捆干草，尽可能平稳地把干草堆好。当时田野上还没有按几何区间以平行六面体方式捆扎干草的机器。早上和中午有15分钟休息，在茂密的树阴下从一个小牛奶罐里喝一点凉水，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更令人高兴的是一天工作结束，驱车回家，懒洋洋地、非常舒适地躺在干草车的顶部，嘴里使劲地嚼着干草。但接着要干的另一个活决不是如此轻松愉快的。这个活称为“藏干草”。收下来的全部干草必须贮藏到谷仓上一个顶棚里。这一次巴曼拿着草杈站在大车上，而我站在通向顶棚的小入口处。当干草向我掷来时，我要伸出手臂去接住，然后把它拿到顶棚的某个合适的地方去。天气酷热难当，灰尘飞扬令人窒息，收藏干草的活似乎没完没了。终于收藏完毕，当最后一杈干草塞进满满的草棚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然，农场是年轻人了解性生活知识的最好地方。如果你混迹于农场牲畜当中，你就决不会对这件事天真无知。有一天，大露西春情勃发，该带她到公牛那里去“生个小牛犊”了。但交配要靠邻居家的公牛帮忙。巴曼必须去参加农村交易会，于是他说：“没关系，本，你自己把露西带到琼斯家去。交配这种事不难，而且他们会帮助你的。”我不相信我能干得了，但是主人的命令必须服从。  
　　第二天，巴曼坐着查理拉的车走了，我用短绳套住露西的脖子，牵着它也上了路。这头母牛特别胆小易惊，我用力拖着它走，终于把它弄到了琼斯的农场。在琼斯家的门廊上，一个大约14岁的女孩坐在转椅里。  
　　“你来买什么？”她问。  
　　我很窘迫，脸孔已经绯红。  
　　“我是巴曼先生家的。我——我——我带这头牛来……”  
　　“噢，你带她来找公牛的，”她若无其事地说，“你可以在牛棚周围找到他。”  
　　“琼斯先生在哪里呢？”我费劲地问。  
　　“爸爸到南边牧草地去了。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干。”  
　　我难以对这个冷静沉着的少女启齿，说明我一点也不懂母牛与公牛如何交配。我拉着露西在牛棚周围转，希望能产生最好的结果。我发现那头公牛独自待在牛栏里，看上去庞大、强壮、结实。它在牛栏里跺脚，我敢打赌，他的鼻子已喷出情欲来。我把露西栓在篱笆上，绝望地看着四周，期待着帮助。可是连个人影都不见。我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冥思苦想如何对付那头公牛，随着每分钟的过去，我孤立无援，越来越害怕。  
　　最后，琼斯小姐和她的腰身很粗的母亲把我救出困境。不过我丢尽了面子。她的母亲说：“年轻人，我想你自己对付不了那头公牛。最好把你这头活泼的母牛先领回家去，改天让巴曼再带过来。”  
　　没等她说完，我就拖着不愿离开的露西踏上回家的路。我感觉得到背后那个懂事的女孩的轻蔑目光，但是摆脱困境的极度喜悦使我并不感到很大的羞愧。巴曼听了我的叙述，觉得很有趣，并不责备我。“派你独自到那里去对付那头公牛，我犯了个小错误，”他说。几天后，我和巴曼、露西一起到琼斯家去，这一次露西总是尽力跳越我们经过的篱笆。我们一到达目的地，露西就变得莫名其妙地害羞，不得不被拖往他们做爱的地方。那头公牛浑身似乎都是按捺不住的情欲。巴曼先生和琼斯先生两人紧紧抓住公牛的套头，我则做些露西女傧相该做的事。我很遗憾，我该做的事——不管做了些什么——妨碍了我观察家畜做爱的全过程。  
　　吃过晚餐，干完最后一件杂活后，我拿着一盏灯上楼，回到卧室，开始自学。我在希腊语法书的帮助下阅读《远征记》。我从未读完这本书，但我确实读了不少。这本文学书没能引起我的兴趣，虽然我知道人们认为它是一部经典作品。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我永远难忘。当阿波罗在歌唱比赛中打败了马修斯后，阿波罗活活剥掉他的皮。该版本有一张描绘这种可怕行为的插图，这张图是从古代某个梁柱或壶罐上复制下来的。在一刹那的启蒙和绝望中，我看到了人类的一系列堕落和残忍行为。古希腊人追求真理和完美，用伟大的哲学箴言“不要越轨”来约束自己，但仍旧非常喜爱看到别人痛苦的形象，这都应归咎于他们的福玻斯·阿波罗——光之神、歌之神和快活之神——他在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皮肤剥下来时竟显示出一种虐待狂的满足！对我来说，历史把我从马修斯的神话直接拉回到实实在在的伯根—贝尔森牌绿色灯罩上。波德莱尔①在写到“为盛宴充作调味汁和香料的血液”（引自《旅程》）时，已领悟到了隐藏在我们文明后面的这种野性的强烈迸发。  
　　我的杂活之一是筛选积在大煤炉里的全部煤屑。在农屋后面有一大堆煤屑。我的雇主在煤堆旁安装了马口铁做的筛煤器，并教我如何转动曲柄。煤屑被剁细后，从筛网中滤出，煤仍留在桶里。我花很长时间做这件事，大多数是在烈日下干的。为了使这项工作变得比较有趣，我把筛煤器正对几个蜂窝。当我铲煤屑时，我听到无数忙碌的蜜蜂嗡嗡地飞过我的面孔。但我没有像丁尼生①那样对蜜蜂入迷，他曾写道：  
　　古老榆树上的鸽子在呻吟，  
　　不计其数的蜜蜂嗡嗡嗡地低语不停。  
　　然而，我从最初的焦虑不安状态，经过不以苦乐为意、埋头工作的阶段，进入到与那些孜孜不倦、盲目服从巴曼夫妇严厉吩咐的工人们建立起友谊的阶段。  
　　我在新米尔福德碰到了一些与我同年龄的少年，但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少。我记得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我在公路上一边走，一边煞有介事、滔滔不绝地告诉他们纽约市的奇观，吹嘘那里汽车多得人们不再重视它了。这时有一辆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极快地朝着我们开来。我的同伴立即一个箭步冲到附近的田野里。但是我继续若无其事地沿着公路漫步。这部汽车发疯似地揿响喇叭，在我旁边几乎擦身而过。司机一定以为我疯了——我确实昏了头，但这使我的同伴留下很深的印象。  
　　巴曼的苹果树结出了质量极好的苹果。我发觉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大最红的苹果。我决定寄苹果给妈妈吃。我把苹果包好，写上地址，拿到邮局去。这个邮局实际上只在杂货店里占据一个角落，店主老斯内德克兼任邮局局①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美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人为的天堂》、《巴黎的忧郁》，美学评论《1845年的沙龙》、《1846年沙龙》、《浪漫主义艺术》、《美学管窥》等。他的诗摒弃了浪漫派的矫揉造作，对万事万物进行现实的探索。1841—1842年曾乘船去东方旅行，大大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使其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情调。——译者  
　　①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著名的诗作有《两种声音》、《尤利西斯》、《悼念》、《伊诺克·阿登》、《过沙洲》等。——译者  
　　长。他问我：  
　　“你想怎么寄，孩子？”  
　　“我不知道。有什么最好的办法吗？这是苹果。”  
　　“啊，苹果！”（这些城里的小伙子准是疯了。）“如果你真的要寄，必须按一级邮件寄。不然苹果肯定会烂掉。但你要付出5倍于苹果价钱的邮资。”  
　　①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美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人为的天堂》、《巴黎的忧郁》，美学评论《1845年的沙龙》、《1846年沙龙》、《浪漫主义艺术》、《美学管窥》等。他的诗摒弃了浪漫派的矫揉造作，对万事万物进行现实的探索。1841-1842年曾乘船去东方旅行，大大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使其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情调。--译者  
　　①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著名的诗作有《两种声音》、《尤利西斯》、《悼念》、《伊诺克·阿登》、《过沙洲》等。--译者  
　　我的智力、孝心和慷慨都受到了挑战。“按一级邮件寄”，我斩钉截铁地说。89美分邮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写信给我说，她很欣赏我的一片爱心，但花那么多邮资显得非常轻率——我想是不是因为苹果寄到时看起来已不大好了？  
　　不久以后母亲来看我了。她几乎总是设法过几天暑假，这一次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作为自费的客人在巴曼家住一星期。巴曼家很高兴与她相处，也很高兴获得8美元的收入。8月初母亲来了，母子团圆真幸福！母亲很快与巴曼家的三个人结交为朋友，她在两天里了解到的巴曼家的情况比我在一个月里知道的多得多。  
　　事实上，她解开了巴曼家僻静边屋的谜团。这间边屋里住着巴曼先生的姐姐，一个癫痫病人。我只能猜想为什么这种疾病决定她要过囚禁的生活。也许当时这是公认可以采取的对付癫痫病的办法。看到母亲走进边屋去，与坐在转椅里的一个老太太谈话，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地惊讶。关于她们的会面，母亲只对我说，这位病人说话时神志很清醒。  
　　有一天，我从哥哥维克多那里收到一封用散文诗体写的信，信中激动地报告我申请普利策奖学金的考试结果。“妙啊，妙啊！你赢了，你赢了！你名列第七！”  
　　大纽约地区所有公立中学的参赛者中，大约20名可以获得这笔可观的奖学金。如果我能名列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的话，我本来会真正感到兴奋激动的，可是目前的名次似乎只给我很大安慰而已。大家都有把握地说我已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我申请的普利策奖学金机构的人员及时地访问了我的家。母亲愉快地会见了他们，然后约定对我面试的时间，一当我回到纽约就去。  
　　8月28日终于来到了。我向巴曼一家友好地（但绝没有流泪）告别。我没有错过回家去的火车，因为这位老农场主亲自送我上火车。  
　　当我回到纽约后，我就去派克街的世界大厦，参加普利策奖学金面试。考官只不过是普利策时报的主编阿尔弗莱德·哈姆斯沃斯先生，他也是根据伟大报业家的遗嘱建立的普利策奖学金委员会的主席。我很紧张，但哈姆斯沃斯先生很快使我放松平静下来，我发觉自己比较活跃地谈了我的兴趣爱好和抱负。当他问我最喜欢什么书，我兴致勃勃地回答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我从头到尾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哈姆斯沃斯先生似乎对我的话印象很深，说我是他碰到过的第一个啃这种文学书的孩子。面试圆满地结束了，当时我认为结束得很圆满。在向家里人汇报时，我显示出对面试结果的很强自信。  
　　一周后，根据通知所示，我打电话给哈姆斯沃斯先生的秘书了解我的命运。电话里传来洽谈生意一般的回答：“对不起，你没有入选。”好一阵子，我惊诧得目瞪口呆，接着我有气无力地问：“能不能告诉我，弗莱德·格林曼获得奖学金了吗？”“格林曼？他获得了奖学金。”“很好，谢谢你。”谈话结束了。  
　　这一结果远不止使我大失所望而已，它对我是个泰山压顶般的打击。所有的光辉和希望突然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并不仅仅因为普利策奖学金在今天来看也是极为慷慨的。他们每年付给奖金获得者150美元，连续4年以支付大学学费。此外，如果住读，每年还可得到250美元生活费用。当时，人们若有这么一大笔钱，就可在一流学府里安心攻读。母亲曾经不能接受我长时间离开她的想法，虽然我强烈渴望效仿弗莱德·格林曼，他毫不犹豫选择崇高的哈佛大学，我出于陪伴母亲的责任，同意进哥伦比亚大学，这样我可以住在家里读大学。现在一切计划都取消了。无论哈佛还是哥伦比亚都将与我无缘。  
　　母亲和哥哥同我一样对我的不走运感到沮丧，并且十分气愤。他们的本尼——成绩曾名列第七——怎么会被筛掉，而名次远远排在他后面的其他人——包括他的几个朋友——反倒选中了？尽管听起来挺稀奇的，母亲最后竟归咎于我们的家具！经过全家的清理和搬动，我们保留了路易十六时代的椅子、沙发和其他几件精致的家具。尽管当时它们已经破旧，但至少仍旧显示出一点奢华的气派。普利策奖学金是根据需要、学习成绩是否优秀和品行是否良好来考虑授予的。母亲说，调查员一定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声明家境贫困，可我实际上没有奖学金也能上得起大学。（如果调查员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  
　　我对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另有看法。我认为这是我的性格弱点所致。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克服法国人称之为“Mauvaiseshabitudes”（坏习惯）的东西，我内心对宗教的极端拘谨，加上当时流行一些惊世骇俗的健康小册子把这种坏习惯提到了道德和健康大问题的高度。我暗自思忖，目光锐利的哈姆斯沃斯先生一定已察觉到我的思想缺陷的秘密，所以才把我的奖学金授予比我更加优秀的某某人。这一解释甚至比母亲怪罪家具的说法更加凭空想像，奇异怪诞。我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苦思冥想，1911年2月12日我家庆祝亚伯拉罕·林肯①生日的这一天，我想起了林肯性格上的优点。我把林肯作为鼓舞我前进的榜样，希望他帮助我保持那天我立下的新的坚定决心。这个想法是起作用的，我的坏习惯终于得到克服。  
　　第一个令人愤慨的打击结束后，母亲很快变得严肃和务实了。如果我不能上哥伦比亚大学，我一定要上纽约市立大学，那里的学费——感谢上帝——是免费的。下课后我可以找个工作，赚点必要的零用钱。于是我及时在纽约市立大学注了册，但是心情却很忧郁。为什么？这纯粹出于十足的势利心。市立大学不像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那样拥有许多杰出的教授，这是事实。但是它有严格高效的课程，已培养出不少训练有素的毕业生。校友中就有许多著名人士。然而它是一个免费大学，来读书的大部分是社会地位相当低，通常缺乏斯文的穷学生。而且，他们极大多数是犹太人。进这所大学而不是进哥伦比亚，意味着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承认失败。尽管我尽量客观地看待这件事，但老实说这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结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与一流大学毕业生相比在社交和就业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这种态度①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美国第16位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奴隶制，1862年发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次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1865年取得南北战争胜利。但不久遭到暗杀。——译者  
　　反映出1911年美国人普遍的势利心态，我也接受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使我的屈辱感更加强了。  
　　①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美国第16位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奴隶制，1862年发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次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1865年取得南北战争胜利。但不久遭到暗杀。--译者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很不愉快。出于我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个学校的一切都使我不满意不称心。有一天我的抽屉没上锁，两本书不翼而飞了。丢了书是要赔偿的。我既气馁又厌恶。我没有任何零用钱的来源。绝望之中，我作出了极端的决定：放弃求学，找工作做。  
　　我的第一个职业是装配电门铃的按钮。大约6个男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只盛放着等待装配的各种零件的篮子。在稍加点拨之后，我学会了简单的装配动作，变成这个小组里的一名老手。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5点半停工。当中有45分钟午餐时间。我想每周大概花掉55个小时，在一个星期中同样简单的手工操作要重复多少次我已不愿去计算了。  
　　为了消磨似乎没完没了的时间，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默背诗歌。幸而，我记住了大量的诗作，包括格雷①的《挽歌》，《鲁拜集》②的全部诗歌，甚至《埃涅阿斯纪》③的前400行诗。我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一方面忙碌地、熟练地干着比较简单的活，一方面与伟大的诗人“谈心”。  
　　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两个星期——我对装配按钮的单调乏味越来越讨厌，于是重新在《纽约时报》招聘版寻工作。有一则广告为纽约市中心弗尔顿街95号一家电话机工厂招聘员工。该厂每周支付5美元工资，因此很吸引人。星期一清晨我就到达了这家脏兮兮的电话机工厂。要求工作的人相当多。不久，老板洛夫勒先生进来面试我们每一个人。他询问我的教育情况，听说我是中学毕业生，印象很深。然后他问我的经历，特别是能否操作钻床。我回答他可以，他说我被雇佣了，第二天开始上班。工作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下午6点。到新的工作单位去要乘更长时间的地铁，但我可以在与以前同样的时间起床。不便的是7点钟我才到家，刚刚赶上吃晚餐。  
　　洛夫勒在雇佣我时还雇了其他4个男孩，我们合在一起使得他的小厂显得过分拥挤。很清楚，他将不会一直雇我们。3个年纪较大的雇员中，有一个很快对我们说，这是老板每年耍弄的花招。他打算生产许多零件作为储备，把我们大多数雇佣到这些活做完——大约一年之久——为止。  
　　洛夫勒电话公司在一幢很小的楼房里只占一层楼面，但是这个厂却有许多机器，忙忙碌碌于很多生产任务。最终产品是向私人用户提供的电话设备。大多数电话设备安装在当时正在派克大道、第五大道、西端大道和河滨大道建造的大型公寓房子里。安装工作包括在走廊上装交换机，在每个套间装电话机以及安装连接它们所需要的复杂电线。在我学徒生活结束后许多年里，每当我访问住在这些大道上的朋友时，我常常注意电话交换机上洛夫勒的商标，心想不知我的手有没有帮助装配过这些设备。  
　　洛夫勒的信条是“决不付钱给别人去做你自己可以做的事”。因此他买进价格最便宜、从而东西最粗糙的元件，然后切啦、钻啦、磨啦、铸造啦、①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  
　　②《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  
　　③《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  
　　装配啦，直到完成。就拿在电话机里振响的铃来说吧，他买进一根长铁棒，我们把它切割到铃芯大小。然后我们冲压出卡纸板环套在两端，形成一个卷轴，接着我们用特殊的绕线机向卷轴上绕铜线。铃的其他零件同样是在该厂制造的，其中有铃舌一端的小圆球，我们把它连在电线支架上。我们在车床上车出较重的金属零件，在火中煅造，在抛光机上给硬橡皮按钮上光，装配复杂的电线系统，在黑漆商标牌上印上各种名称，以及用某种白石膏使字母显现出来。我们甚至在话筒的振动膜上刷上一层薄薄的黄金。  
　　①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  
　　②《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  
　　③《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  
　　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些工作我都干得很好。进厂时，我是笨手笨脚的，对手动工具和电动机器一概一窍不通。但是我学会了干活的无数诀窍。我的手指渐渐变得反应灵敏，手更加稳当，眼光更佳。我对电话系统运作中涉及的机械和电气问题发生了兴趣。不久我就研究起安装时使用的复杂的图纸来。当洛夫勒不在，一位电气承包商来访，急切要求派人排除电线系统中一些复杂的故障时，我的好运降临了——我能够在查阅图纸的副本后向他作出解释。从此以后我成了洛夫勒宠爱的人。  
　　为了遵守我对母亲的诺言，我在去年秋天已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询问能否申请从2月开始的这个学期的奖学金。回信说，虽然该校在年中不颁发奖学金，但我可以在春天再写信去申请1911年9月开始的那个学年的奖学金。所以在4月初我就照办了。几天后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凯佩尔打来的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电话：我要申请的奖学金无法提供，但他有一件事想在我方便的时间同我进行商讨。我要不要与他的秘书作出会面的安排呢？我在电话里解释说，我每天工作到下午6时，也许可以安排提前1小时下班。在这种情况下，凯佩尔校长表示很高兴于第二天下午6点钟之前在家里与我见面。他的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下午我用去油剂尽量洗干净积满油污的手，乘上从富尔顿街到第116号街的西线地铁，然后步行到不远的校长家。心头怦怦直跳的我按响了门铃。凯佩尔夫人开门领我上楼，走到一个壁炉里正烧着火的书房，说校长马上来。几分钟后，他进来了，人长得高大英俊，衣着考究，井井有条的样子和迷人的微笑结合得十分完美。有人端来了茶。我们一边喝茶，凯佩尔一边愉快地同我说了几分钟关于我的工作的话。然后他才言归正传：  
　　“你知道，注册处对于你的事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我也有同感，因为当校长前我是大学注册处主管，而我没能使这个机构有效地运转。”  
　　我既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以致不知该说什么好。  
　　“格劳斯鲍姆，事实上，”他继续说，“去年你争取到了这里的奖学金，但是我们没有授予你。”  
　　“怎么——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脱口问道。  
　　“你有一个哥哥或堂兄，叫路易斯·格劳斯鲍姆，他在我校靠普利策奖学金已学习了3年。在我们决定给你奖学金后，注册处把你们两人的名字混为一谈了。他们不能把奖学金给一个已经拿过的学生，所以把名额给了在你后面的一位申请人。”  
　　他还告诉我，我获得的是哥伦比亚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提供全部学费，每年授予申请进哥伦比亚大学求读并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平均成绩的候选人。我已达到了这个要求——而在普利策奖学金名单上排在我前面的6个男生都获得了那笔津贴或者在别的地方申请到入学费用。如果我仍想进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可以安排给我从今年秋天开始的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与我现已不再梦寐以求的普利策奖学金一样丰厚。  
　　听完他的话，我只好说：“这件事非常有趣。”然后补充一句，“但使我损失了整整一年时间。”  
　　“确实是损失，”凯佩尔回答，“我们真诚地为做了错事而表示歉意。今年你多大了？”  
　　我说：“刚过17岁。”  
　　“啊，现在我可聊以安慰，不必再难过了。如果一年前就开始读大学，你还太年轻，不会从大学里充分学到知识。在这家电话机制造厂接受训练对你是最有益处的。你将比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加懂得处世之道，变得更加成熟。不管怎样，只要你勤奋攻读，也许三年里就可得到学位。”  
　　会见结束了。我欢欣雀跃地回到了家。我们在凯利街的住宅中充满了无比的欢乐。但是母亲在擦干眼泪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曾使我的本尼那么伤心。”       
第六章　大学生
　　1911年9月，我以校友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我在两年中学里已学了许许多多教材——比大学一个学期的教学量还要多——又由于课外的学习使我通过了大学里的分班考试，我开始在也许是最高级的班里学习。若想毕业，总共需要得到120个学分——每一学分需要一个学期、每周一个小时的课程。我把目标定在3年毕业。事实上后来仅2年半我就得到毕业证书了。  
　　我对大学生活的想法在许多年前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时就形成了。当然，我知道，梅里韦尔在耶鲁大学待了极长时间——不过谁会计算他究竟学了多少学期呢？——而且他参加大学生除了学习以外的所有活动（也许这是他大学生活持续这么久的原因）。然而我总是梦想大学生活是青年人愉快的时期，是教育、友谊、爱情、体育运动和各种娱乐美妙结合的时期。天啊！回顾我自己的大学生涯，我不记得有过这么幸福的插曲。事实上我能记住的寥寥无几。  
　　我对大学时代最深刻的印象是下意识的，它经常在我的梦境中重现。通常，几乎没有什么梦会这么鲜明生动，在我醒后还留在脑海中，但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的53年期间，有一个梦频频出现。在梦中，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朝着一堂“口头问答课”走去。但是我丢了课程表，不知道该在哪儿上。我从一个楼面找到另一个楼面，从一个教室找到另一个教室，努力想找到自己该在哪个班上课。在又一次寻找后，我坐进了一个教室。可是我没有做过功课，在梦里，我十分焦虑，如果叫我背诵的话，我如何用谎言才能渡过难关。这两个难题在梦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我总是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解决这些难题时苏醒过来。心理分析学家肯定可以告诉我，下意识地得到的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内容。但是它们与我大学生涯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起初我并未崭露头角。一年级新生必修课之一是历史（A）课，学的是西欧史。与大多数学生不同，我在汤森·哈里斯·霍尔已经学过这门课，所以不情愿再学一遍。但我的历史课期中成绩得了个C——这使我一下子清醒很多，下半学期我重整旗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门课以及其他课程中都取得了至少是B的成绩。从现在更合理和全面的角度看，我的成绩对我来说似乎以后比当时更重要。我在全班以高居第二的成绩学完了全部课程，在毕业仪式上受到了表扬（可惜没有获奖）。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何会取得这么好成绩的——因为每周课程表上学习任务都很重，而且我还要打很多的工。  
　　我的法文是跟若尔当教授学的。这个法国人文化知识渊博，对宗教抱怀疑态度，而且喜欢说脏话。这个教师一方面以其智慧深深地吸引我，另一方面又让带有维多利亚式顾忌的我异常惊诧，这真是一种新的奇迹。若尔当是第一个和我结交的教师。作为“美国法语教师协会”的秘书，他必须每年几次寄发活动通知信。他让我操作姓名地址誊写机，叠好通知信并装入信封，每小时付给我1美元优厚的报酬。我还得到一张参加他们会议的免费入场券。1914年大战爆发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著名的伊韦特·吉尔贝特①在会上①伊韦特·吉尔贝特（YvetteGuilbert，1867—1944）：法国歌唱家、朗诵家。舞台剧兼电影女演员。以大胆直率的唱腔演唱巴黎下层阶级歌曲和猥亵歌曲而闻名。——译者  
　　朗诵了一首埃德蒙·罗斯丹②创作的反战诗。当时她已经老了，可是她的头发仍是红得发亮，声音依旧慷慨激昂。我深深受到感动。多年后，我从詹姆斯·亨内克③的《瑰丽的面纱》中读到一篇文章，叙述他在格林尼治村聆听伊韦特·吉尔贝特朗诵波德莱尔的诗《阳台》——由无与伦比的女朗诵家朗诵的一首不朽的诗歌。这就是土鲁斯·劳特累克④和普鲁斯特所了解的吉尔贝特。我也曾经亲耳听她朗诵过一次！  
　　有一天晚上，若尔当教授邀请我上他家晚餐，餐后他大声朗读拉伯雷⑤的《巨人传》中的一章，为他的妻子和我助兴。在这一章里讲到那位魁伟的年轻王子为了做爱去寻找最高级的卫生纸。若尔当教授越读嗓门越响，若尔当太太不时地相当做作地笑着，而我却听得十分尴尬。无论如何我从不认为诲淫作品有什么风趣之处；我认为下流话与风趣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真正好的猥亵的笑话倒有可取之处，值得推荐。性爱是重要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因此性爱的话题完全适合于那些出格的、荒唐的和机智的挑逗，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又不会感到难为情。  
　　①伊韦特·吉尔贝特（YvetteGuilbert，1867-1944）：法国歌唱家、朗诵家。舞台剧兼电影女演员。以大胆直率的唱腔演唱巴黎下层阶级歌曲和猥亵歌曲而闻名。--译者  
　　②埃德蒙·罗斯丹（EdmondRostand，1868-1918）：法国戏剧家。他的浪漫主义剧作成就杰出。《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他最受人欢迎的剧本。--译者  
　　③詹姆斯·亨内克（JamesHuneker，1860-1921）：美国音乐、美术和文学评论家。--译者  
　　④土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画家。著名的作品有石版画《她们》，油画《在穆兰大街的沙龙中》、《红色的磨坊--贪食者》等。曾为法国歌唱家、朗诵家和演员画过一幅著名的招贴面。--译者  
　　⑤拉伯雷（Rabelais，约1483-1553）：法国作家。因4卷本代表作《巨人传》遐迩闻名。对后来的法国和英国作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译者  
　　另一位法语教授卡米耶·方丹劝我参加法语教授协会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性法语比赛，争取获奖乘船去东方旅行一次。比赛在伯纳德学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走进兄弟院校的大门，也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发觉自己与女性坐在一个课堂里。事实上，这一次大多数参赛者是女子。考试分成作文和翻译两部分。我不记得指定我们用法语写什么题目的散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要我们翻译的文章：勒南①的著名的《在阿克洛波利斯的祷告者》，因为我曾把开头一些词译错了。然而，使我惊讶的是，翻译方面我赢得了三等奖，作文方面则受到了表扬。  
　　方丹教授说他为我感到骄傲。过了一些日子，奖品发下来了——两本相当难以归类的法语书，用次等皮面装帧，但印得还可以。他在法语班全体学生面前郑重其事地把奖品授给我，我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作为回答。下课后，方丹教授示意我留下。他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非常漂亮的自来水笔，有点尴尬地说，那些书不足以奖赏我已作出的可观努力，他收到过学生送给他的许多钢笔，搁着无用，所以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个人赠送的这份小奖品？他的好意使我感动，但是恐怕不久我就遗失了这支珍贵的钢笔，就像我遗失掉大多数小物件一样。  
　　在大学里我读了许许多多德国文学作品，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成了行家。我选修威廉·爱迪生·赫维教授关于歌德、席勒②和莱辛的课，最后十分光荣地获得了A＋，这是别的同学从未得到过的好成绩。我的主要贡献是把歌德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和欧里庇得斯①的剧本进行比较。我还读了弗雷德里克·霍伊泽尔教授讲的关于黑贝尔②、克莱斯特③和格里尔帕策④的课。毕业之后，在1915年，我拜访了霍伊泽尔教授，他对我说了他教这门课的种种难处，因为德国的封锁使得这三位作家的著作不可能进口。于是我向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全套黑贝尔和莱辛的著作——主要是因为我获得的奖品中正好有这两位作家的精品，当然教授的困难也打动了我的心。  
　　①勒南（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主要作品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历史研究》、《道德和批判短论》、《法国君主立宪制》等。--译者  
　　②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悲剧《阴谋与爱情》、诗剧《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哲理诗《理想与人生》、《散步》等。--译者  
　　但是最后我对德国文学失去了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十分钦佩德国人的精神。这个民族的科学效率和多愁善感相结合迷住了我那尚不成熟的判断力，导致我忽视或者说原谅他们的大声威吓、对上司的奉承和对下级的欺凌。但是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我对德国人的“大众心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并且几乎完全厌恶一度使我深深喜欢的德语和德国文学。也许，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希特勒及其不合逻辑的激烈言词与甜言蜜语背后的集中营阴影。  
　　我的拉丁语学习怎么样了呢？恰恰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所以我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再继续学习这门课。既然我有能力在家里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拉丁文的书，还有什么必要去选修关于贺拉斯、卡图卢斯①、卢克莱修②和塔西陀③的课呢？我曾努力去熟悉这几位以及其他一些拉丁文作家，事实上，贺拉斯已成为我相当密切的朋友。不再在大学里攻读拉丁文的决定造成了一个相当荒唐的结局：我不能获得文学士学位，因为当时要求学生在大学里必须学拉丁文。因此，我成了理学士，但是谁都想不到我在大学里并没有修过一门自然科学的课程。我在中学读的物理和化学已达到了获得理学士学位的要求，而我主修的数学成绩则相当不错。有一次，我偶然碰到凯佩尔校长，他责备我破坏了该校牢固确立的传统。他说：“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关于哥伦比亚的理学士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理学士学位获得者不必懂拉丁文。由于你的缘故，这个传统已不再存在了。”  
　　①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4-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主要剧作有《伊翁》、《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海伦》、《佩利阿得斯》、《埃勾斯》、《美狄亚》等。--译者  
　　②黑贝尔（Hebbel，1813-1863）：德国诗人、戏剧家。著有戏剧《犹谪》、《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尼贝龙根三部曲》、《阿格妮斯·贝尔瑙厄》、《吉格斯和他的指环》等。--译者  
　　③克莱斯特（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运动的诗人全都把他奉为楷模。主要作品有《施罗芬施泰因一家》、《破瓮记》、《赫尔曼战役》、《海尔布隆的小凯蒂》等。--译者  
　　④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太祖母》、《国王奥托卡的盛衰》、《海涛和爱浪》、《幻梦人生》、《托莱多的犹太女郎》等。--译者  
　　①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3）：古罗马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爱情诗对诗人维吉尔、贺拉斯等都产生过影响。今存遗诗116首。--译者  
　　②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约前50）：拉丁诗人和哲学家。著有长诗《物性论》。--译者  
　　③塔西陀（Tacitus，约56-约190）：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主要作品有《历史》、《编年史》、《演说家对话集》等。--译者  
　　由于我主修数学，所以我听了许多数学方面的课程。我记得最清楚的教授是赫伯特·E·霍克斯，在凯佩尔当上助理作战部长之后，霍克斯继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我向数学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两篇论文，这两篇都不是大手笔的论文，而且第一篇还花掉我一些钱。该论文是有关几何学公理的。老师教导我们说，公理是不言而喻、无法加以证明的。我把自己想像为小笛卡儿④；对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这个公理作出了我认为最精确的证明。霍克斯教授对此印象颇深，于是要我向学术讨论会提出自己的论证。我很晚才想到去了解一下欧几里得①本人关于这条公理说过些什么。在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欧几里得有注释的大部头著作中，我发现了与两点之间最短距离是直线这条公理附在一起的、由后来数学家想出来的四种不同的证明方法。于是我年轻时的伟大梦想中又有一个化为泡影，心里有点难过。然而我得到了一个安慰：我的证明与书上所述的四种方法不同。霍克斯觉得把我的证明方法告诉大家仍旧是值得的。  
　　④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黑格尔等人称其为近代哲学之父。主要作品有《方法谈》和《哲学原理》。--译者  
　　大学图书馆特许我外借珍贵的欧几里得著作的第一卷。我提交了论文，并认真负责地汇报了我的竞争性的证明方法，然后拿着这本书回家去。可是在地铁里我遗失了这本书，从此再也未曾找到。图书馆要我赔15美元了结此事，这一金额比赔整套书价要低得多，无论如何这套书现在是不可弥补地遭到损失了。但是赔偿在经济上对我是一个重大打击。我忧愁地低声抱怨：“荣耀的道路只把我引向贫困。”  
　　我还对哲学非常感兴趣。第一年我听了一年级学生必修的逻辑课。后来我又听了弗雷德里克·A·伍德布里奇教授的哲学史课。每周一个小时伍德布里奇教授为满满一教室的听众讲课。在第二个小时里，我们分成若干小组，由年轻的助教对我们进行小测验。伍德布里奇的讲课很精彩，满满一教室的学生几乎个个屏气凝息地在聆听。我仍记得他用类似以下的一些话开始论述康德：②  
　　伊曼纽尔·康德是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后辈产生了比几乎任何其他人更广泛的影响。但是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从未诞生过。  
　　有一次伍德布里奇引用一段令人振奋的资料作为讲课的开场白。主题是笛卡儿，特别是笛卡儿著名的二元论把人的精神和身体分成两个独立的世界。接着伍德布里奇引述我的话。他说：“在准备向你们讲笛卡儿的时候，我发现很难忘记你们的一位同学在评价二元论的文章中写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说：‘谁也无法将笛卡儿分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①欧几里得（Euclid，活动时期约公元前300）：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代表作是《几何原本》。--译者  
　　②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德国自然科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宇宙发展史概论》、《判断力批判》等。--译者  
　　至于英语，我听了布兰德·马修斯教的小说课，这门课很著名。当时他已快要结束杰出的教学生涯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布兰德·马修斯礼堂使得他可以流芳百世。他有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狮子脸，配上络缌胡子显得更加有光彩。我还在约翰·霍厄斯金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教师、作家（著有《特洛伊城里海伦的私生活》）和音乐家那里学习过（后来他当上朱利亚德音乐学院院长）。有一次霍厄斯金称赞我在评论《呼啸山庄》①的论文中提出的看法。我指出，这本充满暴力情节的小说之所以创造出可怕的印象，原因之一是小说情景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警察或其他法律代表，这在英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奇特的事。霍厄斯金对我说，这个看法对于研究这部经典作品是一个新的重要贡献。  
　　①《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埃米莉·勃朗特（1818-1848）的代表作，描写18世纪末英国北部约克郡偏僻地区弃儿出身的希斯克利夫被欧肖家收养后受到歧视和排斥，以及他蓄意进行报复的故事。--译者  
　　我还师从另一位优秀的教授和作家卡尔·冯·多伦。我给他看过我最早写的一些简短的爱情诗，这些诗如同一个男子生胡子一样不可避免地闯进我的内心世界。多伦和我一起辛勤地修改诗句，那些诗句太需要依靠他的技巧进行加工提高了。在我毕业后，1914年的夏天，冯·多伦被任命为一所高级女子预备学校布赖尔利学校的校长。他写信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到他那里当英语教师，那里有愉快的环境、优厚的报酬以及晋升的良机。但我考虑了他的提议后推辞了，理由是恐怕难以胜任。此后我好几次顽皮地想像自己——一个怯生生的20岁青年——正在努力向一群社会名流之女、年龄和我非常接近的姑娘教英语。这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呢？1937年，我会再次见到外表老得多的卡尔·冯·多伦。他的女儿将与我一起从原来的林肯学院毕业。而今，1967年，当卡尔的侄子在电视智力测验节目中赢得了很大一笔奖金，后来又令人惊讶地揭露出他是串通作弊才获奖的时候，我再次想到冯·多伦一家。在人的一生中，别人总这样出现、消失和重新出现。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中我最密切、最举足轻重的朋友是一位在该校毫无特别重要性的英语教授。他的名字叫阿尔杰农·杜维维埃·塔辛。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对戏剧感兴趣，有许多年跟随著名的朱莉亚·马洛的演出公司到各地去演戏。他写过不少剧本，但是从未上演过。我师从塔辛学英语口语，这门课要求学生朗读一段文章，清楚地解释一下，并且动脑筋提出争论。第二年我上了他的另一门课，叫作《每天一题》。每个上学的日子，不管下雨还是天晴，我们都必须交一页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前一天宣布的。天天要写作文是一件十分紧张的事，但是这样做肯定能教会我们如何写英语。  
　　塔辛通常喜欢批阅我的作文。大约在该学期中期，他要求我们写一系列一页长的人物性格素描。我写了最熟悉的人——母亲、兄弟、表弟洛以及我当时的女友阿尔达。有一天塔辛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严肃地问我：“所有这些人物素描都是你自己写的吗？”我惊诧地回答：“当然是我写的。”他说：“要是这样，我对你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年龄的人能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表达得如此简练、精确、有力！”这是些会使人头脑发热的话。然而除了那些简洁的文章外，我再也没有发展自己的人物素描技巧。在以后的岁月里，塔辛仍然是我的亲密朋友，并且在经济景气和萧条时期都是我的金融业务伙伴。  
　　我最得益的学术活动是所谓“英语—历史—哲学讨论会”。每两星期一次，一小批优等生聚在一起，在厄斯金、伍德布里奇和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罗宾逊的指导下，就某个课题开展讨论。这些讨论会给人很大的启迪。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交上知心朋友。是因为我忙于学习和工作，还是因为感情上发生了什么事，妨碍我结交男性朋友呢？无疑是后者，因为这同样的缺点在今后的岁月中都起着坏作用。倒不是说在交朋友方面我有什么困难——事实上交朋友有点太容易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群这样的朋友盛情邀请我加入主要的犹太兄弟会——泽塔贝塔陶（Zeta Beta Tau）。我谢绝了，说既没有时间，又没有钱。其实我本可以抽出时间和借到钱的。  
　　在读大学期间——从1911年9月到1914年6月——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由于我的哥哥承担了家庭的预算开支，我至少得为自己的开销和大学学费赚到足够的钱。在一年级时，每个工作日从下午5时到10时半，我在靠近鲍威利和中国城的派克罗街上的一家电影院当出纳员。每隔一周的星期日再连续做12个小时。我的工资是每周6美元，其中60美分用于车费。这是我第二次在剧院工作，第一次是1910年夏天，在专门表演歌舞杂耍的“展望剧院”当领票员。  
　　既然我尽力完全如实地写这本书，我就必须把一些回忆起来多少有伤自尊的事件告诉大家。这些事与私吞钱财有关。在我漫长的从商生涯中，我获得了忠厚老实的声誉；同样使我满足的是这个声誉是正当地获得的。我只有三次偏离了严格的正直道路。在我年龄很小时，我渴望得到的糖果比严厉的家庭女教师发的更多，所以我时常从母亲的钱包里偷一便士，去投币售货机那里换糖果吃。有一天闪闪发亮的便士塞不进投币口，我大惑不解，只好拿回家来。其实这是一枚面值5美元的金币。母亲由于找不到这块金币一直坐立不安，后来同样奇怪地发现金币回到了她的钱包（1900年时一个人的钱包里放金币是一点不稀奇的）。一想到偷了5美元而不是一便士，我就心绪不宁，以致从此再也不偷了。  
　　接着，有一个星期我在展望剧院接受了一些小额贿赂，让观众得到比他原该坐的更好的座位。这也是小事情，但总是使我心烦。我还发现一种使10张戏票接纳11个观众的方法。在经济拮据的几个星期里，我用这个方法私吞了几个美元。但我为此感到不安，所以很快洗手不干了。  
　　最后一次私吞钱财是我从事金融事业中唯一的一次，为此我在道德上深感懊悔。我的投资公司参股的一家公司有一些土地因建造公路而被政府机构收购。我们有权从中获得合理的赔偿。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是由一个党派管理的，我们听说为了迅速而又满意地取得好结果，花一大笔钱聘请“合适”的律师事务所帮忙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像大多数企业一样，采纳了这个切合实际的忠告。我的合伙人是个律师，后来他因起了“促进事情解决者”的作用而取得了一部分钱。由于我们订有分配收入的综合协议，所以他把一半所得给了我。我本不该接受这笔钱，但是我收下了，后来为此一直懊悔不已。  
　　我在性格上的弱点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亲戚、朋友、同事或雇员的贪污行为。我总是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却又从不对贪污者采取轻蔑的态度。如果他们的盗窃是由于沉重的经济压力而引起的（常常是这种情况），我往往怜悯他们，而不是谴责他们。然而，我只对出于习惯、贪婪或堕落而做坏事的富人或滥用名誉和别人信任的小人嗤之以鼻。例如，在我看来，1925年到1932年间纽约市长吉米·沃克的行为是不体面的。他垮台之后老百姓普遍拍手称好，而他死后又有人把他捧为圣徒，这使我对同胞的所作所为十分失望。  
　　6月初，在大学第一学年结束时，一位朋友经过讲演厅，停下来与我聊天。他刚刚开始从事一份很好的工作，如果做日班每月有40美元工资，如果做夜班每月可拿50美元。他们需要更多的大学生，他想他可以介绍我去干。当然我很感兴趣，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我在合同上签名做夜班，一周做6天，从下午4时做到晚上12点。雇主是美国捷运公司（U．S．Express Company），我的老板名字叫M·A·费希尔，他是一位效率专家。  
　　这份工作标志着在我的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开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已经对全国快运收费制订出全新的标准——用所谓划区法取代复杂的站到站收费法。运输公司为此提出抗议，断言新的收费制度将毁了他们。为了支持自己的抗议，他们经过精心准备，在一天里把所有业务都做完，然后用新的收费率计算每笔运输费用，从而证明新的方法如何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收入。  
　　其他四家大捷运公司——亚当（Adams）、美洲（American）、南方（Southern）和威尔斯·法戈（Wells Fargo）——用传统的手工方法准备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费希尔先生把迅速分类整理复杂数据并打印成表的新方法卖给美国捷运公司，一家财力不足、不受重视、名字叫做计算—制表—登记公司（Computer-Tabulating-Recording Corporation）的企业租给他们使用这种新方法的机器。据说这家公司的股票都是超过实际资产估值的清水股，在市场上只值几百万美元。我几乎毫不怀疑，有朝一日我会发现这家公司（改名为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美国捷运公司的项目设在华盛顿街76号的租售区。我们这些帮手接受培训，学会了把原来使用的数据打在卡上，然后把卡插入整理分类机，以便按新费率计算费用和收益，接着再放入制表机，列出各种总数。计算时会碰到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州内运输和州际运输之间存在着差异。  
　　尽管实际工作中的体力劳动基本上是单调枯燥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有趣的。我的一个同事，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班同学，名叫罗·伯恩斯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同样对这个项目兴趣很浓。我和伯恩斯坦一起与费希尔先生讨论工作，他很高兴我们对他的想法感兴趣，所以邀请我们在星期天下午到他家去好好畅谈。我们的讨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都将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1912年9月到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也开始了。我继续在美国捷运公司从下午4时做到半夜，每周听课加上家庭作业大约花费21个小时。伯恩斯坦也已改做夜班，我们亲密地在一起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谣言：费希尔先生与审计主任为了前者的助手违反公司规章而争吵了一场后辞职不干了。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专业性很强的项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久，总审计师泰特先生走进我们的工作室，嘴里喷着酒气——像他这种人喝酒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要见伯恩斯坦和格劳斯鲍姆。我们就走到他面前。他告诉我们，他已听说我们俩人的工作很受赏识，是这样吗？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不必要的谦逊，就说的确如此。于是他请我们在夜班结束后到他的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简短而兴奋的谈话。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可以替代费希尔主管工作？是的。我们能否立即——到明天晚上就完成——把操作过程的每一步完整扼要地写出来？可以。我——本尼·格劳斯鲍姆——能否向大学请假来做日班，并主管这项工作？我回答说我得与凯佩尔校长商量此事，并要求报酬一定要付足。我们同意第二天晚上10时带着搞好的操作提纲、系主任关于我请假的决定以及我的工资要求再到他的办公室来。  
　　第二天像做美梦一样过得很顺利。当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凯佩尔校长后，他的脸上洋溢着热情。他很早就热心倡导大学教师从商，我的要求正好同他的主张合拍。“本，想一切办法请假吧。如果你能经过充分准备通过期末考试，我保证你能得到现有各门课程的学分。”学校方面的障碍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消除了。然后我们着手编写操作提纲。这份提纲最终写在一块很大的硬纸板上，并用尺在纸板上适当地划了线，每个操作步骤都由洛用刚健有力的字体写出。（要是他也像我一样写字潦草，天知道情况会怎样。）在纲要底下我们写了一句划上两道着重线的话：“为了准确无误，所有步骤都有待核实和再核实。”一到10点，我们就带着纲要图走进泰特的办公室。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太理解，因为他从未掌握这个项目的诀窍。但是我们把每个操作步骤安排得干净利落，合情合理，特别是关于核实和再次核实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很可能他自己的工作正成败未定）。他重复了一遍昨晚提过的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问我：“主管这项工作你要多少工资？”我坚定地看着他的目光说：“你得加我一倍工资，先生。”他马上回答：“行！”我意识到要求每月支付100美元工资太客气了——可是现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伯恩斯坦的工资每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或七十五。但是他不必像我那样要向学校请假。  
　　当这些安排作出之后，泰特似乎更加如释重负了。事实上，他的心里对我们充满着脆弱的感激之情。他拥抱着我说：“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用担忧。我可担保，当你回到大学去时，一定会通过考试的。”在我们转身离开时，他又问：“本，告诉我，你多大了？”我还不能对他老实说，我刚过18岁，所以扯了一个谎——那时候和以前我都是很少说谎的——我已19岁，快到20岁了。他摇摇头，喃喃自语道，那么年轻就可拿到一份丰厚的工资了。他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只有五分钟热度，现在已经减退了。  
　　在我们最后正式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是否与费希尔先生谈过话？我记不得了，但是我们后来在某个日子确实为了一件他遗留下来的事同他见过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好。然而他心里究竟怎么想就不清楚了。  
　　我担任了四个半月的重要职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应付裕如，可是我仍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很有效。我把原来纸卡设计中未涉及的某些运输业务数据进行分类制表，由于作出这种新的安排，我受到了表扬。但是作为一大批雇员的经理，我们无疑不够成熟，缺乏圆滑的处世手腕。我们接受工作后的次日来了两个新雇员。他们分别名叫格雷纳和里安，原是会计部人员，都很聪明能干。他们奉命调来彻底学习这个项目，准备以后接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此很生气，可是不能不说这是泰特十分明智的一着棋。  
　　接着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为了消除副总经理普拉特对我们的工作进度的不满，泰特决定我们必须管理三班，而我得管其中的两班——不仅管8时到4时这一班，还要管从半夜零时到8时的深夜班。这样一天只留给我8小时用于吃饭、睡觉和娱乐。不管怎样，毕竟我年轻，能够承受这副重担。对我来说，每天要回到布朗克斯去睡觉显然是办不到了，所以我就在科特兰街人称“史密斯——麦克纳尔”的一家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招待所过夜。  
　　在下午4时做完日班后，我凑合着吃点食物，大约5时爬到床上睡觉，叫别人到11时半把我喊醒。接着在夜深时又开始我的工作，连续做16个小时，当中有两次40分钟的休息时间。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加班，工资增加一倍半，即每月拿250美元。每半个月公司开一张支票给我，我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支票对1914年前的人们来说犹如王公贵族拿到的薪俸。这一点使泰特大伤脑筋。他说这会引起挣钱比我少的一些重要雇员的不满，他要我接受按正常标准支付第二个夜班的工资。我同意了。但是整个安排只又持续了两个星期。深夜班工人的效率十分低下，也许我的督导很不完善，以致大部分劳动都因错误而白费了。所以这项试验不久便取消了。我恢复了每月100美元的工资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母亲感到很高兴。  
　　随着工作的进展，格雷纳和里安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到头来他们实际上接管了任务的指挥权，我和伯恩斯坦只能跟踪观察一些操作过程，并对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咨询。到1月底，核对工作结束，只剩下最后编制数据和得出结论了。我准时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连同一封语气十分冷淡的告别信。关于我和美国捷运公司的关系以后我还要再说。  
　　在我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我有充足的时间为重返大学作准备。想起凯佩尔校长的建议，我决定参加本学期英语、法语、德语和数学等几门考试。在离开大学前我已开始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但是几个星期对这门“乏味的科学”的涉猎，一点也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决定返校后不再攻读它。后来的结果是，我终生都将在称之为“金融”的经济学分支工作，并且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大学当上金融学教授。  
　　又一场财政灾难突然向我家袭来。利昂早就渴望在沃纳梅克公司（Wanamaker）从瓷器推销员的职位上得到提升，迅速发展中的电影业的多种机会打动了他的心。他想用1500美元买下长岛杰梅卡的一座小剧院。当时杰梅卡只有一个村庄的规模。母亲向住在华沙的富裕的姐姐借了1000美元，我拿出为美国捷运公司工作而积下的全部储蓄支付剩下的差额。利昂年轻，毫无经验，也许我们早该预料到他的企业最终会一败涂地。果然，两个月里他把资金都蚀掉了。  
　　现在我没有一点钱，也没有工作。我立即写信给泰特先生，把我的困境告诉他，重新提及他将帮助我从大学毕业的许诺，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兼职工作。他的秘书答复说，泰特先生向你表示歉意，因为雇佣兼职员工是违背公司政策的，他无法帮我忙。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再也不指望别人帮助我的随便许诺。我到处寻找工作，但都找不到。最后，绝望之中我接受了一份上门推销削价照片的赠券的工作。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令人羞惭和伤心的了。按响门铃，迎来一个头发蓬乱，表情难看不堪的妇女，我努力向她作出动听的宣传（通常是徒劳的），无数次未等你把话说完，她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漫长的一个下午的推销，通常以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告终——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一个坚持不懈的旅行推销员的勇气，可是我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  
