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卡洛夫优酷:我这一代东京人10-14

二○○四年秋天，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门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公司，替外资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那段时期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如Livedoor（网络金融业者，中译“活力门”）的堀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于网络等新兴产业。我们这一届已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六五年生，堀江则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岛长大，十八岁单枪匹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就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沦为败者。从前的江户儿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京人也是。
堀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族”是“赢组”中的“赢组”。
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店、披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大众消费胜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沦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作者：新井一二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新世代经济强人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二○○五年初，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两人均涉及违反证券交易法案件而前后被捕。不少人认为他们是出了风头挨打的鸟。大概是吧。不过，更年轻，属于所谓“七六世代”（乃一九七六年出生）的企业家也纷纷出来在六本木设办公室，开拓Web2.0时代的新市场。最近的同学会上，那个银行家向大家报告近况说，他已经以外资机构专业人士的资格，被拉拢到日本一家银行去了。坐在我旁边的同学小声说：“他现在跟我是同事了，年薪大概有我的一倍呢。”果然，人间万事好比塞翁失马；最终的胜负不要太早下定论。
我回国定居后，这些年一直住在东京西郊，离六本木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则远多了。反之，最近的我更被不久将要消灭的东西吸引，可以说是着迷于夕阳之美的。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有根深蒂固，很难甩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国家的陈列窗
银座的历史跟近代日本一样长。一八七○年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新首都东京，日本政府雇请爱尔兰出身的设计师Thomas James Walters建设了完全西方式的一条街：中间铺十五米宽的马路，两边则为各六米多的人行道。路旁更盖了左右各一排的两层楼砖头长房子，一层有连环拱廊，乃日本人从来没见过的乔治王朝新古典式建筑，据说模仿了伦敦Regent Street。人们把这条街叫做银座砖头街。作者：新井一二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砖头街的南端有全国第一条铁路的终点站新桥；从开放港口横滨坐火车来首都的西方人，下车以后看到的第一条街就是银座，而且这里离东京市内的外国人居留地筑地也很近。也就是说，银座犹如国家的陈列窗，政府非得修成国际水平不可。一八七二年，跟铁路开通同一年发生的大火灾把银座一带化为灰烬。政府没错过好机会，以建设耐火地区为借口，驱赶原居民而盖起了砖头街。然而，国家的体面和居民的感受是两回事。这里自十七世纪初，即是通往京都重要街道东海道的一部分：有小饭庄、点心铺、荞麦面馆等为旅客服务，也有各行匠人生活着。忽然改建成不符合日本潮湿气候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洋楼，怎么了得？
东京前身江户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六○三年（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末年），当时统治全日本的德川家康将军在此地开幕府。虽然之前也有人在这里盖过小城堡，但是发展为大城市是德川时代的事情。政权基础一稳定，德川将军马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江户城盖在武藏野台地的尖端，东南边面向太平洋江户湾（现东京湾）；下面沼泽中，本来叫做前岛的一带填拓起来，划为工商界平民生活的地区“下町”。海里造出来的陆地，如意大利威尼斯一般，四通八达的运河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银座西边有城壕，东南北三边则有运河，是个去哪儿都要过桥的小岛。城池大手门外的日本桥定为全国街道的基准点。当时从江户通往各地的大街道共有五条；其中通往京都（天皇居住地）的东海道为最重要。离开日本桥后一公里多，过了第一座京桥后进入的地段，一六一二年开设了银币铸造所，就是银座这地名的起源。
两百多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在江户湾忽而出现的美国“黑船”导致德川政权崩溃；经明治维新，天皇从京都搬过来，江户城翻身为国家新首都东京了。 有文化气味的商业区

日本人常把王府井比作“北京的银座”，意思是全城最繁荣有气派的地段。过去一百多年，不仅在全东京，而且在全日本，银座一贯是最有地位的繁华区。后来兴起的新闹区如六本木、新宿、涩谷、原宿、台场，从来没凌驾过她头上。全国最昂贵的黄金地段几乎每年都是银座四丁目十字路口。日本人对银座的憧憬程度好厉害；曾在全国各地出现过借用银座这地名的商业区多达几百个（我小时候常被母亲带去买东西的地方就叫做“东中野银座”）。