　　记得有一天，我毫无成果地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突然哭了起来——从不泪珠轻弹的人这么一哭心里舒畅多了。母亲悄悄地走进来，抱住我说，情况肯定很快会好转的。她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我想到泰特拒不履行诺言，于是直接写信给美国捷运公司代总经理塞里诺·普拉特先生，尽管非常为难，但我索兴干脆地把真情实况告诉他。这一招果真奏效。普拉特先生写回信给我说，由于情况特殊，他同意不照公司章程，作出例外处理。这样我就能担任兼职的提单核查员，每月挣25美元，在暑假期间则可改为整天上班。我感到自己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  
　　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但不久我找到了一种消除枯燥呆板的办法。那就是创作十四行诗。我尽量每天创作一首，早上写出初稿，整个下午慢慢地加以润色修改。大多数爱情诗都是对当时我的红颜知己——她的名字叫阿尔达——有感而发的。那些诗稿几乎全都散失了，只有一句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创作出这句诗的那一天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句诗是：“希望是失望的墓志铭。”  
　　一天，当我忙于处理货运提单和构思诗歌时，在我工作的大房间里发生了一阵骚动，一群公司官员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神情严肃的人我们不认识。不久消息就传开了：此公名叫罗伯茨，是新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已决定对企业进行清理，他是为此而来的。我见他看着一长排痰盂，长期来这些都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职员都嚼烟草。我听到他说“真讨厌”。第二天他下了命令：不准再嚼烟草，不准再放痰盂。罗伯茨对人员的管理确实严厉。  
　　在罗伯茨当选为总经理后的三年里，该公司进行了积极的清理。我离开了大学，正在设法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一名雇员。我的老板对我说：“本，据我所知，美国捷运公司仍旧拥有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10万美元永久债券。快去见总经理，问他将采取什么行动。”与罗伯茨的这种新关系打动了我的虚荣心。我轻轻拍拍我的帽子，不久就出现在罗伯茨的办公室里，并且很高兴他把我当成华尔街经纪业派来的使者。当我向他提起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Lehigh Valley Railroad）的永久债券时，他说他愿卖掉它们，并想知道报价。这下可羞死我了！由于匆匆忙忙地要去见总经理，我忽视了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即动身前查看一下证券市场上的债券行情。我支支吾吾，说什么需要我们费城的办事处对市场进行专门调查，以此笨拙地进行搪塞，然后慌慌张张地告退出门。我不记得我们是否从罗伯茨那里买过债券，但我记得从那天起，不作好充分准备，我决不再去进行商务面谈。  
　　大约七年后我与罗伯茨先生重逢。那时候，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证券领域开拓发展自己的业务，特别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证券，他们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的红利。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这种机会的品种，该公司的最终解散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看起来它肯定能提供利润。因此我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与1913年我担任地位低下的提单核对员时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到总经理那里询问下一次现金发放的日期和金额，因为我认为快到发放的日子了。罗伯茨先生的变化很大，现在他已是一个干枯的老人，常常缅怀往事。他坚持要详细地告诉我，数年前他如何卖掉莱克特街2号的美国捷运大厦，取得了50万美元现金。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当支票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坐在那把椅子上。这个唠唠叨叨的老人难道就是1913年夏天在房间里昂首阔步，而我们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的小暴君吗？在华尔街谋生期间，我还会看到许多人和机构发生这样的变化。同时我还将懂得公司的成长史与公司管理人员的成长史是十分不同的。两者都会变老，失去优势，但是许多衰老的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恢复了青春，而经理一旦老态龙钟，通常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我还得到过一份辅导军官孩子——其中有著名的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的一个儿子——的工作。伍德将军与他的家眷一起住在加文纳斯岛上。1920年，列奥尼德·伍德成为芝加哥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他曾得到过多数票，可是后来的选择和最终的胜利却意想不到地属于参议员沃伦·哈定。我与伍德将军在他雅致的藏书室里见过一次面，对他的举止和谈话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远不如卓越的父亲或端庄的母亲那么讨人喜欢。  
　　每周四次我坐专门的渡船从南渡口码头离开曼哈顿开始旅行。军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内）在上层舱享受比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层舱的长木凳上。有一天我独自待在上层舱，感到相当厌烦，就漫步走下楼梯与两个士兵攀谈起来。第二天，米彻姆上校来到我辅导他的儿子的书房，对我说，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层舱与士兵谈话。这是绝对违反规定的，我不可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1913年美国陆军的铁一般的规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称之为“在衬衫硬纸牌上做业务广告”。最后一个学年的某天，哥伦比亚大学就业办公室通知我与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联系，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衬衫上的椭圆形纸牌上的广告位置推销出去。在与可能愿在这纸牌上做广告的厂商进行联系之前，他必须与足够的愿意使用他的纸牌的洗衣店签订合同——诱饵是售价从每一千张通常1．40美元降低为1美元。他要我尽可能多地说服当地洗衣店来签订合同，每签订一份合同，我可获得15美分。布克曼先生给我用三种颜色套印的很漂亮的有轨电车箭牌衣领广告作为样本，这些广告恰巧与还没有剪裁过的衬衫纸牌一样大小。我恭恭敬敬地对洗衣店主说，如果他们与我们签订合同，这些就是他们可以获得的那种硬纸牌，而且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现金。但是布克曼先生的硬纸牌在最后交货时却质量很差，而用黑墨水印的一大堆当地小广告使它显得更加糟糕。  
　　也许是由于我的严肃认真和天真无邪的热情赢得了洗衣店主的好感，我访问过的大多数店主都签了约。也可能是因为不要求他们付现钱。但并不是全部店主都相信。我访问的第三家洗衣店是中国人开的，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我的长篇大论，饶有兴趣地仔细察看了箭牌衣领硬纸牌，仔细地研究了两页合同书，然后递还给我说：“中国人的洗衣店不用衬衫硬纸牌。”  
　　过了一阵子，布克曼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在推销合同方面我已干得如此出色，所以他要派给我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个赚大钱的机会。现在我得寻找潜在的做广告者，使他们签约使用我们的衬衫硬纸牌上的广告版面。我首先与第125号街上相当大的零售商店布鲁姆斯坦恩（Blumstein’s）联系。费了些周折，我才走进年轻的布鲁姆斯坦恩的办公室，他是负责做广告事务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宣传，他就厉声打断我：“不感兴趣！”我径自说下去，他重复说：“不感兴趣！滚开！”我想我该说几句抗辩的话，可是他说：“你滚不滚开？难道要我让人把你掷出去吗？”我只好走出去了。我的热情逐渐降低，我联系了名单上其他几家商店，结果都未成功。第二天我这个垂头丧气的推销员向布克曼作了汇报。他十分镇静达观地对待这件事。显然我的年纪太小了一点，不适合推销广告版面，但是我与洗衣店主打交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于是我回到了老行当。  
　　接下来谈谈有关与异性交往的琐事。尽管我在智力发展方面是早熟的，但是人们认为我在交女友和谈恋爱方面却是迟钝的。13岁那年，在阅读菲尔丁①的《汤姆·琼斯》时，我不经意地听到家庭法语女教师康斯坦斯·弗莱希对母亲说：“本尼读的不是一本相当淫猥的书吗？”母亲很有把握地回答：“那些情节他不懂的。”当然，正是母亲的迟钝使得她以为本杰明除了性的问题外，其他都懂得很快。但是实际上我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对性的问题有着好奇心，由于我看书比其他小孩看得多，所以我有许多书使我能了解这个问题。不过在实际行动中我的确比其他男孩落后。  
　　①菲尔丁（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阿米丽亚》等。--译者  
　　一方面，我继承了——天知道我从哪里获得的——说话过于拘谨的性格。我的同事说话粗俗总是使我感到不舒服，若要我说粗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语言上的节制使我一生寡言少语。另一方面，我在女孩面前很害羞。中小学时代，我从未与女生在同一课堂上读过书。到了大学时代我与女生的接触仅限于情窦初开时对康斯坦斯的爱慕以及对一个名叫维奥莱特·加斯纳的女孩在心中的幻影似的好感。但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我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对我很有影响的人是哥哥利昂，他与年轻的姑娘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他自信，能说会道，喜欢引用爱情诗句。来找他的姑娘经常多得他无法应付，于是他自然把一些姑娘交给了我。事实上，我成为利昂与其女友惯用的谈话伎俩的一部分。如果女友听信他的话，我就不仅是一个神童，而且是个独一无二的神童。她们都要求见一见我这个惊世奇才，利昂谦和地同意了。  
　　通过我的表姐海伦，我会见了一个名叫罗斯的姑娘，但是我不敢搂住她的腰，甚至当我们在纽约州科尼岛乘汽球飘越那奥尔德山时都如此。后来罗斯嫁给了别人，但是我写了一首幼稚的诗纪念她，这首诗可在我的活页《诗草》集中找到。利昂还带我到布鲁克林去看望一个卖亚伯拉罕和斯特劳斯乐曲唱片的漂亮姑娘。利昂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对我说过），由于已经充分引起这位姑娘的爱慕，每星期六下午他可以在唱片间免费欣赏全部歌剧精品而不买一张唱片。这位年轻的姑娘楚楚动人，含情脉脉，我的那位鉴赏唱片的兄弟却相当随便地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些相会仅仅是比较认真的初恋之前的一种“热身”。利昂已对西尔维亚·梅休尔动了心，这个姑娘住在布鲁克林区巴斯滩。当西尔维亚与一个姓阿明达的男子订婚后，利昂开始去找她的小妹妹、当时只有16岁的海兹尔玩。海兹尔具有值得称道的一切美德。她漂亮，聪明，泰然自若，并具有各种实用知识。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因为教邻居的孩子以及一些成人跳舞和朗诵而挣到不少钱。她慈善宽厚，乐于助人，是个十足的好人。如果说她有缺点，那么缺点就是优点太多：她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不久，利昂需要向海兹尔炫耀一下他的著名的小弟弟，反过来也想在小弟弟面前炫耀一下海兹尔。此外，从布朗克斯走到布鲁克林外环地区的路程又长又乏味，有人陪伴走远路不会厌倦。有个星期天，我跟他来到一个小木屋的客厅。海兹尔进来欢迎我们。她很直爽，但直爽得讨人喜欢，深褐色头发直披在肩膀上，样子使人误以为稚气十足。我们彼此都很有好感。我成为梅休尔一家的常客，有时我与利昂一起去，有时我独自去。我们两人向同一个姑娘求爱没有逃得过表弟洛的注意，他经常拿我们当笑柄来嘲弄。几个月后，海兹尔忙于安排一次文娱演出，以显示她教的小学生的才能和进步。为此我仿照弥尔顿的《科穆斯》的风格，写了一部假面剧剧本，剧名叫《仙女的节日》，海兹尔从各种来源为该剧配上了音乐。该剧是从七岁女孩朗诵序诗开始的：  
　　远离本森赫斯特的农村生息地，  
　　远离老巴斯滩，  
　　在深沉的宁静中，  
　　有一块仙女们居住的乐土……  
　　为了帮助办好这件大事，海兹尔把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对她献殷勤的男子都召集拢来。他们结合成许多个领票、卖票和置换布景的小组，海兹尔甚至招聘我的另一个哥哥维克多来服务。她对维克多的一切（包括对他的业余表演才能）了如指掌。这天晚上演出的高潮是二重唱，瘦长的维克多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合唱艾尔·乔森新近创作的流行歌曲：“如果长大的姑娘行为像婴儿一样，我准会爱上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追求。”听众掌声雷动。但是表弟洛——他是经过一点劝说才来看演出的——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全部在一个与小孩差不多的姑娘的掌握之中吗？这对格劳斯鲍姆家的尊严是一个打击，真丢脸。可是不久洛也成为海兹尔身边的追随者之一了。  
　　当我19岁时，我产生了比较专一的爱情。通过罗·伯恩斯坦的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达·米勒。阿尔达没有海兹尔漂亮，但她有一张活泼有趣的脸。她在一家专利代理公司当秘书兼打字员，从她办公桌上源源不断地经过的技术资料起到了扩大她的知识视野的作用。我一直怀着深切的爱和某种内疚回想起她。我们的爱情很快发了芽。不久我们每天下班回来在艾尔火车站相会。米勒家有个后院，一棵树上挂了一个秋千——这个秋千很宽，足以容纳两个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弥漫着紫丁花香的晚上，我俩并坐在秋千上，海阔天空地闲聊时，我想起了康德的哲学。我感到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然后越来越迫切地把我的脸转向她。好长时间我才揣测到她想吻我，最后，即使最愚笨的人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自此之后，我们完全堕入了爱河。这段时期既甜蜜又心乱。每次见面，天性敦促我们结合为一体，但我们从未交欢，因为这样做不体面，我们都是十分正派、有身份的人。但是在米勒家的吊床上我们有过爱的体验，其中的细节读者自己可以去想像，但我们都保持了各自的贞节。不管怎样，至少我感到羞愧。我曾用某种荒唐的方式，对阿尔达压在我身上表示不满。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米勒家举行年轻人聚会时，阿尔达坐到我的膝上——私下里我很喜欢她的这个举动，可是在这么多朋友面前这么做使我感到滑稽可笑。她并非低声地问：“本，你爱我吗？”“亲爱的，当然爱你啦，”我低声道。“告诉我，你爱我超过爱世界上的其他人。对大家说。”她坚持要我回答，她的声音几乎有点刺耳了。“真的，真的，阿尔达，世界上我只爱你。”  
　　第二天晚上我寄给阿尔达一封明智的长信。我说我仍在读大学，毕业后可能还要花三年时间读法律。如果在我足以供养她之前必须推迟结婚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一本正经地谈情说爱呢？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越来越难舍难分。情欲越来越强烈，我们都没有希望加以满足。我写道，我对她朝思暮想，刻骨铭心，以致大学学业也无心投入了。在写了许多理由和借口之后，我宣布了令人悲痛的决定：我们必须一刀两断，立即结束恋爱；对我们两人来说，不再见面是上策。  
　　由于年代久远，事过境迁，我已难以记起这封信依据的前提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和阿尔达在恋爱时发生肉体关系。与一个正派的姑娘同床共眠，甚至在你恰当地供养她之前与她结婚——这种事都像小偷或酗酒一样不光彩。对一个体面、有抱负的青年来说，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阿尔达回信接受了我的决定，毫无一句怨言，她还希望我将来取得成功和幸福。  
　　我与阿尔达的关系以及后来与一个不大有趣的姑娘更加肤浅的关系，为我青年时代的主要爱情篇章铺平了道路。这导致我与海兹尔结婚，导致生育5个孩子，导致我和海兹尔分享许多成功的喜悦，共担忧患和悲哀，但是也导致最终的离婚。离婚这一天的早上，我恰巧在阅读康拉德①的《黑暗的中心》，马洛的深刻看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生活真是滑稽离奇——为了一个徒劳的目的，按照冷酷无情的逻辑作出神秘莫测的安排。从生活中你最能希望得到的是对自己的了解——往往得到时已太晚——以及许多无法消除的后悔。  
　　我和海兹尔几乎可以互补一切，然而却都缺乏对自己的必要的了解，事实证明这对我们的婚姻是个致命伤。  
　　海兹尔在波士顿的艾默生学院待了一年后回到巴斯滩，马上与所有过去向她献殷勤的男朋友（包括我在内）恢复往来。渐渐地和谨慎地，海兹尔打定了主意：我是她要嫁的男友，下了这样的决心后她开始说服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需要时间和技巧。她既没有像阿尔达那样要求我在公开场合作出令人尴尬的爱情表白，甚至也没有在私下里对我说些令人心醉的肺腑之言。我们两人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是有益的。  
　　1914年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开始就业谋生，虽然1914年夏天几乎算不上是我事业起步的有利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门紧闭，但我仍能在华尔街得到并继续保持一份工作。虽然每周我只挣10美元，但我在加文纳斯岛辅导军官的儿子，并在一所夜校向外国人教英语，赚点钱作为补充。在夜校当教员是我的第一个教书经历，我们使用了古因教学法，教某个字就要作出与此字义相配合的动作。例如，在第一堂课上，教师用拖长的语调念“我开窗（I open the window）”时，马上作出开窗的动作。小学生一个接一个地重复这一句，通常他们大体上读成“Ioopenzevintow”，同时走到窗前，放进一阵冷空气。这种教学法似乎比《尼古拉斯·尼克尔贝》①一书中多西博伊斯·霍尔学校的好一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所小学的校长瓦克福德·斯奎尔斯是这样教拼写的：“Winder-w-i-n-d-e-r。约翰逊，今天下午你擦洗教室的玻璃窗，要是不洗，我会把你禁闭起来。”  
　　1914年我们迁居到一个称为亨特角宫殿的相当独特的联合公寓去，享受了意想不到的豪华。这么漂亮的房子的租金怎么办呢？十分简单。不太尽如人意的5间套公寓每月租金只有45美元，仅比我们在凯里街的房租贵10美元。我的三份工作可以每周挣28美元，加上我哥哥付出的钱，足以支付不贵的房租。这里陈设琳琅满目，守门人衣着华丽，有很多电梯，有5个极好的网球场，设想一下，格劳斯鲍姆一家住在这么一个又大又熠熠生辉的大楼里①康拉德（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黑暗的中心》是他写的最享盛誉的小说。——译者  
　　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主要小说之一。——译者  
　　该感到多么自豪！这是我家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过去任何充分的享受都不会稍稍减少我们对这种新的豪华世界的热情，理智也不会让洋洋得意的心灵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①康拉德（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黑暗的中心》是他写的最享盛誉的小说。--译者  
　　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主要小说之一。--译者  
　　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收到一封正式通知信，我已获得学费奖学金，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回信表示接受。这是个好消息，但它使我陷入困惑的境地。我应当像自己一直预期的那样去从事专门职业吗？我可以放弃华尔街的职业，物质上没有什么牺牲，并且经济上也不会减少。但是权衡下来，若去读书，将要耽搁三年，我才能在生活中真正开始创业，而且相应地要花更多年才能考虑结婚。我与海兹尔讨论过这件事。她用微妙的方式使我明白，再读三年书对我对她都是很长的时间，而如果我坚持把现在的工作干下去，凭我出众的能力，就会……她没有谈我该做什么，但是我按照她希望我做的，也按照我自己希望做的去做了。我写信给法学院，谢绝了这笔奖学金。我也把决定告诉了凯佩尔校长（没有提及海兹尔）。他写了封短信给我表示同意，说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歇业，许多无法适应形势的人肯定会退出华尔街，这样就留给有能力的人更多更好的机会。  
　　不久我和海兹尔彼此许了诺。我记不得许诺的日期，但记得许诺时的情景。我从剧院送她回家，我们必须在BMT火车站等很久才能换乘去本森赫斯特的火车。肯定是我首先表白我多么爱她——她是我最思念和爱慕的人。她说她非常爱我，决心等我。我们都感到幸福，但说这一切的时候也非常庄严。海兹尔提醒我，我们共同的保证绝对不可告诉别人，因为她的母亲（利昂称其为“不可一世的人”）和举足轻重的麦克斯叔叔要是得知宝贝海兹尔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会大发雷霆的（她的父亲——是一个波普·米勒类型的人——不在乎这一点）。但海兹尔向我保证她可以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私订终身的秘密大约保守了一年半，即一直到1916年夏。时间的耽搁使海兹尔在与无数追求者的周旋中——包括应付一个名叫凯西陀的向她热烈求爱、易于激动的南美洲青年——以及在应付有独立主张、一直为她寻找如意郎君的母亲方面费尽了心机。她的母亲的热情引发出各种事件，其中有件事似乎有点让人蒙羞。梅休尔夫人相中了一个人才出众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内森·古特曼，他和他的父亲的女式羊毛衫生意很红火。1915年海兹尔和她的母亲打算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过复活节。当我问海兹尔我能否同去过周末，她说这会使她很为难。但是如果我同意以她的表亲身份出现，并且不要为此向她提出任何问题，事情就好办。我头脑简单地同意了。当我到达莱克伍德时，我发现古特曼舒服地住在海兹尔的旅馆里，梅休尔夫人待他极其亲密，而对“表亲本”的到来却毫不掩饰她的不高兴。  
　　当然我对这一场面是很不痛快的，但是我认识到海兹尔的困难处境，不可为此闹别扭。这段时间对两个热恋中的青年来说不是容易打发的。虽然他们几乎每天要相会，但当时的习俗限制了他们情欲的冲动，而他们的性情却与惯例不尽一致。海兹尔秀色可餐，但她心如铁石，十分自信，甚至远比一般女性更加有克制力。表面上我很随和圆通，但内心却对一切严格的管制感到不满。此外，我得装出毫不在乎男人向海兹尔献殷勤的样子，保持某种程度的英国人的克制。  
　　我们有过大大小小许多误会。我们不止一次同意停止争吵，争吵总是云过雾散。有一件事却非同寻常：我带海兹尔出来，在湖上划船。突然她宣称她肯定我爱她爱得不够，所以我们的恋爱肯定是不幸的，她不想活了，决心投河。说着纵身跳入湖中。她的水性很好，在水上漂浮毫无困难，而我只能尽量划近她，恳求她保持理智，要相信我等等。这个插曲表演了几分钟后，海兹尔爬回船上来，声称她决定给我们的恋爱再一次机会。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我正式向海兹尔求婚。我向海兹尔的三位一体的长辈——父亲、母亲和麦克斯叔叔提出了我的要求。海兹尔表面上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退回到自己房间去，实际上坐在楼梯最高一级，专心地听着。我简要地谈了我俩的相互爱慕，并详细地谈了我的金融事业前途——当时这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母亲梅休尔承认她未曾料到我会求婚，并且难以接受我太年轻的年龄。她还询问我是否经常刮胡子。我说是的，这使她的猜想得到了满足，于是她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我们用一瓶香槟酒来庆祝求婚成功，因为喜讯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所以庆祝只能不铺张了。同年11月我们按惯例举行订婚舞会，次年6月结婚，但是不久我便面临因美国参战而引起的痛苦的个人问题。       
第七章　事业的起步
　　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月中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首先是哲学系系主任伍德布里奇教授邀请我到教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建议我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工作。紧接着，霍克斯教授代表数学系向我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令我惊讶的是，了不起的霍厄斯金教授也要我到办公室与他谈谈。他感到我能成为英语系的一名好老师，而且我会发现大学教师是个非常舒适的职业。尽管初始工资很低，提升很慢，但是大学里有无数其他东西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更好地说服我，他讲述了自己那段引人入胜的经历：开始时的讲师生涯，早期的婚姻状况以及随后的经济拮据。  
　　不用多说，这么多的邀请自然既使我洋洋自得，又使我困惑不安。然而当我与校长凯佩尔谈论此事时，他建议我暂缓作出决定。他强烈地倾向于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送入商界，而不是将他们关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或许他能为我指明方向。  
　　几天后，当我们在校园里碰到时，凯佩尔告诉我：“昨天我打电话找你，但没有找到。真是太糟糕了。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先生，是什么机会？”  
　　“诺曼·安吉尔先生昨天在我办公室里——你该知道他的，他是《大幻觉》一书的作者。他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发，到整个欧洲开展一次新的和平运动。他想找位年轻的助手，我推荐了你。但由于找不到你，他只好自己走了。”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失去了一次与这位杰出的作家兼演说家结伴作不寻常旅行的机会。后来我却想：幸亏那个电话出了毛病。大约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我和安吉尔可能正在英国。作为一名英国人，我有可能应召入伍，随即到比利时的佛兰德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对我的和平使命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我有个朋友名叫弗赖德·斯威德，他开了家规模很小的广告代理公司。他认为我能成为出色的广告撰稿人，所以建议我到他办公室来试一试，挣些微薄的薪水。既然我的学业已经结束，离毕业典礼又有段时间，所以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机会。他的主要产品是“卡波娜”，一种很有名的不会燃烧的清洗液。我开始编撰一些广告语，并着手设计其他广告。我想，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卡波娜——让一切污痕无影无踪。”在我写了类似的一些广告语后，我写出了经典之作——一首五行的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我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位威诺纳姑娘，  
　　她从未听说过卡波娜。  
　　她开始洗东西，  
　　却用了一罐苯①，  
　　现在她可怜的父母要为她的灾难而痛苦悲哀。  
　　①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这里用苯的易燃易爆性来衬托“卡波娜”的不可燃性。--译者  
　　当我将打油诗交给斯威德时，他兴奋异常——这种兴奋只有在广告人身上才能见到。他戴上帽子，冲向卡波娜公司的办公室。他要让公司总裁威恩斯坦先生看看我的大作。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但神情沮丧。  
　　“有什么不对劲吗，弗赖德？难道威恩斯坦先生不喜欢这首打油诗？”  
　　“他非常喜欢，看了这诗后他差点笑得转不过气来。但他接着告诉我这诗不能用。”  
　　“这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的整体广告策略是让人们对其他洗涤品的易燃性感到恐惧，从而促使人们购买卡波娜。这首打油诗使人们发笑，因此会抵消其他广告的效果。太糟糕了，本。我觉得这首诗非常好。”  
　　我不知道威恩斯坦对这首打油诗的评价是否比斯威德的判断更确切。但我确实知道我非常沮丧，并准备找一个比广告撰稿人更可靠的工作。  
　　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奖学金的竞争，该奖金金额为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我想那时有5名竞争者。科辛·罗在他毕业那年获得了该奖学金；出于某些原因，家里人认为我肯定也能像罗那样获得奖学金。他们如此肯定，我记得罗的哥哥甚至想用100美元的现金同我交换可能到手的奖学金。我告诉他，他高估了我的能力，或者是低估了我的竞争对手。（那年我们有一群真正的数学疯子。）事实证明我的朋友J·J·坦佐拉赢得了这笔钱——他废寝忘食地钻研数学，后来成了数学教授。我排名第二，对此我有点失望，但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毕业典礼仪式上，我还得知我在第一项奖学金竞争中也排名第二——这项奖学金授予整个大学生涯中平均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我的名字很荣幸地出现在获奖者名字的下面。  
　　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我还是很荣幸地被选入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Phi Beta Kappa）。这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今后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但我与另一项荣誉却擦肩而过，这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或其他复杂原因造成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数学系的老师似乎打算提名我加入西格玛·西联谊会（Sigma Xi）——这是技术领域（主要是工程领域）受人尊敬的团体，就如人文科学领域的费·贝塔·卡珀联谊会①一样。如有老师的提名，我的入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已经够长，马上就要毕业了，因此他们把我的提名推迟到了第二年。但这已经太晚了，因为章程不允许学生毕业后再当选该学会会员（我是后来从霍克斯教授那里得知这一纰漏的）。  
　　毕业典礼前夕，校长凯佩尔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名会员由于儿子功课实在太差而来见凯佩尔，并在交谈中要他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去做债券推销商。凯佩尔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纽伯格先生，还着实把我夸了一番。凯佩尔认为华尔街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应该认真考虑这次机会，而不应该留在大学里教书。我答应去会见纽伯格先生，见面时间定在次日下午3点15分，到时他会从交易所赶来与我面谈。这家公司的名称是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NH＆L公司），公司地址在百老汇街100号。  
　　①这两个团体均是美国全国性荣誉协会，会员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美国大专院校学生。--译者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早早地赶到那里，在三一教堂的大钟前面徘徊着，等待着指针指向3点10分。然后我穿过马路，走进美国证券大厦底楼狭窄的过道。我被带入萨缪尔·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一位相貌堂堂、身体肥胖、满头白发的男人。虽然他实际上只有50岁多一点，但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寒暄一番之后，他把我引荐给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H·纽伯格先生（A·N先生），真正的面试便开始了。  
　　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他是公司首脑和灵魂）与他哥哥一样高大、英俊，但头发不是白色而是灰色。他讲话时充满激情和权威。他问我有关经济学的学习情况，我只好承认根本没学过——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捷运公司上班。然而使他满意的是，我还是知道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区别。他说尽管我缺乏专业训练，但既然凯佩尔校长推荐我，他就收下了我。他又问我的一般经济状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差，我必须依靠工资养活自己。“那么，”他说，“通常我们给年轻人的初始工资为每星期10美元；但考虑到你的需要，我们给你加一点，每星期12美元。你应该明白，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销售债券与我们一起赚大钱。”他说，华尔街给正直诚实的人提供了无限机会。我只是从人们的传说和小说中了解到华尔街是个充满奇迹、激动人心的地方。我急着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急着领略它的惊涛骇浪。于是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从下星期起开始上班。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我，像个部长似地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我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先在内勤办公室待上几个星期，跑跑腿、帮帮忙，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业务。随后我将到债券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时的华尔街不像今天这般运转流畅，大量买单和卖单需要交换（配对）、大量的证券需要交割，大量的支票需要检验，以及大量类似的邮差活需要完成。我首先在交割部工作，然后转到委托部，后来又转到了簿记部；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我做跑腿员的第一个星期，出纳员给我一张支票，让我到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去验证真伪。“你知道花旗银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华尔街55号——所以我回答“当然知道”便出了门。过了华尔街49号后，我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显然这就是我要找的银行。但为了确定起见，我开始在墙上找名字和地址。我围着这幢四方形大厦转了两圈也没找到名字和地址，于是我决定放弃努力，还是问问路人。当然，这就是国民花旗银行；他们认为自己名声这么响，根本不需要在大门口挂上门牌。  
　　对于当时金融业中处理大资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我深感震惊。当支票检验完毕并准备归还时，窗口的职员会大叫一声“纽伯格”或“康特德”或其他公司的名字。跑腿员马上走近窗口，说：“纽伯格的支票。”然后一张可能价值50万美元的纸头便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来人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股票票证的草率处理。当我正准备离开电梯给客户送股票票证时，另一名跑腿员会跑过来对我说：“你是去萨托利斯公司吧？”“是的。”“那就请你帮我把这些股票捎给他们，多谢了！”接着他便把一捆股票票证塞到我手中，转身便跑开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证券处理中却很少发生差错。但是我能理解，今天的交割方法同我那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经纪业中人们处理大资金时漫不经心，但我惊奇地发现那些富人竟这样吝啬小气。有时当我走进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会发现他正在往外寄支票以支付个人帐单。他用已经贴好邮票、印好地址的信封来寄这些支票，这些信封是他代理其他公司开年会时拿到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把印好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这样就节约了2美分的邮资。他很满意地评价道，浪费信封和邮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个大富翁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实在让我震惊，让我伤心，特别是我一直对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智慧与决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自己：“这样一个每天给银行开百万支票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节约2美分的邮票而投机取巧呢？”我做这种事还情有可原，因为每分每厘对我都很重要。不过当时我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  
　　现在距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已近半个世纪了。经过几次严重挫折后，我积蓄了不少财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雇主们。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富人对待钱财的心理。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非各种经济因素限制大把大把地花钱，一个出生于奢侈浪费之家的人很可能将奢侈之风继承延续下来。如果这样的人由贫变富，他很快就会甩掉先前约束他的枷锁，成为一个真正花钱无度的家伙。他从不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耗尽。  
　　然而，大多数孩子并非天生就有节俭或奢侈的本性。他们的态度及他们将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的环境所决定的。即使他们的家庭很富裕，父母还是能够通过言传身教以及惩罚等手段使他们变得勤俭节约，甚至是小气吝啬。作为年轻人，他们在处理小金额的钱财（特别是每星期的零花钱）时，就养成了这些习惯。当他们后来继承大笔财富时，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对小事情过于斤斤计较，而对大事情则显得粗心大意、慷慨大方甚至是挥霍无度。那些生于富贵之家、在奢侈环境中长大的人，当然会很轻易地继承花钱时的潇洒气概，因为只有这样才与他们的环境相称。  
　　区分以下三种人是很有用的：第一，真正的吝啬鬼；第二，狂热的讨价还价者；第三，由于条件所迫而形成的小气。真正的吝啬鬼永远都是贪婪无度——他有积累（不必要的）财富的本能冲动；而且他神经质似的反对任何花费。第二种人中包括了许多成功的商人，由于受习惯的推动，他们不可理喻地不停努力工作、不停赚钱。他们往往将生意场上“价格要找最好的”、“砍价要狠心”这些原则应用到个人支出上。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小气鬼，因为他们崇尚高消费，他们从拥有劳斯莱斯轿车、拥有大游艇或拥有名贵珠宝中获得胜利的快感。但他们的劳斯莱斯轿车是打折买来的。  
　　然而第三种富人最有意思，因为他们性格非常复杂，身上充满了令人困惑不解的矛盾。这些人或是出身寒门，或是在早期生活中体验过贫困的滋味——就像我一样。生活的拮据曾经迫使他们数着分币过日子。（我仍记得当时我有一只小圆筒，这只筒曾是用来装范霍登牌巧克力的。筒口刚好能让我的分币装进去，我经常要数一数有多少分币，看看我有多少财富。）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进入潜意识中，它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做出种种不合情理、令人羞愧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总是围绕在小数目金额上，与大的开支或礼品却毫不相关。他们孩提时能支配的金额大多在1美元以下，最多不超过几个美元。上百美元甚至是上千美元对这些孩子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因此他们没有养成如何处理这种大金额的习惯。  
　　因此，一个典型的经历过贫困童年的富翁（就像我一样），他的消费行为显得反复无常、荒唐可笑。对于大金额的支出，他会随随便便，甚至显得有些铺张浪费；而对于小金额的支出，他则不得不与自己根深蒂固的吝啬性作斗争。以我本人来说，我的吝啬行为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反抗。首先，我完全清楚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决心以我的智慧和意志力尽可能地解决它。其次，我对他人对我行为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至少在日常生活中确是如此。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总的来说是好还是坏。但从节约小钱这个角度去考虑，它的效果很不错。如果我认为有人正在注视着我，我是绝对羞于露出自己的吝啬本性的。  
　　当只有我一个人时，我便放纵自己，让那些孩提时养成的吝啬习惯通通暴露出来。即使在这些时候，我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个很好的借口。例如在纽约，当我与他人一起走时，我都是叫出租车的；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宁愿去乘地铁。对此我有两个常备的理由：第一，街道太拥挤了，乘地铁比乘出租车要快得多；第二个理由是，在地铁中我可以读读报纸，而在出租车中却不能读报。然而信不信由你，我会忍住不去买报纸，心里对自己说：拿张报纸到处走实在毫无意义。或许我不愿意花小钱的习惯正是我从不抽烟喝酒的原因所在。  
　　同所有的华尔街新手一样，我对场外市场（Curb Market）抱有浓厚的兴趣。场外市场多年来一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上，是块用绳子围起、大约20平方码的空地。无论刮风下雨，场外市场的经纪人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露天交易。下大雨时，他们都穿上油布衣；冬季天气冷，他们会戴上耳套。许多经纪人戴着色彩艳丽的帽子以便指令员找到自己。这些指令员在附近大楼的窗子里俯视着场外市场，他们和经纪人通过复杂的手势不断交换着指令和信息。虽然场外市场远不如纽约股票交易所重要，但那儿也在交易许多一流大公司的股票，以及大量其他各种各样公司的股票。成交量经常很大，每天有几百万美元的成交额。尽管场外市场的硬件设施显得古怪可笑，但它的运转却很有效率。10年后，场外市场搬进了一幢位于三一教堂广场西部的新大厦。又过了20年后，这些保守分子将纽约场外市场（New York Curb Market）改名为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原名过于谦卑，新名则过于张扬。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叫它场外市场，他们对布罗德街上那些滑稽的红帽子还有些念念不忘。  
　　做了四个星期的跑腿员后，我来到了债券部。债券部单独占一间房子，四周无遮拦，与客户室及报价台只隔着一条走廊。在我到来之前，债券部的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债券推销商，他们从大学毕业已有几年，经验比较丰富。其中之一是丹尼尔·罗勃，公司合伙人杰克·罗勃的外甥。丹尼尔皮肤黝黑，背有点驼，工作非常卖力，为人十分严肃。另一位是哈罗德·罗斯——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个子高、身材匀称、英俊潇洒、金发碧眼，是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花花公子。不久他便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座右铭透露给我：“能使别人替你做的事自己千万别去做。”他成功地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几乎所有工作上。他总是能让别人替他干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给这两位年轻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位感情丰富、几乎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工作的丹尼尔·罗勃与公司的爱尔兰籍接线小姐结了婚，后来在20年代的投机生意中输得倾家荡产。而那位泰然自若、从未真正忙于工作的哈罗德·罗斯则继承了他父亲的财富，成为一家大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这实在是对传统道德的玷污。  
　　我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尽可能多地学习债券知识；第二，在债券部中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丹尼尔和哈罗德几乎每天都要给那些可能的债券购买者发送债券推荐表，而我的主要工作是给表上的债券作一简单介绍。即便是在空闲时间，我也认真自学债券知识。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本活页笔记本，在每一页纸上我都以便于记忆的形式记下某种债券的一些重要数据。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本黑色笔记本的模样，以及其中的某些内容。第一页的内容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公司，总额4000美元，1995年到期，年利率15％。”当时我肯定记录了上百种债券的数据。我将它们的发行规模、利息率、到期日期，以及留置权条款一一默记在心。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记住，实际上我可以很方便地从债券说明书或笔记本上得知这些内容。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开始时我背得很成功，后来这些债券内容在我的大脑中完全混淆了起来，于是我便把它视为一项糟糕的工作，不再做了。但在几个月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这些数字仍历历在目。我几乎成了“铁路债券的活动说明书”。  
　　1914年7月，奥地利王储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被刺引发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纽约股市对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不大关注；大家以为这种紧张局面肯定会结束，就像几年前的阿加迪尔事件一样。这时我拿到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徽章，我骄傲地用一根表链把它戴在马甲上。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不久前还是烟草商的兰斯特·纽伯格为公司的职员能有这样的荣誉深感震动。一个小时后他对我说：“本，我能否请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成员为我出去买包烟？你知道我要哪种牌子。”于是我便受命跑了出去，徽章在我胸前乱晃着。  
　　我所从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写市场报告。萨缪尔·纽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在闭市后他必须将当天的股市情况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要送到公司的发源地费城，以便使当地的客户相信公司在纽约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上表现很好。萨缪尔·纽伯格很不喜欢干这种琐事，于是他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他建议我看看以前的报告，并依此方法接着写下去。过了几天后，费城的那些老客户天天都要聆听新专家对股市的见解，而这名新专家接触金融领域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6个星期。  
　　我永远忘不了在战火中毁灭前夕维多利亚世界的那段平静时光，那也是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19世纪的真正起点是在1815年。当时澳大利亚网球队正与美国网球队争夺戴维斯杯。纽伯格合伙人中的一位正好有第三天比赛的两张门票，但他有事不能去，便很慷慨地将票送给了我。我邀请了向来迷恋网球的弗赖德·格林曼，我们一起来到了那星期刚刚落成启用的森林山体育馆。第一天的两盘单打比赛双方平分秋色，第二天的双打比赛澳大利亚取胜，因此澳大利亚暂时领先。现在澳大利亚的老将诺曼·布鲁克斯将与刚刚从哈佛毕业的新秀诺里斯·威廉姆斯相遇。威廉姆斯是格林曼在哈佛时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次比赛的戏剧性场面，使网球这一温文尔雅的休闲运动从此变成激动人心的精彩比赛。威廉姆斯回球出界后输掉了前两局，看来我们已全无获胜的希望了。然而他却马上恢复状态，精彩的表演使他一举获得第三局和第四局的胜利。观众失去了平日的矜持；每当这位瘦长的美国小伙子获得一个分点时，他们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威廉姆斯经过艰苦的拉锯战获得一个分点时，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场，以至于比赛场上的布鲁克斯不得不扔掉球拍，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这一情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官员们恳请观众平静下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凭借着他那必胜的信念、冷静的头脑和老练的技术，澳大利亚人最终获得了第五局的胜利。观众长吁短叹，十分绝望。当布鲁克斯戴着那顶奇怪的航海帽退出场地时，他经过置放闪闪发亮的戴维斯杯的桌子旁边，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银杯向观众示意。这时体育精神又回来了，观众对他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由长着一头红发的美国运动员穆里·麦克劳林与深得人心的安东尼·沃尔亭对垒。麦克劳林很漂亮地取得了5局比赛的胜利，但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不久后，麦克劳林在法国战场上丧了命。  
　　1914年8月初，熊熊战火开始燃烧。西方文明将从此毁于一旦吗？这是由于欧洲各国的首脑人物缺乏领导才能和外交技巧吗？或者这仅仅是国与国之间一系列战事之一？——这些战争最终并没有带来太深刻的历史伤痕，只有对那些为之战斗或在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而言才是场灾难，令他们难以忘却。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不值得一提；其他人的思考更深入、更合理。因此，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描述作为一名纽约青年，对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在一战的早期，同邻居们一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和兴奋。  
　　8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股票市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状态，但还没有到达恐慌的地步。战争的真正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深感意外。我们的股市发生了恐慌性抛售，政府随即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立即随之关闭。现在的人只熟悉随后的战争热潮，因此他们觉得这次抛售浪潮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然而，引发这次抛售浪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当时的欧洲投资者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国证券。战争爆发后，他们本能地感到：在战争期间身边的资金要比远在他乡异国的资产安全得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于是，这些国外的证券持有人突然大规模地抛售证券，这给美国当地的证券市场——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一团。或许，将当时的股市表现与25年后二战爆发时作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二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再次引发恐慌性抛售。但几天后，美国公众就开始预见到战争订单将滚滚而来，于是就在1939年的同一个9月份里，股票市场又得到了显著回升。但对公众而言，这又是个骗局，1940年的法国沦陷打击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股市遭到了重挫。  
　　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触目心惊的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很快就对这场世界灾难熟视无睹了，我们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上来。交易所关闭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工作，以后会怎样呢？整个华尔街几乎都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裁减雇员，只是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工资减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几个月后，有限的交易重新开始：交易价格不允许低于市场关闭前的价格。不久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开始不断涌入，经济马上由低迷转向繁荣。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战时的股市繁荣开始了。这一突然转变陡然使我们人手紧缺，因为许多雇员都已辞职不干了。于是我也到各个部门去帮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里，我会帮助报价室的职员张贴股票报价单。在做这项工作时，我得系上一条很重的皮带；皮带上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依次分别装着1／8到7／8这些分数。在其他时候，我还要做电话接线员，或是帮助后面办公室里的职员干各种各样的活，甚至还要经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证券交割任务。我的工资又升回到每周12美元。  
　　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债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门推销债券。这比推销照相优惠券或在衬衫前后挂着木板做广告可要舒服多了。债券推销商的上门服务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满足，因此尽管他们不买，他们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待我。  
　　在某次上门推销中——这次推销与其他推销一样，没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户的客户进来打断了我的访问。我的客户指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请稍等片刻，齐尔契先生，我正与银行家谈话呢。”银行家！然而，事实上当时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公司”。我们的信头和支票上也都印着这些字样。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股票债券从业人员请油漆匠在他门上漆上“约翰·史密斯，经纪人”这几个字。他问油漆匠这需要花多少钱。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并说道如果愿意支付7美元的话，他可以漆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兼经纪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谁不愿意花2美元就做个银行家？”（几年后，州法律再也不允许我们在办公用品上印“银行家”这几个字了。）  
　　在开始的那几个月中，我同理查德·威尔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张办公桌。每天下午，当交易所休市后，他会回来在办公桌旁待上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有点近视，留着范·戴克式的大胡子，说话时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不用说，在情感上他是坚定的同盟国支持者。有几次他带我到名流如织的“共和党人俱乐部”一起吃饭。有一次，冯·伯恩斯托夫大使试图就德国问题陈述己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们解释了日本为什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原因。而让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年轻瘦长的约翰·珀劳伊·米歇尔讲述了他如何击败塔马尼·霍尔的经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我却成为他葬礼仪式上的一名仪仗队成员！  
　　由于从事债券工作的缘故，我开始详细研究铁路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刻苦研读这一方面的标准性教科书，劳伦斯·张伯伦的《债券投资原理》。这是本行文严肃的大部头著作。（我哪里想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的教科书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它的地位。）在这些学习的基础上，我打算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财务状况作些分析，该公司1914年6月份公布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财务风险很大，投资者不应该持有它的债券。当报告完成后，我将它交给自己的朋友威尔斯塔特，请他指教。他很欣赏这篇文章，所以又将它交给J·S·巴契公司（J．S．Bache and Company）的一位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有兴趣做这类工作，他们愿意将我招入巴契公司的统计部。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做一名“统计员”——那时也叫证券分析员——也不愿做债券推销商。因此，我便过去和莫顿·斯特恩先生见面。  
　　他后来成为巴契公司的重要合伙人。经过一番面谈后我们达成如下协议：他们支付给我18美元的周薪，而我的工作是替他们写报告和回答客户的咨询——当然，这必须先获得我所在公司的同意。  
　　这真是太妙了！我确信NH＆L公司肯定会很乐意放我走的，因为在债券销售方面我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佣金收入，公司为我支付12美元的周薪实在是不值得。但当我轻松愉快地向萨缪尔·纽伯格先生提出此事时，情况与我预料的截然不同。我怎么能够如此不忠诚呢：在公司替我做了这么多事后却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能这样厚颜无耻，想挖走他们的雇员？——这是违背股票交易所的规定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对公司没有价值。”“这要由我们而不是你来判断。”“但是我天生不适合作债券推销商；我敢肯定我做统计工作会更好些。”“这很好。我们的公司也该有个统计部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希望我留下来，我当然会很乐意的。”“这很好——我们会讨论你的工资问题，呆会儿让你知道结果。”  
　　公司开会后，他们决定将我的工资提升到每周15美元——考虑到他们以前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回报的投资以及其他原因，我也不指望从公司拿到更多的钱。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从此开始了证券分析员的生涯。几个月后生意兴隆起来，萨缪尔·纽伯格把我叫到跟前，他告诉我：我的工资已加到每星期18美元，因此我不必再感到待在公司里吃亏了。这样，我生涯中的巴契事件就此结束——除了几个月后发生的这件事：当我再次得到加薪时，萨缪尔·纽伯格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当时我真的离开了公司，他们就决定再也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塔特搬走了，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虽然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但我实在太忙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他，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忽略了他，我感到不好意思见他，我便躲开了。第二天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了，他责怪我上次太失礼，见到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我感到非常惭愧，便一五一十地向他实话实说。他原谅了我的过失。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道理。如果你对朋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自然而然地你会避免与他接触——然而这会使朋友更加伤心。正确而友善的做法是：一有机会马上向朋友道歉，并弥补你的过失。       
第八章　在华尔街的早期活动
　　命里注定我该在华尔街度过42个春秋，这可是我一生的全部从商生涯。我从经纪公司的跑腿员做起，直至成为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首脑，并且还担任了两个大商业企业的董事长。这些年来，我从别人的教诲和事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尽管我所学的并没有使我避免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也没对我的成功有很大的裨益。（这种判断可能反映了一种潜意识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能使一个诚实谦虚的自传作者轻易地忘记人家对他的好处。）  
　　我带着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正统学术观念进入华尔街。在学校接受的训练使我目光敏锐，做事深思熟虑，并具有判断能力。除此之外，我还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第一，判断问题轻重缓急的良好直觉以及避免在非本质问题上浪费时间的能力；第二，寻求实用方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干劲，特别是创造新方法、新技巧的干劲。  
　　如果说我有幸具备这么多的天赋可供我在财务分析中运用，那么我进入华尔街的年代对我来说同样是幸运的。我开始在华尔街做事时，投资几乎完全限于债券。普通股，除了极少数几种之外，基本上是被当作投机工具来看待的。然而，这时股票市场开始采取许多新办法来提高普通股的信誉，以使人们不再认为它和赌场差不多。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为了遵守交易所的要求，上市公司开始提供经营和财务方面的详细信息。财务公司也开始在他们的工作手册和最新出版物上以方便的表格方式向人们提供这些资料。另外，一些管理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以及各种公用事业委员会，也收集了大量关于铁路、煤气和电力公司的数据，公开供人们分析研究。  
　　但是1914年时，大部分财务信息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弃而未用。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数字，但也仅仅是带着一点点兴趣对它们作些肤浅的研究。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内部消息——有些内部消息与企业经营、新订单、预期利润等相关，而更多的则是关于股市操纵者的新举措和新计划——赫赫有名的股市操纵者该对每一重要股票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还是跌）负责。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沉溺于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中是件可笑的事，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股价变动的决定性原因是一套完全与统计数据不同的因素：全都是一些人为的因素。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有工业公司的财政实力因为一战而大为增强——1914年之后，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内在价值与投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新来者，我没有受到旧体制下那种扭曲的传统的影响，能够迅速地对金融领域中的新生力量作出响应。我比前辈具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良好的判断力（他们的智慧已受到经验的约束和削弱），从而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不可靠的；甚至能辨别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不诚实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发现了华尔街的一片处女地，即对证券价值作真正的、透彻的研究。凭着两个有利条件——即我自身的内在天赋和当时的有利时机——我的成功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不过，我的生涯中也出现了多次挫折。  
　　这里有一个在刚开始从事金融生涯时发生的小例子：年老的沃纳先生由于经营不善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一个为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办事的客户经纪人。他头发花白，具有贵族气质，对人慈祥可亲，而他内心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便是他的儿子阿瑟——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却是一个严重的酗酒者。沃纳先生似乎仍然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每种股票的最新价格，对市面上任何风吹草动的消息或者闲言碎语一清二楚。他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并曾经说服我拄根合适的手杖在华尔街踱步。我照他的话做了，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15年，我作为一名记价员在客户室里帮忙，在那里我可以和沃纳先生就金融发展、公司盈利等问题进行交流。当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Missouri，Kansas and Texas Railroad）正出现盈利提高的迹象，但它的股票（俗称“小猫”）价格似乎偏低，每股只有12美元。我肯定以某种方式帮助了沃纳，所以他建议我们合买100股“小猫”股票。他愿意掏出他那部分的钱，并且承担我的那一半。对此我当然乐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听到了这件事的风声——他好像对办公室里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一清二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好训斥了我一顿。他提醒我不要投机，并且以一种责备的特殊语调补充道：“本，如果你打算投机的话，你至少应该聪明点，不要选像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这样衰落的铁路公司的股票。”当然，随即我按略有赢利的价格卖掉了我的一份来了结此事。我想像得出，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肯定也给可敬的沃纳先生以同样的训斥。  
　　但是后来，轮到公司听从我的建议，而不是我听公司的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同一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普通股股票，要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财务运作（这种运作正是我今后所擅长的计算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服了我的公司去从事这一运作。“小猫”铁路公司现在破产了（这验证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对我早些时候初次尝试的批评）。该公司采取了一个重组计划，普通股股东只享有购买重组后的新公司股票的权利。该股票实际上人们认为毫无价值，因此每股只卖50美分。我向我的合伙人指出，要完成这个计划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与此同时，老的“小猫”股票将与新股票一样以同样便宜的价格出售。换句话说，如果新股票从现在的指导价上升1美元的话，老股票的价值也会上升1美元，那就意味着在老股票上的投资获得了200％的回报。事实上，在任何市场繁荣时期，在铁路公司股票方面赚取了3个或4个百分点是平常的事，如果损失，最多只有半个百分点。NH＆L公司的合伙人在原则上反对公司进行任何投机活动。（虽然当他们的客户沉溺于、甚至过度沉溺于投机行为时，他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这次，我的逻辑战胜了他们的疑点。我们买了5000股。到了第二年，我们的利润是5000股的金额的6倍。  
　　作为华尔街上一名别具特色的操作员，我的事业是从1915年真正开始的，那时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Company）正要实行一个分解计划。该公司在几个重要铜矿都拥有大量股权——即内华达（Nevada）、奇诺（Chino）、雷统一（RayConsolidated）以及犹他（Utah）——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交投活跃。当古根海姆公司提出分解计划并将其持有的股权按比例分给股东的时候，我计算出当时该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场总值要高于公司本身的股票价格。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实际上是很保险的套利获利机会，你只需在买进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奇诺、内华达、雷统一及犹他公司的股票。可能存在的风险是：①股东不批准分解计划；②由于法律诉讼及其他麻烦事引起的耽搁；③要把售出股票的短头寸维持至它们真正发放到古根海姆公司的股东手中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些风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建议公司采取行动，公司于是做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还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作出同样建议。我记得哈罗德·罗斯建议我替他操作整个过程，并且答应把20％的利润给我。这样，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务，后来证明套利是我学习和行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分解计划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完成了，实现的利润也正如我计算的那样；大家都很高兴，我就更不用说了。  
　　1915—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股市大牛年：那时美国还未卷入战争，从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及供给品订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股票价格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初遭受巨挫，但此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欣欣向荣。我发现自己已承担了许许多多的职责，我不仅要做统计、证券分析，要写财务报告，而且在出纳员忙得不可开交时，我还得做他的助手。在当时华尔街的那些公司里，出纳员是后台部门的头头，要负责证券的交割、活期放款和定期放款，以及所有的簿记工作。我们的出纳员是赫德先生。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乖戾的、爱嘲讽别人的暴君。但是我与他合作得非常顺利，他似乎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实际上，有一天当公司决定在对我连续几次加薪之后（每星期加5美元或10美元）再次对我加薪（这次可能是把我的周薪从25美元增加到30美元）时，他把已增加的工资递给我，很粗暴地说道：“到了你该清醒的时候了！”  
　　1916年9月，我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50美元，我决意冒一次险，正式向海兹尔求婚——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在11月我们搞了个订婚晚会，宾主频频举杯，畅饮香槟；晚会上还收到许多电报。不过其中有一封电报不是祝贺我们订婚的，而是关于我服兵役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件很棘手的事，我必须尽可能以坦率、诚实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1917年4月，我国对德国宣战。随即在纽约州的匹兹堡成立了一个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大部队提供初级军官。我决定去报名参加训练营，希望能获得少尉军衔。我带了一堆令人敬畏的推荐信——包括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米切姆上校（加文纳斯岛的指挥官）以及弗雷德里克·凯佩尔（以前是我的校长，现任助理作战部长）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有了这些靠山，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训练营录取，可以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尽管母亲和海兹尔感到很伤心。但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收到一封简略的便条，上面写着根据军队的政策，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预备役军官。因为我是一名英国人，他们无法考虑我的申请。我的那一堆推荐信也随信寄回。  
　　这给我的家庭和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我的两个哥哥赚钱比较少，而我是家庭预算的主要来源。如果能拿到军官工资，我可以继续赡养母亲；如果只能拿士兵津贴，赡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到时候只能让我的两个兄弟去参军，我则继续干我的职业，同时申请豁免兵役以赡养母亲。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能使年轻人为了祖国而去冲锋杀敌。（我认为我四分之三的国籍是美国，其余四分之一是英国，她们都需要我的服务，我极其愿意为她们效劳。）  
　　海兹尔和我已为6月份的婚礼筹划了很长时间。当我向军官训练营递交申请书的时候，我曾向她暗示我们的婚礼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但是在训练营表示不录取我之后，我似乎不可能服兵役了。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尽管当时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婚礼于1917年6月3日在新娘的寓所里顺利进行。那天早上，我和西·科恩，阿尔奇·伦敦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激烈地比赛了几场。当我和海兹尔出发到弗吉尼亚的旧康福特角度蜜月时，我还带着我的网球拍。我的岳母评论我临行时的模样说：“个子瘦小，脸庞光滑，胁下夹个网球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新郎。”也许这个观察带有一点预言性质。在许多星期天的早上，你能够看到我一大早就神采奕奕地来到网球场，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  
　　我的哥哥利昂在我婚礼的前几天同南莉结婚了，因为新娘的家庭很讲究传统习俗，认为弟弟比哥哥先结婚是不合适的。利昂不久后去了部队，由于他曾在国民警卫队受训过几年时间，于是被送入军官训练营（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个问题竟得到了迅速解决），并且成为军需供应部队的一名少尉。他在印第安那普里斯聋哑人收留所里参加了大部分“战斗”，这个收留所已由美军占领，变成一个军事基地。维克多后来也应召入伍，但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待在美国。  
　　大约在1917年底，我来到兵役办事处，办理申请豁免兵役的事宜。那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办事处询问了有关我婚姻的一些情况，对我在去年11月订婚时收到的那份通知电报印象深刻。尽管办事处的办事员对我很有礼貌，我还是感到羞愧。我诚恳地解释道，家庭责任迫使我提出这令人困窘的豁免申请，如果办事处认为我必须马上或在迟些时候服兵役的话，我会接受这个决定并因此得到个人的心理解脱。但是我的豁免申请还是得到了批准。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个准军事生涯。由于国民警卫队都去参战了，一个名叫纽约州立警卫队的新机构来取代它执行任务。我成了第二十二工兵团第M连的一员。我们在第二十二工兵团的真正大本营，即百老汇附近第168街的军械库里进行操练。我们每周操练一次，每月检阅一次，操练内容各式各样，其中包括扮演米歇尔市长葬礼仪式上的仪仗兵。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我们的上校，荣誉乐队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维克多·赫伯特。我还记得，我们的连队在进入巨大的操练场接受第一次大检阅时我的激动心情。乐队奏着嘹亮的乐曲，矮胖的乐队指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当方队依次经过高高瘦瘦的、留着范·戴克式胡子的上校面前时，上校以一种苛求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并对“向右看”的命令回礼。  
　　我们的连长是雷思林中尉。只要我们连队花名册上的人数达到最低要求的40名，他将提升为上尉。要完成这个任务有点困难，但中尉不断地努力吸收新成员，并鼓励老成员继续待下去。我们开始喜欢他。最终目标实现了，我们连成为训练团里满编合格的连队。几个星期之后，中尉不幸死于肺炎。于是从其他团调来一名上尉。他缺少雷思林中尉那些闪亮的品质，我们的热情迅速减退。当1918年11月停战消息传来后，我们的热情已完全消失了。谁都认为已没有任何现实理由再继续留在警卫队里。但我还是在部队里继续待了一年，担任代理下士，负责管理一个班。我真的只是在“代理”，因为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我四处奔波，以至于我无法按规定每星期一个晚上到军械库去训练非正式士官。到了1919年，两年应募入伍期满后，我很愉快地拿到了荣誉退伍证书。  
　　这就是我不太荣耀的战时经历。由于我不能参加真正的军队，同千百万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我一辈子都为这事感到内疚和不安。当我写到这里，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主要由于经济问题（下边我还要具体谈论），妈妈离开了她的公寓和我们住在一起。海兹尔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妈妈一贯完全独立，从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而海兹尔是个能干、敏感、独断的女人。她们时常关系紧张并发生口角，又都来寻求我的支持。在一次争吵中，我记得我严肃地对她们说，我准备离家去参军了。争吵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也就忘了我的威胁。今天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去法国并战死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希望对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有种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谈不上光荣的。  
　　1916年是威尔逊与休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旗鼓相当的竞选之一。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正是关于竞选的博彩中心。几乎所有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今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投资者”）。他们在金融交易、赌马及其他博彩行为之间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即为顾客保管总统竞选博彩中的赌金。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奇。（若干年以后，当证券交易所竭尽全力想提高信誉时，就宣布这一受人欢迎的业务为非法的。）1916年他们选择我来管理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总统竞选博彩部，这间接表明了我在公司里干的是杂活。这些赌博几乎都是一比一下注的。我有一个装满了现金和签名契约书的保险柜。选举结束后的那几天充满了兴奋与刺激，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获胜了。事实上，只有到了第三天官方正式公布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我才获准将钱支付给那些吵吵嚷嚷的民主党赌徒。  
　　现在谈谈我的金融生涯中两次最大挫折中的一次吧。我有个名叫阿尔杰农·塔辛的好朋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由于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又是我们称之为异常节俭的人，所以他积攒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财产，把大部分钱投资于一只价格昂贵、信誉良好的公用事业股票——美国电灯及动力公司（AmericanLight ＆ Traction）的股票。由于先前执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解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对这类特殊操作——套利与保值——具有强烈的兴趣，更广泛地说，我对价值被低估的证券有浓厚兴趣，并且我一直自认为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专利。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认为用下列方法赚钱既丰厚又安全：买进那些由分析表明价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卖出那些由相似分析方法表明被高估的股票。  
　　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手头可多些急需的资金？”蔡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且赞扬了罗森塔尔先生对其年轻客户利益的关怀。但是由于他出的是底价，任何减价都意味着硬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夺走面包，亚历山大叹了口气，交易就按原先安排的那样进行了。  
　　我们的留声机商店远谈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直至我们将它卖给一个曾做过剧院经理的家伙（当然价格又打了折扣），他经营音乐业务可比我们在行多了。就艾厄里恩唱片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笑的处境，这种处境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好几次：艾厄里恩公司在第42街有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每次上门拜访时都怀着一种谦卑的敬畏——我们或是去请求帮忙，或是为他们对我们的批评作些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顾卖别家公司的商品而忽视了他们的货色。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  
　　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  
　　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人称他为“王子”。他确实相貌堂堂、和蔼可亲，也确实和大多数王子一样愚笨。哎，他只担任了几个月的经理，就盗用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他把我们很大一部分存货卖给其他商店，收入却进了他的腰包。当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时刻到来时，他与我们进行了谈判，那时旁边还坐着一名年轻的女子及其父亲。那女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不要担心你那区区数千美金。我已经决心嫁给他了，我会让我爸爸来处理所有必要的事情，只要不让他进监狱。”我忘了我们到底追回了多少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王子”轻易地摆脱了他应受的惩罚。  
　　除了在百老汇和第98街经历了兴衰成败之外，我还经历了华尔街的意料不到的艰辛。从1916年秋天的所谓“和平恐慌”开始，直到1917年我们卷入战争后的整整一年，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我在塔辛帐户里的操作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我的计算来看，我的老朋友的若干股票，如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公司重组之后它们的实际价值应该比它们的股票价格高。但它们的价格同我握有的其他证券一样，因市场整体不景气而下跌；更糟的是连买主都没有了。塔辛帐户需要更多的保证金；但我却没法筹到以前从这个帐户里提走的钱，因为那些钱都还套在留声机、唱片及商店设备上。最后我不得不卖掉了部分教授所心爱的美国电灯和动力公司的股票，那又造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损失。帐户的保证金还是不够，因此帐户被冻结了。我对该帐户欠了一笔无力承担的债。更糟的是，我替塔辛做的资产管理不幸完全失败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间，我绝望地在金融区里徘徊。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当真的。但当我返回时，已下定决心把事实告诉我的老朋友，并尽可能采取最佳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不用说，对我向来毫无怀疑的阿尔杰农对此大为震惊，但他很善解人意并富有同情心。他建议我每月向该帐户支付一笔钱，无论多少都可以，直至将这个缺口补足。这一金额定为每月60美金。这样的付款持续了两年，直至整个股票市场回升，而且我自己的证券组合也表现不错，可以不用再继续付款为止。幸运的是，塔辛仍旧信任我，尽管看上去这不值得。一年之后，我使他的财富增加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也正是在这段经济相对拮据的日子里，妈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和海兹尔的争吵又开始了。但是我的物质条件提高得很快，即便是在完全还清塔辛的债务之前也是如此，因此不久之后我就能够再次付钱让她独自享受一套公寓了。她独自生活了25年才不幸去世。由于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与别人合住，但是她仍然坚持独自一人生活。和儿媳住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真的是那样难以释怀吗？难道她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坚强的个性？  
　　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我除了每周拿薪水之外，跟以前一样，还有其他额外收入。每年圣诞节，公司都会发些奖金。在1914年12月，由于一战爆发而关闭了好久的证券交易所刚刚恢复业务，没有人指望圣诞节的奖金会很丰厚，事实上那年的奖金到处都很低，甚至一点也没有。圣诞节前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同一个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员一起走。他指着百老汇100号隔壁那空荡荡的酒吧悲伤地说：“你肯定见过它在去年圣诞节及以前几年圣诞节时的情景。那时，这里挤满了我们这种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把大部分奖金都花掉了。”我强忍住不告诉他一件事，因为艾恩先生严嘱我不要讲出去：作为我对公司所做的种种服务的特别回报，艾恩先生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装有一张100美元的汇票。  
　　我之所以记得那个100美元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花了大约20美元给妈妈买了个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小型电烤架，那是她盼望已久的东西；这个礼物使她又惊又喜。她几乎天天用那个烤架做烤羊排或烤鱼之类的菜肴，直到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会带给我像拆第一只红包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从1915年开始，我不再去夜校教书，但是继续教了加文纳斯岛指挥官的儿子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学经历，如教库斯小姐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个姑娘的姐姐是《时尚》杂志（Vogue Magazine）的编辑，同她的接触使我误认为有机会开始从事文学生涯。她让我以文学或人文主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在杂志社论那一页上发表。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叫《圣人与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往往要比好人对书本（也可能是对人生）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我引以为豪的博学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贵的罪犯”这一说法——我乐观地认为《时尚》杂志的所有读者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我的隐喻。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张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马上着手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的满腔希望却无情地破灭了，因为《时尚》宣称已找到一名文学编辑，以后由他负责写每月的社论。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到其他杂志去尝试我的天赋。我放弃了我的文学生涯，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写剧本。  
　　或许我放弃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已开始着手写另一类不同的文章。带着些许惶恐，我向《华尔街杂志》（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债券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所有上市债券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可比债券之间的悬殊价格。杂志的编辑巴纳德·鲍尔斯马上接受了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他还要求我写更多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给《华尔街杂志》写文章，几乎成了它的专栏作家。我还认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杂志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我相信，她肯定是从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做起，然后逐渐变为他的妻子，事业上的助手，后来又接替他做了杂志的经理，直至成为杂志唯一的业主，这最后阶段的身份是他们婚姻破裂的结果。随着婚姻破裂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上的纠葛以及相互间深刻的敌意。  
　　在威科夫夫妇婚姻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很轻松地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回过头去想一想，我还是认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挚友。我能成为（几乎是）所有人的好伙伴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称道。我很少要求别人帮忙；对别人的要求我则很不愿意去拒绝，并且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要使自己觉得，也要让对方觉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这听起来有点像利他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种金科玉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别人最低限度的帮助或好处。其次，我真心地喜欢帮助别人，至少我不会感到是受人利用。最后，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从来不需要为了我所得到的东西，而跟别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很少对别人的行为感到道义上的愤慨，因为我敢肯定我几乎把所有的批判才能都对准了自己。另外，我还具有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具选择性的记忆力，我选择的原则是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特别是别人如何待我不好的事尽快忘掉。  
　　①高乃依（Com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熙德》是他的传世之作，剧中描写了强烈的爱情与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译者  
　　认为我是和蔼可亲，还是懦弱无能，这全凭读者自己的评判。但有了这些性格，我能轻而易举地结交朋友，而极难与朋友断交。不管是经常在生意上与我闹矛盾的绅士，还是同我有过浪漫关系而后又终止了的女士，都是如此。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对别人来说通常会导致绝交的原因，对我来说往往最多只是造成暂时性的疏远，不久友谊（如果不是爱情的话）又会重新开始。例如几天之前，我的妻子伊丝黛尔说起了关于我一个旧情人的一些事，并让我猜猜她说的是谁。为了找到一些线索，我天真地问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与我以朋友身份相处的？”伊丝黛尔大笑着回答道：“你倒说说看，你跟她们中的哪一位不是以朋友身份相处的？”  
　　与人容易交友这一事实的反面则是我缺乏人们称之为“深度”而我则更愿意称之为“完全投入”的那些东西。我想我过于听从吉卜林①的那句忠告：“让所有人都对你很重要，但别让任何一个人对你过分重要。”自然，有些朋友对我要比其他朋友对我更亲近些，但从高中以来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一个能随时分享我所有思想的知己，一个他的敌人自然而然成为我的敌人的知己，一个他的朋友既是我半个朋友又是我半个对手的知己。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使我不同意人类关系是排他性或是独占性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即使我不是一个坏朋友，至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挚友——并且必须承认，我基本上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情人。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之后，我一边为威科夫先生的投资提供服务，一边又为威科夫太太的杂志写文章。为前者，我每月要写一篇关于“特殊情况”或交易事宜的建议。威科夫太太曾两次试图说服我离开公司到她那里去上班。在拒绝第一次邀请时，我并没有很多的思想斗争。而第二次邀请时，她提供给我的是《华尔街杂志》主编这一职务，丰厚的薪水、外加比例很高的利润分红。我被这些诱人的条件强烈吸引，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一番话使我放弃了到杂志社去的念头。我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许诺让我成为公司的年轻合伙人，这许诺于1920年兑现了。  
　　我与威科夫夫妇之间的交往对我哥哥维克多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1920年，维克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尽管他天生就是个优秀的推销商，但他所在的公司似乎总是以破产倒闭而告终。我问威科夫太太能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她先试用了他，让他向各个经纪人公司兜售她的杂志在上面做广告的某种计算器。在这个并没有多大前途的任务中，他干得相当出色，因此正式进了广告部。在那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取代前任，做了广告部经理，那个人反而成了他的助手。在20年代的大牛市中，《华尔街杂志》的发行量翻了好几番，维克多凭着他的勤奋和智慧，使广告收入迅速膨胀，广告部的盈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这也为他自己嫌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唉，随后麻烦来了！我想大概那时威科夫太太对我的弟弟产生了爱意，或是想让他同她妹妹结婚（或许两者都有可能）。但维克多在有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爱情经历之后，对一位漂亮可爱、名叫西尔维亚·古德曼的18岁少女产生了纯真的感情。他马上与她结了婚，那是在1928年。事实表明，威科夫太太决不会原谅他这个十恶不赦的罪行。于是，他离开了杂志社，尽管那职位报酬不菲，并且适合他。随后他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他是在时机最不成熟的时候跳了槽，这使他从事一种完全不适合他的职业，而他那足智多谋的销售天赋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维克多几乎花了20年才回到正路上，这期间充满了令人沮丧和心碎的事。在他最后10年所从事的工作中，他的工资几乎还不如他在20年代所赚的多，但他得到的是同样的挑战与安全感。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其作品描写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主要作品有儿童读物《吉姆》、《丛林故事》，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诗歌《军营歌谣》、《如果》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我的收入来源包括类似套利这种操作所赚的利润，以及在塔辛帐户上的利润提成。在1918年年末那次股市大暴跌之前，我自认为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并且享受到了没钱绝不可能享受到的那些乐趣。早在1915年，我就和表弟洛合买了一辆汽车。那是辆新型的福特A型轿车。这是继畅销全国、无可比拟的M型汽车之后，福特公司推出的又一型号的新车。在买车后的头几个月里，经常有人围在车子旁边，对它那漂亮新颖的形状赞不绝口——而对它年轻的驾驶者却没有一点崇敬之意。洛有着工程师的脑袋，为了准备让我们行使汽车主人的职责，他买回了一套汽车指导手册，里面讲解引擎、传动系统等部件的机械原理，还买了一个可拆卸的纸板模型。不久我们就成了汽车专家，甚至还对油门进行了一番研究。（真的，那时期的汽车跟火车头一样，需要用手动油门来加速，而不是用踏板来控制。）  
　　在1915年的纽约学开车，跟今天可完全不一样。福特公司对那些买车的人提供免费教学。于是我来到销售办公室（大概是在百老汇50多号吧），付了395美金后开回一辆锃亮的新旅游车。我在华尔街上的驾驶课程从此开始了。首先，我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汽车，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并非是件易事。然后，推销员教我如何单独或同时使用三个踏板（离合器、刹车和紧急刹车），四个档位，方向标附近的加速和减速器以及手动油门。我还必须随时准备揿响小喇叭——挤按喇叭后面的那个橡皮小球。在第一堂课上，每当我停车时，他总是不耐烦地说：“把你的脚从踏板上拿开。”（大概说了六次吧！）然后我又开始新的尝试。这些练习都是在华尔街上来回进行的，路程大约10个街区，那时华尔街的一端还没有现在的“西端高速公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交通流量。半小时之后，他说我可以自己开车了。于是我开车将他送回销售办公室，然后毫不慌张地继续前进，开始了从曼哈顿中心到位于布朗克斯的亨特斯波特公寓之间的惊险旅程。总算我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你也许会问：“你是如何通过驾驶执照考试的？”信不信由你，在那个时候只要有车就可以拿到执照。法律认为：只要你买了车，就会知道如何驾驶，这是件很自然的事。因此，只有那些没有车的人才需要参加考试，以取得一张特别驾驶执照。  
　　尽管很多人对我提出无数忠告，认为我跟洛合买一辆车的计划过于轻率，但我们还是合作得很顺利。我们的协议非常简单；我俩隔天轮流使用这辆车，并且平摊所有的开销——包括像保险这样的奢侈消费。有几次，我们还互相交换使用日期，在我记忆之中我们从未因用车而闹矛盾。  
　　我的家庭，历来认为我是（而且几乎一直是）一名糟糕的驾驶员。他们把我的过错轻易地归咎于我的本性：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缺乏基本能力。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要指出：在45年的驾驶生涯中，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一丁点儿伤害，对别人车子造成的最大损失只是擦破了挡泥板，对自己的车子只是弄坏了一面挡风玻璃——在过去经济繁荣的日子里，只要花8美元就可换个新的。  
　　但是你们这些批评家，尽管或因血缘关系或因婚姻关系离我这么近，跟我这么亲密，你们又对我的车子做了些什么呢？你，利昂，还有你，维克多，还记不记得那天你们溜进我的办公室（你们其中之一还拿着个小公文包），沮丧地告诉我，我的车子意外地撞上了电线杆，尽管你们奇迹般地没有受伤，而我的车子却已撞成了碎片？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唯一回答就是，你们是否把碎片装进公文包带回来了。还有艾斯蒂，你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和严厉的批评家，是不是快活地在派克大街上逆向行驶，然后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得不将出租车里的孕妇送到医院去？（我们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整个事件的费用，所以我不知最终花了多少钱。）还有海兹尔，你记不记得1919年那可怕的一天，在长岛的休利特，你开着我们的福特车撞上了一辆万胜车，害得母亲从车门里摔了出去，手里还抱着我们刚出生的孩子牛顿？（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万胜车的主人要我付150美元作为修理费。你坚持说这是强盗行为，你只撞坏了他车子的脚踏板，况且那是一辆老型号的老爷车。我很得体地开了张支票，慷慨地给了他75美元。在一个雨夜，他来到我们在休利特的夏日度假处，抽着烟，但拒绝接受任何少于150美元的赔偿。为了平息这件事，我提出把赔偿金增加到100美元。他冲进瓢泼大雨中，挥着伞叫道，他的律师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或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对我们而言，他好像消失在薄雾中——我们从未费心去解开这个谜。  
　　我们自己的汽车前轮轴坏了——虽然出毛病时我们并不知道，但肯定是在那次事故中撞坏的。我们对一辆新雪佛莱轿车产生了强烈兴趣。由于一战后的通货膨胀，它的价格高得惊人，要卖720美元。当地的交易商为了促成这笔买卖，向我们允诺，如果我们现在付清车款，买下这辆雪佛莱，他就负责修好我们的车子，并以250美元卖给别人，当然接下来要从中扣除他的修理费。我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所以使我们的口头协议变成书面合约，他在上边签了字。他修好了我们的车，但找不到买主。在我返回纽约之前，我理直气壮地来到他面前，挥舞着合约告诉他，要么给我们钱，要么至少把我的车子还给我们。他举手投降了，让我们把福特车开回了家。当我们把它开到华盛顿山时，我们马上发现一个邻居很乐意出300美元来买这辆车。就这样，我们从看上去很尴尬的局面里摆脱出来，而且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  
　　但是使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买主和他的车（我们曾深深怀念的这辆汽车）之间的浪漫故事。同当时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街角上。他是个牙医，在看病间隙，会冲出来为他的车子掸灰尘，或用一块羊皮把他的车擦得金光锃亮，还可能清洗挡风玻璃和座垫套。当我们看到这动人场面时，我们会忍不住暗暗发笑——因为我们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罗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车修理厂里的悲惨遭遇。  
　　①罗西南特为唐·吉诃德所骑的老瘦马。——译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
　　在1919—1929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甚至可说是卓有建树。那是段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对自己在华尔街所处的地位及伙伴们对我的尊重深感满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1927年大儿子的去世便是对我的沉重打击。或许由于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更令人难以接受。我和海兹尔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但是尽管我们俩都很自命不凡，我们却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及时的补救。我过分看重物质上的成就，把它当成生活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初级合伙人。这件事当时还登了报。我与公司达成了新协议：除工资外，我还可分享公司2．5％的年利润，同时不需承担任何亏损。比我早两年进公司的丹·罗勃和哈罗德·罗斯也获得了同样的升迁。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告诉我，我的红利要比他们高0．5％，并嘱咐我不要将这一情况泄露给他们。在我享受公司分红的那四年中，每年分到的红利大约为5000美元。  
　　那年我还从事了日本债券的交易，这种敢冒风险的大胆举动使我在华尔街名声鹊起。我有个朋友叫罗·贝拉尔，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去从事金融工作。他在一家大债券公司——邦赖特公司（Bonright ＆ Company）供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有一天他领来一位非常年轻的日本人，名字叫三木纯吉。这位可爱的日本小伙子是该国一家大银行在美国的业务代表。这家日本银行希望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美国债券。邦赖特公司负责对三木进行美国式投资方法的培训，以期在日本找到销售债券的渠道。  
　　但事情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三木（或者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买进1906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的政府债券，并在日本国内市场抛出，马上可以赚到巨额利润。这些债券吸引日本投资者的原因在于：投资者有权要求以日元偿付固定的本金和利息，而战后的汇率水平使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这位日本人请求邦赖特公司与他们合作，大批量买进这些债券并在日本销售。但这家美国债券公司忙于自己的承销业务，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我同贝拉尔和三木一起吃饭时，这位日本小伙子问我们公司在欧洲是否有业务关系，是否能替他们在欧洲大量采购这种债券。幸运的是，我们跟欧洲确实有业务联系，我们也愿意为他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尝试几笔交易后，三木感到很满意，于是决定开始大规模的采购。他同意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这笔大规模的采购业务，而我们也承诺只为他的企业——大阪藤本票据经纪银行（Fujimoto Bill Broker Bank of Osaka）——提供服务。这些附有息票的债券都要运到日本。我们每次采购都可得到2％的佣金，所有的采购费用，包括电讯费和运费，都从佣金中支付。  
　　交易的金额数以百万计。这些债券原先的分销中心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们便与这些地方的经纪公司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由于法郎对日元的贬值，这些债券在巴黎的售价高出面值许多，同时日本投资者却能以很低的折扣价买入，即便是扣除巨额经纪费后也是如此。  
　　这笔业务使我在内勤办公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最初在美国发行时面值为100美元，而不是通常的1000美元或更罕见的500美元。在巴黎和伦敦上市的债券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持有小面额债券是件烦人的事，因此它们的售价远低于面值。但在日本却没有这种偏见。  
　　我真高兴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进这种债券，因此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这种小面额债券。我们每次的采购量一般为10万美元，通常这意味着1000张小面额债券。我们不仅要清点债券的数量，而且要逐一检查以防息票丢失。由于我们手头经常有大量的债券等待运走，我们为此准备了一只特制的保险箱。公司的跑腿员必须每天将这只分量很重的箱子搬入保险库，需要时又得从库内搬出，因此他们颇多怨言，并把它称为“本·格雷厄姆的箱子”。然而，这笔业务的金额数以百万计，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我们的佣金收入肯定超过10万美元。大约两年后，三木自己开了公司，自己直接采购债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并不怀恨在心。同时，我们名声远扬日本金融界。两家日本股票交易所派代表团来学习我们的经纪业务和技巧，希望将它们移植到东京和大阪的股票市场中去。三木带他们来见我。他们跟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临走时还带走了无数张表格——我们公司整套已经印好的表格。不久后他们用日文出版了一份关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他们给我也寄了一份。让我惊喜的是：每几页报告中他们都插入一张表格，表格上的公司名字“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分外引人注目。  