银座位于日本皇宫东南方，乃南北大约一千一百米的银座大街（中央通）为轴，东西宽度大约六百米的一个地区。这里是日本近代商业的发祥地，老板们重视信用，主动提供第一流商品和第一流服务的结果，全国最好喝的啤酒和全国最好穿的鞋子都能在这儿找到。作者：新井一二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形容银座的修饰语，最常听到的是“大人的”和“高级的”；她不曾卖俏给年轻时髦分子。
不仅如此，银座的文化气氛又特别浓厚。曾有一度，银座中心四丁目的十字路口四个角落全有报馆；东京第一家咖啡馆则由著名文人画家出钱开在这儿；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文坛，具体的所在地就是银座后街的几家酒吧。现在，画廊仍林立于小巷里；影片公司的试映会多在这里举行；音乐大学生专程来找古典乐谱；穿着丝绸和服的年轻太太们结伴来看歌舞伎；商店老板们办的小杂志《银座百点》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编辑水平超过商业刊物，向田邦子等名作家辈出。银座够大够小恰到好处，相当集中而不扩散，马路犹如棋盘格子，门牌编得很好懂，北端是一丁目南端是八丁目，所以特适合于溜达溜达的。这在“狂人做的拼凑手工般”（某西方人语）的东京特别难得。若要从头到尾走银座大街，也用不上半个钟头；银座是不劳累你的。最初是东京湾内独立小岛的缘故，至今南北两边各有一座桥（新桥和京桥），以致保持截然分开于邻近地区的独特气氛。银座真有点岛屿的感觉，或者说像在东京这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发亮的一颗珍珠。 木村屋和资生堂
在银座砖头街上领先降临的西方文化，逐渐开始影响到广大东京市民的生活了。日本人在衣食住各方面的西方化，几乎全从银座开始的。
如今在东亚各地受欢迎的日式面包，就是这时代从砖头街普及的。木村屋面包店一八六九年创业，是银座历史最长的商店之一。从西方传来的面包跟东方传统的点心相结合而成的豆沙面包，特别符合日本人的口味。上面加了腌樱花的“樱馅包”则献给皇家。后来也推销果酱包等不同种类的新商品，奠定了日式面包将发展的基本方向。木村屋的豆沙包至今在四丁目和光隔壁的门市部非常畅销；有红豆沙、白豆（菜豆）沙、绿豆（豌豆）沙、栗子包等，在这儿都是刚出炉，热腾腾的，像小娃娃的面颊般胖嘟嘟，既好看又好吃，而且价钱很便宜。黄金地段跟平民化面包的搭配非常有趣，也可以说，很有银座特色。作者：新井一二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化妆品闻名世界的资生堂，其起源则是一八八七年在银座创业的日本第一家西式药房。一九○二年，效法美国的drug store而附设的苏打水供应器（soda fountain）轰动一时，好多人特地来喝苏打水，也尝尝当时全东京只有银座两家店出售的冰淇淋。后来，资生堂一方面逐渐扩大化妆品生意，另一方面继续在银座大街上经营食肆。
资生堂Parlor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为东京最高级的西餐厅之一。设有楼厅的宫廷般华丽建筑内，由交响乐团现场演奏背景音乐，在白桌布上用银制盘碟供应烤牛肉三明治、茄酱鸡肉饭等老派西式料理，即使价钱比一般饭堂贵十倍也很多人要排队去吃。时代小说家池波正太郎终年没忘记十多岁当股票行徒弟时，在资生堂餐厅尝到的美味，直到晚年都在散文里重复地讲到：“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资生堂Parlor至今仍在八丁目抢眼的红色大楼上层营业中，仍保持着非常高级的姿态。消费标准还比其他餐厅贵出两倍。虽然没有了交响乐团；盘碟刀叉还是银制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曾为资生堂的宣传杂志《花椿》撰过稿；每次跟总编辑见面都在那里。即使拣家里最好的衣服穿去，都觉得自己是个贫民女孩，因为周围环境实在绚烂华丽透了。大正摩登时代
今天，银座的一个面貌是高级酒吧集中的地区。当初模仿巴黎咖啡馆的日本café，逐渐开始以美女来吸引顾客了。跟前述两家同年，由西餐厅精养轩在四丁目十字路口东南角开办的Café Lion格调很高，连当年的政府部长都来吃饭，尤其美味冰淇淋非常出名。不过，同样出名的是这家店的女伙计（当时叫做“女boy”）全在和服上边系着西式白色裙子伺候顾客；可以说是不同于传统艺伎的日式吧女之起源。
第二年，日本进入了短暂的大正天皇施政时期。前后只有十五年的大正时代，都市文化盛开，各种艺术运动活泼，政治上又是自由风气弥漫的浪漫年代，“大正摩登”、“大正德谟克拉西”等词儿，形容当年的社会气氛。位于银座西边的日比谷、有乐町地区，开了帝国剧场、有乐座等近代式剧场，每晚举行西方话剧的演出；东边则有传统戏剧的核心歌舞伎座。看戏前后在银座Café约朋友聊天，成了新时代的流行风俗。
一九○三年出生的女作家森茉莉，在一篇叫做“Café Printemps”的文章里讲述过小时候被父亲森鸥外带到帝国剧场去看自由剧场演出的回忆。那晚的节目是易卜生作品《John Gabriel Borkman》；脚本是小山内熏托森鸥外翻译，由市川左团次饰演主角。鸥外是曾留学德国的高级军医兼作家，当晚披上欧式黑色斗篷，给小女儿则戴上了白色帽子光临剧场。闭幕以后，大家都去Café Printemps坐一坐；小茉莉也一同去，平生第一次喝了热咖啡。她写道：“当年的银座夜晚很黑暗；从家家商店漏出来的灯光则是黄金色；微妙但几乎可以说是俨然的西欧文明香气，确实飘在商店里、人们的服装里、不知谁藏在口袋里的外国烟草烟斗里。那时代跟后来不同，是只有神经锐敏而理解西洋的人吃西方的东西，戴上舶来物品的。”作者：新井一二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最初作为国家陈列窗诞生的银座砖头街，多年来一点一点被东京人接受的结果，终于演变成具有日本特色的西式繁华区了。多数顾客跟森鸥外父女一样属于社会高层；往往是明治维新以后搬来东京的第一代。他们住在旧市区西北边台地上的“山手”地区（原武士居住地）；先坐人力车，后来搭电车（一九○三年开通）、公共汽车（一九一九年开通）来银座玩。来银座等于接触西方文化；他们引以为荣，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然而，好事多磨；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日本房子以木造为主，一旦发生火灾就难免无限延烧。即使是耐火建筑银座砖头街都禁不起烧掉了半个东京的大火灾。年表上说“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全银座消失”。当时念小学的池田弥三郎，跟家人佣人等共六十名一起逃生，竟逃了两天三夜才抵达了安全的地方。他后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美军空袭带来的破坏，都比不上地震火灾造成的损害。”据统计，关东大地震的牺牲者总共达九万九千三百三十一人，受伤者有十万三千七百三十三人，失踪者则有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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