　　当我们与藤本银行结束业务关系的同时，我们也结束了独家代理协议，双方都同其他公司做起了生意。我们同另外两家日本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它们通过电报给我们传达购买债券的指令。这些电报使用5个字母的编码，这使得电讯费用大为降低。虽然有时候编码会出错或意思含糊不清，而且我们的生意伙伴是用日语思考问题，但两年来业务开展得异常顺利。但是我们也有过一次不幸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日本人表明了要树立自己的信誉的决心。（那时候，东方民族被认为诡计多端、两面三刀。）  
　　在接到这家东京银行的指示之后，我们买进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券，并及时向他们作了汇报。但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上边写着“取消订单。请确认”。于是我们便取消了订单中剩下的那些采购计划，并回电“订单已取消”。接着我们把已经买进的债券运往日本。一个月后当债券到达日本时（那时候没有空运），东京的朋友又惊又怒。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取消了这笔交易，因此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当然，我们则声称：在华尔街，“取消订单”指的是取消还未执行的那部分订单，如果他们希望取消整个订单，他们应该用电报告诉我们“取消采购”。（尽管那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部分交易。）我也不够聪明，没有在电报中将这一点讲清楚。  
　　在运送债券期间，债券价格有所下跌，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我们同设在纽约的横滨铸币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该银行是日本的政府机构，是日本金融界的官方代表。不久后，他们便按实足的金额付清了债券欠款——虽然他们完全有理由建议由双方分担损失，因为这是相互误会造成的。  
　　我和三木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而且似乎很喜欢我们的犹太菜肴。他也带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那家日本俱乐部去品尝丰盛的日本菜。就是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菜的美味。让我惊奇的是，我居然吃了那么多用无数调料浸泡而成的生鱼片。但在地上连坐两个小时并非轻松愉快的事。  
　　三木经常给我介绍日本的显要人物，他们大多是金融界人士。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的朋友桑贝先生一起吃饭。桑贝先生是位英俊、壮实、和蔼可亲的人物。在吃饭时我们谈论华尔街及其他种种见闻。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永远笑容可掬的三木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你是否愿意下星期到森林山体育场去观看桑贝打球？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很乐意给你一张票。”这时我才意识到同我一起吃饭的正是那位著名的日本网球选手，美国公开赛单打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我们竟然一点也没有谈到网球——这可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啊！我有多迟钝、多不走运！  
　　35年后我访问日本，并与三木纯吉重叙旧谊。回到日本后，他做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tock Exchange）的官员，后来又成为神户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领我参观大阪证券交易所，并与那里的官员会面。我走进董事会办公室，里边坐了一大群人。介绍完毕后，三木以非常平淡的口气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现在请你花40分钟时间给在座的各位讲一讲证券分析的原理。我很乐意做你的翻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在这种环境下我只有尽我所能了。每当我讲完一句或两句话后，三木教授便把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词句译成日文，然后满屋子的人便点头表示理解。  
　　在我与三木重逢期间，他领我到大阪最好的饭店，在那里我见到了日本艺伎。由于美国客人络绎不绝，有家饭店就在它们的矮桌子底下挖了个坑。人们坐在地上时可以把腿伸到坑里。这样西方人就舒服多了。饭店里的艺伎相貌出众、衣着华丽，她们的歌舞和三弦琴演奏非常娴熟。在长时间的宴席中，她们不时地照顾客人。她们对美国的舞蹈知之甚少，但通过我那优雅的舞姿学会了一点。我们玩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游戏，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让我们仍回到1920年去吧。有天晚上三木来到我家，让我教他玩扑克牌。我教了他一种玩法，他认真地将每手牌的牌值记在小本子上。他一边与我玩牌，一边不停地将手中的牌与笔记本比较。这样玩了几轮后，他满意地宣称已经学会了，并准备与他的朋友一起玩。几天后我问他结果如何，他摇着头，可怜巴巴地说道：“格雷厄姆先生，你可真是一位好老师。我输了很多钱给我的朋友。”我回答说：“天哪！我有什么地方教错了吗？”“你一点也没有教错。你只是忘了教我如何迷惑对手以及如何不被对手迷惑。他们整夜都在捉弄我；牌打完后还在一个劲取笑我。”我为自己这一不可原谅的过失感到无地自容。我甚至建议由我掏钱弥补他的损失，但他以日本式的尊严谢绝了我的好意。  
　　我全权负责的NH＆L公司的“统计部”现在有了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新名字——“研究部”或者“投资研究部”。我的助手是里奥·斯特恩，他是低我两届的校友。我离开公司后，里奥接管了大部分工作；后来他逐步成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和全权合伙人，最后成为公司仅有的两名资深合伙人之一——另一位资深合伙人是从前雇佣我的4兄弟中最年轻的那位：兰斯特·纽伯格。客户会亲自到公司或写信就某些或某个证券提出咨询，我和里奥必须一一作出答复。我们经常发表公告，对某些证券作详细分析。在这些公告中，我们通常会推荐人们购买看好的证券，或建议他们换掉手头某只不太有吸引力的证券。例如在1921年，我们建议美国胜利（U．S．Victory）债券（年率为434，期限为两年，售价为9734美元）的持有人改持更长期限的国债（年率为4，但价格更便宜，只有8712美元）。我们认为：当时的高利率14必定会降低，长期国库券的价格将会达到或超出面值，而短期国库券的收益则十分有限。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料完全正确。我们的公告登在报纸上，标题为“敬告胜利债券持有人”。公告登出后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拿走一份进行审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但非常严格的规定：交易所会员不准建议投资者抛掉国库券而改持其他证券。但他们对我们的公告没有提出任何批评，因为从爱国主义出发，我们的公告无可厚非，而且那些采纳建议的人都获利匪浅。  
　　另一次公告则没有这样的远见。它例行公事般地就所有上市的轮胎和橡胶公司作了番详细比较。在分析统计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贾克斯轮胎公司（Ajax Tire）的股票最有吸引力。几天后，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大步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自称是霍拉斯·德里赛，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董事长。他要求会见公告的作者。在寒冬季节戴顶草帽（这是他的癖好之一）愈发使他惹人注目。当我的表弟米里亚姆（当时他是我的秘书）得意地告诉他我便是作者时，霍拉斯·德里赛径直走向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外面，他正好碰到我在忙其他事，于是他傲慢地命令我：“小伙子，带我去见格雷厄姆先生。”他把我错认为是办公室里的年轻职员，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些近视，另一方面则是我太年轻了，看上去不像身居要职的人。（这种印象持续了多年，引发出一系列事情。）我不知道我俩中谁更窘迫些——他要见的分析家是个毛头小伙子，而我要见的竟是个戴草帽的怪人。我们的会面确实很不自在。几年后我为那份公告追悔莫及，我多么希望在公告出版之前能与德里赛先生见见面。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后它便破产了。  
　　我的证券分析公告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友谊。1919年，我对两家铁路公司——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Chicago，Milwaukee，＆ St．Paul Railroad）和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St．Louis ＆ Southwestern Railroad）——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请允许我先将话题岔开，谈谈公司的命名问题。在我们这一行业中，铁路公司有着特殊的名字。当我刚进公司时，我听到公司的老资格报价员莫菲在喊“棒球游击手（Shortstop）”。我以为他是在叫“卖空股票（Short Stock）”。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可能买进几百股“卖空股票”呢？但我不敢向莫菲提出疑问要他解释。实际上他是在指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该公司在股票自动报价机上的缩写为“SS”。至于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一般人都称之为密尔沃基；但在证券交易所却并非如此，在那里人们是根据报价机上的缩写给公司起诨名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铁路公司（Atchison，Topeka，＆ Santa Fe）。铁路工人和旅客都称之为桑塔费。然而它在报价机上的缩写多年来一直是“ATCH”，因此华尔街的人都称之为艾奇逊或艾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荷兰股票交易所却把它叫做托皮卡。因此，这家大铁路公司在3个市场有3个不同的名字。  
　　在我进入华尔街之前，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Railroad）既有优先股，又有普通股，金融界人士分别称之为“大男孩”和“小男孩”。在1901年那场著名的“北太平洋恐慌案”中，优先股被收了回去。但13年后我仍然经常听到人们把该公司的普通股称为“小男孩”。有时候，这种对诨名的偏好会引起混乱，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 Railway）就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曾是北太平洋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它们成了竞争对手。  
　　由于财务重组，大北方公司的普通股被收回，原来的优先股取代了普通股的位置，因此它的股东与其他公司的普通股股东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但是多年以来，该股票在官方和民间的名称一直是大北方优先股；华尔街还将它列入铁路优先股行列，以供投资者选择。因此许多业余投资者很自然地认为该股票享有那些只针对优先股的特殊保护措施。很多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把这一不可饶恕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它列入普通股行列。  
　　“大钢铁”这一名字也经历过类似的变迁。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上市，从此开始了它在股市上的跌宕起伏。不久之后，它的优先股因价格较高而被人们称为“大钢铁”，而投机异常活跃的普通股则被人们称为“小钢铁”——这同“大男孩”与“小男孩”有点相仿。然而当时的投资者中几乎没人预料到该公司普通股的股价最终会超出优先股股价，这使得原来的股票诨名不再那么贴切。有一天我发现一名市场分析员把美国铁路公司的普通股叫做“大钢铁”，我当时真是惊讶万分。人们开始认为：该公司的普通股之所以被称为大钢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公司。毫无疑问，华尔街股票诨名的兴衰史足够写上厚厚一本书。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我对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和西南铁路公司的比较使我确信西南铁路公司的优先股与普通股要比前者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密尔沃基铁路公司表现出的情况非常不妙，因此我决定在出版公告之前先将我的观点告知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我觉得这样做既谨慎又不失公平。我拜访了该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罗伯特·J·马罗尼先生。他的办公室在百老汇街42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只有40来岁。他是位目光敏锐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我窘迫地告诉他我的来意。他将我的材料很快地浏览了一遍，然后递还给我，说道：“你的事实和结论非常确凿，我没有什么需要和你争辩的。我希望我们公司的业绩更好些，但我们没有做到。这便是事实。”接着他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们很快就谈到套利问题（这是我将来的专长之一），他对此也很内行。我介绍了一种很有趣的新情况，这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物。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解释，然后让我替他买入1000股股票。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对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访问会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次奇异的访问是我们业务关系和私人交往的开始，这种关系和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1960年6月）。鲍勃·马罗尼①成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投资人，后来当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成立后，他又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直至公司解体。他还是我们所组织的各种保护委员会的委员。最后他和我一起成为取得巨大成功的政府雇员保险集团（GEICO）的董事。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都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将一笔成功交易中获得的部分利润转让给我，因为他认为我需要钱以摆脱个人的经济困境。在这事发生之前几年，我从和蔼可亲的赫尔曼·巴鲁克博士（他是位物理学家，又是位股票投资者）那里借来了“兰波索号”游艇，并邀请鲍勃以及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和他的女儿玛乔里一起玩。在这次愉快的旅行后不久，鲍勃和阿特丽丝就极其悲惨地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几年后，似乎永葆青春的马罗尼在我的办公室里突然中风，从此连自己的说话也控制不了。  
　　①鲍勃·马罗尼：鲍勃为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在这38年的密切交往中，我和鲍勃从未有过任何分歧。考虑到我们一起走过生意场上的那些风风雨雨，考虑到我们有那么多的重大事情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考虑到我们必须就某些棘手问题（如利润与佣金的分成）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马罗尼经常会表现出爱尔兰人的好斗品性（但他从来不针对我），从不发生口角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是让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得不承认甚至鲍勃——我喜欢他就像喜欢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从未成为我的挚友。或许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未一起宿过夜。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我却是这么困难！  
　　我代表NH＆L公司做了些文字工作，出版了3本系列小册子，书名叫《投资者必读》。那时我正好25岁，年轻气盛，没有意识到书名过于炫耀，也没有意识到过于自负，竟然想指教那些平均年龄至少比我长一倍的人如何进行投资。但是我现在仍坚信我在书中所说的非常有道理。特别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坚持让人们以合适的价格买进前景看好的普通股股票。这些小册子的主题是“好的投资便是好的投机”——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口号。我这样说道：如果买入的股票物有所值，或者它的市价大大低于内在价值，那么它价格上涨的机会就非常大。只要广大的普通投资者不按此行事，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几年后的20年代大牛市中，投资者忘了合理价格的警戒线，这样原本是很好的投资现在却变成了异常危险的过度投机。  
　　作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我的工作不只是证券分析。我还要负责公司所有的套利和保值交易，公司为这些交易设立了独立的帐户。我又是税收方面的专家，还要做一些场外交易（包括替人采购日本债券），并且负责保证办公室的高效运转。此外，我当然也拉来了许多客户，他们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佣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本十分简单的税法变得越来越复杂繁琐。由于税法的变化影响到我所研究分析的公司的收益，因此我对它作了非常透彻的研究。由于我比他人多那么一点点税收知识，因此我很快就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我还通过替某些客户填写纳税申报表赚了点小钱。1920年底，许多客户都承受了证券票面价值的损失，同时却发现自己的常规收入面临着高额的所得税。同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抛掉这些证券，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价格会反弹的。我从所得税法中引经据典地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卖出这些证券来造成亏损的事实，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然后马上购回证券以恢复头寸。这样操作的最高成本是佣金加交易税。刚讲完此话，我们就收到了大量的“即卖即买”交易指令，获得了可观的佣金收益。让我感到洋洋自得的是，正是我们的公司，首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推出这种交易。但到了年末，所有公司都在做这种买卖了。（我记得国会于次年通过法令：卖出和重新买入证券必须间隔30天，于是这种轻松赚大钱的买卖随之告终。）  
　　通过对税法的不懈研究，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知道如何计算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商誉价值，亦即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水分”价值。1917年的税法规定：公司可按有形资本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缓交部分超额利润税，并且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资产项目享有少额的税收折扣。这些无形资产包括商誉、专利等。（公司总是将专利与有形资产列在同一科目——“产权帐户”下面。）诵过一系列方程，我能够从3个已知数据出发（应付或已付税收，税前收入和产权帐户余额），往回推算出在产权帐户中商誉价值占据多大比重。我将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编辑巴纳德·鲍尔斯告诉我：“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的方程。你的理论就像镜中看花一样。但是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尽管我的计算方法由于受公开发表的数据的误导而极有可能产生差错，但后来事实证明它是十分精确的。过了许多年，公司才开始披露这些“水分”价值。而后来的资本结构中则不再包括这些“水分”价值。但在那时，公司的盈利或盈利增长率远比公司的资产价值重要得多，因此这些披露对金融界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件事是：通过计算，我发现美国钢铁公司5亿美元的普通股股票面值，甚至连3．6亿美元优先股中的很大一部分曾经都只是“水分”价值。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通过类似计算我指出，1918年美国钢铁公司的价值肯定高估了，因此也被征了过多的税。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美国钢铁公司从政府那里取回了一大笔退税款。  
　　虽然我没有刻意为公司争取股票和债券客户，但随着岁月的推移，许多客户不可避免地与公司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他们中有些是我所经营的帐户中的客户——我的帐户严格限制在我的特殊领域：套利和保值。塔辛帐户就是其中一例。我记得在其他帐户中，我不承担任何损失，但分享25％的累计利润。其中有个帐户是我公立中学时的老朋友西德尼·罗戈开设的。我的标准操作是：在面值附近买进可转换债券，同时卖出相关普通股股票的看涨期权；或者通过更复杂的变异形式，即卖空普通股股票，同时卖出看跌期权。通过卖出这些看涨或看跌期权，我们获得了可观的期权费，因此，不管股票价格上涨、下跌还是不变，我们都能在整个交易中取得令人满意的利润。这里我不向读者解释这种复杂交易。但不管怎样，这种操作非常成功，真是一种天才的设想。  
　　1919年，我们对皮尔斯石油（Pierce Oil）债券进行了这种复杂的操作：卖空该债券的同时，卖出该公司普通股股票的看跌期权。市场下跌了；只有部分看跌期权被行使，而剩下的价值400美元的200股看跌股票期权却未能在到期日前及时行使。到期后一天期权行使指令却来了。内勤办公室的多尔蒂过来对我说，那家公司犯了个过失，没有及时行使期权，现在他们问我的客户是否愿意接受行使请求。我问多尔蒂在通常情况下如何处理这类事情。他说：“哦，只有傻瓜才愿意接受他不必接受的期权行使请求。”我不愿被人认为是傻瓜，所以我代表客户拒绝了行使请求。当我将这笔飞来横财向西德尼汇报时，他建议用这笔钱到亚特兰大城一起度周末（当然要带上妻子）。我们便照此行事。我们住了最好的饭店，以自己非常不习惯的奢侈方式大笔花钱，玩得十分开心。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指出一种在这一生中经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反常现象。在做生意时，100美元确实是小数目；但在家里，就是大数目，甚至能使丈夫和妻子闹得不可开交。从心理学角度考虑，这种不一致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很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家庭开销。但商人确实也因此形成处理金钱时的双重性格。  
　　1918年，莫里斯·杰拉德舅舅也在我这里开了一个私人帐户。这个帐户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帐户开始时的金额为数千美元，绩效也很令人满意。到了1920年，他提了个令我震惊的建议。他刚刚从通用汽车公司效率专家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为此他领到了2万美元的退休金。他希望将这笔钱加到帐户里，从此放弃旧业而依靠我在帐户资本上赚得的利润谋生——或许他是说“我和他赚得的利润”。他警告我要比以前更卖力些，因为我现在要经营一个大帐户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不主张舅舅这么做的，因为这是件冒风险的事。但我接受了他对我的信任。自此以后，他经常到我们的报价室看市场行情。我记得他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交易，也从未干预过我对帐户的操作。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那么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个非常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在随后的10年里，他的决定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在扣除每月提取的生活费后，他的资本还是增加了不少。1929年后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非常令人沮丧。当我们的事业于30年代重新繁荣时，他却离开了人世。然而，他身后留下的那笔遗产却多得使他的遗孀与他前妻的子女反目成仇。作为仲裁人，我能够平息他们的争端，却抹不掉他们心中的怨恨。  
　　另有一位客户是我中学时的校友，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纽曼。他非常喜欢投机，我没有承担向他指导投资的义务。他似乎是从某位大炒家那里获得了操作诀窍。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位大炒家开始与我们建立业务关系，我才有机会亲眼目睹什么是真正的投机。他看中了两只股票——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Petroleum）和泛美石油公司（Pan American Petroleum）——它们都是交易所里交易最活跃、价格波动最剧烈的股票。他大量地买卖这些股票，经常在转眼间赚得或赔掉一大笔钱，但他从来都不动声色。他天生是个赌徒，身上具有赌徒所有的迷人气质。在1920年和1921年的熊市中他破了产，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1919年是个典型的牛市：证券业圈内人士无情地操纵着整个市场，而那些普通投资者则充满了贪婪、无知和幼稚的冲动。大约15年后，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华尔街的舞台剧。那时，人们对1929年到1932年间发生的惨剧记忆犹新，但我认为从艺术标准出发，这段时期过于极端了。因此，我将1919年到1921年发生的事作为剧本的内容。剧本中有许多我在公司报价室里观察到的人物。例如化学师里德尔，他是个偏执狂，只对“美国煤炭产品公司”的股票感兴趣，而这一股票后来使他成了百万富翁。还有鞋店老板弗里德曼兄弟，他们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时只买了一些最安全的债券；后来他们很谨慎地零星买入一些“最好的股票”。此外我的剧本中还包括那些在疯狂投机浪潮中输得倾家荡产的人。  
　　在剧本中，我当然将自己描绘成一位英雄人物——一位充满智慧、不需冒任何金融风险却能从其他臭名昭著的市场操纵者手中赚取利润的年轻人。我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来表现剧本的主题：匹兹堡的几家小公司如何发展成为一家跨洲经营的大石油公司。我将剧本的名字定为《愤怒的洪水》——这源于《尤利乌斯·凯撒》中的诗句：  
　　凯撒啊！  
　　难道你现在不和我一起纵身跳入这愤怒的洪水中吗？  
　　这部舞台剧最终没有上演，现在我连剧本手稿都找不到了。毫无疑问，这个结果对它来说是公正的。  
　　实际上，我非常成功地渡过了1919—1921年这段危险期。有了1917年塔辛帐户的坎坷经历，我没有被“愤怒的洪水”所吞没。我的操作几乎都是套利和保值，这使我得到虽然有限但也很令人满意的利润，同时又避免了遭受严重亏损的风险。有一次典型操作涉及联合纺织公司（Consolidated Textile），该公司最近刚由多家二流的棉纺厂合并而成，是市场上的投机热点。我买了该公司年率为7％的可转换债券，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很安全的。当该公司的普通股股票价格上涨时，我卖出相应数量的股票。这样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股票的售价都能保证我得到很好的收益。丹·罗勃对市场充满了乐观情绪，他替客户买进了数千股股票。我记得曾经建议他将股票换成7％的债券，并向他指出：这样做有着同样的获利机会，但风险要少得多，而且交易的回报率更高。丹对此的回答是：他的客户根本不想持有可转换债券，他们希望能在报价机的纸带上经常看到自己的股票，而且他认为没有必要花钱将股票转成债券以增加安全性，因为该股票必定会继续猛涨。一年后，该公司的股票从70美元跌到20美元，而它7％的债券却以高于面值的金额完全得到了偿付。  
　　说我是套利保值领域的专家一点也不过分。但在华尔街的其他领域，有时我还会干些傻事。有一天当我与巴纳德·鲍尔斯谈论《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时，他告诉我他准备马上辞职，因为他刚刚从厄特尔石油公司（Ertel Oil）的股票上大赚了一笔。他的一位挚友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行列，条件很诱人。这位朋友是该股票的原始认购者之一，他们买入时的价格为3美元。几天后该股票在场外市场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0美元。这位辛迪加经理便将所有股票按这一价格抛出。鲍尔斯刚刚拿到他那部分利润。这件事颇让我心动，我说了几句妒忌的话。鲍尔斯很大方地允诺：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让我也加入这一交易。  
　　不久后，另外一个前景看好的交易机会到来了，我也有幸投入一笔有限的资金。有家新公司刚刚成立，它的名字叫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Savold Tire）。该公司拥有生产可翻新轮胎的专利。可翻新轮胎在当时是件新鲜事物，而当时轮胎的高昂价格使得这一新事物异常有吸引力。股票的认购价格为10美元，人们预计它在纽约场外市场上市时的开盘价要比这高出许多。我记得我投入了5000美元。几天以后，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股票变戏法似地攀升到了35美元。在那星期结束前，我已从5000美元的本金中赚得大约1．5万美元的利润。  
　　尽管我天生是个保守谨慎的人，而且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操作实际上是虚幻的，但贪婪之心支配了我。我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交易机会；当我将盈利的消息告诉朋友们时，他们也热切期盼加入其中。不久后，哥伦布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大霓虹灯。霓虹灯先闪出“萨吾（SAVE）”，然后又闪出“奥尔德（OLD）”，最后将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了“萨吾奥尔德（SAVOLD）”。我很快又听到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吾奥尔德公司准备将生产专利授权予各州的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也将一一上市。巴纳德·鲍尔斯答应将我的钱与他的钱合在一起进行投资。  
　　该计划马上付诸实施。在萨吾奥尔德母公司上市后的第四个星期，第二家公司——纽约萨吾奥尔德——也宣告成立，我们投入了大约2万美元参加认购。我们的认购价为每股15美元，也有可能是20美元。这9．6万股股票在场外市场的开盘价为50美元，不久便达到了60美元。这一天正是1919年5月10日；我在激动兴奋中庆祝自己的25岁生日。我马上拿到了一张大面额支票，这是我们的本金及高达150％的利润。（帐务说明没有随支票同时到达，我们也从未想过要什么帐务说明。）当我向朋友们宣布每人的利润份额时，他们都让我保存这笔钱，并在下次交易时全部投入进去。毕竟我们国家有48个州，机会多得很呢！  
　　但我们马上感到失望了。第三家公司——俄亥俄州萨吾奥尔德——也于6月份及时上市了，但这次规模较小。我们获知这次认购没有我们的份。该公司股票以28美元在场外市场开盘，到次月上升为34美元。但它的表现没有前两家公司抢眼。然而我们还是很担心好运是否就此结束。鲍尔斯安慰我们说：另一桩大买卖正在酝酿之中，这次我们肯定有份。但是，这次上市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是最后一家将要上市的公司。该公司除了纽约和俄亥俄州外，拥有全国的生产经营权。萨吾奥尔德公司的管理层认为：4家公司已经足够了，过多的公司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我们不能够理解也无法赞成这种限制，但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准备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好好赚上一笔。在筹集认购资金时，我投入了6万美元，其中一半是由年轻而富有的海曼三兄弟提供。海曼·马克斯蒂尔是我中学时的校友，也是我的朋友和客户。（还是单身汉时，我们曾配对获得过网球双打冠军——那是在名叫雅各布的四姐妹的避暑山庄里举行的。）  
　　1919年8月，德国的战败使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但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继续高奏凯歌，特别是那些质量低劣、最无投机价值的股票。萨吾奥尔德母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表现强劲。事实上，  
　　月初时该股票一度涨到7734美元，然而在同一星期内又跌回到53美元。我们极不耐烦地等待着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的闪亮登场，因为我们对即将到手的利润早已垂涎欲滴了。  
　　规定的上市日期到来了，但交易却没有开始。公司宣布“稍待片刻”，但从未进行解释。突然之间，所有萨吾奥尔德股票全线下跌，我们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到了9月份，我们的股票还是没有任何交易。整个萨吾奥尔德股票却忽然崩溃了。母公司的股票跌到了1212美元！几个交易日后，致命的消息出现了：“已没有人愿意购买萨吾奥尔德的股票！”从10月4日起，这3家公司从记录上彻底地消失——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同巴纳德·鲍尔斯就此事进行了多次磋商。他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钱以及朋友的许多钱投入到萨吾奥尔德了。他告诉我，经营这些股票上市的主要承销商已将我们的钱挪作他用。我们可以把他送入监狱，但于事无补。我和鲍尔斯组成一个委员会代表该承销商的受害者处理此事。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场外市场附近）会见了他。我现在仍记得我们见面时他穿的那件漂亮的蓝衬衫以及衬衫上的那些昂贵的袖扣。与承销商的谈话都是由鲍尔斯进行的，我只说了一句话。承销商问我是否需要小号码的汽车牌照，他可以帮我弄到，因为他是纽约州州秘书雨果的好朋友。我冷冷地谢绝了。  
　　最后的结果是：承销商用现金归还我们10％的本金，其余用他所承销的股票票证归还。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票证卖出，最后为各自的客户挽回了大约33％的本金。  
　　这几家萨吾奥尔德公司自身又怎么样了呢？我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过萨吾奥尔德公司的话，那么它们可能破产了。在第二年的金融手册中，也没有人对这几家公司进行追踪报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圈内人士”所了解的一切仅限于这几家公司（假想的）经营范围以及传闻中的流通股数。这些信息是从一份来历不明的“说明性公告”中获得的。然而，尽管我们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却一度非常自豪地操纵着整个交易，而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因为普通投资者比我们更贪婪、更愚昧。在1919年4月到9月这6个月中，这3家公司数以万计的股票在场外市场易手，这涉及到投资者数以百万计的实实在在的资本。但据我所知：萨吾奥尔德事件中唯一真实的只有那座矗立在哥伦布广场上、闪烁着公司名字的霓虹灯。我还得知，没有任何人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对那位承销商盗窃公众钱财的卑鄙行为提出控诉。  
　　很显然，1919年的华尔街与现在的华尔街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其中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执行顾客指令和处理现金或财产抵押品上是高度可信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操纵市场的恶劣行为视而不见，许多人甚至自己也加入其中。他们鼓励客户进行投机，心里却完全明白几乎所有的投机者最终都要一败涂地。他们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证公众免受类似于萨吾奥尔德诈骗案这样的灾难。  
　　在这些欺诈行为中，应负责任的不仅仅是许多华尔街的经纪公司，而且还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它允许“皮包公司”在他们中间兴旺发达，因此引发了公众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些皮包公司佯装替客户买入证券，却通过各种途径将客户的保证金一卷而空。按照法律规定，真实交易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但有些证券公司受高额佣金所引诱，与这些皮包公司进行虚假交易。这些证券公司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交易的性质和后果。令我不解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怎能对皮包公司的欺诈行为及部分会员公司的推波助澜行为视而不见呢？  
　　我们公司完全了解这些皮包公司的真正目的，因此我们从道义出发，好几次拒绝了这种回报丰厚的交易。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拒绝这种交易既非我们的公民义务也非我们的职业职责。毕竟同其他经纪公司一样，我们是商人而不是改革家。       
第十章　20年代的大牛市：我几乎成为百万富翁
　　当我还在念书时，我就已经做过12种兼职工作。而在华尔街，我只干过两件事：第一件是在一家经纪人公司里，我从职员做起直至成为初级合伙人；第二件是在自己开的公司里，我是经理。在我经营自己的公司之前，我曾一度试图离开经纪人公司到《华尔街杂志》当一名金融撰稿人。写作是我的早期爱好，因此这是一次实现“文学”与金融相结合的好机会。我把自己的想法同NH＆L的“合伙人”谈了谈，他们却说服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当我们的大女儿玛乔里·伊夫林于1920年出生以后，我们决定搬到郊区去生活。我们的新家位于弗农山一幢两层楼房的上层。房子离“弗农山乡村俱乐部”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因此很快我就成为该俱乐部的网球会员。在那里，我们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还加入了一个一般不吸收外人参加的弗农山犹太居民团体。后来我们几乎天天要和他们联系。在这个团体中有一对姓霍维茨的夫妇，女的名叫艾伦，男的名叫格特鲁德。格特鲁德在哈佛念过书，是弗赖德·格林曼的同班同学；他学的是法律，却从未从事过这一行当，相反他成了另一位同班同学罗·哈里斯的得力助手——罗·哈里斯与他的兄弟们经营着一家非常成功的哈里斯雨衣公司。  
　　霍维茨对我的金融思想及特殊操作方式了解甚多。哈里斯兄弟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让我脱离NH＆L公司，并替他们经营一个金额巨大的帐户；他们支付工资并让我参加利润分红。他们将投资25万美元，并允诺无限制地追加资金，如果我的工作质量和绩效证明这样做可行的话。我可以带入原先其他帐户的资金，作为原始资本的一部分。我的年薪是1万美元，另外在扣除百分之六的资本年息后，我还有资格分享剩余利润的1／5——这些都是累加的。1923年初，我们达成了这一协议。  
　　我推测要让公司放我走会有一定的难度。然而我的运气真不错。证券交易所加强了监管力度，要求一些因客户保证金交易而负债的公司相应地增加自由资金数额。保证金交易发展十分迅猛，以致NH＆L公司无法提供闲置资金让我进行曾经屡获成功的套利操作。因此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否定了一些由我提出的好建议。他们承认我在这一领域有特殊的天赋，却爱莫能助；而且他们认为，如果让我待在这样一个严格限制我发挥特长的公司里，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毫无疑问他们也盘算过：由于我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帐户和无数的客户，当我离开公司以后，他们仍然能够从该帐户和客户的大多数生意中获益，同时又免去了通常须支付给客户经纪人的那笔费用。所以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很爽快地豁免了我的职责（当然这完全是道义上的职责）。我们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我将几乎所有的交易都通过他们的公司进行；他们则让我免费使用一间办公室，另加一个私人股票行情机以及其他各种服务。（在那时，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合法的，后来纽约证交所予以严格限制。）  
　　新公司名叫格雷厄姆公司。为了减免部分公司所得税，除了发行一些具有投票权和其他作用的普通股之外，所有资金都来自发行参与红利分配的公司债券。1923年7月1日，旧的秩序结束，新的秩序开始了，这天距我刚进NH＆L公司赚取12美元周薪之时足足已有9年。我对这一转变无怨无悔。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自己不属于经纪人行列，我从心底憎恶这一职业，因为我觉得它的繁荣是以牺牲客户利益为代价的。（至少在那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在几年前我读到了伯纳德·M·巴鲁克①的自传第一卷（我将在1927年遇到他）。在回顾了如何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功并由此成为百万富翁之后，巴鲁克进行了一番灵魂反省。既然他已功成名就，今后应该怎样生活呢？巴鲁克用了数段篇幅进行了讨论，然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将退出经纪人行业，不与公众发生任何瓜葛，也不对公众承担任何责任，在股市上只运作自己的帐户。我记得读到此处时，我轻蔑地笑了笑，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既站不住脚又自私自利的结论。我认为对于一个才华出众、十分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决定只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去全身心地设法赚很多的钱，以后还把这一切写入他的回忆录，毫无一点后悔或自我批评，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啊！但是我的决定比巴鲁克的有面子吗？我也打算离开至少曾经为公众提供了咨询帮助的经纪业，并使自己专门致力于赚钱的投机。但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我远远算不上是富人。我一直为缺钱用的朋友和亲戚赚取大量的利润。尽管哈里斯兄弟有点不太情愿，我还是说服他们允许我继续经营老客户的帐户，并将它们作为一部分公司资本。  
　　格雷厄姆公司只存在了两年半时间，到1925年末即宣告解散。公司获得了巨大成功，资本回报率是相当高的。我将投资领域限于标准性的套利、保值业务上，有时也会买一些我认为比较便宜的证券。我做的第一笔业务是买进杜邦公司（Du Pont）的股票，并卖出7倍于杜邦公司股票数量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股票。那时杜邦普通股的市价总和仅仅与它持有的通用汽车股份的价值相当，因此杜邦所有的化工业务与资产的市场价值实际上是零。所以与通用汽车的股票价格相比，杜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不出所料，对我们有利的巨大差价终于出现了，于是我便做了对冲操作并取得了预期的利润。  
　　另一次操作却是以损失惨重而告终，其中包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我认为自己既能找出被严重低估的普通股股票，也能找出被严重高估的普通股股票。我对此颇为自负。我用好几对证券做了这样的操作：买进便宜的股票并卖空昂贵的股票。有一个公司名叫沙特克（Shattuck），它拥有施拉夫特饭店（Sehrafft’s Restaurants），我认为它的股票被高估了。公司确实表现不错，但投机商已经把它的股票抬到了我认为是高得离谱的价位。于是在我挖掘出的无数被低估的股票当中，我买进了其中一种，并卖空几百股沙特克股票。  
　　从一开始，我就在每个星期安排一次午餐聚会，以便和哈里斯他们讨论我的业务状况。凑巧的是，我们的聚会是在罗·哈里斯最喜欢光顾的施拉夫特饭店。在卖空它的股票之后，我们都觉得再用饭钱支持敌人是有损自己利益的，于是我们另找了一个吃饭的地方。时间慢慢地过去了，而沙特克股票仍在上涨。（这便是经营那些广受大众欢迎，并因此价格高估的股票的困难所在：在它们股价回跌到正常、合理的价位之前，它们继续抢手，而且价格会进一步高估。）当股价从我们买入时的70美元一路攀升到令人烦恼的100美元时，我们开会争论了半天，最后认为继续“作无望的斗争”并非明智之举。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每次操作都能成功；况且我们总体的平均命中率已经够高了；随时准备承受损失是一条好原则，如此等等……于是我们便做了反冲操作，损失了几千美元。罗·哈里斯的评价是：“好了，这次损失也不尽是坏事，这下我又可以回到施拉夫特饭店吃饭了。”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调侃。  
　　①巴鲁克（BernardM.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译者  
　　然而，这些午餐却导致了我们业务关系的终止。罗·哈里斯富有思想、爱提建议，有时甚至会带来各个经纪公司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在我深思熟虑的操作方案中很少起作用。对于那些未获成功的建议，他总是忘得一干二净；而对于那些曾带来一点利润的建议，则记得一清二楚，从不忘记在随后的午餐聚会上提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的马后炮和星期一上午的发号施令感到了厌烦。长期为这样一个有权利发表各种意见、却不需对自己所说的话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工作，真是件困难的事。  
　　到了1925年，大牛市开始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股市。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客户经纪人自由经营着客户的帐户，他们有权利按他们的意愿买卖股票，而不需要得到客户的授权或命令。这些帐户大多是以五五开的形式经营，即帐户利润由客户与经纪人平分。客户经纪人不承担任何份额的净损失。许多华尔街的朋友告诉我，我为哈里斯他们工作却只能分享20％的利润，真是太傻了；他们能为我筹集到经营资本，我的利润分成比例则是50％（其中一部分要转交给他们）。  
　　我开始感到被哈里斯兄弟利用了。那时我才31岁，自以为知道一切——至少是关于如何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赚钱所需的一切知识，自以为在华尔街可以运筹帷幄，并且自认为自己的雄心壮志必定会实现，自己的前途光明无限；我还认为自己必定会非常富裕，可以用财富买到一切物质享受。我希望有一艘大游艇，一幢在新港的别墅，有一群赛马——甚至有时还想有些情人，尽管我也知道将她们列入我的计划表未免过于天真了。我那时还太年轻，不能意识到自己过分盲目自信。  
　　到1925年年中，我向罗·哈里斯提出了一个新协议。我建议取消我的年薪，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分红方法：扣除6％的资本年息后，在回报率为20％的那部分利润中我分享其中的20％；在除去20％利润再获利30％时，我分享其中的30％；而在超出50％回报率的那部分盈利中，我则分享其中的50％。对我而言，这个协议似乎非常合理。但罗·哈里斯被我的想法吓了一跳：我竟想要分享一半的利润！他认为，即使回报率超过了50％，我要得到这么多的利润也是不行的。我们马上同意中止协议，公司也在年底时解体了。如果哈里斯能做些让步的话，我想我会接受的，因为我从不固执己见。但后来我得知，他们早就想把我从公司里甩开，尽管我替他们干得如此出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经过两年时间密切注视我的操作，并听我详细解释赞成或反对每一次买进或卖出的理由之后，他们自认为已经具备单独操作的能力和水平了。既然他们自己可以做、甚至可能做得更好，为什么还要付给我20％甚至更多的利润呢？因此，在我为自己订了1926年的新协议之后，他们也作了自己的安排。由于我们双方对这个变化都很满意，所以分手后我们仍是好朋友。  
　　在结束格雷厄姆公司的故事之前，我必须谈谈一个名叫“科恩和格雷厄姆”的从属子帐户。合伙人科恩是个瘦瘦的、近视的律师，年约35岁。他也是哈里斯和霍维茨在哈佛的同班同学，而且跟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与其说他是个职业律师，还不如说他是个学生。他有一笔资金——我想大约是10万美元——罗·哈里斯很大方地为他订了一个特殊合约，类似于格雷厄姆公司的合约，但与公司互不相关。我为什么要提起这样的琐事呢？这是因为“科恩和格雷厄姆”里的科恩正是本杰明·V·科恩，他后来与汤森·科科伦组成了大名鼎鼎的“科科伦与科恩”班子，成为罗斯福新政中许多重要立法的设计者，并帮助罗斯福总统排除国会不时做出的阻挠以推行新法。  
　　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934年，本·科恩给我寄来了拟订中的《证券交易法》草案——这是一系列立法中的第二个立法。根据这一法案，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以成立并使金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向我征求对草案的意见。我只对其中一个条款提出了批评，该条款规定：为召开股东年会而送达股东手中的代理声明书上，除了其他种种信息外，还要包括“声明书送达者的名单”。这个听起来毫无不妥之处的条款实际上意味着，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这样的大公司不得不一一列出几十万股东的名字。本·科恩对我发现这一纰漏表示感谢，他从法案中剔除了这一点，法案很快正式生效了。  
　　1926年1月1日，我开始运转“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同时我自己的资金也转入该帐户中。帐户的大部分资金由那些老朋友提供，包括弗赖德·格林曼，鲍勃·马罗尼以及海曼夫妇等。这次的财务协议与我向哈里斯集团提出的那个协议一模一样：我没有薪水，但享有累进的利润分红，分红比例最高可达50％。（当时极度自信的我哪会料到，6年之后我会请求他们增加一条原格雷厄姆公司订过的条款——在困难时期支付给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帐户的参与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资本金或利润取得报酬。  
　　本杰明·格雷厄姆开始时的资本金为40万美元。三年以后，我们的资本达到了250万美元。绝大多数的追加资本来源于帐户利润；帐户资本中我的份额也不小，这主要是因为我将大部分丰厚的回报重新放进帐户作为投资，更大的投资则又带来更多的收入。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地想把钱投入该帐户，因为它的名声已是众口皆碑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吸收到了许多追加投资；实际上，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收他的钱的。但我认识的人却不断增多。  
　　在最初的集团成员中，有一位叫道格拉斯·纽曼，他是我在男中及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卓有建树的律师。几年前，他把弟弟杰罗姆介绍给我——杰罗姆比我们晚三年进入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与赖斯的女儿结了婚。赖斯是一位富有的棉纺厂老板。杰罗姆没有去从事法律工作，而是帮他岳父搞经营，很快就成为那里的二号人物。我为赖斯做了些投资；也为杰里·纽曼①做了些投资，数量当然要少些。1926年年底时，杰里找我说，他想离开赖斯的工厂，并希望能加入我的公司。很明显，给赖斯干活并不轻松。杰里希望能为我工作，并在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前不要任何工资。同时，他会带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资金，这是他经营棉纺业时得到的收益。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但我坚持他拿一份不高的起点薪水——每年5000美元。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种合作关系在我随后的经商生涯中一直维持了下来——直到我退休去了加利福尼亚为止。而那时我的两笔经营业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及“纽曼和格雷厄姆”（它们都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后继者）——也随之解散。  
　　①杰里·纽曼：杰罗姆·纽曼的昵称。--译者  
　　对我来说，杰里·纽曼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无价之宝。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能胜任生意场上的任何经营实务。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上，他比我要强得多。他在谈判各种业务时，显得精明能干，富有实效。他非常诚实、完全值得信赖——这是在华尔街上持续取得成功的必要品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并不具备创造性思维。我应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营策略和大部分的单项交易都是由我设计的，是我的功劳。他的确也有缺点，其中最主要是他缺乏与人为善的能力。同他那很难相处的岳父一样，杰里·纽曼也是个严厉的监工，急着要人完成他的吩咐，对小过失斤斤计较，有时在交易中显得过于刻板。不过他能聪明地意识到，在重大交易中必须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总的说来，杰里·纽曼远谈不上受人欢迎，即便是在他的许多朋友中也是如此。他与那些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有过无数次争吵，并且几乎都是因为业务上的事。他十分凶狠地对待这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但令我奇怪的是，最后他总能与他们和好如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怎么可能与杰里·纽曼共事这么多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未发生任何争执或争吵。我记得唯一的争执是：在我们的合作即将结束时，杰里认为把我们生意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是不公平的。他对《幸福》（Fortune）杂志上登载的一些言论产生了误解。  
　　两年后，纽曼成了我在业务管理上的平等合伙人，直至我们合作结束。我们有许多收入要分配：工资、服务费收入、交易利润等。我们订了个协议——它体现在每人给对方的一封短信中——所有的额外收入都在两人之间平分。然而几年后，杰里的公司外业务要比我多得多（我的主要公司外业务是作为资产估价案中的专家）。因此，我们将分享对方额外收入的比例降至25％，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  
　　另外由于我对朋友向来交心不够——这是我最大的性格缺陷——杰里和我从未成为挚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少相互说话。他妻子埃斯特尔总是对我含情脉脉。在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的交界处，他有一幢乡村别墅。我曾在那里住过几天，但我忘了是否与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很少谈及私生活，包括个人浪漫史——这个话题经常能使男人们产生相互信任，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远不如我们密切。  
　　表面上看，杰里的生活比我一帆风顺得多。他善于理财，在1929年之后的几年大危机中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麻烦。当我们的事业重新开始欣欣向荣时，他的财务状况要比我强得多；也由于这个原因，他最终积累的财富也比我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许多场合他对我都非常慷慨大方。也许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而对我则是不幸的，因为我从未有过类似的机会去帮助他。  
　　当然，埃斯特尔·纽曼与我妻子有着相同的名字。在这些年中，由于她们名字一样确实闹出不少笑话，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社交关系从未真正密切过。  
　　埃斯特尔·赖斯比杰里·纽曼大3岁，她并不是非常迷人。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杰里与她结婚只是为了她父亲的钱。但是，即使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指望从别人的成功中获益，雄心勃勃的杰里也只指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许多年轻时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埃斯特尔越来越好看。她一点也不显老，头发永远乌黑亮丽，目光永远那么妩媚。她用尽美容师的一切手段与自然规律相抗衡。人们对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善意的人称她具有贵族气质，而恶意的人则认为她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大”——社会上后一种人往往太多了。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对她所喜爱的人格外亲切。埃斯特尔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经商诀窍和实干的能力。在我当选当时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主席后，我成功地使她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创建了妇女分部，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筹集到了不少资金。她很快成为我们这项日渐兴旺的慈善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了在我们的“盲人之家”里兴建一座医院，她和杰里一起捐了一笔巨款。医院因此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当我回想往事时，我经常会被这样的发现所震惊：偶发事件或者环境——特别是地理位置——对人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大多数风流韵事则源于频繁接触，尤其是当事人的配偶不加以干涉时就更加如此。或许这就是本·格雷厄姆永远也成不了杰里和埃斯特尔的社交密友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住在纽约大都市的不同角落里。纽曼夫妇在位于长岛劳伦斯的一幢大房子里住了大约25年，这幢房子是新娘父亲精心挑选的新婚贺礼。在那段时间里，我继续住在曼哈顿岛，离他们家很远。当杰里和埃斯特尔在第五号街买了一套公寓时，我们已搬到了斯卡斯代尔，在那里我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后来我们又迁移到了加利福尼亚。  
　　由于相互住得较远，纽曼夫妇与格雷厄姆夫妇从未真正成为知心密友，但我弟弟维克多却成了他们的邻居并与他们结为好友。1927年，他与漂亮可爱的西尔维亚·古德曼结为连理，随后在劳伦斯买了一幢很好的新房子。这使他们与纽曼夫妇成了近邻，以及锡达赫斯特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友。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命运的挫折迫使维克多卖掉了自己的房产，离开了劳伦斯。  
　　在1927年时，我们只有两名雇员：即一名速记员和一名会计。会计是十多年前我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上认识的。由于我们的共同爱好只有网球，因此我们的亲密关系完全是建立在网球之上的。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单打比赛，几乎是不分上下、互有胜负。  
　　当我第一次与他打网球时，我还只是凯利街一名鲁莽冒失的年轻人；而他父亲的鞋业生意正兴旺发达，所以他们住在亨特波斯特公寓最好的房子里。几年后，他父亲突然去世，家道由此中落，正如我们家在我父亲过世后的遭遇一样。他只是在斯塔特勒宾馆找了个职位卑微的工作，因此他很乐意到我们公司工作，因为这里的工资较高。  
　　除了1929—1933年这段时间，我们每年给他发年终奖金，并且在大部分年份里还给他加了工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过去经常会准备好精心制作的历史数据一览表，把他的收入与公司的盈利作比较。后来董事会在每年1月份都要对他的薪水和奖金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他在公司里的年薪高达1．6万美元。相对于他所从事的机械性工作而言，在那个年代这已是非常高的报酬了。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并且他也做了些投资，收益一般。在25年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尽管他能力有限，但为人非常忠诚、值得信赖。  
　　他在某个晚上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床上。我们检查了他的帐目，发现他盗用了一小笔公款，数额大约为几千美元。杰里和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几年后当我翻阅弗里尔斯·戈考特家族的日记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以及我们对此事的反应。在该家族的一篇日记中，他们谈到了他们女仆的不幸去世。正是这位女仆，从他们孩提时起，就一直无私地、全身心地服侍着他们。另外一篇日记却又写道：当他们发现这位朴素、谦卑的仆人在这些年里的私生活秘密后，他们感到无比震惊。她将所有的工资收入都用在向许多小伙子购买性服务上。于是戈考特家庭从哲学高度阐述了这样一个命题：知人知面不知心。       
第十一章　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较量
　　在我们的帐户所参与的许多交易中，有两笔交易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第一笔涉及标准输油管公司（Standard Oil Pipeline Com-pany）；第二笔则与美国最大的烟花爆竹制造商——平凡制造公司（Unexcelled Manufacturing Company）有关。前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者却遭到很多麻烦，最终无利可图。  
　　1911年，当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具有垄断性质的标准输油管公司时，在这个拥有31个公司的巨大联合体中，有8家公司脱颖而出。当时它们都是很小的输油管经营者，负责把原油从各个油田输送到炼油厂。没有人了解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它们公布只有一行字的“收入帐”，记载着当年的净利润，以及一份最简略的资产负债表。只有两间设在华尔街的办公室专门研究标准输油管公司麾下所有子公司的市场营销状况。它们每月出版一本小册子，上面刊有每个子公司的动态和数据，但这些小册子除了重复那些极不完整的收入帐和资产负债表以外，没有其他关于输油管公司财务的资料。  
　　有一天，我浏览了一份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想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铁路公司的详细资料。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我碰巧发现了输油管公司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格上注明这些数据“来源于公司上报给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这使我想到这类报告可能包括没有向股东公布的信息，而这类信息可能是令人感兴趣而又富有价值的。我写信给州际商业委员会，请它尽可能给我寄一份输油管公司报告的复印件。后来我收到了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大约50页的报告，报告中有许许多多表格，涵盖了输油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每一个细节。我对其中一张表格尤为感兴趣。这张表格要求各个子公司按成本价和市场价开列一张投资清单。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在它们的年报中列出了许多笔投资，但由于没有作出详细说明，无从知道投资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天，我搭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到达州际商业委员会，进了档案室。我要求查看这8个输油管公司1925年的年报。他们及时给我拿来了。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手上是一笔财富。使我惊讶的是，我察觉所有这些公司都拥有巨额最好的铁路债券。有几家公司仅这些债券的价值就超过了其股票的全部市值！此外，我还发现，输油管公司总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利润率很高。公司没有存货，因此根本不需要这些债券投资。以北方输油管公司（NorthernPipeline）为例，它每股股价仅为65美元，支付6美元股息，但它每股股票却含有大约95美元的现金资产。即使公司把这些资产都发放给股东，也不会给它的经营带来丝毫麻烦。多么有利可图的证券啊！  
　　我像巴拿马的金黄钟花树一样坚定不移，并用犀利的眼光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想想吧！卡尔·福兹海默公司（CarlPforzheimer ＆ Company）和其他证券公司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来研究这些标准输油管公司，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了解的一切。因为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些债券，就绝不会在这么低的价位卖出公司的股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在惊讶——竟然就没有一个证券界人士想到去看一看州际商业委员会的资料！）即使不算上它的不为人知的现金和债券资产，对北方输油管公司这样一家支付6美元股息，而且仍在继续创利的公司而言，它的股价怎么能只卖65美元？答案在于这家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受欢迎。公司从前赚取的利润更多，支付的股息也更多，但是新的竞争者抢走了它们很多生意。历来忽略细节而又注重“趋势”的华尔街，似乎确信这些公司前景黯淡。投资者实际上把很高的股息报酬率——北方输油管公司超过了9％——看作是将来发生麻烦的警报，而不是买入的理由。  
　　我带着州际商业委员会近几年报告的复印件非常兴奋地返回纽约。由于北方输油管公司拥有的与其股票市值相关的债券投资数额最大，我就致力于取得它的股票。通过谨慎但又持续的购买，我获得了总共4万股中的2000股。这使我在该公司成为继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洛氏基金会大约持有公司股票的23％。现在似乎时机已经成熟，去劝说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管理层做一件正确而又明显的事：向公司的所有者——股东返还大部分不需要的现金。我天真地以为这件事相当容易完成。  
　　我约了一个时间去见公司的经理D·S·布什内尔，地点在百老汇26号标准石油公司大楼他的办公室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该公司充满传奇色彩的总部。两位年老的男士正在等我，目光中有着相同的怀疑。他们一个是布什内尔经理，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公司的总顾问。（这是高层财务领域的习惯，即在这样的会晤中至少要有两名公司官员在场，以便日后必要时证明所说过的话。）  
　　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证明了理由。我指出，公司总的业务额大约只有30万美元，因此它从事与其财务需要无关的360万美元的债券投资是不合理的。我向他们表明，股票市场上没能正确反映出每股股票90美元的现金资产，这使北方输油管公司长期被视为一个正在衰退的企业，而不是铁路债券的贮藏所，公众甚至不相信这一事实的存在。显然股东的利益要求分配这些财产，让他们直接拥有就可以充分实现财产的价值，而不会由于铁路债券和公司其他财产混在一起，造成他们只能拥有不到一半的价值。  
　　“那是不可能的。”布什内尔兄弟立刻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盈余，所以支付款不能超过收益。实际上我们的分红是非常丰厚的。”“哦，”我自信地说，“那很容易安排。你们所要做的只是降低每股票面价值，比如说从每股100降到50或25元，然后你们可以返还差额，即返还50或75元的现金。”  
　　布什内尔兄弟又提出一个新的借口（他们十分机智，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占据股东的财富而不是增加股东的利润）：“公司不能那样做。这需要公司全部资本。”“但是为什么不能？公司不需要上百万美元的资产，特别是全部都是现金资产，去做30万美元的生意。”  
　　“债券相当于我们的折旧储备金，我们最终更换输油管时需要它们。”  
　　“大约什么时候需要？”  
　　“我们说不出确切的年份。”（布什内尔兄弟甚至不愿意猜测可能的年份，事实是，那些地下管道可用一辈子。）  
　　“但你难道是想告诉我，你确实需要用股东们360万美元去更换那些只做30万美元生意的管道？那真是太疯狂了。”（每当我提及他们的营业额时，布什内尔兄弟就退缩了。营业额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股东知道的。）  
　　然而我的东道主又提出了一个借口，这使我想起那个“狼和小羊”的寓言。虽然他们不能把我吃掉，但却能决定把我两手空空地打发走：“我们可能打算多建一些管道，各种可能性都有，因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你只有很少的管道干线份额，从印第安纳州边界穿过宾夕法尼亚一角到纽约州边界，这只是原来标准输油管公司主干道中很小的一块。你如何可能合乎逻辑地拓展你的管道线路呢？”  
　　让我遭受致命一击并离开的时刻到了。布什内尔兄弟理屈词穷，因此他们说：  
　　“瞧，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一直对你很有耐心，给你的时间已超过了我们能挤出来的。经营输油管是一个复杂而又专业化的行当，你了解不多，但我们却干了一辈子。你必须相信，什么对公司及其股东最有利，我们对此比你知道得多。如果你不赞同我们的政策，你可以采取理性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卖掉你的股票。”  
　　这就是全部的故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的这类故事不计其数，内容都大同小异。有一个特殊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事常常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公司业务中有很大一块是购买那些股价远低于根据可靠分析确定的真实价值的普通股。股价被严重低估的最确切例子恰恰发生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之类的公司上。大量可变现的资产用于利润很少的业务上，并且不让股东们知道。我的策略是，首先取得这类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公司适当改变它们的资本使用策略或经营策略。公司管理层几乎总是用布什内尔兄弟说过的同样理由扼制我的努力。在他们的武器库里，最爱用的武器就是宣称这种行业是非常专业性的，我对此知之甚少，他们比我更有资格决定需要采取何种策略。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1926年，我第一次尝试作为一个股东努力劝说管理层做一些他们正在做的以外的事情。华尔街老手们把我视为手持长矛攻击大风车的古怪的唐·吉诃德。有经验的人决不会浪费时间试图从外界改变公司，特别是标准输油管公司这样的堡垒。“如果你不喜欢管理层或它从事的业务，就卖掉你的股票。”——这是长期以来华尔街在这方面一直使用的杀手锏，至今仍是流行的名言。不仅如此，一个想要改变公司管理的局外人还会被认为疯疯癫癫，受到怀疑。很多年以前，一个名叫克拉伦斯·范纳的人，通过控告管理层各种不正当的财务行为，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不好的名声。现在，如果你仅仅客气地请求管理层有所作为，就会遭到彬彬有礼的拒绝；如果你再坚持下去，表示要采取法律行动或要谋求股东的代理权，就会立即受到指责，说什么公司受到一个“索要高价的能手，范纳第二”的人的侵害。在多数情况下，迫切需要救济的股东很长时期内都不拥有股票。原因很简单。如果是在以前股价很高的时候买的，那么他往往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决定需要做些什么。那些有可能为自己和其他股东负起责任的人是学识渊博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低价——例如在近期，买进股票——旨在争取他们认为合法的利润，作为对其努力的回报。管理层往往很重视近期购入大批股票的人，认为这些麻烦制造者是暴发户，因此仅仅是追求私利的人。我对自己做出的努力是否合乎道德从来没有任何疑问。我努力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自己人，而且使所有股东获益，不管是老股东，还是新股东，只要他们购得了股票，就有权成为公司的所有人。  
　　早期华尔街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绅士们的游戏，在一套弹性规则下运作。一个最基本的规则是：“不要侵入别人的保留地。”这意味着一个人身在其“中”——即作为我们今天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决不会试图侵害其他任何处于相同情形的人的既得利益。银行和经纪人总是自动把他们年会的代表权委托给管理层。公司或银行集团，要想兼并或向股东收购或做其他有关这方面的事，第一步是同管理层策划这件事，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投资银行家希望始终受到公司管理层的欢迎，没有人承担得了不按规则游戏的名声。与此相应，公司官员们也从不支持任何危及其他公司官员职位及特权的提议。因为他们期望由此得到其他俱乐部成员给予的相同礼遇。这就像战争中被俘的军官总是得到优待一样。抓获军官的一方使其相当安适，因为他们期望一旦己方的军官被对方抓获，也能得到同等的对待。时代已经有所变化了。公司的购买者在事先没有同管理层商议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向股东出价购买。投资银行家在为自己或客户办理这类事时，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例如，1964年就有人报价收买弗朗科—怀俄明石油公司（Franco—Wyoming Oil Company）的多数控股权并被接受。北方输油管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即公司的经理持有大量与业务经营无关的市场证券。  
　　离开布什内尔的办公室之前，在失望和恼怒之余我告诉两兄弟：我将参加下届年会，以口头备忘录的方式向其他股东表明我的观点，并要求记录。他们听到这个声明似乎很吃惊，但很快回答说，当然欢迎我参加年会。说完这些，我就告别离开了。  
　　年会于1927年1月初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一个真正的小镇举行。先要搭乘火车到匹兹堡，然后再费周折转车到石油城。我独自出门，在普尔曼式火车卧铺上过了一夜，然后搭乘一辆摇摇晃晃的当地火车，在一个非常寒冷并且飘雪的日子到了目的地。到石油城开会的公司官员寥寥无几，但却足以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5名公司职员和我自己。我想找外面来的股东，却白费力气。与此同时，布什内尔先生的属下却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我是另一个星球来的怪物。实际上我真的成为孤家寡人。经过几道程序，一名职员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纸条，提请通过决议及公司1926年的年报。另一名职员立即赞同这个提议。我站起来，得到准许发言。  
　　“请问主席先生，年报在哪里？”片刻尴尬的沉默。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年报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准备好。”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我惊诧地问道，“怎么可能通过一份还没有准备好、无法看到的报告？”  
　　布什内尔与他兄弟窃窃私语了一阵。  
　　“我们总是用这种方式处理这类事的。赞成的人可以说‘同意’。”  
　　除了我，其他股东代理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又经过几道程序后，主席说该轮到闭会了。我又匆忙站起来：“我们在纽约已讲好，我想读一份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备忘录。”接着是一阵简短的讨论。  
　　“格雷厄姆先生，请把你的要求改成提议形式好吗？”我照办了。  
　　“有人支持这项提议吗？”一阵宁静，沉默。我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招，可是我没从纽约带人过来支持我。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我没听到赞同声。提议无效。”  
　　“但是你们很明白，我千里迢迢到这里就是要宣读这份备忘录以便写进记录。你鼓励过我，布什内尔先生。我以为你从礼节上说也应确保我的提议得到支持并宣读。”又一阵简短的讨论，然后他说：  
　　“我非常抱歉，无人愿意支持你的提议。有人提议休会吗？”会议就结束了。带着掩饰不住的窃笑，布什内尔的属下们鱼贯而出。  
　　我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受到羞辱，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对他们给我的待遇感到愤怒。我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平静地对主席说，我认为他们不给我发言的机会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下一年我还会再来，那时我会带支持者来，等等。  
　　我完全兑现了我的正当威胁。实际上我个人在1927年1月令人沮丧的失败结果是一份巨大的财运。因为这样，我当时就有整整一年时间准备作战计划，并且增加我的金融赌注。我用日益增加的现有资本，购买了北方输油管公司更多的股票。我动用了我冒险得到的尽可能多的合伙人基金。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弗雷德·格林曼享有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库克，内森和莱曼（Cook，Nathan ＆ Lehman）打交道。主管是阿尔弗雷德·库克，一个极富才能、声名显著的人物，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他更是一个自负、虚荣的人。  
　　在我的金融读物中，我偶然发现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情况。我发现，有许多州已通过法律，要求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通过把所有的代理选票全都累加投在一名董事上面，即使只有少数人支持的股东也能确保他自己的当选。宾夕法尼亚州就是其中的一个。北方输油管公司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注册的，按照它只有5名董事的小型董事会规模，只要有1／6的股票代理权就可以选一名董事，只要1／3代理权就可以选两名。我向股东游说，向他们争取赞同减少资本的决议的代理权，并请他们选出两名能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我们并不打算选举出董事会的大多数，因为那样将使我们承担起负责经营公司的责任。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力承担此事。  
　　阿尔弗雷德·库克要求获得一份股东名册，我们获准可以从公司档案中复印。很明显，布什内尔兄弟以为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否则他们可能会迫使我们为了得到这份名册而打一场代价高昂的官司。我们准备了一份材料开始做这个案例。库克、格林曼和我都努力投入其中。应当说事情做得很好。公司用它通常的傲慢方式作出答复，拖延解决所有实质性问题，宣称它有卓越的能力决定什么对公司、从而对公司股东最为有利。它用不是很高明的影射方法指责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私利而干涉他人事务。  
　　由于大股东不多，我们准备亲自访问每一位持有100股以上股票的股东。公司通过其职员及布什内尔一家也做了类似的努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权。它拥有9200股，占全部股票的23％。我安排了一次与基金会财务顾问伯特伦·卡特勒的会面。他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却相当明确地表示，基金会从不干涉它所投资的公司的经营。我尽力向他解释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这仅是一个由股东作出的、与公司过剩资金使用有关的决定。但我还是徒手而返。  
　　我发现这是自己第二次接近小约翰·D·洛克菲勒。第一次是作为帮他筹资建立费·贝塔·卡珀基金会（Phi Beta KappaFoundation）的团体的一员，我收到一份有他签名的请帖，邀请我到休假俱乐部进午餐。我猜想这顿午餐的代价会很昂贵。但是与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会面的荣耀，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消除了我的谨慎，所以我就去了。他只请了一小批能为这项基金提供捐款的客人与他同桌进餐。我勉为其难出资5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一段帮助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相当独特的经历。费·贝塔·卡珀基金会很快成立了。从那时起它就开始出版一份名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好杂志。  
　　下面我们回到1927年北方输油管公司代理权战役：格林曼和我在休假俱乐部会见库克，讨论我们的战略，特别是与洛氏基金会代理权的关系问题。很凑巧，我们瞧见小约翰·洛克菲勒坐在我们隔壁一张桌子处，与一名身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共进午餐。后来证实，这名年轻人是小安德鲁·梅隆，是拥有数百万家产的金融巨头兼艺术品收藏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安德鲁的儿子。这次邂逅使我们心动，有一会儿阿尔弗雷德·库克认真考虑过如何接近洛克菲勒，邀请他讨论我们的代理权之争，请求他的基金会予以支持。但很快我们因这个主意很鲁莽而予以否决了。  
　　虽然如此，我们在获得其他代理权上还是做得出奇的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惊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当你大声疾呼时，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毫无责任心的股东，同时还要面对在公司已树立牢固地位的管理层，这样，即使是一个很有理由、合乎逻辑的事件，也很难进展下去。  
　　1928年1月，召开年会的日子到了。我再次前往石油城，但这次不是孤身一人。陪同我的，是库克手下的3名律师，包括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本人，还有亨利·斯格伯德，蜚声天下的费城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我们还掌握了颇多的代理权，足以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提前一天到达石油城，安顿在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家旅馆。我们同布什内尔兄弟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同意当天晚上审核代理权，以便节省会议时间。管理层看到这么多他们自己的代理权在过期后被我们接管过来，既吃惊又困窘。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我们取得了某人300股股票的代理权时，老布什内尔情不自禁地痛苦感叹。“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气喘吁吁地说，“当他把代理权给我时，我还请过他吃午饭呢。”  
　　在第二天会议开始前，管理层要求先商谈一下。我们控制的代理权超过1．5万股，足以使我们选出董事（因此我们获得了除了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外的大约一半选票）。布什内尔总经理现在非常服帖了。他认为找不到任何理由在会上公开争论，免得每个人都尴尬。他很乐意接受我们这一方提名两位董事，并把他们写进公司候选人名单。这样，选举就一致通过了。阿尔弗雷德·库克提名我和斯格伯德作为董事。布什内尔试图让库克本人——或别的人——代替我。他显然并不喜欢我。库克没和我商量就明确拒绝了。库克说道，这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我有权享受胜利果实。布什内尔兄弟屈服了；唯一的一份候选人名单正式确定并选举通过，整个会议相当顺利地结束了。  
　　现在我成为第一个不直接隶属于标准输油管公司系统却被选为其董事会成员的人。尽管北方输油管公司相对其他大部分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但我仍为自己的成就相当自豪。  
　　在石油城会议休会期间，布什内尔总经理发表了一番调和性的讲话，说什么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大家应该有可能就公司的财务结构达成一致意见。那时我们认为这些讨好的话并无实际意义。然而，几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个老伪君子用悦耳的语调说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你向股东返还现金的主意；我们只是感到那时不合适。如今，我们已准备提出计划，我们想它将会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该计划把每股票面价值从100降到10元，返还50元现金，每只老股票换3只新股票，每只老股票还有20元的现金余额。布什内尔补充说，日后还可能从现金余额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为那些忠诚的雇员准备适当的养老金。实际上，每一股最终分发了70元。北方输油管公司新股票的总价值加上返还的现金，最终合计比老股票每股110元还多。  
　　我们弄不懂是什么促使原先顽固的对手突然改变主意的。阿尔弗雷德·库克后来得知，洛氏基金会通过它们的代理权向管理层表明，他们赞成尽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闲余资本。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终其他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相应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是我独立主张采取的行动，至今我还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为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商会（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的成员——部分是要为市民服务，但主要原因我想是为了利用他们午餐俱乐部的设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当时支持相当革命的提案，即后来众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保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企业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欢民主党人，保守的天性使他们厌恶这项提案。纽约州商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谴责这项议案，这份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我那天不在那儿）。但是1945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看到这些，我们商会里善良的成员非常沮丧，以致委员会认为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谴责即将成为法律的议案是合适的，这样可向公众表明商界领导人与这些别出心裁的新主意无关。  
　　当我在一份月刊上读到上述第二份报告时，我感到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个成员站出来对同事说：政治与经济气候自192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那第二份报告将在这次会上采纳——时间不超过3分钟。当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会议安排，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若波·奥德里奇将作主要发言。在这个场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讨论就业法案的决议时，主席唤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这份报告发言的人。带着可以理解的紧张心情，我用3分钟时间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并以一个很不恰当的劝告结束。我劝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样听不进，改不了”。全体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我讲话，连洛克菲勒先生也静静地在听，当我返回座位时，与他擦身而过。投票开始后，支持委员会谴责报告的“赞同”声占绝对优势，我只听到旁边有个人跟在我后面说“不同意”。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锋不是代理权的较量，而是与全国运输公司（National Transit Company）有关的法律上的较量。全国运输公司是标准输油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经营输油管的同时还经营它自己的一个生产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权威机构申请采取被我们代表股东利益而拒绝的行动。他们想把我们大量现金资产的大部分投放于毫无吸引力的用途上。不管怎样，他们撤回了申请，后来——很可能是在洛氏基金会的推动下——把大量的现金分给了股东。我们那时已成为它的最大股东之一。  
　　我提及全国运输公司一事有两个原因。许多年以后，我们与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 Company），一家重要的纽约证券交易公司——合伙取得了对这家相当重要的企业的控制。这笔交易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我将留待以后叙述。另一个原因与我早期一系列的投资成功有关，还涉及到传奇般的名字：巴鲁克。随着业务的扩展，我们放弃了在NH＆L公司的小办公室，在比佛大街60号棉花交易大楼设立了总部。H·亨茨公司（H．Hentz ＆ Co．）的纽约证券交易事务所的旧总部曾设在这儿。该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是杰罗姆·卢因和赫尔曼·巴鲁克博士。我逐渐与这两位搞得很熟。还有一个年轻合伙人是阿瑟·纽马克，他的家庭和我们早期在英国时是朋友。（当我经济十分拮据时，为阿瑟辅导过几何学，数年后我帮助他闯进华尔街，在《华尔街杂志》研究部工作，此后他跳槽到亨茨公司当统计员，由于开拓业务有方，又升为合伙人。）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想拓宽介入与我们套利保值经营相关的股票的方式——我们发现除了设在NH＆L的帐户以外，再开立两个经纪帐户是可取的。纽马克劝说我们成为亨茨的客户；通过其他方式我们把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mpany）列入自己的名单。  
　　赫尔曼·巴鲁克是伯尼·巴鲁克3个哥哥中的一个，兄弟4人都超过6英尺高。他曾追随父亲的光辉事业，在朗·布兰奇地区有一段短暂的行医经历。然后他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到华尔街从事证券经纪业。（实际上巴鲁克3兄弟都当了经纪人，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我第一次遇见赫尔曼时，他刚刚50出头。他那高大的身躯、彬彬有礼的举止、浓密的白发、飘逸的白须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已经在长岛很偏僻的地方有了一处名叫巴加特尔的房地产。在那里他开始种植圣诞树，起初作为一项业余爱好，最后发展成为一项庞大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享有很多的税收优惠。他还拥有一艘豪华的大型游艇，名叫“里波索”，游艇长93英尺，一半像快艇，一半像家庭式划船。  
　　1929年春天，他告诉我说他已跟着我买进了一大笔全国运输公司的股票，使他获得了相当满意的利润。他感到应该给我一些报酬，因为我为所有股东努力工作，却没有收取分文。因此他表示让我使用一星期的“里波索”。除了给船长和船员适当的小费外，我不需花费什么。游艇可供6个人休息，邀请谁由我作主。  
　　因此我在全国运输公司一事上的工作和成功，使我作为赫尔曼博士豪华的“里波索”的名誉船长，在船上度过了美好的8天。  
　　另一项一举成功的行动注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很少利润以及一些独特的经验。这段插曲的主要受益人是我的孩子，因为，使每个人都很吃惊的是，我成为全国最大的烟花爆竹制造厂的副总经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在价值低估的证券上取得的成功，使我们在广大的场外交易，即那些并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交易中声名大振。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J·K·赖斯公司（J．K．Rice ＆ Company），其主要的交易员和推销员是一个叫比尔·柯里的人。1928年末的一天，他来到我们办公室，带来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与烟花制造商平凡制造公司有关的建议。这家公司现金充足，生意做得很红火。它有一大笔股票待售，每股仅卖9美元，这比它每股的营运资本还少，仅是它最近每股1．50美元收益的6倍。最重要的是购买这笔股票可确保公司的控制权从老总经理B·V·宾戈——人称大酒鬼——手中转到以稳健、能干的副总经理汤姆·贾丁为核心的新集团手里。柯里已向这个集团建议，我将成为新班子里出色的财务顾问；如果我买了这笔股票，他们准备让我当副总经理，付给我适当的兼职薪水，负责公司的有关财务。  
　　整个情况使我极感兴趣，至少在这样一个相当规模的公司里被选为官员是很吸引人的。杰里和我决定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购买1万股股票，并控制好剩余部分的股票。剩余部分的股票不属于别人，而恰恰属于伯纳德·巴鲁克，他听说过我，对我经营的业务也日益感兴趣。  
　　平凡公司的股东年会在1929年1月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瞧见B·V·宾戈：他是一个矮胖的老头，从外表上看很乐观。一件怪事发生了。到了宣读年报的时候——不是先前印好的，而是在总经理的手里——他看见我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就说：“你看上去像一个潇洒的年轻人，请你来向大会宣读这份报告吧。”我照办了，甚至在我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自己在结束一个从未伤害过我的人的职业生涯的阴谋中，充当了前锋。我有过将为这一行动感到遗憾的预感吗？如果没有，我应该遗憾。  
　　会议按计划结束了。投票中我们以微弱多数获胜。宾戈既惊讶又难堪。宾戈愤怒地说他培养了汤姆·贾丁，现在他的手下却背叛了他。他还说，无论如何，贾丁没有一点能力经营他花了25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大公司，没有他宾戈，将会遭到彻底失败。说完这些，他大踏步离开会场。我获悉，后来他又返回他将要放弃的办公室，喝得醉醺醺的，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完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贾丁当总经理，格雷厄姆为副总经理——年薪6000美元。       
第十二章　家庭和其他事情
　　1918年5月，我钟爱的儿子艾萨克·牛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也来到了人间，我们给她取名玛乔里·伊夫琳，通常这是经过家里人长时间讨论后决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凑巧，1920年也是《马吉》这首歌非常流行的一年，虽然歌曲非常普通，但不知为何流行了很多年，于是对我们来说，玛乔里就立即变成了“马吉”（后来叫“马季”）。我们也戏称她“馅饼脸”，因为她在婴儿时有着一张满月般的圆脸，为了哄她不要吵闹，我常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道：“马吉，我时时刻刻在想你”，等等。但效果却不是太好。  
　　玛乔里5岁半的时候，我们的二女儿出世了，她有着蓝蓝的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我们给她取名“伊莱恩·多萝西”，伊莱恩这个名字源自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中的一段浪漫回忆：“迷人的伊莱恩，可爱的伊莱恩，阿斯托罗特的纯洁少女伊莱恩。”而“多萝西”是我母亲的名字。  
　　从牛顿呱呱堕地到他令人心碎的夭折这短短的9年里，他一直是个很棒的男孩。无疑，那些年使我对他的优点津津乐道，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像我记忆中的他那样完美了。他非常英俊，富有魅力，天资聪颖，体贴入微，而且善于合群。  
　　记得牛顿3岁那年，我带他到纽约希波机场，那是一个有许多奇妙景观的宫殿，不过如今已不存在了。那儿有个大水池很出名，是个重要的娱乐场所。在某个时刻这个水池会揭开顶盖，许多“美人鱼”站好位置，然后优美地跳入水中。观众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听到一个稚嫩但十分清脆响亮的声音：“妈妈，为什么她们要下去洗澡？她们脏吗？”不用说，那是我儿子牛顿的询问。  
　　当外祖母梅休尔到我家来玩时，她睡在牛顿的房里。第二天早上我们问牛顿睡觉的情况。他兴高采烈地说“很好，可是你们知道，我们鼾声隆隆震得整座城堡都在摇晃了”。这句话他听别人讲过许多遍，《杰克和豆梗》这本书就是这样描述恶魔睡觉的。他说“我们打鼾”是为了不扫外祖母的兴，但把我们都逗笑了。  
　　在西奈山医院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告诉他，妹妹由于表现出色，在班里得了头等奖，牛顿马上笑逐颜开，然后严肃地说：“你们没有好好赏识玛乔里，她其实非常聪明。”  
　　当牛顿和玛乔里很小的时候，彼此就能以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方式相互沟通。虽然玛乔里在正常年龄开始说话，但她的发音非常含糊不清，或者不如说发的完全是她独特的音，我们很难领会她的意思。但牛顿由于跟玛乔里成天在一起，却能毫不费力地听懂。于是通常当我们与玛乔里沟通失败时，就求助于她那4岁的哥哥，问他玛乔里在谈什么，他总能马上告诉我们。  
　　婴儿时玛乔里的“馅饼脸”看起来非常亲切，肯定很快会成长为讨人喜欢的孩子和漂亮的小姐。（我至今仍旧认为她是我所见到的女子中容貌最迷人，性格也最可爱的。）她早期的性情和牛顿很不相同。尽管她一直甜美、温顺，但也具有叛逆心理，且易惹麻烦。当我们从弗农山返回纽约时，玛乔里刚好3岁。我们请了一个名叫路易莎·戈尔的小姐当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她来自斯图加特，一举一动德国味十足。戈尔小姐很快表现出对牛顿的偏爱，并以日耳曼式的方法，努力使玛乔里循规蹈矩。显然她并不适合教我们的女儿，但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一阵子我们觉得玛乔里像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可能她就是这样。幸而无论对她还是对我们来说，她成长为少女的典范、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运动员。自她大约13岁起，我就一直为她感到快乐和骄傲。  
　　玛乔里不但很聪明，而且做任何事情，她都极想出人头地，干得非常出色。幼年时她学着用头着地倒立，并且一直保持倒立姿势，直到我们求她才罢休。记得有一次，也许是她6岁那年，从她几乎贴着地板的小嘴里冒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爸爸，头朝下倒立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后来当她成为林肯学校的游泳队队员时，她正好利用这一绝技占据优势，在手倒立式跳水中，她通常拿第一。她还显示出相当高的音乐才能，尤其是作曲。玛乔里和林肯学校的其他两个才子创作并上演了题为《一千七百万牺牲者》的剧本，该剧追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屠杀，有力地呼吁人类和平。玛乔里还为她们班制作的一部电影作曲，影片名叫《阿尔塔米拉兄弟们》，内容是有关穴居人的。她的年轻英语教师在各种教育界人士会议上放映这部影片。由于玛乔里从不记下她的伴奏乐谱以供别人演奏，所以放映时只好找她用钢琴为影片配乐。  
　　我记得她谱写过一首名为《内战狂想曲》的振奋人心的音乐。我建议她把模仿柴可夫斯基《1812年序曲》的曲调和《南方佬》及《北方佬》两首民歌的曲调结合起来创作。我想，她很熟练地谱完了曲子。她还着手为我模仿沃尔特·雷利爵士在监狱里创作的《世界历史》中的著名段落“啊，高尚的、正义的、壮烈的死！”而写的诗谱乐。我的诗是这样开始的：  
　　高尚的死，死得壮烈，死得光荣，  
　　你以死去劝说那些谁的话都不愿听的人；  
　　别人不敢做的事，你做了，  
　　俗世间阿谀奉承的人，你嗤之以鼻！  
　　既要学音乐，又要练倒立，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玛乔里却能做到，有一阵子她在家里跟年轻教师上钢琴课，通常每隔半个小时她就停下一分钟来练倒立，然后又精神抖擞地回到琴键旁。  
　　玛乔里11岁时作过一次发言。我一直高度评价这次发言，认为发言中包含了她的最敏锐的见解。她的一个校友法伊菲·加巴特，是一名胃外科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以医术高明、收费昂贵而闻名。加巴特夫人热衷于与音乐界名流交往。法伊菲举行生日晚会，邀请玛乔里参加，海兹尔和我将她带去并一起留下。这的确是一种殊荣，因为年轻的客人中有耶胡迪·梅纽因①和他的才华出众的姐姐耶尔塔。还有一个非凡的小伙子鲁格杰罗·里奇。整个晚会精彩场面纷呈，高潮迭起，激动人心，而这些社会名流始终保持着庄重、文雅的风范。同一天晚上，有一个俄罗斯男高音歌唱家马克西姆·卡罗立克来我家拜访，他身材高大，大约30岁左右。可能出于习惯，他的举止洋相百出，说了一大堆陈词滥调，姿势神态滑稽可笑。第二天，当我们谈及前一天的拜访时，玛乔里聪明地评论道：“那些艺术家是不是很可笑，爸爸？他们小时候总爱模仿大人的行动，而长大后却又表现得像孩子。”  
　　①耶胡迪·梅纽因（YehudiMenuhin，1916.4.22—）：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译者  
　　1923年，我通过音乐界的朋友认识了卡罗立克，他是俄罗斯籍犹太人，男高音歌唱家，模样很像亚伯拉罕·林肯。我们见面时，他几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住在河滨大道160号一楼，在吃晚饭时经常可以听到熟悉的敲窗声。“马克西姆来了，”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说，然后我们便请他进来，和我们一起饱餐一顿。  
　　几年以后，卡罗立克到罗德岛新港市私人家里唱歌。（虽然是职业歌手，他的嗓子不怎么差，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里他获得了两个名叫科德曼的姐妹的好感，她们很有钱，有着贵族的血统，并且未婚。她们比卡罗立克大30多岁。好像转眼间，他就和科德曼姐妹之一结了婚。我不知晓她们如何决定哪一个成为卡罗立克夫人的。像辛德蕾拉先生①一样。现在卡罗立克步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成天与新港、华盛顿、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人物为伍，奢侈豪华的用品应有尽有。他甚至在卡内基大厅举办了两场独唱音乐会，我们也按时参加了。报纸上关于这两场音乐会的评论是否真的表示敬佩很难说。他到纽约短暂拜访的机会更少了。要是有机会来纽约，他会到我家吃饭，不过现在是来享受美食的（他会这么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填饱肚子。他常讲些自己在新港上流社会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来取悦我们，那些上流人物必定把他看成天堂派来拯救他们摆脱空虚和无聊的使者。有一次，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上流人物聚居地开始玩一种新的消遣——养鸽子，现在他在新港市的高楼大厦里饲养鸽子的方法几乎跟以前完全一样，不过以前是在矮小落后的比萨拉比亚的乡村饲养。他的妻子在适当的时机向波士顿博物馆捐赠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她收藏的美国家具的大部分。正像预料的一样，那位可敬的女士以马克西姆·卡罗立克夫妇共同的名义捐赠，而不想让科德曼这个古老的名字流芳百世。这座庞大的博物馆旁边造了一些房子，用来放置这些标着“马克西姆·卡罗立克”字样的珍贵收藏品。  
　　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亲眼目睹许多人的命运兴衰沉浮、起落无常，其中我们这位青云直上的年轻朋友马克西姆·卡罗立克的命运无疑是最奇特的。这种人生游戏值得他花那样大的代价去参与吗？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说值得。  
　　我的二女儿后来改名叫伊莱恩·格雷厄姆·贝尔，获得哲学博士，并嫁给了西里尔·索弗。1925年伊莱恩荣耀地降临人间，她是这样一个小宝贝：蓝蓝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可爱的容貌，还有着迷人的气质。她受到大家一致的喜欢，她的哥哥姐姐非常疼爱她，我们其余人也很疼爱她。（由于他们分别比伊莱恩大7岁和5岁，所以丝毫没有兄弟姐妹间的嫉妒，而我们从心理学家那里听到过别的兄弟姐妹间许多相互嫉妒的故事。）戈尔小姐很快将她强烈专一的慈爱转移到小宝贝身上，这时她更不能容忍玛乔里的任何小过错。海兹尔也几乎总是说伊莱恩在三个孩子中表现最好。戈尔小姐不久开始叫伊莱恩“乖宝宝贝斯蒂”，其他孩子接受了这个本当十分容易引起忌妒的称号，毫无牢骚，并一直叫了好多年。  
　　我为伊莱恩的周岁生日写了首诗，由牛顿在她的生日聚会上背诵（他在伊莱恩满两岁前就离开了人世），我仿佛仍然听得见他用清脆童稚的声音背诵道：  
　　①辛德蕾拉（Cinderella）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所作歌剧名，又译《灰姑娘》。这里的“辛德蕾拉先生”是比喻卡罗立克先生像灰姑娘一样，一下子从穷人变为富人。——译者  
　　我们欣喜地祝贺小旅客，  
　　在漫长人生道路上迎来第一个里程碑，  
　　愿快乐幸福天天与她相伴，  
　　善良、健康和慈爱时时对她关怀。  
　　快快乐乐地来到人间，  
　　更加快快乐乐地日长夜大，  
　　亲人们温柔的手紧紧拥抱着我们的乖宝贝，  
　　警惕的眼睛保护她不受任何伤害。  
　　贝斯蒂逐渐确立自己的个性，其中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些品质。她喜欢自作主张，我行我素，有时她跟其他人之间有明显的隔膜，我想这种性格是父亲遗传给她的，不过她自己作了一点改变。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基本的独立性，甚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了跟警察打交道的经历。6岁时，她决定上午早早起床到中央公园去听鸟儿的晨鸣。一个星期天早晨6时左右，她醒后自己穿好衣服，领着年仅3岁的小弟弟（我们的第二个牛顿）。蹑手蹑脚地溜出房间。直到被警察唤醒，我们才获悉此事。警察发现两个幼儿在公园闲逛——在游人稀少的时间里，中央公园并不安全——马上来唤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因她自行出走惩罚这个小机灵呢？现在我已不记得了。  
　　她第二次的冒险经历更奇特，也更严重。12岁那年，伊莱恩和林肯学校的一位好友商量出去溜达。她们搭上公共汽车，行驶15英里到达宾夕法尼亚州阿米希乡村的中部兰开斯特（她们解释说，去那里是为了去看看“真正的乡村风光”）。她们沿着兰开斯特外面的一条公路长途跋涉，然后在一座农舍边停下来，想讨点牛奶喝。农舍里一位农妇的儿子是州警察，恰好路过这儿。于是他将两个小女孩带到县监狱，把她们当作流浪者并准备进一步处置。我们父母在纽约焦急万分，到深夜才有人电话告知我们两个失踪女孩的下落。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两个女孩送上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我们在终点站迎接她们。她们重新回到家中显然很高兴，但对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的情况，她们在监狱里是与女酒鬼和妓女一起过夜的——我们的小贝斯蒂多么天真无知啊！  
　　马季和伊莱恩都幸运地在林肯学校就读，这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学校，由洛克菲勒财团提供资金，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管理。该校的目标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中尝试推行新思想新方法。学校吸引了一支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学生本身也要经过严格挑选，哥伦比亚的教工子弟具有优先权，而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林肯学校自由开放，富有竞争性，我的孩子从这种氛围中获益匪浅。当伊莱恩在小小年纪就进入林肯学校时，别人提醒她，要想够格获得她姐姐已经取得的荣誉——当时她姐姐将要代表毕业班做告别演讲——十分困难。但伊莱恩并不差多少，实际上她的老师觉得她比马季天资更好，但缺乏后者那样孜孜不倦的努力。像她的父亲一样，伊莱恩不是很用功，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只有她姐姐的一半。  
　　孩提时的伊莱恩常让我们为她自豪。9岁以前，她已在市政厅和卡内基大厅登台演出。她和许多孩子一起在迪勒—奎尔音乐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提倡用新方法教音乐。每年小学生要在市政厅演出一次。一年级学生，一般在7岁左右，通常组成一个小打击乐队，他们有鼓、三角铁、铜钹和其他乐器。预演以后，伊莱恩被选中担任乐队指挥。我们的小宝贝伊莱恩指挥各种乐器演奏改编过的《坎贝尔一家来了》，她和同伴配合得非常默契。我屏息凝神地看着她并偷偷地扫视四周，看看别人是否像我一样对这场非同寻常的演出入迷。一两年后，在刘易斯索恩姐妹的帮助下，伊莱恩开始在附近的普雷豪斯舞校学芭蕾。舞校上演很有分量的节目《老古玩店》，邀请鼎鼎有名的亚历克西斯·科斯洛夫担任独舞专业演员。有一段舞蹈，科斯洛夫两边各有一只小卷毛狮子狗伴舞，狗做旋转、翻筋斗和其他动作。猜得到吗？其中一只卷毛狮子狗的扮演者就是伊莱恩，当她和科斯洛夫演完时，卡内基大厅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我们从弗农山搬回纽约时，我们先住在88街区河滨大道160号1楼，邻近富丽堂皇的西奈斯大厦，离开战士和航海者纪念碑只有两条马路。我们的住房似乎很大很豪华，我常为河滨大道的地址而感到自豪，因为它体现了一个人经济上的成功。我们选择的避暑别墅也显示出这一点，我们唯一看中的（至少有点妄自尊大）是大西洋沿岸新泽西州的狄尔镇。1925年我们在哈萨威旅馆度过在那儿的第一个夏季。1926年我们租了卡西诺娱乐场附近一幢好房子，当然我们都是该娱乐场的会员。  
　　在纽约，我还加入城市运动俱乐部，当时它的第一条守则是：“俱乐部大楼里不许玩纸牌。”（当创始会员因年老而减少运动时，这个规则被废除了。在我退会许多年后去参观该俱乐部时，我惊讶地看到几乎每一层楼都在玩纸牌。）我在城市运动俱乐部里，学会了两项新的运动——壁球和高尔夫。我的壁球教练是个年轻人。他是当时的世界职业冠军。（最近我与城市运动俱乐部这位热心的会员谈话时，他断然声称自己是当今所有运动员中最伟大的选手。）他跟大多数打壁球的学生打赌说，他们不会超过19分，赌注每次5美元。然后他能轻轻松松地赢得21分，而我们无论谁最多得19分，再想得2分则十分困难。靠着这种比赛，他生活得比较宽裕。但年纪不大时，这个青年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了。完整的故事我从不知道——我料想必定事出有因。根据我的了解来判断，他既没有坚强的意志，又玩世不恭。我们对别人思想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我的高尔夫生涯一点也不辉煌。像别人一样，我常以为我击得准确，但结果却是击歪或使球滚入沼泽里，或者完全无效。不久我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反感，主要因为它对击球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太放任。关于一个人自己的好球和坏球的无休止讨论，嘴上夸夸其谈而内心却怦怦直跳，关于某人击多少杆才能入洞的争论以及不变的赌注——所有这些都会使我这种习惯于网球的严格而有风度的规则的人产生厌恶。在高尔夫球场上玩了7年后，我永远放弃了这项运动，回到我原先的爱好——网球上。到60岁以后我还在继续打网球，自得其乐。最后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得不歇手，而我从来不从事轻松不费劲的运动。  
　　我还爱好滑雪，1924年冬天在梅欧柏克湖畔的迪恩·豪斯我开始练习这项运动。那里雪很多，想冒冒险的客人最适合于滑雪。滑雪的基本注意事项是绑扎，甚至连脚趾也要用带子裹好。有一个小斜坡从旅馆延伸到湖滨，我很自然地沿着斜坡滑雪，小牛顿也在滑。我们带有一架早期的业余摄影机，还有投影机和屏幕，这是以前NH＆L公司在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前几年他们从我这里接到大量生意而未付任何酬金）。我的家庭档案里还有用这架摄影机制作的影片盘，它记录了我们第一次滑雪时乐不可支的情景。  
　　海兹尔初次使用贝尔·豪厄尔摄影机对她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她的预料。她后来干上了摄影这个职业。多年来担任庞大的哈达莎公司（Hadassah）的正式摄影师，也是其全国摄影协会的长期会员。她制作的关于以色列生活和风景的影片已经放映，到处受到欢迎。  
　　在我近40年的滑雪生涯中，我目睹了滑雪由最初的小规模活动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过程。现在，无数斜坡上有巨大的滑雪设施。但在1924年，连拖索都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次我爬佛蒙特州斯托的曼斯菲尔德山时，那里既没有升降机，又没有绳索。我们花了4个小时才爬上公路旁的山坡（利用滑雪板下的外壳阻止我们往回滑），然后沿原路20分钟就可以滑回。我听说过滑雪中弓步转弯和快速滑雪下坡时突然刹住的方法，但只有生来就与滑雪板打交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擅长此道。当时我们只能依靠良好耐用的雪犁来刹住和转弯。多年以后，我熟练地掌握了转弯的方法，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向观众炫耀我的滑雪技巧时他们发出的兴奋的欢呼声。  
　　滑雪的假期是我一生中最快活、最具活力的时期。我们常在晚上乘火车到普莱西德湖去度过圣诞假期。旅馆附近的斯蒂文斯山，滑雪比较容易，还有一条拖索，许多滑雪者都到这里滑雪。开始时，山上挤满了新手，看来他们都比较害怕，不断有人在我前面摔跤。拖索不得不常常停下帮助那些仰面朝天的生手爬上来，或者把他们拖离滑道。过了5天，我惊讶地看到了另一幅景象。那些曾经害怕和出尽洋相的新手好像都变得比较熟练了。绳索顺利地前进，没有人摔跤。（我原以为那些表现极差的人会放弃斯蒂文斯山，转到更容易的地方去滑。无论如何，这种神速的进步简直是奇迹。）  
　　在后一个圣诞节假期，我们与好友查尔斯·戈德曼夫妇及其子女一起在普莱西德湖度假。他们的长子罗伯特是一个有魅力的大学生。我想起那天晚上在一起的情景，大家坐在下面的铺位上，谈论哲学，背诵诗歌，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30年后，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获悉罗伯特·戈德曼夫妇正在密西西比州某地，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祈愿他们的儿子安迪还活着。安迪投身于争取黑人民权运动，是20天前失踪的三位积极分子之一，现场除了烧毁的汽车，没有其他任何痕迹。我从心底非常同情失去儿子的父亲——罗伯特，我知道以前他是个思想严谨、理想主义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儿子，而现在他必须学会接受安迪殉难这一事实。我的同情更加深切，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小本杰明（巴兹）如今（1964年7月）正在密西西比州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志同道合者，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人道主义事业中去，良知告诉他们这项事业必须由他们这样的人去完成。  
　　但是回到普莱西德湖后，有一件事暴露出海兹尔和我性格的不合。由于我们准备在旅馆里过除夕，我决定带上我的礼服。不知为何海兹尔反对参加正式聚会——或许她的发型不好——而且极力劝阻我。我说戈德曼夫妇准会带上礼服出席，我也想这么做——于是我带了礼服。当然，旅馆里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戈德曼夫妇上楼换礼服去了，我也准备换上礼服。在房间里海兹尔求我不要穿上晚礼服，如果我穿了而她没有她会非常尴尬。我固执不听，埋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反复无常，她没有理由不带晚礼服的。我已经厌烦对她总是百依百顺了。我不厌其烦地带来晚礼服，却又不穿，岂不是太蠢了！  
　　我们越吵越厉害，海兹尔抓起我放在床上的衬衫扔到窗外的雪地上。我故作镇定地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一件衬衫，并准备安上领扣。海兹尔从我手里夺过衬衫又扔到窗外。我无计可施，只有认输——肯定我当时极没有面子——灰溜溜地穿上普通衣服下楼吃饭。海兹尔从雪地捡回衬衫。我们笨拙地向朋友们解释了这件事。最后返回房间时，我们发现好事者（是鲍比·戈德曼）细心地把我的晚礼服铺在地板上好像穿在水平的人体模特身上一样。这次风波以幽默的气氛收场。  
　　毫无疑问，心理学家或好管闲事者也许会从这一风波中推断出我们婚姻状况的许多麻烦。在我看来，海兹尔和我都不错，优点多缺点少。我们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志趣——首先我们都爱孩子，还喜爱戏剧、歌剧、音乐会、假期旅行、体育和慈善活动。婚前，正是海兹尔使我对为盲人工作发生了兴趣。她在戴克高地盲人之家教孩子们跳舞，后来转到新建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任教。（我写这些文字的那年，该协会的名字稍微变动了一点，正在庆祝成立15周年。）由于海兹尔的缘故，我开始成为一个行动非常不便的盲男孩的“大哥哥”。后来我先后成为主任、预算委员会主席，最后担任协会主席。协会的年预算额也从3万美元增长到最近的130万美元，其增长率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差不多。  
　　我们比其他夫妇有更多理由相信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失败呢？次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定的生理上的和谐。当时我们太年轻且没有阅历，所以不能认清我们的婚姻形势。但我相信，主要的麻烦是由我性格中的缺点引起的。那些缺点使我不能正确地对待海兹尔性格上的毛病。我妻子的显著长处是精力充沛，有各种实践能力。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的长处也带来了缺点。她总认为干任何事都比别人强，于是很自然地在各种事上都由她做主。这就养成她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习惯，包括对自己的丈夫。我忍受不了这种状况。虽然我愿意让步而不愿彼此争吵，但我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而且从心里不满受别人的支配。  
　　如果我23岁时就懂得现在这么多，我们的婚姻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从一开始我就会拒绝言听计从，对待一切事务都会坚持我的愿望与海兹尔的应有同等重要性，甚至会有意提出异议，提醒她不能总是一意孤行。我本应该更加认真地研究一下她常常使自己对而使我错的技巧和方法。我应该想出一些有效的对策。但恰恰相反，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认真应付。我想我真正重视的是在金融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及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高。这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在梦想中的年轻人。  
　　我们的婚姻注定要失败——不，在海兹尔或我觉察两人完全不对劲之前，已经基本失败了。1926年夏天，我们住在迪尔舒适的假日饭店里，每星期三我在很有气派的迪尔乡村俱乐部和伯特·帕克打高尔夫球，他是当地麦克唐纳公司（McDonnell andCompany）的经理，我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生活的许多方面看来都很舒适、豪华、有趣和有益。有个周末我的哥哥维克多探望我们时评价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十分美满。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接着说道：“也许会物极必反，福兮祸之所倚嘛！”这个预言被事实验证并不出乎意料。我结了婚，养了三个孩子，用培根的话来说，我已经“抵押给运气”，而我比想像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次年3月上旬，我们从佛罗里达度假返回时，发现牛顿染上耳病。我们请西奈山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弗赖斯内尔博士来看病。他诊断是乳突炎，必须动手术。手术过后牛顿得了脑膜炎，1927年4月20日死去。如果到5月12日，他就将满9岁了。  
　　许多与牛顿的疾病和死亡有关的沉痛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但我没有勇气一一追叙——如果读者原谅的话，我由衷地感激。如果要我追忆的话，我的心情跟那出令人伤心和怜悯的悲剧的主人公一样：代达罗斯在石头上刻下了关于他钟爱的儿子伊卡鲁斯的飞行和坠海之死。维吉尔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我的情感。数年后，我看到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一书中关于小孩之死的描述时，我就想起我们的牛顿，禁不住抽泣。唉！天下如此多的父母遭受到与我们一样的痛苦。但是想到青霉素已能治好脑膜炎、白喉和其他夺去孩子生命因而刺伤父母之心的疾病，那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牛顿葬在西切斯特山公墓的一块坟地上，作为自由犹太教会堂成员，我不久前才获得这块地，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使用它。小石碑上刻着：“最可爱、最勇敢、最钟爱的孩子。”他的确是这样，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我母亲在欧洲探访她的许多亲戚。海兹尔拍了一些我母亲动身赴欧时欢乐的照片，最后一张上还有活着的牛顿。我们想不让母亲知晓牛顿生病的消息。最终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不幸而恳求我们告诉她真相。我独自挑起这不幸的重担，尽可能将哀痛掩饰起来。我尽量用能够引用的哲学来减轻这一不幸消息对母亲的沉重打击。母亲在回信中凄楚地安慰我们，隔着大洋，我仿佛看见她跟我一样潸然泪下。  
　　由于悲伤我和海兹尔的心贴得更紧了，但这种感觉也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有多么深的隔膜。葬礼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计划一起开始全新的生活。海兹尔觉得应该同我谈谈她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她认为我是一个冷冰冰、责任心不强的丈夫，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很少关心她。她需要更多的温存和理解，因此她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建立了友谊，并从中得到了弥补。她还解释说那仅仅是亲密的友谊，没有别的。我没有过多地盘问，而是接受她的坦诚直言。我许诺从那以后要做一个好丈夫，海兹尔也承诺不再那么专横。  
　　我们都迫切地希望再生一个小孩——梦想另外一个牛顿能使我们失去的牛顿转世。因此海兹尔很快怀孕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唉！要想弥合夫妻之间根深蒂固的隔阂，仅靠一次巨大悲痛的经历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很快又恢复到原先的老样子。到了秋天，海兹尔不顾有孕在身，声明要和她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波林到俄罗斯去旅行。很自然，我由于忙于挣钱而无法同行。  
　　这样我独自一个人过了整整两个月，经历了10年之久的夫妻间的忠贞不渝后，在我33岁的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外情发生了。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写我的外遇经历，也不仿效卢梭《忏悔录》中的那种坦诚。但我也不学伟大的情人夏多布里昂那种虚伪的沉默，在《墓畔回忆录》将近3000页的文字中没有披露任何一点他的风流韵事。如果没有编者的脚注的帮助，这些独特自传的读者肯定会天真地寻思：在夏多布里昂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怎么会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建议要坦率一些，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的性生活是颠倒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年轻的小伙子抽烟、赌博和寻花问柳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在婚姻安定下来并承担家庭责任以前纵情玩乐。但在我年轻时，我没有这方面的嗜好。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赌博，不骂人，也不说下流话。即使明斯克的体态丰满、风骚撩人的性感女郎无数次向我眉目传情，我也没有去看过脱衣舞表演。在我的青春期，虽然朋友们常谈论有关妓院的风流韵事，但我从没有产生过逛妓院的念头。从我没有深究的一些理由来说，我认为自己跟其他年轻人不同——无疑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比他们优越。（我是一个多么自命不凡的家伙！）最终，我懂得我与别人一样有性本能和性冲动，但是好像我的职责把它压抑和忽视了。我绝不能说自己获得了完满的成功。我一直被手淫困扰，不时地我会看诸如皮埃尔·卢维的《阿佛洛狄忒》或佩特罗尼乌斯的《金驴记》。但相对来说，我很少看色情书刊。  
　　在我23岁结婚前，我写的一篇《和女人睡觉》读起来好像霍林希德关于“爱尔兰的蛇”的叙述。爱尔兰仍有许多人持有新郎新娘应保持贞操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我现在对此事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我的实践并没有多大不同。  
　　让我用审慎的笔调来描述我的第一次婚外情。那位小姐——且叫她珍妮吧——跟我差不多大，算不上漂亮，以说话爽快、声调很尖而闻名。15年来她一直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她没有结婚，并且一贯对男人不大感兴趣。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比较亲密的普通朋友。一天晚上，海兹尔远在俄罗斯，我把珍妮从音乐会带回了家。我记得这样一句话：“婚外情是由一分吸引、四分机会造成的。”  
　　我们的婚外情碰到了无数障碍，其中主要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能偶尔短暂地相会。但是在1933年或1934年，她对我说，她感到太累了，所以她决定到墨西哥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结束我们的关系。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从叙述婚外恋转到欢呼一个小孩的诞生，这似乎有点无情或轻浮，歌德不是说过人心会一瞬间由善变恶，也会由恶变善的吗？我们第二个牛顿生于1928年4月10日，离第一个牛顿去世周年纪念还有10天。他的诞生给我和海兹尔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上苍似乎大发慈悲，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男孩。我记得一清早我就焦急地守候在医院里，等待至关重要的消息。孩子诞生的消息传来后，我心灵以外的某种力量似乎促使我想出了一首欢庆胜利的诗歌，这首诗歌我在几分钟里就写成了：  
　　复元  
　　他已经回来  
　　从黑漆漆、空洞洞  
　　没有一颗星星发亮的夜晚。  
　　他已经回来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  
　　他没有消失  
　　他已经回来。  
　　他已经回来  
　　虽然坟墓曾要他  
　　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已经回来：  
　　因为在我们任性的认识中  
　　繁荣的年代又重新出现  
　　他已经回来。  
　　因为春天里他离去的时候  
　　一脚把麻木的死亡踢开，  
　　他已经回来；  
　　因为慈爱比什么都宝贵  
　　我们的心在欢唱：  
　　他已经回来！  
　　第二个牛顿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大大的棕色眼睛，乌黑卷曲的头发。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那样得到这么多的热情和关怀。但是多年来担任我家医生的梅·威尔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治疗儿童风湿性心脏病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个婴儿的胸腺似乎有毛病，将来可能发生严重的疾患。他的担忧使我们特别小心避免他生病。（我们已从河滨大道公寓搬走，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冬天的寒风可能是第一个牛顿患耳疾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在头几年之后，第二个男孩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幸福，相反只带来无数忧愁和悲伤。事实上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不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极其难以相处的人。不久我们就明显地发现他有严重关节炎，还可能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常常为此自责，因为我们给这个孩子取了和第一个牛顿同样的名字，并且从一开始就竭力把他当成第一个孩子的再世。这一点是否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感？他是否不满自己不得不处于要和我家已死去的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的地位？我们对他的身体的倍加呵护是不是削弱了他的个性？我深信这些推测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牛顿生下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幸和我们的不幸。  
　　为了充分发挥我的思维能力，也为了摆脱我的悲哀，我找到另外一项工作。以前有一段时期我一直考虑写一本关于证券分析的教科书。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内容已经陈旧过时，不再普遍适用，尤其是这些教材很少关注普通股的新的重要意义或公司会计结算中的诡计和陷阱。我决定在把我的想法诉诸文字之前，先就这个题目设计出一门大学课程来。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校长詹姆斯·埃格伯特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很赞赏我的想法，并把这门课程——名叫“证券分析”——排在1927年秋季开讲。对于学生的反响，人人都感到惊讶。这门课有150多名学生注册听讲，教室完全爆满。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20世纪20年代股票牛市正大行其道，公众都渴望获得信息、指导，以及——尤其是——良好的收益。其他学校没有一门由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主讲的类似课程。注册结束时，要听课的人很多，所以届时只能派人在大门口站岗，以防有人把门挤破。尽管我告诫学生，我所提到的股票只是出于阐述解释的需要，决不要把它们当成我向你们推荐购买的品种，然而我探讨过的一些市值低估的股票后来确实价格大大上涨——虽然很可能是整个市场猛涨引起其攀升的。几个这样的例子足以使我的课程在学生中获得了“十拿九稳的赚钱者”的名声。1928年秋天，注册听课的人数比上一年还要多，许多人坚持要求获准再次听课，期望我在讲课举例时向他们介绍一批新的有利可图的股票。  
　　就这样，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并且将持续40多年，其中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生涯和讲过的许多课程，以及在其他学校作过的讲座。1927年秋，有位学者名叫戴维·多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助教，后来成为我在教学中的助手，“华尔街的圣经”——《证券分析》一书的合作者，一些重要的金融业务的合伙人以及忠贞不渝的朋友。从我在准备第一年讲座时所想到的问题来看，显然我还不能写出一本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来。事实上，7年以后《证券分析》才问世。如果这本书过早出版，将会犯下大错误，因为到1934年我才能把费尽心思获得的智慧全部写到这本书里去。  
　　1928年夏，自从我在世纪之交即7岁时访问英国以来，我首次到欧洲旅行。海兹尔因要抚养牛顿，只得留下来不去。（我们在盖伦·霍尔有一幢避暑别墅，盖伦·霍尔是宾夕法尼亚州里丁附近小山上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招待所。）我打算在欧洲与母亲见面，并与她一起去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旅行。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拜罗伊特（这是我们心目中瓦格纳一家居住的圣地）去听瓦格纳①的系列歌剧，以及在莫扎特②故乡萨尔茨堡参加夏季音乐节。  
　　在拜罗伊特，我们在最好的旅馆“金锚大饭店”下榻，它建于1750年左右，但外表已经很陈旧，而且缺乏现代化设施。第一晚我们步行到山上举行音乐节文艺会演的剧场去听音乐，所以回来睡觉时都不把旅馆里的种种不便记在心上了。按照惯例，在这种文艺会演的剧场里，观众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奇地彼此看着。音乐会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妇女穿着长外衣，戴着珠宝和各种头饰，男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官员穿着制服点缀其间。6部歌剧系列中有一部叫《名歌手》，4部歌剧系列中有两部分别是《指环》和《特里斯坦》。这些歌剧的演出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激动。表演十分出色，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那种充满着传统和深厚音乐底蕴的气氛，使一切都具有了几乎是超自然的标志。  
　　瓦格纳家族出足了风头。齐格弗里德·瓦格纳——《齐格弗里德牧歌》就是为纪念他的诞生而创作的——指挥了3场演出。齐格弗里德的妻子维尼弗雷德坐在后排包厢里，金发碧眼，皮肤白皙，雍容华贵。她赞同希特勒的主张，这是没有料想到的。大家都想去访问“沃恩弗雷德”，这是瓦格纳家族居住的地方。理查德·瓦格纳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遗孀科西玛①时年90岁，据说已奄奄一息（实际上她后来又活了好几年），也住在那里。旅游者可以上楼，从科西玛房门的小洞中张望房里的情景。我和母亲都认为这么窥视不合适，所以留在楼下，只到瓦格纳的孩子们的房间去看了看。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男孩子沃尔夫冈和维兰德安排了一个丢勒②版画（复制品）展览会，参观要收低廉的门票。这两个金发男孩，不过十来岁，看上去聪明伶俐，办事很有条理。第二次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是四十来岁、相当壮实的男子汉了，全面负责拜罗伊特音乐节。由于他们对许多年来一直主导着音乐节的神圣程序作出了激进的变革，所以不得不为此向祖父的亡灵和不少当地居民作出答复。  
　　①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19世纪后期德国主要作曲家、音乐戏剧家。主要作品有《齐格弗里德之死》、《指环》、《纽伦堡的名歌手》、《漂泊的荷兰人》等。--译者  
　　②莫扎特（Mozart，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生于萨尔茨堡，卒于维也纳。5岁即开始作曲和演奏小提琴。著名作品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乔万尼》以及许多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译者  
　　①科西玛·瓦格纳（CosimaWagner，1837-1930）：1870年与理查德·瓦格纳结婚。理查德·瓦格纳去世后，她担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导，致力于瓦格纳作品的演出。齐格弗里德是他们的儿子。--译者②丢勒（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油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代表作有版画《四圣图》。--译者  
　　当时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妹妹——她一定很年轻——但是许多年后我在美国遇见她，她已成为希特勒和她的母亲的反抗者。  
　　自然，这位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作曲家刻在他家门上的典型的瓦格纳诗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的想象力在这里找到了宁静，  
　　就把这座房屋命名为“空想宁静屋”吧！  
　　回到美国后，我对一个德国牙医说，我知道他把椅子称为“牙舒椅”，所以愿意提供一条与椅子的名称相配的合适格言：  
　　我的牙齿在这里找到了宁静，  
　　就把这把椅子命名为牙舒椅吧。  
　　但莫名其妙的是，他不接受我的建议。  
　　由于诸多原因，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演出与在其他地方的大相径庭。同样，进餐方面的安排也自具特色。你得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音乐节文艺会演剧场附近的餐馆预订席位，这需要向服务员领班支付一笔高得令人惊讶的小费。然后在歌剧开演之前或在夜幕降临之前，事先订好两顿饭菜。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从下午4时开始的奇怪的进餐时间表。大约3时3刻，我们穿好晚礼服，走到文艺会演剧场去。第一幕十足演了2小时，接着是1小时的幕间“小休息”，人们可以大吃一顿。很快到了7点钟，第二幕开始了，这幕戏只演1个半小时，接着同样有1小时的“大休息”。在这里看别人吃喝成为休息的内容，就这样，时间到了10点钟。第三幕演出持续整整2个小时，最后才曲尽人散，我们又累又高兴，出去吃夜宵。我们肯定花掉了8小时，度过了既大饱耳福，又大饱口福的难忘的一天。  
　　离开拜罗伊特后，我们继续到萨尔兹堡去。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到高级澡堂好好洗个澡。幸而我们已在新建的欧罗巴饭店预订了一套极好的套间。到达那里时，我们乘火车已乘得精疲力尽。我们发现饭店大厅里一大群人来来往往，我挤向服务台，自命不凡地询问格雷厄姆预订的房间在哪里。等了很长时间后，服务员对我们说很抱歉，他没有为我们保留房间。现在一个房间都没空余。“请再查查看，”我高傲地说，“这是你签名的电报，确认我们今天可得到一个预订的房间。”这一下他更加道歉不迭，他说准是别人犯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是目前没有空房，他实在无能为力。我们获悉这种情况意味着别的旅游者给了他们一大笔贿赂，饭店把我们订的房间转让掉了。我们怀着气恼和受挫的心情，向萨尔兹堡官方的旅游办公室投诉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官员一再耸耸肩膀，可是没有拿出任何补救措施。他们说，更糟的是，由于大批美国旅游者纷至沓来，整个萨尔兹堡的所有客房都爆满了。最后他们为我们在一条完全名副其实臭气熏天的宾馆街上找到了一间客房。可是只有一间怎么行呢？房东太太在房间中央装上一根晾衣绳，绳上挂下一条被单。她拿出一个洗衣盆供洗澡用，盆里只有少量热水——由此我想起1910年夏天我在巴曼农庄的两次洗澡情景。这就是我们在欧罗巴大饭店预订的豪华套房“老母鸡变鸭”的故事。  
　　然而，萨尔兹堡之行是我很重要的经历。我有幸在大教堂广场上观看了《耶德曼》的演出，著名的演员摩西扮演剧名角色。海伦·西米格（莱茵哈特之妻）扮演“忠诚者”，她的妹妹扮演另一角色。为了解剧情，我事先买了一份说明书，夏天傍晚的光线使我仍能一读。这样我就理解了剧中每个词，海伦·西米格所表演的忠诚者的出色演讲深深地感动了我。当然，摩西是无与伦比的。我想，也是在萨尔兹堡，我听到了他扮演的歌德的《伊菲格涅亚》中奥雷斯特的唱词，海伦·西米格又一次当配角。那是在我撰文把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与歌德的伊菲格涅亚进行细微的比较之前15年。我仿佛觉得这一戏剧经典之作出自我的手笔。而能看到当时两位最了不起的演员把它表演出来，则是极其珍贵的经历。（另外一次，我观看了摩西在纽约旧的欧文·普莱斯剧院用德语表演易卜生①的《群鬼》，令我久久难忘。）  
　　我们在慕尼黑待了一些日子，我惊讶地发现那里有无数壮观的公共建筑，在阿尔特·皮纳科塞克有大量的鲁本斯②油画，无与伦比的德意志实用美术博物馆也使我大开眼界，惊诧不已。我们到室外娱乐场“展览园”去看两个令人愉快的文娱节目，第一个是名叫《一女两夫》的提线木偶表演。女主角既嫁给一个整天忙碌的官员，又嫁给一个晚上出来剪径的拦路强盗。我记得大多数场景是床上戏，专门操作木偶的演员提拉木偶身上的线，表演了许多男女做爱的动作。我很惊讶，在1928年的公园里竟然会允许进行这样的演出！  
　　看完演出，我们到一家大型露天餐馆去。母亲一直吃得很清淡，所以只点了两只熟鸡蛋。服务员说很抱歉，他只能供应炒蛋、水煮荷包蛋和煎蛋，但是不供应熟鸡蛋，因为后者没有列入价目表。我的母亲表示怀疑——“如果你能煎蛋，你肯定可以为我煮两个蛋。”服务员仍旧说对不起，如此而已。后来，服务员的反应表明，他们的鸡蛋也许消费得太多了，没有剩余的可拿去煮了。在老的故事中，漂亮的女服务员问旅行推销员要吃什么，他说“我要一盘火腿蛋以及一些好听的话”。一盘火腿蛋默不作声地端上来时，那个推销员问：“好话在哪里呢？”女服务员回答：“不要吃蛋！”  
　　我们还计划到苏黎世去访问母亲的一个侄女。乘坐火车翻山越岭要花8个小时，旅行是很劳累的。母亲听说从慕尼黑到苏黎世已建立了第一条空中航线，只要飞行2小时就可到达。那么要不要乘飞机去呢？我们两人以前都未乘过飞机，我乘游览飞机在大西洋城上空作过3分钟观光飞行，这不能算数。如果母亲不怕乘飞机，显然我也不会怕。我记得寥寥无几的乘客鱼贯登机，两旁排列着好奇的来访者，仿佛我们将要去接受死刑一样。飞行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我们飞越离腓特烈港不远的博登湖上空，在腓特烈港第一条大型齐柏林飞艇正在建造和试验。从飞机往底下看，博登湖中正在行驶的小轮船好像甲壳虫在水面上爬。当我们从德国飞入瑞士国境后，我注意到风景有一个变化。德国人的田地四角种树，而瑞士人在田地中央种一棵树，使农民更加便于到树阴下乘凉。  
　　①亨利克·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作有社会讽刺剧《玩偶之家》、《群鬼》、《皇帝与加利利人》等。--译者  
　　②鲁本斯（Rubens，1577-1640）：中世纪佛兰德斯绘画大师和外交家。一生创作了二千余幅油画和素描，代表作有《吕西普斯的女儿被劫》、《猎狮图》等。--译者  
　　关于在苏黎世逗留期间的生活，我只记得自然史中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们和表兄弟姐妹一起到苏黎世湖去野餐。我们坐在一块大岩石附近，我注意到两队蚂蚁在激烈地交战。一队有翅膀，另一队没有翅膀。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观看了很长时间，使对这种场面毫无兴趣的其他人为此对我很不满。可是我想起了《多佛海滩》中的诗句：“愚昧的军队在晚上短兵相接”——想起了促使蚂蚁或人类转向冲突和完全毁灭的奇特的激情和因素。  
　　1928年秋，本·格雷厄姆一家准备再一次搬迁，这一次几乎真正搬进豪华的住宅了。气派十足的办公大楼，以及同样壮观的公寓在纽约所有优美的居住区平地而起。我们听说在第81号街和中央公园西边——我们的知心朋友格林曼夫妇结婚后曾在这里住过好几年——金碧辉煌的30层公寓大厦将取代旧的旅馆公寓贝雷斯福德，这正是自命不凡的格雷厄姆一家所需要的。根据建筑计划，我们挑选了18和19层复式的公寓套房，外加阳台。这两套房子共有10个房间，我已弄不清有几个浴室，靠近层顶的地方还有几个女仆的房间。房租每年1．1万美元，租期10年。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租借这么大的住房需要负担的支出。与我习惯作出的开支来比，这些租金只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年底，我们大约60％的收入是从150万美元创始资本中获得的。我的纳税前收益超过60万美元。我采用自认为极其保守的方法取得了这么高的收入，与我周围定值过高的证券的疯狂投机相比，这使我的亏损风险维持在最低限度上。在股市大灾难发生之前，我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了不起！这一年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们在贝雷斯福德公寓签署为期10年的租约，该租约从1929年秋公寓全部竣工之日起生效。我们在一列把我们送往棕榈滩过圣诞节的私人火车的一个卧铺车厢里签署了这份租约。       
第十三章　人生旅途的中点：灾难降临了
　　在人生旅途的中点，  
　　我被困在漆黑的森林里。  
　　这就是但丁那篇著名诗歌的卷首语。这首诗写于1300年，当时他正好35岁。事实上，那时他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人生旅程，因为他在50岁出头时便离开了人生——他的偶像维吉尔也是如此；还有那些伟大人物，如凯撒、莎士比亚、莫里哀①、贝多芬、拿破仑等等都是在50多岁时去世的。1929年我也正好35岁（这正是我父亲去世的年龄）。而我写本章的时间恰好是1964年夏天，因此对我来说这一章所描述的事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人生中点。如果说我从此将像但丁一样尝尽人间的艰辛和苦难，那确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当时情况如此糟糕，与我先前的巨大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的确让我一度情绪低落，萎靡不振。在但丁的流放生活中，他必定有这种真切的体验，因此他通过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①之口说出了他那千古流传的诗句：  
　　没有比回想昔日幸福的时光  
　　更令人感到悲伤  
　　沉浸在痛苦之中……  
　　（但是他为什么又加上了“你的老师知道这一切”这句诗呢？维吉尔没有受过什么苦难，他只是对他自己的不朽之作感到不满意罢了。）  
　　事实上对我来说，1929年上半年的情况还是令人激动的；甚至下半年的大动荡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损失。真正的麻烦是在随后3年里发生的。然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1929年都是致命的一年，因为所有的人都被那年发生的事所连累。  
　　在1月份的休假中我做了回“懦夫”。杰罗姆·卢因（虽然他很年轻，却已是老字号经纪公司——亨茨公司——的资深合伙人）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客人一起去捕旗鱼。在这两位客人中，一位是功成名就的财务律师伊西多·克雷塞尔，另一位也是律师，名字叫奥斯卡·刘易斯。我们坐上小船出发了。刚开始时我便觉得这艘船太小了，随着船离陆地越来越远，这种感觉也就越来越强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奥斯卡也是如此。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们，主人拿出几个诱人的三明治供我们挑选。我们有气无力地挥手谢绝了。当小个子克雷塞尔和杰里·卢因②津津有味地吃起三明治的时候，我和刘易斯无法再忍受这一场面，于是我们爬到底舱，并在那里愁容满面地躺了几个小时。就在我们感到死去活来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舱口。他向我们喊道：“奥斯卡，本，快起来，我们抓到旗鱼了！”但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呻吟“让我们回家”，然后把脸转向了墙壁。杰里调转船头驶回码头。两个小时后，奥斯卡和我步履蹒跚地上了岸，满脸倦容地向杰里道谢告别。  
　　①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伪君子》、《吝啬鬼》、《唐璜》等。——译者  
　　①但丁《神曲》中的人物。——译者  
　　②杰里·卢因，杰罗姆·卢因的昵称。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遇到克雷塞尔了。但我从报纸上得知：由于在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破产案中犯了些技术性的过错，他受到了马克斯·斯托伊厄的起诉——这多少让人有点同情。在1939年，这个斯托伊厄还跟我就卡夫曼商店（Kaufmann De-partment Stores）资产评估案进行了3天的激烈辩论。后来我又再次碰到了奥斯卡·刘易斯，那是在另一桩资产估价案中，当时他是法庭的特别记录员，而我是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专家见证人。起初我并未认出他，但在休庭时他把我喊到法官席，问我怎么能忘了一起捕旗鱼的经历。  
　　杰里·卢因捕到过的那条旗鱼又怎么样了呢？关于它也有一个小故事。大约在出海后一个月，亨茨公司邀请我到它的私人餐厅吃饭。主人很骄傲地让我欣赏餐厅墙壁上的新饰物。这就是那条不幸的旗鱼，它已经被制成了漂亮的标本，并用昂贵的材料裱装起来，旁边还有个银牌，上边写着是谁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候捕到了这条鱼以及鱼有多重等等。“把那该死的东西拿开，”我哀求道，“只要一看到它，我就又要晕船了。”但这反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尽管在棕榈滩海湾的经历实在是糟糕透了，但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皮肤晒成漂亮的棕褐色——这种棕褐色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昂首阔步回校时，哥伦比亚大学那群“白人”学生们长时间地踩着响亮的脚步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托基金。第一种是“固定信托”，这种信托毫无特色可言，即银行作为受托人持有既定的一组普通股股票（这就是“固定信托”这个名字的由来），每个股东按比例持有同样的证券组合。其次是“管理信托”——就像我们的“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一样，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证券组合。这种信托基金并非天生就有缺陷；事实上在英格兰数十年的经历就证明这种信托是成功的，尽管像其他任何金融机构一样，它的成功也依赖于诚实的经营和正确的策略。然而在20年代后期的投机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大金融公司都卷了进来，那些向来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公司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着狂热投机。  
　　许多证券公司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向客户出售它们的股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三重利润的引诱：发行股票时的溢价，经营投资公司所得的管理费用以及替人买卖证券所得的佣金。亨茨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条件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他们也要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而且他们自认为条件可能比别人更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说服本·格雷厄姆来主管该公司。我对这个职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清楚我不可能像在“共同帐户”那样取得20％—50％的利润分成（虽然我现在得与杰里·纽曼分享“共同帐户”的收入）。但亨茨公司的合伙人执意要我过去主管该投资公司。他们谈到要将公司基金的规模扩张到2500万美元，谈到我作为大公司的老总将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允诺要跟我订一个长期合同，据此可以保证我享有种种好处。杰里·卢因对此也是满腔热情；他以善于捕捉市场时机而闻名，而我则在发掘特殊证券（或者说价值被低估的证券）和证券综合分析方面是公认的权威，因此他希望能将我们的长处结合起来。我被这些优厚的条件吸引住了，于是我们谈了几次，看看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我与伯纳德·巴鲁克出人意料地交往上了。大约一年前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大人物，并且在投资方面向他提了些建议（这些投资都是“格雷厄姆式”的），所有的建议引起了他对证券价值问题的浓厚兴趣。其中有普利茅斯·考德奇公司（Ply-mouth Cordage）的股票，当时的市价是70美元，但它的利润和分红都很丰厚，而且每股光营运资本就超过100美元。另外还有佩珀雷尔制造公司（Pepperell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股票（该公司因生产床单和枕套而家喻户晓）以及海伍德—韦克菲尔德公司（Heywood＆Wakefield）的股票（该公司是婴儿车行业的主要厂家）。按对私营企业的一般评判标准分析，它们的市价都已低于它们的最低价值；与当时热门股票的高价相比则更是低得可怜。这种不一致表明了2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那时投资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产业前景（电器与化工是热门产业）、公司规模以及在行业内的支配地位（如列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的股票）或者公司的近期增长业绩上，此外他们还受到那些操纵股市的投机家鼓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那些不在受人欢迎行列但却拥有丰厚资财的公司，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出色，这些年里却被人冷落，股票价格一直非常低。  
　　巴鲁克先生屈尊听了我的分析，同意我的看法，买进大量上述股票。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认同我的建议这件事本身无疑就是对我的努力的丰厚回报。当然在某种程序上他是正确的，因为光是这一信息（即他的判断与我的判断相符，他的经济利益与我的经济利益一致）本身就使我获益匪浅。巴鲁克曾两次试图帮我进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我和他均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其中一次成功了。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我，而只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投资额。我这一生中与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有过无数次接触，但从未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恩惠，也从未听说他曾帮助过别人。他有些爱慕虚荣，这种虚荣心使得一些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损害，而他向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捐献巨款的动机也是源于这种虚荣心，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慷慨大方，因为这能为他赢得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几次交谈。他的办公室在公平大厦的顶层——公平大厦位于百老汇120号，有49层高（后来我们的基金控制了该大厦的一部分股权）。我们都认为股票市场已经被炒得太高了，投机家似乎都已发疯，连那些向来受人尊重的投资银行家也在瞎炒一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记得巴鲁克批评过这种荒唐现象：银行对股票投资的定期贷款利率为8％，而股票的收益率却只有2％。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根据报酬法则，可以预计这种情况将会逆转——出现2％的定期贷款利率和8％的股票收益率。”1932年的情况与我的预言大体上相差无几——而过了大约20年后，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现实情况与我的预言完全吻合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奇怪，我能对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正确预测，却不能预感到自己帐户的资金将要面临一系列危机。  
　　有一次，当我坐在巴鲁克的办公室里时，他带着一个矮壮、圆脸的人来到了贵宾接待室，那人与巴鲁克年龄相仿。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对那人说道：“温斯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位年轻朋友，本·格雷厄姆，他是个非常机灵的家伙。”我们握了握手。我知道丘吉尔在一战时的经历，也知道他那时从英国政府里卸职。我当时真应该细细体味一下与他交往时的感受，现在却已追悔莫及了。  
　　巴鲁克还把另外一个大人物介绍给我。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美国未来军事力量问题的演讲。巴鲁克也去了那里，演讲结束后他把我介绍给了这位传奇式的总司令，还大大捧了我一番。当我离开报告厅时，天下起了大雨，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带来的雨伞撑开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了出来，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将军，请跟我合用雨伞吧。”我说道。“噢不，非常感谢。”他一边回答，一边大步走向雨中。我猜想大概穿制服的军人是不允许带雨伞的吧。我很感谢巴鲁克把我介绍给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但我还是不禁认为这位现已92岁的老人（1964年）欠我的情要比我欠他的多，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不太光彩。  
　　还是让我们回到1929年来吧。巴鲁克发来通知，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的秘书、大名鼎鼎的博伊尔小姐告诉我他正忙着，问我是否能稍等片刻。大约半小时后，这位金融家走了出来，脸上有些歉意。他说他在睡午觉，博伊尔小姐应该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进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证明他的成就的各种奖牌。（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在战争时代，他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他说他将向我提出一个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他希望我成为他的财务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岁了，”他说道，“到了我该轻松一下，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并分享利润的时候了。”他又说，我应该放弃目前手头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后面再解释——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就会好得多了！  
　　与亨茨公司合伙人就建立联合投资基金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想不起为什么会拖得这么久。这时8月份的第一次股市大跌开始了，因此我们决定先将这计划搁一阵子。但一搁下就再也没有重新拾起。从9月份起股市开始暴跌，几天之内股价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时换手的股票数以百万计，连行情报告机也来不及打印这些交易情况，道琼斯指数几乎跌得无影无踪。“格雷厄姆—亨茨投资基金”这一计划也像泡沫似的破灭了。纽曼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上；这里要考虑的事够多的了。  
　　1929年中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资本是250万美元；1929年上半年只赚到一点点利润（我本来应该认识到这是后来麻烦的预兆）。我们手头持有巨额的保值和套利头寸，即250万美元的多头头寸，以及用于冲销操作、金额大致相当的空头头寸。据我们的计算，这些操作不会引起净风险，因此只需一点点资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450万美元的真实多头头寸，即各式各样的投资，因此我们还有2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就当时的保证金比率而言，我们计算的结果大约为125％，这一比率比经纪公司要求的最低比率高5倍，比公认的保守比率高2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多头持有的证券，它们的内在价值不比它们的市价低。尽管华尔街的活跃分子并不怎么熟悉这些证券，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我们买进它们一段时间后，它们便会显示出上升的趋势，这使得我们有机会转手卖出赚取利润，并再次买入我们不断发现的廉价证券。  
　　在典型的保值操作中，我们会买进可转换优先股，同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卖出相关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远大于优先股股票，这样，即使扣除四重佣金之后，（没有这些佣金，我们的帐户显得死气沉沉，有了这些佣金，我们的经纪人则喜笑颜开。）我们还可以通过反向对冲操作赚到可观的利润。刚开始时，我们是以在买回普通股的同时卖出优先股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操作过程的。但后来发现，我们经常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这些优先股以恢复头寸，于是决定采取部分冲销的策略。我们还是买回普通股股票，但继续持有优先股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直至能以近似优先股的价格再次卖出这些普通股股票为止。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半冲销的保值操作：即只卖出一半用于对冲优先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价格进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卖更好的价钱。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价格如何变动，我们都能赚钱。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下跌，我们就可按很有利的条件冲销这个半开的空头头寸；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上升，我们便能从未卖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获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后，我们冲销了大量的空头头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优先股股票（或是可转换债券）的价格似乎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保留着没有卖出。到年终时，我们全年的损失是20％，这比道琼斯指数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了。我们很多客户有自己的保证金帐户，但由于借款经营带来的“金字塔”效应，他们的损失要严重得多。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年的帐户经营结果表示不满意；事实上我还经常听到人们称我为“金融天才”，因为我的损失只有那么一点点。1929年末的那段时间里，股票价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较平静；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新建的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竣工有些耽误，因此直到1929年10月我们才搬进富丽堂皇的新居，当时正是华尔街股灾的最高峰。实际上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宫殿”。一订完合同后我就后悔了——根据合同规定租金为1．11万美元，租期10年。另外房子显得太大了。为了家庭装潢和陈设，我们进行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然后作出的决定又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对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物质享受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即使是购买家具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烦人的琐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由海兹尔来处理这件事，这又会更彻底地坚定她的信念：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写到这里，我又看到房间里那未曾使用过的小烟灰缸，上面刻着：“我是一家之主，妻子。”）今天，妻子充当家庭主人已是普遍现象。我已回想不起我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装饰和家具上花了不少钱。  
　　开始时我们雇了好几个佣人，其中一个是男管家，兼做我的个人男仆。大约也就在那时我们参观了老朋友戴夫和利塞特·萨尔诺夫的新居（这个俄罗斯移民现已成为RCA这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们的新居位于第5大街，其中一间房子里还固定置放了一把理发椅，每天理发师都要替他刮脸。我的男仆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给我按摩一次，但我马上就感到厌烦了，而且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我坚持己见辞退了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全日制的男仆。  
　　夏多布里昂①在他的回忆录中好几次提到：由于在流放英格兰的那段时间里饱受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他对吃的要求是很简单的。后来当他作为法兰西驻圣·詹姆士的大使由战舰护送回英格兰时，他随身带了个私人厨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会认为“夏多布里昂”就是菜桌上最昂贵的那种炸牛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做出这道大菜的厨师使得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家喻户晓。（夏多布里昂炸牛排的独特风味也从此名扬天下！）  
　　①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译者  
　　贝雷斯福德公寓从18楼开始往里缩进，因此在18楼有一个大阳台，从这里往东可以看到中央公园，往南可以看到商业区。我的3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些大玩具及一个宠物——兔子。我们的邻居是内森·小斯特劳斯一家；小斯特劳斯的父亲是位慈善家，他向穷人卖牛奶，每杯只收一分钱；他的叔叔叫奥斯卡·斯特劳斯，是美国第一位由犹太人担任的驻土耳其大使，我还听说在1912年他被推选为“公麋派”②候选人，参加纽约州州长的竞选。  
　　斯特劳斯一家搬进来不久就在我们的阳台中间竖起了铁丝网，这挡住了我们南面的视线，同时在感官上也极其令人不舒服。见此情景，我们很恼怒。这堵“斯特劳斯墙”一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人身侮辱，也是对我们神圣权利的侵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当时我竟把这些事看得如此之重。）我们从著名的C·N·莱曼和格林曼律师事务所（C．N．Lehman ＆ Greenman）请来了格林曼律师与他们交涉，于是艰苦的谈判开始了。斯特劳斯先生声称我们在阳台上养豚鼠，他不希望这些豚鼠侵犯他的领地。我们反驳道，所谓“豚鼠”其实只是一只小兔子；他们则坚持有权保护自己的小天地；如此等等……经过激烈的辩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方案：撤掉铁丝网种上花草。  
　　过了几年后，在一次慈善聚餐会上我恰好与斯特劳斯全家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回想起了两家之间的“柏林墙事件”，这时彼此已毫无怨恨，反而对那一段时光感到有点留恋。当时斯特劳斯夫人还这样说道：“当我家的内森三世与你女儿玛乔里同在林肯中学念书时，我们经常听他说起你女儿。他告诉我们她所有功课都得优，害得他都不敢请她跳舞。”  
　　1930年冬天，海兹尔在佛罗里达的圣·匹兹堡订了个套间，她带着孩子先到达，后来我也去了，在那里度过长长的假期。第一次在这阳光之城驱车行驶，我看到公园里聚集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每人都带着拐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滑板爱好者。在1月份的佛罗里达旅行中我碰到一件事，当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事后我却经常回忆起。  
　　海兹尔认识了93岁的约翰·迪克斯。他的父亲是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约翰·迪克斯制服公司（John Dix Uniform Company）的创始人，我每次去迪尔时都要经过这家大工厂。我拜访了约翰·迪克斯在圣彼得斯堡的家，我发现作为一名近百岁的老人，他那充沛的活力简直令人吃惊。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业务状况，例如我有多少客户，从银行和经纪商那里借了多少钱，以及无数其他问题。我很有礼貌但也颇为自得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约翰·迪克斯突然非常急切地说：“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能为自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明天马上乘火车回纽约；回到你的办公室，把你手头的证券都卖掉；把借的钱都还掉，把资本金还给合伙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处于你的这种境地，晚上我是睡不着觉的，你也应该睡不着觉。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经验也比你丰富得多，你最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我对老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我会认真加以考虑——我这样做无疑只是为了给老人一点面子。接着我很快把这事忘掉了。迪克斯确实有些老糊涂了，他是不可能理解我的经营方法的，他的想法也荒唐可笑。然而事实却证明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我却百分之百地错了。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我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我相信，如果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与悔恨；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经历，我能不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能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呢？  
　　②公麋派（BullMoose）是指1912年支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竞选运动的一派人。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绰号是雄鹿，他领导的进步党党徽上有雄鹿标志，所以以此作为该党派的名称。--译者  
　　1930年初，股市在经历了去年的暴跌后反弹强劲。到4月份时，道琼斯指数达到279点，比1929年11月13日的最低点198点上升了41％。但紧接着由于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 Anstalt）的倒闭，乌云笼罩了整个经济。第二次股市大跌又开始了。这一跌就很少有止住的时候，到1932年6月，道琼斯指数跌到了谷底——42点。  
　　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尽管当年开头的形势着实令人欢欣鼓舞。由于不得不平掉空头头寸，我们陷入了困境。巨额借款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我们现在已完全受制于贷款人。这三年里我们一直努力偿还债务，同时又要避免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持有的证券的内在价值是高于它们的市价的，尽管由于普遍的经济萧条，它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差劲。  
　　1930年我们的经营亏损率为50．5％；1931年则为16％；到了1932年则只有3％——相对来说这可算是个胜利了。在1929年1月，我们颇为自豪地拥有250万美元的本金，但在1929年到1932年间（经济复苏之前），我们损失了70％。然而我们还是很固执地按1．25％的月息向杰里和我本人支付资本利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到了1932年年末我们只剩250万美元的22％的钱了。许多客户全部或部分地抽回了本金。鲍勃·马罗尼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解释：他要用这笔资金偿还其他债务。（弗赖德·格林曼当时曾告诉我，当鲍勃发现自己百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几乎全部亏损时，这位意志坚强、努力奋斗的爱尔兰人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按比例把一部分证券转交给马罗尼，同时也让他承担了一小笔债务。  
　　我想，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只有一个人向我们的基金增加了投资。这就是伊莱亚斯·赖斯，杰里·纽曼的岳父。他在我们的事业处于最低谷时投入了5万美金。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到的精明眼光，他对我们的信任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赖斯随时准备帮助我们，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当他听说我们要卖证券还旧债而证券数量又可能不够时，他又额外拿出不少美国政府债券供我们支配，以便必要时增强我们的力量。不过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没有不得不要他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在那几年里，我们拼命工作以挽回损失，我们还想方设法使我们持有的证券得到比较满意的处理。有一次我们起诉了一家经纪公司，要求他们对我们在锌矿债券上所蒙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债券招募说明书表明这家锌矿过去的业绩一直很好，但它没有指出富矿都已开采完毕，因此该锌矿以后的盈利必将减少。律师告诉我们，这一案子虽然有些不同寻常，但非常有价值。阿尔弗雷德·库克认为，我们在法庭上输掉的唯一可能是对方请来常胜律师马克斯·斯托伊厄为他们辩护。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弗赖德·格林曼建议我们聘请马克斯·斯托伊厄作为顾问，这样对方就得不到他了。我们给这位可敬的斯托伊厄先生送去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他的劳务费，同时把案件的概要也寄给他。他说这案子很好，叙述简明扼要，便收了钱接了案子。这桩诉讼案的结果是被告以原价三分之二的价格购回我们的债券——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弥补了一个大损失。  
　　我们还持有大量环球图片公司（Universal Pictures）的累积优先股股票，该股票年率为8％。这是家小公司，在大危机之前连续多年都支付了红利。但在那恶梦般的岁月里该公司也一落千丈，不再派发红利了。股票价格跌到了30美分，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打击。该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马克斯·莱姆尔却继续领取每星期3000美元的高薪，另外还要给卡尔·莱姆尔支付每周1000美元的薪水。这些薪水比付给优先股股东的所有股息还要多。我们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了。于是我便约他谈一谈。在他办公室外等了一会之后，我听到里边传来他那热情洋溢的声音：“嘿，格雷厄姆，请进来吧！”当我进去后，觉得有点神秘兮兮，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办公桌旁，满脸沮丧。他很懊恼地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呢。”（格雷厄姆·麦克纳米是环球公司的著名新闻评论员。）我无法说服莱姆尔降低薪水，但我们最终还是设法以相当不错的价格抛掉了这些股票。  
　　很明显，我需要削减庞大的家庭开支，尤其是按照合同规定我没有固定薪水，只能从帐户的经营利润中取得分成。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租约，因为原来定下的租金实在太贵了。我很幸运地将这套公寓转租给达拉斯内曼—马库斯百货商店（Neiman-Marcus）的马库斯夫人，租期将近一年，租金与我当时租来装修时的租金相差无几。后来我们支付了些赔偿金把剩下的租金给免掉了。我们又在中央公园以西，在第91街的艾尔多拉多大厦租了一套房子，房租要便宜多了，但房子仍相当有气派。  
　　艾尔多拉多大厦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查尔斯·戈特曼兴建的，他的儿子就是鲍勃，孙子就是安德鲁。查尔斯白手起家，从工程师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地铁建造商。同许多人一样，他那宏大豪华的公寓房也恰巧是在大危机之前完工的。显然他没有能力取得永久性资金以偿还建筑贷款，于是大厦也就成了别人的财产——这一损失超过100万美元。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钱，但他至少还有能力在他一度引以自豪的大厦顶楼租了一间大房子住下来，在塔帕湖畔，他还有幢夏日别墅——在那里他开着他那艘“克里斯—克拉夫特”游艇，我则跟在后面学习水上滑板，（当我们掉进水里时不知有多冷！）总的来说，他和他的大家庭的生活还是相当奢侈的。但在艾尔多拉多大厦的损失使他变成了一位改革家。他对所有人谈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体制”太不公平了——由于他口齿不清，“体制”成了“梯子”。据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必将被新“梯子”所代替，在这种新“梯子”下，银行是不会把一个倾注了大笔财富和心血的人的漂亮大厦吞并掉的。  
　　大家都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在1929年的市场恐慌中，据说一个又一个投机失败者从经纪公司的窗口跳楼自杀。当然这种故事是夸大其词的，它们只是为了迎合公众的恐怖心理或所谓的“绞刑架式幽默”。但在那段该死的日子里，确实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这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完蛋了，其实有些人的境况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糟糕。我的第一位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他做鞋子生意赚到了一大笔钱，接着就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但是由于害怕要蒙受各种各样的损失，他把自己锁在车库里，喝了瓶威士忌，并把车子的引擎发动起来，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无穷无尽的烦恼。但实际情况是，他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所以他实际上给家里人留下了不少遗产。而且通过在我们帐户上的投资，后来他们的财富达到了好几百万美元。  
　　我能理解这位老朋友的绝望心情，对他的悲惨结局也深表同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悲观与失望。不过，即使在我事业的最低谷，我也没有破产，而且当时剩下的财产在10年前看来还是相当可观的。财富和贫穷是个相对的概念——纽约的穷光蛋可能是加尔各答的富翁。而且对几乎所有人而言，当他失去4／5的财富后，不管他还剩下多少钱他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财富的损失对我来说还不算什么，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大危机出现后我不断地自责，不断地问这是为什么，以及对大危机能不能过去没有把握。此外我还要想：这么多的亲戚好友把他们的财富托付给我，现在他们都要和我一样痛苦不堪。你可以理解我当时那种沮丧和近乎绝望的感觉，这种感觉差点也使我走上了绝路。在1932年寒冷的初冬，我写了一首小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静静的，软软的，一如轻丝般的飞雪；  
　　死神亲吻着孤独的人心；  
　　它的触摸冷如冰霜，但总比无尽的忧伤好；  
　　它的长夜一片漆黑，但总比不绝的悲痛强；  
　　那灵魂不得安宁的人啊，何处才是你安息之地；  
　　那可怜的雄鹿啊，你又怎能逃避丛林中的追捕；  
　　烦恼缠绕着他的大脑，大地是它安息的枕头；  
　　绝望笼罩着他的心情，泥土是它解脱的良药。  
　　由于经济拮据，我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但前些年的成功使我将这种好习惯丢到了九霄云外，而这次大危机又使我重新勤俭节约起来。虽然我要经常自责——既然我已经预料到灾难要发生，为什么还是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呢——但更令我痛心的是，我不该享受那种不属于自己的奢侈生活。我马上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追求物质满足的关键在于为自己订一个比较低的生活标准，一种在绝大多数经济状况下都能轻易实现的生活标准。我在实际生活中对这个新原则的应用可一分为二：一方面，很有理智、值得称道；另一方面，有时则显得相当小气。  
　　我下定决心不再炫耀财富，不再过不必要的奢侈生活，对那些力所不及的花费也要统统取消。贝雷斯福德公寓就是个痛苦而有益的教训。在随后的35年中，我再也不去租那些价格昂贵，中看不中用的房子了。但在另一方面，即纯粹的个人开销方面，我承认我太过于节俭了，有好几次当数万美元的大生意濒临险境需要处理时，我还在为一分一厘的得失而斤斤计较。我宁愿坐地铁也不愿乘出租车，我安慰自己说地铁更快些（所以我老是要匆匆忙忙地赶路），但我内心完全清楚我只是为了节约大约1美元的车费。与此类似的是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在点菜时我会挑菜单上较便宜的菜肴，甚至与母亲每周一次的聚餐我也要带她上中国餐馆——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在我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给母亲买了辆车，并雇了名司机（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司机）；但我开始觉得母亲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节俭过日子，没有汽车和司机，母亲也能活下去。幸好在花钱的时候，我对自己与对别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确信没有人认为我是吝啬鬼；当然如果大家了解我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话，他们会认为我是吝啬的。  
　　在1930年到1932年的艰难岁月里，我一直忙于许多事务。我给《福布斯》（Forbes）杂志写了3篇文章，指出了这样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许多重要的普通股的价格非常低，而每股股票背后的流动资产（甚至是现金资产）的价值要比这一价格高出许多。其中有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经济真的这么糟糕吗？》这个问题后来在金融术语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大危机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现象继续影响着许多公司的股票。）我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经济研讨团体。虽然班级里少了许多人，我还是继续到哥伦比亚大学讲课。到了1932年，我开始着手写教科书（在1927年繁荣时代我就计划写这本书了）。  
　　我请戴维·多德与我合作写这本书。双方同意我作为书的主编并以我的风格来完成整本书的写作。他则负责提出建议和批评，核对事实和参考资料，以及完成书中的表格。我们把全书的内容制成一张表格，还写了第一章的样稿，通过休·凯利，将它们交给了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Company）（休·凯利曾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他在麦克劳—希尔公司里干得很出色，后来成为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出版公司把材料交给了他们的审读者，哈佛大学金融专业的一位教授。我们看到这位教授的报告（按照惯例这是不允许的），报告对这本书大加推崇，而他唯一的怀疑是，我们是否有精力完成这样宏大的著作。他的评价使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深受鼓舞，他们决定给我们15％的非递减版税；而在一般情况下，版税是从10％开始，并且随着销量的增加而递减。我和多德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我拿3／5的版税，他拿2／5。合同于1932年年末签订，但直到一年半以后，第一版的《证券分析》才正式面世。  
　　在大危机结束之前，即1932年12月，我又开始从事两项全新的工作，它们对我随后的生活起了重大影响。一项是在资产评估案件中担当专家见证人的角色。另一项则是我想出了“商品本位货币计划”，这使得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都留下了我的名字。现在先把它们搁到一边，等我写完下一段经历（1933年3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宣誓就职是这一阶段的开端）后，让我再来细谈吧。       
第十四章　复兴之路：1933—1940年
　　1932年，道琼斯指数一度探底到42点，年终收于59点；由于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关闭了许多银行，道琼斯指数又跌至53点；之后便开始一路上升。1933年末道琼斯指数收于99点，1934年则与上年持平，1935年末到达144点，而到1937年3月的牛市高峰时，该指数已攀升到197点。我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好；事实上，比市场平均水平要好得多。4年前我们的本金为250万美元，而到了1933年年初时已减少为37．5万美元。但仅在1933年我们的利润率就超过了50％。受这些经营业绩的鼓励，我在饱受挫折之后重新确立了信心，客户们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是我的好友，也是这次大危机中的“患难之交”。  
　　盖伊·利维是我们的客户之一，他建议修改1926年订下的合同，以使我和杰里能有机会分享当前的利润。按照老协议，在完全弥补亏损之前我们是不能参加利润分成的。这意味着：为了使帐户资本金达到1929年1月时的余额，我们赚的利润必须超过1933年时帐户资本金的3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免费工作。在与主要合伙人进行简短磋商后，我们达成了如下协议：他们放弃要求我们弥补过去亏损的权利；而我们则放弃过去实行的那种递增式利润分成方式（从1／3递增到1／2），而只享受20％的非递增式利润分成。这一协议从1934年1月开始执行。5个最大的客户联名写了一封信——信中还把我和杰里大大恭维了一番——要求其他客户也接受新合同。除了一个人外，其他所有合伙人都愉快地在新合同上签了字。这个人就是我的小舅子。到了1935年12月，所有亏损都已弥补完毕，这时我们便很开心地按照老合同的条款对这位小舅子的利润进行分成。  
　　然而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提出：按照某些法律条款，我们实际上不是“共同帐户”，也不是真正的合伙人关系，而是“像公司一样，属于征税范围的一种联合”。  
　　弗赖德·格林曼建议我们组成公司。他说，否则按照税法我们的法律地位总是含糊不清，财政部为了多收些税款，既可以把我们当成合伙关系又可以把我们当成准公司。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终止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取而代之的是1936年1月成立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我也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咨询业务。当时美国财政部有一桩诉讼案：某人继承了对链条制造商惠特尼制造公司（WhitneyManufacturing Company）的控股权，由此产生了应该如何对他继承的股票征收财产税这一问题。财政部希望能找到一名有证券专业知识的证人，对股票的真实价值（而非市场价格）作出见证。哥伦比亚商学院把我推荐了过去，就这样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该继承人声称，股票的价值应取决于以下因素：首先，1932年股票原主人去世时，股票价格非常低；其次，同大多数公司一样，那一年该公司的经营也是亏损的。而我则认为，既然这些股票代表着对该公司的控股权，那便意味着股票的主人可以任意处置公司的资产，因此就应该按照私营企业的标准来评估股票的价值。我的结论是，应该按照公司清算后的价值来确定这些股票的最低价值。我的假设是：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只要公司运营时的价值比它被清算时的价值要大，公司就应当继续存在下去。我把不计工厂巨额投资折旧的净营运资本价值作为公司的清算价值，从而作为这些股票价值的估算值。这种观点与我在许多文章里的分析和评论是一致的——尤其是与我在1932年给《福布斯》杂志写的那一系列文章中的观点相一致。税务法庭认定的价值与我提出的大致相差无几，这比那位继承人声称的价值高了许多。这是我作为资产评估案专家见证人所碰到的第一桩案子，也是我的第一次“胜利”。此后我还处理了大约40几个这样的案子，当然案子的情况各有不同。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惠特尼公司案，不仅因为它是新生活开始的重要标志，而且因为它体现了我的价值评估思想——我在整个金融生涯中一直信奉这种思想，不论是在投资、写作、授课时，还是在报告和见证中都是如此。  
　　我作为专家见证人的经历是值得独立成章的。我可以借用“法庭上的生涯”作为这一章的章名——《法庭上的生涯》是我的朋友卢·奈泽的自传，非常畅销。1933年我接到了另一桩咨询案，这桩案子拖了很长时间，花了我不少精力。新泽西州的6家铁路公司起诉州政府，要求州政府降低对他们财产的估价（从而降低付给州政府的税收）；他们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这些估价应当是他们在新泽西州的财产的真实价值。他们声称，大危机中这些财产蒙受了巨大的价值损失，而估税员却没有考虑这一情况。案子涉及的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州政府挑选了本州最有名的律师为估税员辩护，还给他“特别总助理律师”这一头衔。律师觉得他需要专家证词，于是他便找到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教授詹姆斯·邦布赖特，后者是两大卷经典著作《财产估价》的作者。由于案子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而我的天赋又特别适合于搞复杂的计算，邦布赖特教授建议由我和他一起接这个案子。律师接受了这一建议；我也很乐意接手这样一个重大案件，因为当时我没有利润收入，正需要钱。邦布赖特按他的标准给我们俩定了报酬标准：准备期的工作每天100美元；而在法庭见证时每天250美元。对我来说这一报酬已是非常慷慨了，在以后的案件中我便把它作为收费标准。  
　　幸运的是，我和邦布赖特无须为新泽西州政府对铁路财产所作的估价提供证词。这是我们不想做也没法做的事。按照法律规定，由原告负责提出一套新的财产评估方案以推翻多年来一直在实行的老方法，另外他们还需证明按照他们的方案得出的估价是“正确”的。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找出他们方案中的漏洞：在某些实际或假设条件下，根据他们的方案实施将会产生矛盾的或者荒唐的结果。由于案子进行了3年，我已记不清有关这个案子的一些实质性细节，但我记得这个案子的一些花絮。对我来说，该案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名律师的个人处境。他的律师事务所是原告之一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的法律顾问。当我问他怎么可能脚踩两只船时，他回答我：“我能处理好这种关系。此外我还是韦弗先生的个人法律顾问呢！”韦弗是公平税负委员会（Tax Equalization Board）的主席，听证会就是在他面前举行的；在另一个案子中有人正对他的行为提出起诉，而我们的律师是他在那个案子中的代理人。“还不仅仅是这些呢”，律师说道，“我刚刚同意为法庭的记录员处理他的离婚案。”在这桩铁路诉讼案中，这位和蔼可亲、受人欢迎、处乱不惊的大律师几乎在为所有当事人当代理。那位可敬的韦弗先生，也是本案的负责人，看上去就像杜米埃①漫画里无精打采、皮肤皱瘪的法官。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发现这样一则惊人消息：这位几乎行将入土的大法官状告他的妻子，要求与她离婚；他说妻子非常残酷，在一次争吵打架中竟然想用领带将他勒死！  
　　①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法国画家，擅长讽刺漫画、石版画及雕塑。--译者  
　　随着吉姆·邦布赖特在法庭上就有关财产估价的理论问题作证，案子进入了高潮。他的证词中用了这么多抽象的推理，这么多晦涩的词句，搞得大家都稀里糊涂。据我推测，由于邦布赖特的工作是向人解释：要对铁路财产作出无懈可击的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认为他并没有花心思使他的表述更清晰些，易于使人理解。他在讲话中随心所欲地引用外语（如faute de mieux①），还采用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冷僻词汇。他的证词使每个人都如堕五里雾中，这对于我们狡猾的律师而言并非是件坏事。大家普遍认为，法庭记录员干了那么多年，这一天的记录是他一生中最难做的。  
　　我自己的证词要朴实得多了，主要就铁路公司提供的及我自己准备的无数证据作些数学计算。对方主要律师斯托尔曼先生为了推翻我的证词对我进行了激烈的、无休止的质问。似乎没有人急着要结案，毕竟案子涉及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诉讼费和律师费也高得惊人。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证人席上，对斯托尔曼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和异议一一作出答复，而当时我们的律师却在辩护席上呼呼大睡。休庭后他告诉我，当我站在证人席上时，他就赶快抓紧时间打会瞌睡，因为他认为不需要他的帮助我就能对付任何提问的。我把他的话当成对我最好的恭维。  
　　案子在特伦顿继续审理。有一个夏日，我发现法庭的台阶上和院子里聚集着无数的记者和公众，我几乎无法挤进去参加听证会。当时正在审理“布鲁诺·豪普特曼案”——他被指控参加了林德伯格绑架案；案件审理是在位于州府附近的利明顿进行，但在开庭之前，州政府必须先作出一些决定。  
　　铁路案是怎样了结的呢？铁路公司连续好几年不断提出诉讼，而且对税务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但他们从未打赢过官司。最后，通过与州政府达成自愿协议，他们确实也得到些税收减免。我并不为自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因为我明白真理是在铁路公司这一边，他们的税负确实过重了。但我也并不因此而自责，因为在诉讼中我没有说过任何谎话。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州政府要我尽量做好这项工作，我只是努力完成任务让雇主满意罢了。  
　　我继续对《证券分析》一书进行修订。在1939年的第二版中，我关于投资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比较谨慎。我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是明智之举，因为尽管目前市场行情很好，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以后几年里隐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当我写到这里时（1962年），该书最新的版本（即第四版）刚刚面世，这次修订任务最为繁重，时间也拖得最长。但是我发现，在我费尽心思解释清楚市场分析、价值评估这些难题后（这些难题看上去似乎永无解开之日），我不可避免地回到两个简单得令人发笑的结论上。第一个结论是对这个问题的折衷处理，即投资者如何在股票和债券（或者储蓄存款）之间进行选择？我的回答是：两者的比例都不能太低。债券和股票的比例都不能少于25％，余下的50％则根据投资者自己对股票市场行情的感觉与判断（高了，低了，还是“正常”），由投资者自行作出。如果他不能作出明确判断的话，各持50％的股票与债券是合乎逻辑的。  
　　①法语，表示“因无更好的”。--译者  
　　至于选择哪些证券，我认为，第一，选择债券时只能选择高级别的债券；在作较小投资时可选择美国储蓄债券；如果利息收入的税负较轻的话，在做大额投资时可选择公司债券；对那些税负较重的投资者而言，免税债券是首选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债券并不构成什么难题，经纪公司的分析家认为能轻而易举地为客户作出选择。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我对普通股股票的选择也非常类似。但我对分析家是否有能力挑选出优于市场平均表现的股票表示怀疑，更不用说未经训练的普通投资者了。（我持这种怀疑态度的理由非常复杂，这里不作叙述，有兴趣可参看《聪明的投资者》一文。）因此我认为，标准的证券组合策略应或多或少地参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里的股票组合。我在《聪明的投资者》一文中还简短介绍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方法，按这些方法进行股票投资可以获得比道琼斯指数更好的收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怀疑投资者能否按这些方法进行操作。  
　　1938年，我与海兹尔离了婚，随后与卡洛尔·韦德结了婚。卡洛尔·韦德人虽然长得很漂亮，但却很难相处，所以1940年时我们又离婚了。虽然家庭关系很不安宁，但我还是继续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例如，我参加每月一次在海伦·斯莱德公寓举行的证券分析家聚会。在海伦·斯莱德和她丈夫的主持下，我们聊聊本行业的事，痛痛快快地喝酒（不包括我在内），尽情享用丰盛的自助餐。证券分析业是金融领域中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海伦·斯莱德认识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人物。她成了许多显要人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些人天天都要给她打电话。这些年来，她一直是《金融分析家杂志》（Th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背后的精神动力，直至她最后患病为止。每月在她家的聚会实际上成了由她主持的华尔街沙龙；她是20世纪的雷卡米耶夫人①——尽管她的脸长得极其丑陋。不，把她比成《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凡杜林女士更恰当些：海伦具有普鲁斯特笔下那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的大部分鲜明性格。她对曾经做过她朋友，现在在《金融纪事》（Financial Chronicle）杂志工作的威尔弗莱德·梅怀有刻骨仇恨，就如凡杜林对待巴隆·德·查鲁斯一样。我同这位“伟大的证券分析女神斯莱德”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好。斯莱德是她以前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她把这一名字保留了下来作为笔名。亨利·斯莱德斯是她的第二个丈夫，他的英俊与她的丑陋形成了鲜明对照。他非常聪明，工作也很努力，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公立银行（PublicBank）的副总经理；公立银行被国民化学银行（Chemical NationalBank）兼并后，他又做了那家令人肃然起敬的金融机构的副总经理。他对相貌丑陋的妻子的谦卑柔顺使我想起了迪斯雷利对妻子的一往情深。  
　　海伦非常喜欢猫，但我做梦也想不到她对猫如此宠爱之至。她为心爱的猫“亚历山大”倾注了不少心血，这里列举一部分：（1）她为它买了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并在大庭广众之前把它挂在亚历山大的脖子上；（2）她以亚历山大的名义买了许多股票；（3）猫死后她非常伤心，所以特地设立了一个“亚历山大奖金”，用于表彰《金融分析家杂志》的年度最佳论文。在她自己去世以后，“亚历山大奖金”被另外两个奖金取而代之：一个是奖金名称更恰当、管理更严格的“海伦·斯莱德奖金”，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格雷厄姆—多德年度奖金”。因此我间接地继承了原本授予一只死猫的那些荣誉。  
　　①雷卡米耶夫人（MadameRécamier，1777-1849）：法国贵妇人，15岁时嫁给银行家雷卡米耶，其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知名人物聚会之地。--译者  
　　海伦·斯莱德对于选择哪些人参加她家的月度聚会是很挑剔的，所以对那些证券分析家而言能得到她的邀请是件很荣耀的事。她是我伟大而忠诚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她的垂青进入她的卧房——并不是出于盖伊·布赖顿那样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能让我更无拘无束地与她交谈几分钟，能让我与她的3只小猫嬉戏一会儿。  
　　我和卡洛尔也同样非常喜欢猫。我对它们的喜好几近失去理智的程度，卡洛尔也不比我差多少。我们买了一只小暹罗猫，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雪赫拉泽德，简称雪莉。它长大后不仅相貌好看，而且行为乖巧，惹人喜爱——这是暹罗猫中难得的品质。我和卡洛尔不大有共同语言，但在喜欢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只猫，我们婚后的第一年生活就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还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雪莉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度过的，它似乎从未得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疾病。当我们搬到“丘园旅社”后，它便有机会在旅社四周的花园里乱跑。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由于我们忽视了有关猫的一些知识，我们没有给它接种预防肠炎的疫苗——这种病对于街上的那些杂种猫而言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纯种猫却是致命的。就在它第一次去花园嬉戏后的几天里，雪莉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两天后，卡洛尔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心爱的动物死掉了！尽管兽医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卡洛尔嚎啕大哭，声音响得我无法听清楚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也同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我必须行使起男子汉的职责去安慰她。我答应她再去买只暹罗猫，在任何方面都会与雪莉一模一样。但我的感觉是，我就像那位沉船后仍在为士兵鼓气的埃涅阿斯①一样：  
　　“他的脸上充满了伪装的希望，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虽然我比许多人更不相信迷信，但我忍不住还是要把雪莉的去世当成我和卡洛尔未来生活的凶兆。新的暹罗猫在外表上与第一只几乎没有区别。我希望给它取个带有双关语的名字：欧——帕斯二世（O-Puss Two）②；与所有喜欢用双关语的人一样，我对自己的智慧颇为自负。但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感情，我们给它取了与它前任同样的名字。我们在各方面都对它进行了细心照料，但它并不能像第一只令人难忘的雪莉那样给我们带来欢乐。或许这只猫还不够惹人喜欢；或许是我们对它的期盼太多了；或许它感觉到了我们对第一只雪莉的深深依恋之情，所以以行动来表示它的怨恨。（写到此处时，我所想的不仅仅是两只雪莉，想得更多的是我的两个牛顿。第一个牛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孩，他在9岁生日前一个月离开了人世；一年后，我们生下了第二个牛顿来代表他的哥哥，但他最后给我和海兹尔带来的悲伤要多于快乐。）  
　　①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英雄。--译者  
　　②这是英语“噢--过去了”这句话的谐音。--译者  
　　与卡洛尔离婚后，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是与妈妈和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另外，我还和戴维·多德忙于为1940年版的《证券分析》（第一次修订版）作最后的润色。虽然这次修订中要改动的地方比10年后的那次修订要少许多，但也需要花不少工作更新书中的案例以跟上时代发展；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诞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书中加以具体反映。  
　　当我的家庭内部困难重重时，国际形势也到了危急关头。希特勒的上台使我垂头丧气，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行径则使我目瞪口呆。在我参加的那个证券分析家月度聚会中，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1939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股票市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一战带来的恐慌。股票价格立即大幅上扬。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战事寥寥无几，战争中丧命的人数也很少，于是美国公众便开始称之为“假战争”，并开始对有关报道感到厌倦。  
　　但是在1940年的五六月份，德国发动了强大的闪电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法国宣告沦陷，接着便是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这次撤退可称得上是个奇迹，但终究是令人沮丧的。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撼。我变得惶恐不安，萎靡不振（我很少经历这种状态），不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地处理家里的事务。这种精神上的忧郁促使我去寻求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幼稚。我又重新开始溜旱冰，这种运动我在童年结束后就很少再玩过。当我在不停地转圈时，当我的身体在有节奏地运动时，当我听着那柔和的音乐时，甚至当我听到那几百只转动的轮子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时，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安慰感。每次刚开始滑的时候，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悲观失望和对卡洛尔的深深怨恨，但最后我总会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滑冰之中，于是我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灵魂上的安宁。  
　　在与卡洛尔离婚后，由于法国沦陷，我的祖国英国又面临亡国的危险，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为了使自己不去想这些事，除溜旱冰外，我又参加了另一项娱乐活动。我开始去布鲁克林的艾贝茨体育场观看“逃避兵役者”棒球队的比赛（当时这些运动员被称为“游手好闲者”）。为了使自己能完全融入那里的气氛，我全神贯注地坐在露天看台上，四周全是赤膊露臂的球迷。他们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欢呼雀跃，一会儿又嘘声大作；他们经历着从希望到绝望，然后又从绝望转回希望这样的大悲大喜——似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都取决于每一次击球的结果。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狂热行为很傻、很令人反感，相反我让自己融入到这种幼稚的闹剧中以使自己疲惫的心理得到休憩康复。我不能说在一次次比赛失败后，我的行为与真正的“逃避兵役者”球迷一样；但在艾贝茨体育场的露天看台上度过的那六七个下午使我这一生都成为这些“游手好闲者”的球迷。当我搬家到洛杉矶时，他们好像跟着我似的把赛场也搬到了洛杉矶。这一下“游手好闲者”变成了“天使”。当我在欧洲定居下来以后，我还是他们忠实的球迷。今年，当库法克斯队取得1966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时，我为他们欢呼雀跃；当他们在世界杯赛中连输4次时，我同样为他们感到伤心难过。       
第十五章　我的剧作家生涯
　　在紧张的专职工作期间，我总能找到时间和精力写一出一幕三场的剧本。在这些剧本中，你可看出在两个不同阶段我的思想差异。  
　　一个奇特的因素促使我动笔写第一个剧本。1930年，当我在贝雷斯福德公寓里寻找旧报纸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只硬纸盒。我随手打开，发现了一个与我们结交多年的已婚艺术家写给我妻子的许多信。即使删去一些无疑非常露骨的勾引的话，有些信仍旧相当诱人犯罪。那时我和海兹尔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爱情不断衰退，最终我们相互疏远，在1927年秋天她撇开我独自去欧洲旅行这件事就是明显的证明。到1938年我们才好不容易离了婚。  
　　出于谨慎，我只保留了两封信，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谨慎是必要的。我没有告诉海兹尔我看过这些信。奇怪的是，尽管此后35年中我们有过各种接触，但直到今天，我仍未对她提起过这件事。但这件事给了我创作灵感，不久我就开始积极地写戏了。（心理分析家会不会把这称之为经历创伤后的一次升华作用？）  
　　因为剧本中以一对夫妻为主角，他们结婚已有20周年，所以我给该剧起名为《瓷婚纪念》。男女主人公是很出色的一对（又一次升华作用）。丈夫是个卓有建树的律师，妻子热心于多种工作，是个美丽的女人。后来出现了一个法国艺术家，多年前女主人公曾与之相爱过。女主人公解释说，她的丈夫太任性、太讲逻辑性，不肯对她敞开心怀（这里有一点点自我剖析）  
　　。但随着她与艺术家的爱情不断成熟，爱变成了友谊，浪漫史也结束了。然而，妻子保留了艺术家热情洋溢的来信；她把它们存放在邮局的私人信箱里。但无意中信到了她丈夫桌子上的文件夹里，剧本就由这件事发生后两天开始。丈夫是否发现并读过这些信成了一个大疑团。剧本中说他从未提起这件事，但妻子认为按其本性，他就是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剧本以在她心头的悬念仍未解决而结束——谜团留待观众去解开。当然，次要人物主要是18岁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对于后者律师在性方面给予了非常反传统的建议。我把其年轻的未婚夫描绘成理想化了的年轻时的作者。他会使用拉丁文双关语，背诵自己写的两首爱情诗。丈夫当然就是10年后的我，妻子则有海兹尔的许多性格和经历。我把打印好的草稿给海兹尔看，她还给我时说她很喜欢这出戏，对题材未加评论，也没有一种在我已发现她的秘密后吃惊或愧疚的表情。唉，这个女人啊！  
　　那时我们有一个叫西尔维亚·戈登的朋友，她是《戏剧杂志》（Theatre Magazine）的编辑，制作人约翰·戈登的妹妹。她很喜欢这个剧本，认为大卫·贝拉斯科可能会上演该剧。我就把剧本寄给了大卫·贝拉斯科，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他的戏院面谈。可惜我对那次会面记得不多。《蝴蝶夫人》的作者穿着有名的半教士服装；我确信他是彬彬有礼地与我交谈的。当然他拒绝上演这出戏。  
　　以后仅有一家有名的戏剧代理人公司——杨和鲁布萨曼公司接受了该剧本。不过，还有一次差点成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年征集美国剧本创作新人的作品，从中选取一部上演。我寄去了剧本，他们保留了很久，使我信心大增，但最终还是打了回票，并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决赛在《瓷婚纪念》与另一部作品之间举行，尽管我的作品很动人，但仍是排名第二。这句话多少是一种慰藉。  
　　不过我的脑海里还有其他想法和其他要写的剧本。一个单幕轻歌舞剧的情节刚具雏形，我就几乎把人物对白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剧本名为《清算的一天》。剧情发生在一家理发店里。许多年前，一个无赖朋友勾引过理发师的妻子，并拿走了他俩的积蓄。而现在一个有着浓密络腮胡子的顾客走进店里，让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剃干净。不久，理发师发觉椅子上的人就是那个罪魁祸首。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剧本以这个恶棍在剃刀的威胁下惊吓死去而告终。  
　　我把这部小作品和《瓷婚纪念》一起给海兹尔的老朋友哈里·戴尔夫看。哈里·戴尔夫和他妹妹朱丽叶在轻歌舞剧表演上有些名气。哈里擅长舞蹈，朱丽叶则擅长模仿和独角戏。但哈里也是个剧作家，因写过一部相当成功的《上层家族》而著称。当他把剧本草稿还给我时，他说剧本写得很好，但情节却与《国王的理发师》雷同（该剧主角是拿破仑）。他还说轻歌舞剧已经衰落，事实上任何新创作的轻歌舞剧本都没市场了，那就是《清算的一天》的结局——存放到我的档案箱里去了。  
　　在那以后不久，哈里·戴尔夫建议我们一起合作。他有个很棒的三幕喜剧的构思，因为对我写对白的才能印象深刻，他想和我合作来轰动票房。不过他有一点小麻烦，这个麻烦事实上将对我有利。哈里患了伯格病（医学上有个令人畏惧的名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机能，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表演生涯。但他有预见，买了大量保险单来保护自己，使他现在凭“伤残条款”，每月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如果他一旦能自立，这笔收入就停止发放，而保险公司正一直密切关注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让人知道参与创作一部新剧本对他不利，因此合作的成果上只能署我一个人的名字。不过，我们将平分未来所能获得的巨大利润，其中电影版权带来的利润可能占很大一部分。  
　　这一切听起来对我很有利，所以我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回想起来，这事不值得称道，因为我协助受益人利用（“欺骗”可能是更确切的词）某些保险公司。因为我一向自诩在经济问题上比较清白，这次犯规让我懊悔不已。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以一种较聪明的方式欺骗保险公司，难道就不算是犯罪吗？而现在对我来说，更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年来我的主要收入来自保险行业的股份所得。  
　　哈里·戴尔夫给剧本起名《似是而非》，是写一个很有名的社论作家的故事，显然是以当时赫斯特（Hearst）报系影响力巨大的社论作者阿瑟·布里斯班为原形塑造的。男主人公有个美丽轻浮的金发情人，这个傻乎乎的美女惯于对时事作坦率评论，给编辑写专栏时带来许多灵感。当然剧本中还有其他角色，其中有一个迷人的男青年，是金发美女真心喜欢的。编辑的妻子意识到这个年轻女人对其丈夫的快乐和事业影响很大，所以毫不计较，事实上还努力修补两个年轻人相爱给自己丈夫带来的巨大伤害。  
　　我是在1933年夏天动手写剧本的，因为我还记得每周一次要去哈里·戴尔夫的海滨寓所长谈。最终定稿要以哈里满意为准。他负责让演员排练上演，上演的次数并不多，但聊胜于无。在长岛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洛克斯特山谷里，有家在红谷仓戏院表演的非专业剧团同意试演一两个星期，而我们可获得微薄的剧本上演费。事实上首场演出是在1934年6月，几乎与《证券分析》一书首次亮相同步。洛克斯特山谷离我家很远，我还是去看了两场演出，我不记得演出是否受欢迎，我感觉当时人们认为这次演出“颇为成功”。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和第一部剧本上演几乎同步进行，这给了我巨大的接近于虚荣的满足感。利益分享给我带来的丰厚收入，更使我飘飘然，它预示着我个人财务困境的终结，也不必再为我的当事人担忧。另外，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作专业证人，这可是项报酬很高的副业。当时我正是40岁——有个法国作家称之为“老年青春期”。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堕入一段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知的浪漫情感，或许是戏剧气氛的感染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对我的性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哈里·戴尔夫积极地给我们的《似是而非》剧本找一个百老汇制作人。我们已同意给该剧重新取个名字叫《小蓬巴杜》，（我们设想蓬巴杜夫人在路易十五的法庭上的境况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著名编辑的密室里的情况有某种相似。）经过几个月的周旋，我们的代理找到一个乐于并且能够资助我们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的人。哈里觉得合同不是很完美，但他认为我应该接受，合同中按惯例包括预付作者未来的版税500美元。  
　　事实上我们本来预料会达成一个更好的合同。未来制作人名叫欧文·斯坦曼，是帕利塞兹乐园的大股东之一。（该乐园位于哈得逊河畔，是个综合性的游乐场。）他能干老练，在娱乐业成功地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是他第一次投资于正统戏剧，并且不完全是为了商业上的利润，而是为了取悦女士。这里的女士是指他已与之订婚并将要迎娶的年轻小姐雪莉·米勒。雪莉·米勒出生于一个良好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华尔街经纪人。自孩童时代起她就一直喜欢表演。她在戏剧学校内的演出中扮演过几个重要角色，现在确信自己可以开始职业演员的生涯，但她又不愿像其他人那样从头开始，她想立刻成名。  
　　雪莉在洛克斯特看过该剧，她当场认为女主角一角是为她度身定做的。她后来向我吐露，说服她那头脑僵化的未婚夫资助该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她威胁说，如果他不同意投资，她就解除婚约，最终她赢了。因此我们和斯坦曼之间的合同的主要条款是让一个无名的新手雪莉扮演主角。回头想想就很容易明白，演出几乎注定要失败。但当时我们太急于要让人制作该剧了，连老练的哈里·戴尔夫也充分相信我们很可能会成功。  
　　我去代理人的办公室签了合同。斯坦曼很自然地问起我的个人情况。我告诉他，我在从事金融业。很快我们热烈地讨论起股市前景和他的某些投资的优势。代理人吃惊地评论说，剧作家和资助者之间的这种谈话，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展示了自己的金融知识，结果反而对我不利。斯坦曼准备投资1．5万美元制作费（比起今天的制作费是多么微不足道），还剩2500美元未筹集到。谈话的结果是他劝我拿出2500美元，相应地，他出1．25万美元。他是为了赢得女朋友的芳心不得不冒险投资的，但是我为什么拿钱去冒险呢？我想这是因为剧本是我的宝贝，正如雪莉是斯坦曼的心上人一样，或许我像他一样有其他足够的理由不按商业常理办事。  
　　无论如何，合同签了，钱也拿出来了，我们准备打道回府。有人帮我们找到了一家名叫“金内科特和沃纳”的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由两个年轻人担任独立制作人，刚刚创立。漂亮的高个青年金内科特出钱，戴着眼镜、秃头的矮个青年沃纳富有经验（好几年里当过几个不同制作人的助理），他们共同创办了这个公司。他们似乎制作上演过一部戏，但那部戏很快夭折了，不过像往常一样，他们对此有充分的理由。  
　　尽管这件事的开头使人对前景不太乐观，不过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导演。这个导演就是克拉伦斯·德温特。德温特是一个在戏剧界很有名望的英国人，从现在每年为百老汇最佳导演所设的克拉伦斯·德温特奖这一事实就可见一斑。他当时肯定是急需找份工作才和我们一起冒险的。不过他工作认真，与制作人一起选择演员阵容，当然雪莉·米勒是个例外。我所记得的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看上去也很能干。（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表演水平的评判能力，和其他无数事情一样，从来没有提高过。）  
　　该制作公司的活跃人物沃纳宣布说，他预定了49街的范德比尔特戏院作为演出场地。他认为尽管租用其他戏院费用可以少一些，但范德比尔特戏院名气大，并以多次演出成功而著称。  
　　上演前需要6周左右的排练，这对我来说是一段极其有意思和让人兴奋的日子。工作之余我频频观看排练。有时他们在内容改动上也征询我的意见。看着演员逐渐记住台词，导演德温特阐述动作和表情上的变化，布景和服装准备就绪（或许这是整件事中最精彩的），以及最后进行彩排，这个过程真令人着迷！  
　　上演前不久，我们认为剧本的结局需要变动——最后一幕戏的大部分要重写。在与哈里就新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我准备第二天就把内容改好。办事总是很有效率的海兹尔冲了许多咖啡给我提神，我花了大半夜时间打字，新的改写本如期完成，并受到了好评。  
　　首场演出终于来临了，我记得在此之前的几天发生了两个小插曲：某个人——不知是舞台布置人员还是送信员，跑来祝贺我，并说整个百老汇都在传言《小蓬巴杜》肯定会大受欢迎。（不知他这么说是出于好心，还是因为他收了小费？）另一件事更有意思。年轻的制作助理把我拉到一边，几乎泪汪汪地说：“格雷厄姆先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真令人遗憾。”“为什么？”我傻乎乎地问。“你的这个戏的正式演出没有准备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个戏上演前，至少应该进行两个星期的试演，例如在纽黑文、亚特兰大城或随便什么地方先试演。”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希望制作人和斯坦曼先生清楚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已没钱试演了。年轻人绝望地挥挥手，就走了。当然，他说得完全正确。  
　　一个来自“戏剧节目公司”的人在范德比尔特戏院找到我，要我提供个人资料以便制作节目单。我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遗憾的是，节目单上只是清楚地说明我是个业余剧作家，而且我的剧本是第一次搬上舞台，我真正的工作是金融业。  
　　我们许多人穿上适合看演出的夜礼服，尽心尽力地去看了首场演出。演出看来较顺利，有一些笑声，但掌声不够热烈，最后落幕时有些人轻轻地叫道：“请作者出来！”（无疑叫声来自我的朋友或亲戚）但似乎没有人想留下来。我出去时听到两个穿着不太整洁的人在交谈。其中一个说：“竟然没有谢幕。”我的心一沉，知道他们是报纸评论员。  
　　按惯例，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要一起到我在艾尔多拉多的公寓参加一个首场演出聚会。聚会上准备了咖啡、蛋糕和香槟，有人建议让联欢持续到清晨，这样可以买到第一份报纸，但其他人看起来很累，都想回家。他们知道报纸上会怎么说，评论可能要多差有多差。有篇评论指出，这是一个把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与百老汇戏剧形式糅合起来的含糊不清的作品，然而也有一篇称赞的报道——很奇怪，这篇文章恰恰刊登在主编是阿瑟·布里斯班的《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上。  
　　简而言之，剧本制作惨败，戏上演了一周，观众稀少。斯坦曼本来打算实施各种计划来挽救，如发免费入场券使剧场客满，再加演一段时间，希望形势会扭转。他还建议我变动一下剧本内容，加些粗话，他认为这样会吸引观众。他还要我拿出一半资金支撑下去，我对他的主意没兴趣，谢绝了。一周结束时，这个戏从舞台演出安排表上撤下来，演员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舞台布景返销给设计者，获得了一点收入。因各种帐单要付，没有钱剩下来分给资助人。《小蓬巴杜》的演出完全失败了。  
　　戏真的这么糟吗？我是如何想的呢？当时我肯定认为它相当好，许多其他有关人员也这么认为。无疑，其中的内容有一部分挺不错，一些场景也可以，还有许多诙谐的台词。但是，30年后我再看该剧本时，已不敢妄下定论。可能这个戏按百老汇标准来说不够好，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我记得哈里·戴尔夫无奈地泄气地摇着头，伤心而不是生气地对我说：“本，你不该告诉他们你在华尔街工作，那句话太有害了。”此后一年左右时间里，哈里尽力想把这个剧本推荐给好莱坞，我想他拒绝了回报很少的交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他。总的来说，他是个很好的家伙，在这件事上做得不赖。（至少从中获得了250美元。他极其机灵，没有在这种冒风险的事业上投资过一分钱。）  
　　报上刊出剧评之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恶毒的评论的复印件，上面还乱涂着“哈，哈！”的字样。别的什么也没有。很明显我不是没有仇敌。但我也收到几份报上刊登的令人鼓舞的评论的复印件和一些明显没有读过其他评论的朋友的祝贺信。我对好朋友塔辛教授说，这次挫折使我十分灰心丧气。他感到我不该如此消沉：“本，你怎么能仅仅因为这个戏不成功就那么说呢？看看我，我用了一生的光阴演戏、写作、教书，我写了6个剧本，自己花钱出版。我最大的志向是使其中的一个剧本由专业演员上演，但这个抱负从未实现过。现在看看你，你写了第一个剧本（那不完全正确），已让人制作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在百老汇上演的。我说这是成功，而不是失败。”我确信亲爱的阿尔杰农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既是律师又是专业会计的好朋友索尔·拉维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他认为我是写一部与华尔街有关的剧本的理想人选，我的这个剧本名叫《愤怒的洪水》（剧名来源于《尤利西斯·凯撒》。我首先想把故事安排在经济大危机（如1928—1933年）发生前不久和发生时的数年时间里，但是我觉得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太极端，以致使剧中人物的性格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我把1918—1919年的投机和1920—1921年的熊市作为剧本背景。早些年在NH＆L工作时我曾相当仔细地观察过几个人，我把他们写入剧本中。男主角当然是我年轻时的化身，他靠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事情成功地渡过了大危机，但剧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最后以主人公向塔莉和梅尔波米尼的求婚失败而告终。  
　　那以后，我继续热中于戏剧，但不再作为参与者。1936年，老朋友阿赫·约翰逊主管下的“新社会研究院”开办了它的“流亡大学”，给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的杰出教授提供教学职位。大规模筹集资金的活动开始了。首先举办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盛大晚宴，客人的席位按职业或职务来指定。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坐在“戏剧界”一桌，我不但觉得有趣，更感到高兴，因为该桌上的其他人有乔治·格什温、埃德伍德·G·鲁宾逊、萨姆·贾菲。不用说，实际上我默不作声，仅仅洗耳恭听。起初话题围绕《波杰和贝斯》展开，然后谈论到排演。格什温谈到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鲁宾逊则谈及他的艺术收藏品将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忘了萨姆·贾菲说些什么，但记得我为他在《李尔王》中的表演向他表示祝贺，这部戏我在社会研究院的剧场里看过。  
　　可惜，乔治·格什温不久在他的艺术鼎盛期去世了。许多年后，别人在东京帝国饭店把我介绍给鲁宾逊时，我说特别高兴再见到他。因为许多人把我误认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次我在第5大街的红十字总部献血。有关埃德伍德用化名出现在那里的传闻不胫而走，许多护士跑进来看我。）我将永远记住埃德伍德对我的话的反应，因为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格雷厄姆先生，如果我的外貌像你，我就可扮演有魅力的角色了。”后来的岁月里，在贝弗里希尔斯我们成了朋友，我对萨姆·贾菲也熟悉了，因为他是我的密友和支持者艾尔文·卡恩的表亲。  
　　除了沃纳，后来我和戏剧界的熟人几乎没什么来往。沃纳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的收入一直刚够糊口，但现在找到一份给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制作人当助理的差事，问我能不能借钱给他去加利福尼亚。我把钱借给了他，数周后收到一封来自好莱坞的感谢信，信中说一切顺利，此后就杳无音讯，像常见的情况一样。  
　　和戏剧有关的人10个中有9个是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的！基本上，可雇佣的人总是肯定远远多于要雇佣的人。演出旺季时，许多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上演，总是有许多演员、经理、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来应征。但对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说，演出淡季时怎么办？在戏剧业中永久职位少得可怜，今后一年能不能拿到固定收入，几乎谁都心中没有数。  
　　在《等待戈多》这部戏中，有一段简短的舞台旁白，其中的涵义发人深思。其中一个角色被描绘成又高又瘦，几乎到了枯槁的程度。贝克特①坚信，他所塑造的这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外表的角色，无论戏在何时何地上演，都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好演员。但是那么一个难看的演员在他一生中又能找到其他多少角色来演？肯定有许多男女演员愿意满足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要求，但那么罕见类型的人如何才能在戏剧界找到固定工作呢？在巴黎，我看到一位小个子演员在《放荡的夫人》一剧中成功地扮演了拿破仑一角。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心应手，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观众。但这个身材矮小、胃口很大的泰斯庇斯②的追随者，在不扮演拿破仑时，又能找到什么角色来演呢？  
　　①贝克特（Beckett，1906-）：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等待戈多》为其代表作。——译者  
　　②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悲剧的创始人。——译者       
第十六章　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话（当然得假设将来会有百世），我希望他们会将我当作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说起这个计划，我还得从一个逃学者讲起。1912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马齐博士门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仅仅持续了4个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弃了经济学及其他所有课程，到美国捷运公司上了日班。当我于次年2月份返回学校时，我已无法再将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表，于是几乎未经丝毫犹豫就放弃了它。虽然我在这门“乏味的学科”中缺乏训练，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最终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领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权威，事实上我还是“经济学”的权威，如果从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上去考虑的话。我用自己学习金融的同样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及实践——掌握了我现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  
　　在大多数关于货币理论的标准性著作中，你都可发现我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创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未忘记它。伟大的凯恩斯勋爵①还就我的新观点写了篇文章。（应该承认，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写给我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也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货币（简称为CRC）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的脑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裕中的贫困”现象也许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现了。那时与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产普遍过剩。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经济由此陷入各种金融困境，由此又导致失业增加及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我刚开始研究这次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普遍性灾难的时候，我就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肥沃的土地、制造的能力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得天独厚地丰富的国家，人们竟然无力购买自己的产品，忍受着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家里却四壁空空的痛苦，这在逻辑上是荒谬可笑的。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异常问题的出路，我首先考虑到了那些黄金生产者的处境。当其他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他们却总能从中解脱出来。无论产量多或少，他们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证价格立即卖出黄金，甚至还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因为工资及他们所需物品的价格下降了，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实行某种计划以使物价能大体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但这些计划都未能获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最有名的要数欧文·费希尔①的“补偿美元”计划，他在计划中建议纸币的含金量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而我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一个与他十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组（或称为“市场一揽子”）基本原材料作为货币本位，取代原本由黄金承担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商品组合（组合内的各种商品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关系）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总能将它们上交财政部以换回固定数量的纸币，而纸币的所有者则可用纸币买回相应数量的各种商品。  
　　①凯恩斯（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1942年受封为蒂尔顿男爵。代表著作有《印度货币和财政》、《货币论》两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译者  
　　①欧文·费希尔（Irving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力图使经济成为精确的科学。著作有：《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利率》、《经济学基本原理》、《指数的制定》、《货币的幻想》、《利息论》、《通货膨胀》等。--译者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黄金生产者才能享受那些经济利益？普通的生活用品就不如黄金重要，不如黄金有价值吗？生产日用品的厂商就不能获得同样的利益吗？  
　　我个人认为，商品本位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通过以商品确定纸币的价值，并在纸币与以它定价的商品之间建立双向的可兑换性，从而尽可能直接解决稳定价格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将建立起一座沟通商品世界与货币世界的桥梁——允许暂不需要消费的商品换成或当成是货币，反过来，必要时货币也能转换成商品进入消费。这种主张让人联想起《圣经》里著名的“七丰年七灾年”的故事，也让人联想起约瑟夫的明智之举：积蓄盈余以备将来之需。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方法并未试图使每种商品的价格都保持稳定——就像过去所实施过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谓“价格固定计划”一样。我的计划允许每种商品的价格按其供求状况有所浮动，而同时又要维持商品组合整体价格的稳定性（至少要将它的浮动限制在较窄的幅度内）。  
　　要将这一在理论上很吸引人的计划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困难。服装制造商及其他无数商人是否能够以固定价格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卖给美国财政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质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颖，价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东西是否已经过时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钱买下这些东西，政府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  
　　如果我们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这一限定的领域，那么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繁荣使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1920年之间大大上涨，但是在1922年又发生了暴跌。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职责限于为几种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无限需求，情况又会怎样呢？由于这些原材料通常构成了实物经济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能像保证黄金地位那样确保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经济萧条再次发生时的有害影响。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于其他商品，将前者的价格稳定住了或许就能很好地稳定住消费品的价格。少数几种主要原材料（一般说来不会超过30种）占全部初级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稳定了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也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稳定基本原材料价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为1蒲式耳小麦，为1磅黄铜，同时又为1磅咖啡定个不变的价格，直至给30种商品都分别定个不变的价格呢？这样做显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商品间的比价）总是波动很大，这是由各个供求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如果是的话，对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对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化，因此它们往往是长期性或准长期性的。过去人们为了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对食糖价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例子，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非常不成功。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所谓的“为维持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提供补贴的计划”。他们喜欢引用一个古老的例子——早在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①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试图固定物价，但最终失败了——由此证明固定物价是行不通的。  
　　对于试图稳定多种商品各自价格这一计划的内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决物价稳定问题的出路在于：固定住一组重要商品（或叫“市场一揽子”）的整体价格，只让它在有限的窄幅内浮动，而同时允许篮内的几种商品按自己的相对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有所浮动。换句话说，我建议对一组经过精心挑选、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商品组合赋予与黄金同样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以货币交换生产者的基本商品这一形式进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储备为后盾的。  
　　从对消费者处境的思考也使我得出相似的结论。我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带来了更多的产品，而公众却缺乏购买力来吸收这些商品。我对J·A·霍布森②的经典名著《失业经济学》感触颇深，该书对由于购买力不足而产生的影响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这与我的思想有些不谋而合。（霍布森的著作无疑是J·M·凯恩斯革命性思想的重要先驱。）  
　　在1921年至1922年的大衰退中，我就产生了这一想法，但当时我并未为此做些什么，而只是与我舅舅莫里斯·杰拉德谈了谈，他认为这是个好建议。《星期日纽约时报》（The Sunday 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报道既使我鼓舞又使我吃惊：托马斯·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居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建议以仓库里的原材料储备为后盾发行新货币，并用新货币对农民及其他生产者进行补偿。但是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在细节上是不同的，而且不太成熟。我的计划比较简单易行，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爱迪生的计划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①迪奥克莱蒂安皇帝（Diocletian约243-316）：又译戴克里先，古罗马皇帝（284-305在位）。在位期间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曾颁布《物价敕令》。--译者  
　　②JA霍布森（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改良主义者和作家。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工业体系》、《工作和财富》、《失业经济学》等。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后由凯恩斯加以发展。--译者  
　　在随后的持续繁荣年代里，我把这个计划也搁在一边，因为我在华尔街赚钱已忙得不可开交。（顺便说一下，还因为这几年的物价水平异乎寻常地稳定。）  
　　直至10年后我才把这个计划公开出版。当时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21—1922年间发生过的一切矛盾冲突又再次出现了，而且程度要深刻得多。大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各种思想活跃，学说纷呈，其标志是成立了无数的研讨组织，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拯救计划以及发起了旨在使经济推行激进变革的各种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非常激进的政权交接思潮，即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政治思潮”（Technocracy）①；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厄普顿·辛克莱②提出的“靴襻计划”（即EPIC计划）；第三个是著名的“汤森③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在当时来说称得上革命性的建议：给年逾60的老人每月发放60美元的养老金。  
　　①1932年美国所提倡的一种学说，主张在工艺时代一切经济资源、社会制度应由科学家与工程师管理。--译者  
　　②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屠场》、《世界的终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他以“结束加利相尼亚的贫困”为口号，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译者  
　　在纽约市南部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团体，它在该院杰出的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主持下定期举行会议。我立即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的团体。我们的目的是相互切磋如何改进“事情的可悲状态”——这是从《鲁拜集》里摘录下来的一句短语，我们用它来指代当时混乱的经济现状。在193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油印本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计划。事实上我提出了设想的4种不同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我那时提出的原形与它最终的形式已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加上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与计算公式。第二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第三个计划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建议他们每年运来4000万瓶葡萄酒（包括香槟酒），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公民都可得到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免费礼物。酒的分配可用抽签、年龄大小或其他公平的方法进行。这个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坏，它给本来极其抽象的两国金融关系带来了活生生的愉悦，同时又以务实而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借款问题。  
　　我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成员大胆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刊名就采用我们团体的漂亮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编辑认为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刊物的高级编辑是位名叫约瑟夫·米德的年轻人，关于他后来的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兼出版者是更年轻的小伙子，虽然那时他已是保守主义大本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成员，但对经济学的新观点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勇于接受新思想。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  
　　我们几乎一点没有料到比尔·马丁①会在几年之后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U．S．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主席，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我刚刚在1965年7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读到比尔·马丁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简短地谈到1965年股市与1927年股市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纽约交易所股票交易减少340亿美元。  
　　编辑米德与马丁要求我们的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写了篇题为《稳定的通货恢复》的文章，阐述了我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当时“通货恢复”成了个时髦词，它指的是从通货紧缩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没有走向其反面，再引起通货膨胀。）这篇文章于1933年在《经济论坛》第二期上发表。这是我的商品本位货币制第一次正式向公众亮相。  
　　③汤森（Townsend，1867-1960）：美国医师，倡议建立老年养老金制度，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1935）。--译者  
　　①比尔·马丁是威廉·马丁的昵称。  
　　在我想出这一计划后的30年里，我出的点子既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刚开始时，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极度兴奋的时期。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大卫·波德尔律师已使他的同学、当选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并作为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得以认真研究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度非常激动。新总统就职演说里的某些东西使我觉得他赞成商品本位这个想法。很自然，我未免洋洋自得，有些飘飘然。我把自己看成美国经济也许甚至是世界经济德高望重的救星。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大约两年后，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的重要官员前来拜访我，他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麾下著名的统计学家和政策顾问。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支持农产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买进了数额巨大的各种农产品。比恩在我的计划中看到这样一个方法：直接以农产品为后盾发行货币从而为农产品融通资金，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又会刺激总体价格水平。他给了我不少鼓励，并提供了一些关于价格的有用资料，这些资料在我最后就这一问题写成专著时派上了用场。但是农业部并未对我的计划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很明显，华盛顿认为我的商品本位制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创新。当然它遭到了比恩的同事兼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的反对，因为他另有得意的经济方案要兜售。所以这一次又是毫无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成了一种惯例。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赞同过商品本位计划：或许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不适宜。但他时时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甚至还寄给我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在著作中引用它们。  
　　有一次，比恩带我到华盛顿与亨利·华莱士部长会晤。滑稽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一些很小的细节还历历在目。当我走上富丽堂皇的农业部大厦主楼梯时，看到一幅描绘各种各样田园活动及欢乐场面的壁画。在它下面刻有一句以“Felixsi”开头的拉丁文：“噢，欢乐的农夫啊，你只知道享受你的好运。”在右下角印刻者写了这句散文诗的出处：Virgile，Géorgiques。（法语，意为维吉尔的《田园风光》。）我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在美国政府大楼中会出现拉丁文题铭和法语人名。很明显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奉命制作这幅壁画，他也懒得操心用英语写出“维吉尔：《田园风光》”这几个字。华盛顿没有一个负责人注意到这种反常情况。这让人觉得这幢大厦的大门上似乎写着这样的名称：Département de l’Agriculture。（法语，意为“农业部”）。  
　　（一个相似的小插曲：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UCLA）图书馆的墙壁上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Haec studia adulescentiam alunt，sene22ctutem oblectant．”（意为“学习使我在年轻时充实自己，在年老时慰藉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感到震惊：他们竟把维吉尔当成这句名言的作者！如果连一所著名学府都不能区分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话，美国的文化已衰退到了何等程度？可怜的西塞罗，就在这篇名为《ProArchiaPoeta》的演讲（也就是该句话的出处）中，坚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追求死后的名誉，即便是那些写诸如《蔑视天国》之类的宗教文章的人也不忘写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自己是该文的作者。或许这个自负之极的演讲家现在能感到一些慰藉了，因为“维吉尔”三个字已从图书馆墙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已完全记不得我同亨利·华莱士那次短暂会晤时的情景了。但可以肯定那次见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想必是出于对我的安慰，比恩给了我一本欧文·费希尔的《稳定的货币》，那是费希尔作为礼物赠给华莱士的。这本书仍然在我的图书馆里。比恩后来成为预测竞选结果的著名专家，尔后又写了一本书，专门预测将来的股市波动状况。  
　　在1936年和1937年里，我写了一本书来阐述我对商品本位货币制的观点。1937年它以《储备与稳定》为题发表。在选择书名的时候，我想起了亨利·乔治那头韵体①的书名《进步与贫穷》。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储备与稳定》能与乔治的经典之作一样能在经济文丛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在这本书上花了不少精力。书中引用了不少其他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在附录里以一大串脚注的形式一一注明其出处。关于我所提议的以“商品单位”来表示价格变动，书里也提供了许多数学计算，这些计算是由我侄女完成的，她现在已是朱迪恩·普尔博士，一位血液学的权威。我首先请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替我出这本书，但他们婉言谢绝了。尽管麦克劳—希尔出版社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本书的未来销路，他们还是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无疑是出于对《证券分析》一书获得成功的敬意——但条件是我必须自己负责第一版（2000册）中卖不掉的那些书，以确保他们不蒙受经济损失。这当然是一个不太荣耀的协议，但我还是立即接受了，因为我急着想出版这本书。有多少作者，为了出版那些他们自认为是思想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不得不做着同样的事啊！  
　　当这本书即将完稿时，另一个可能让罗斯福总统接受我的建议的方法出现了。赫尔曼·巴鲁克与他的兄弟伯纳德谈起了我的计划，似乎引起了这位伟大金融家的一些共鸣。巴鲁克将我请到他家里，让我谈谈我的想法。在他邀请我的时候，《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校样刚刚完成。我们谈得很好。巴鲁克说他确信这就是大家翘首以待的经济出路。他愿意与我联名提出这个计划，并将它尽快呈交给罗斯福总统。我答应在第二天下午给他送去一部校样。我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罗斯福与巴鲁克之间关于“格雷厄姆计划”的讨论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还在等待呢，因为我从未直接得到过任何一点回音。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校样连同一张含糊其词的简短便条被送回来了。但后来赫尔曼·巴鲁克确实有些尴尬地对我作了答复：他的兄弟跟罗斯福谈过了，但是看起来罗斯福认为，他已向经济领域引进了那么多的新鲜事物，如果他再搞什么新花招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巴鲁克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由于我的计划既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也不能带来什么名望，所以伯纳德一句话也不说就放弃了这件事。我忍不住插上一句：“这正如他的为人。”  
　　①在英语中，相邻或邻近的几个字的字头发音相同叫头韵体，“储备”（Storage）与“稳定”（Stability）之间，以及“进步”（Progress）与“贫穷”（Poverty）之间都是头韵体。--译者  
　　我对《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期望都表达在我那时写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诗名叫《写在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的初次出版之时》。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日日夜夜，年年月月，  
　　乘着时间的翅膀，我的思绪百折不挠，  
　　反复琢磨，忘了一切……  
　　诗是这样结尾的：  
　　乘着羽翼，不幸的人儿直上云霄，  
　　他堕入伊卡罗斯海①而深深追悔，  
　　那追逐太阳的年轻人啊！  
　　也从天空一头栽落，而我——  
　　我将插上幸运的翅膀更高地翱翔，  
　　为人类去攫取新的普罗米修斯②神火。  
　　这样的比较确实有些矫揉造作；他们是以命运去打赌的，而命运的报复通常是一样的。每当我看到布鲁格海尔的讽刺画《伊卡罗斯之堕落》时，我就想起了我那首十四行诗。在这幅画的前部，你可以看到一个粗犷有力的农民正犁着地，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在画的远端画着一个很小的德狄勒斯的儿子③，他正孤立无援地堕入海中。  
　　研究院里许多经济学家赞成我的计划，他们说服我发起一场大众运动，使我的计划为公众所接受。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或者说需要一个负全面职责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他的名字叫诺曼·伦巴德。有些人断定那是个笔名，可能取自莫塔古·诺曼与伦巴德街这两个词，但我们这一位实际上一生下来就是用这好听的名字的。尽管我记得他与一名学校教师结了婚（这无疑对他是大有帮助的），但关于他是如何谋生的，我却一无所知。他在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中曾与费希尔有些交往，后来又组织了几次月度经济讨论会。我们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Stability），我任主席。听起来我们的会名是在模仿闻名遐迩的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他们之前取这个名字的；正如“百事可乐”其实要比“可口可乐”更早一样。我们寄出些文字资料及空白会员申请表，设法吸收了50多位经济学教授参加我们的委员会，其中有很多是名教授。尽管大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取得值得一谈的成果。我很快认识到一项新的经济建议是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财政支持的，除非它会对特殊团体立即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像关于老年人养老金的汤森计划那样；或者情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任何关于大规模解救计划的思想和口号都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像经济大萧条中采取的措施那样。从法律意义上说，经济稳定委员会而今依然存在，甚至在它的银行户头里大约还有1000美金，但实际上它已约有20年不活动了。  
　　①  
　　②伊卡罗斯（Icarus）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罗斯用蜡与羽毛做成的翅膀逃出克雷特岛，却因太靠近太阳而使翅膀融化堕海而死；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来火种，因而受到惩罚，被缚于高加索山上，他的肝脏每日受到神鹰啄食。--译者  
　　③指伊卡罗斯，因为其父是在克里特岛建造宫殿的希腊著名工匠德狄勒斯（Daedalus）。--译者  
　　整整一年里，每逢星期天，我都会翻开《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第一页，看看是否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称赞《储备与稳定》是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毕竟《纽约时报》对我的《证券分析》一书所作的评论是非常出色的，而这本新著比那本书重要得多了。但很显然《纽约时报》将我的书仅仅当作这一“令人乏味的科学”领域里的又一次寻常尝试。他们将这本书列入新书行列——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并没费心作任何评价。我非常失望；后来几本经济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几篇长短不等的文章（尽管它们发表时已很晚了），我总算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终于对我的著作发表了书评，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我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文章。书评的作者是另一位格雷厄姆——弗兰克·D·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对我的书深表赞赏，甚至可以说是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后来他成为我的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他在《社会目标与经济机构》一书中大声疾呼要实行商品本位货币制度。  
　　不用说，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但通过书评之后的交往，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并成为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之一。由于我们同姓，这给关注商品本位制的那些经济界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有些作者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直至上个月还有个坎布里奇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商品本位制的坚定拥护者）对我说他老是认为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是兄弟。在我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二本书中，我用脚注的形式表达了我对弗兰克·格雷厄姆所给予的支持的感激之情，并说道，我对经济界辨不清我俩名字这一混乱现象感到很高兴。由于弗兰克·格雷厄姆曾在加拿大当过古典文学教授，我引用了贺拉斯①的一句话，并作了些修改：“Ambos una manetlaus”实际上贺拉斯的原话是很悲观的：“Omnes una manetnox．”——即“黑夜在等待着我们”，我把它变成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荣誉在等待着我俩。”（我还加上了“我希望”这几个字。）在一封雅致的便信中，弗兰克·格雷厄姆对我寄给他的书及书中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并谦虚地写道：“La us（荣誉）只属于你一个人。”他赞成我的观点，又与我名字相仿，以至于后来带来了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提出这一思想的到底是哪一个格雷厄姆？  
　　我记得有一次受弗兰克的邀请，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关于商品本位货币的教师学术讨论会。那天晚上我穿着件借来的教师制服，坐在大厅的教师餐桌上就餐，进餐前还聆听了用拉丁文朗诵的祈祷诗。我忍不住产生了这样的感慨：在这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氛围的大学里，一群现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努力超越亚当·斯密的经济教条。当晚，我住在弗兰克家，认识了他那高雅谦和的妻子。  
　　弗兰克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那笔小投资是以他妻子的名义进行的。在他去世之后，他的遗孀让投资继续下去。几年后，她从欧洲寄来了一封令人动情的信，她说对我们非常感激，她全靠我们的投资基金，才能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并以她乐意的方式度过她的余生。  
　　在《储备与稳定》出版后的几年里，不少知名度不等的经济学家对我的建议发生兴趣并表示支持。我的一些好朋友坚持认为，该采取行动让商品本位制这一思想流行起来。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只有两条途径才能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第一，再发生一次全球性大危机，程度如1931—1932年那次一样，或者如1921—1922年那次也可以，只有这样，全世界的经济领导人才会接纳新思想，在一大堆可能途径中找出一种激进的新办法，以解决丰裕中的匮乏问题。第二种可能的途径是发生一场纯粹的货币危机——例如由于国际储备不足引发的危机。可以想像，在极端需要国际储备时，一些金融政策顾问就能理解商品本位制的总体优越性了。如果专业人士认为到了该采取一种更新、更完善的货币制度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可能被认为是同类思想中最出色的。而另一方面，我对通过宣传运动就能把我的具体想法兜售给普通大众这个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也不认为只要取得了大众支持——例如对汤森计划的支持——就会对那些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  
　　①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和讽刺家。他的《歌集》和《书札》对西方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译者       
尾声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63岁时的自述  
　　1957年5月  
　　本有许多忠诚的朋友，几乎没有冤家，但是也没有一个是亲密知己，由此可见本的性格特征之一斑。下面我们来研究他的内心世界以探索这个现象的原因吧。小时候，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难以对付、富于幻想，并且非常敏感。他小心翼翼从不伤害别人，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包括深爱着他的人在内，常常会若无其事地伤害他，甚至出于恶意。他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工作了，既勤奋又认真，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自己事，把淡泊禁欲作为神授的生活准则。  
　　十五六岁以后，本的性格完全形成了。从外貌看，他仪表堂堂，令人羡慕。他充满青春活力，具备了所有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美德：勤奋、稳健、值得信赖以及其他许多优点。他的“高贵者行为理应高尚”的看法更增强了他那善良的本性。这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能有聪明才智是件很幸运的事，同时他也渴望留给世人一个好印象。出于对自己智力的自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要体面地做好每一件事以获得成功。  
　　本对别人的批评反应极其敏感，使他性格形成了两个显著的、几乎可以说独有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为了避免任何指责和非难，他竭力把事情做得既体面又讨人喜欢。另一个特点是：他不愿意评判别人，甚至于逐渐变成绝不愿评论他人。对周围的人，他有一个理想的交往方式。他始终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极其耐心，避免和外界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如果会伤感情，哪怕是笼统的争论他都不参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杰明在任何领域本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和偏见。当交往中的繁文缛节只使他违心地行事时，他逐渐觉得有点厌烦。但这也仅仅是表面上有所改变，并没有影响他与周围环境的本质关系或反映出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已有什么变化。  
　　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并不像他早年所渴望和期盼的那样处理得很成功。比较而言他和女人的关系处理基本上欠妥。纵观他的生活，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吸引他的或是他所喜欢的女人。在他度过了早期一段清教徒式的生活后，他的性生活也不匮乏或单调。在他看来，自己和女人之间的麻烦仅仅是因为女人们怀疑他的优秀品质，特别是怀疑他的好脾气和才智。反过来，本对他身边的女人也产生了反感和非难的情绪。部分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会，部分可能出于他本人的想像，本认为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可理喻、颐指气使，对他的和善和耐心不领情，而且一意孤行地窥探他私人生活的禁地。  
　　直到晚年，本才遇到一位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气质高雅的女士，而这些优点在别的女人身上他从没看到过。在她面前，本觉得他能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须像对其他人那样处处提防。在这位女士的影响下，他平生第一次怀疑他是否应对外界持有防范戒备之心。自从大学毕业以来，为什么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不论男人或女人真正地在思想感情上与他打成一片呢？为什么他不曾有亲密的伙伴或真正的好朋友呢？  
　　本重新反省自己的性格。他发现自己不太会阿谀奉承。不过也看到了自己宽宏大量的姿态掩盖着自满、自私、势利及某种矫揉造作，看到了平静的外表掩盖着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本的第三任妻子曾说他很仁慈，但他算不上一位大丈夫。这句话的确一针见血。实际上，他缺乏真正的同情心，也不能真心地去分享别人的快乐和分担别人的悲伤。他对信念的执著，对艺术创作的激情，对有利于自我发展的事物的关注，以及对自身荣誉的追求，都完全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他抱着坦诚的谦逊冷静地对待表扬，但是这种谦逊本身就是他自豪的一种体现，并且与虚荣毫无区别。他的正直和诚实如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一样是“人们潜意识中的正直和诚实”，被他的自我优越感所掩盖。与兰多①一样，本不和任何人竞争，因为没有人值得他去竞争，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只把本人作为知己和精神依托。  
　　他的平易近人出于自然而然、持久不变，实质上是他的第二天性。他的第一天性是对别人敬而远之。本最终意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这一点。他觉得应当少一点优越感，多一些人情味。一位新结识的女士进入了他的生活，大大克服了他的缺陷。从60岁起，他又一次全面开始发展感情。他深信“爱不再是生活中的一种经历，而是生活中特有的体验”。他想起在大学二年级时写过的一首诗，诗中洋溢着第一次热恋的激情。现在，这种已逝的激情再一次涌现在他的眼前，并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激情  
　　三月的冰雪将小溪封锁囚禁，  
　　小溪静静恬睡，停止了它的银铃般的歌声。  
　　我的心中充满着激情，但无法放怀畅叙，  
　　笨拙的口舌啊，使我沉默不作声。  
　　看啊，冰雪融化在春的气息中，  
　　小溪重新响起悦耳的音乐声。  
　　爱的温暖啊，紧紧包围着我，  
　　我要放开歌喉，大声歌咏！  
　　本杰明·格雷厄姆80岁寿诞时的演说  
　　1974年4月11日  
　　最亲爱的玛洛、维克多哥哥和儿孙们，亲爱的来宾们，欢迎你们来到“拉乔勒”参加我的80寿辰庆典。首先，我要感谢女儿玛乔里安排了这次聚会，感谢我的哥哥维克多把我的部分诗作结集出版作为送给我的精美礼物，也感谢各位来宾为出版我的诗集而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在小时候认为马克·吐温身穿白色礼服，满头卷曲白发，仪表堂堂。有一次他同意只要不请他发言他就出席宴会。但当他在宴会上亮相时，在场的人们坚持要求他作演讲。马克·吐温盛情难却，最终他站起来，用悲伤而又缓慢的语调，作了如下发言：“亚历山大大帝已经作古，尤利乌斯·凯撒已作古，拿破仑已作古——而我也已感到自己行将老朽。”话毕，他就坐下了。  
　　①兰多（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散文家，代表作为多卷本散文著作《想象的对话》。——译者  
　　我也可以这样说“我已感觉到自己行将老朽”，并且我也将坐下。但在落座之前，首先我要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杰出的欧文（玛乔里的丈夫欧文·杰尼）在给他的岳父生日有点溢美的颂词中，提及我在几个月前写的一篇评论《尤利西斯》的小文章。《尤利西斯》这篇故事以及尤利西斯本人的性格在我的孩提时代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令人奇怪的是，尤利西斯的性格与我十分不同，但《奥德赛》一书却对我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尤利西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和掠夺者，而我的一生中，从不与任何人争斗，也从不掠夺。尤利西斯的行为诡计多端，说话闪烁其词，而我始终对自己的诚实坦率引以为豪。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尤利西斯深深地吸引着我，正像他深深地吸引着2500年以来不计其数的广大读者一样。  
　　不久前，我阅读了《奥德赛》，以我的业余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奥德赛》这个故事极其精彩，但其中的诗歌大部分是二流水平。如果在荷马史诗中，有一句可以引用的好诗，那么我可以在维吉尔诗作中相应地找出20句以上。荷马和维吉尔相比，我认为后者是一位更好的诗人。虽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但我仍坚持己见。（也许丁尼生①与我的观点一致，因为他曾把这位罗马诗人称为“人类思想凝聚成的万能方法的使用者”。）  
　　虽然尤利西斯曾是我喜爱的偶像，但继他之后，又有一位生动鲜明的人物深深地影响了我。很巧他与我同名。此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有着我所敬佩的各种品质：聪明、务实、创新、幽默、善良以及能宽容别人的过失。但在与女人相处方面，我有着与他相同的弱点（当然并不是我刻意模仿）。如果我的生活（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成功）能稍稍和他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我将十分欣慰。  
　　回顾我80年的经历，对比年轻时和年老时的世界观，我感触颇深。年轻时，我总是对自己的前途十分悲观，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挫折、灾难和失望。但是我对世界的未来却满怀信心。我深信，科学的发展将会大大地促进社会朝着和平方向发展，并且每个人都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8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了。我自己的事业卓有建树，生活美满，而世界却迅速地向着末路发展——正如在歇洛克·福尔摩斯①乘坐着双轮双座的出租马车绕着伦敦飞奔时人们常说的一样。按照今天普遍的想法和说法，坐在桌边的我的10个孙子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承担起治理世界的重任。对这些孩子来说，那是传奇般的2000年到来时你们要承担起的巨大社会责任。尽管我有点怀疑你们能否办到，但我仍祝愿你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功。  
　　现在，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谈最后一个话题，或许这个话题更加令人感兴趣。我要说，我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半的乐趣来自于精神世界，来自于美好的事物和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每个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可轻而易举地得到，无须付出代价。在此过程中，一个人只需要拥有初始时的兴趣以及稍加努力，就可以欣赏到在我们身边传播的精神财富。儿孙们，如果可能的话，激发你们的兴趣，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旦你们进入了这个领地——文化生活，就决不要放弃它。  
　　①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译者  
　　①福尔摩斯（Holmes）：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中的神探。——译者  
　　在为诗人阿基亚斯②进行辩护时，西塞罗作了一篇著名的诗文，高度颂扬了高尚的学习给人类所带来的益处。现在我为你们朗诵该文的部分片段，先读一句拉丁文，接着用英文翻译：  
　　Haec studia adulescentian alunt，senectutem oblectant…  
　　（学喜，滋润着年轻一代，抚慰着暮年老人；学习，使我们的前景光明，在逆境中给予我们保护和安慰；学习，使我们在家生活充实，在外行动自如。）  
　　Pernoctant nobiscum，peregrinantur，rusticantur．  
　　（学习陪伴我们度过了漫漫长夜，学习陪伴我们历经长途跋涉，学习陪伴我们踱步于田野乡村。）  
　　我常常想，这篇意味深长的颂词，同样也可以献给那些善良活泼的女士们，特别是献给生活在我身边并为我所熟知的那些女士：“我亲爱的妈妈，她辛勤地抚育了我的成长；我珍爱的玛洛，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的晚年生活。”“Pernoctant nobiscum”：经常是这些女士而不是学习陪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是她们陪伴我们历经长途跋涉，是她们陪伴我们散步于田野乡村。  
　　此时，我选择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最后一段作为我的结束语。这一段落在格雷厄姆家族中深受喜爱，常常反复吟诵：  
　　来吧，朋友，追求美好的生活永不嫌晚，  
　　为寻找新生活，行动起来吧，不要贪图安逸，  
　　去摧毁一切障碍。  
　　我的理想支撑着我，  
　　乘一叶小舟，迎着落日的余辉，  
　　沐浴着西方的星辰，前进，直至我生命终结。  
　　或许，我将被大海吞噬，  
　　或许，我将到达幸福的彼岸，  
　　瞻仰到伟大而又声名赫赫的阿基里斯，  
　　尽管要承受风雨，须坚持不懈，  
　　尽管在暮年我们不再强壮有力  
　　去撼动地球，撼动天堂，但我们始终  
　　跳动一颗不屈的心。  
　　岁月、命运使我们步履蹒跚，但坚定的信念  
　　依然激励我们去奋斗、去探索、去寻求，  
　　永不低头。  
　　②阿基亚斯（Archias，约公元前190—？）古希腊诗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