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刚最美少林武生:若学者“独立”于百姓利益之外，则比统治者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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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消息说，独立学者刘植荣一年前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世界工资对比”上时，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那里面竟还隐藏着如此多的、人们没看到的东西。随着在网上不断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刘植荣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得出的数据和结论被多家权威机构引用。几乎是一夜之间，刘植荣成了“网络名人”，与他姓名相关网页已达3万多页。在一片赞誉声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刘植荣的研究突然转向，近期他发布的《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个馊主意》在网上再度引发热议。北京晨报说，独立学者刘植荣认为，只有多数人交税，税基才可能大，分到每个人头上的钱才会更多，也就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2010年“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把个税起征点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到5000元甚至更高，理由是要制造“中产阶级”，要刺激消费，要增进分配公平，认为“提升个人征税起点，减少纳税更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但刘植荣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提案是个劣质提案，提案人要么对经济一窍不通，要么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要么两者兼备。他对“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这一“违反经济规律的谬论”进行了所谓“有力的驳斥”，从而“论证出”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对富人有利还是对穷人有利。

1．提高个税起征点不能制造“中产阶级”；他不认为中国有“中产阶级”，更不认为“中产阶级”可以造出来的。中国目前月薪2000元以上的劳动者还不到总人口的2%，显然不是“中产阶级”。中国特色是可以造出“中产阶级”，那就是公务员，只要悄悄地给公务员大幅涨工资，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个“中产阶级”。推算有3000万公务员队伍，那也仅占全国人口的2%，这也不能叫“中产阶级”。国外“中产阶级”概念，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

2．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利于增强公民意识；现在的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月，而收入超过2000元/月的还占不到总人口的2%。如果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可以推测，中国交纳个税的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1300万人交纳个税。若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甚至更高，是荒诞不经。

3．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把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月提高到5000元/月，受益的只是1300万富人，中国98%的人不会受益。经济学上有个丰收悖论，说的是农民的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益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因为粮食总供给增大，但总需求没有变化，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从而使农民的收益减少。在税收上，也有个悖论。全体纳税人纳税越多，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得到的福利越多”。而起征点越低，税基越大，越有利于调节分配不公，“因为国家可以拿更多的钱进行第二次分配”。

4．政府必须还税与民；政府必须还税与民，不能把税款都用在给公务员涨工资上，都用在吃喝上，都用在公费旅游上，都用在腐败上，都用在援助生活比我们还好的非洲国家上。政府必须增大福利投入，教育、医疗必须对所有国民免费，把全体国民置于同一养老保险系统内，对低收入家庭给予各种补贴，加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力度。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要想建社和谐社会，要想增加国民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就必须藏富与民，必须提供让人生活有尊严的各种福利。

5．提高个税起征点无助于刺激消费；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刺激消费。从理论上讲，减税就相当于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就相当于降低商品价格。但经济学上有个需求弹性规律，某些商品的需求增量受商品价格变化量影响不大，也就是说缺乏弹性。减税能扩大需求弹性大的商品的消费，但对1300万人的减税收益相对于13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来说，内需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一定能扩大内需，相反，“如果加大税基，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款用于第二次分配，提高福利”。

刘植荣上述5大理由，看不到“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是如何“违反经济规律”，也不见他如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更没说明为什么“个税起征点越高，对富人越有利，反之，对穷人越有利”。唯一的“道理”，还是假设性的，即“如果加大税基，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款用于第二次分配，提高福利”；是所谓“纳税是公民的义务”、“全体纳税人纳税越多，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得到的福利越多”。但是，这种假设，还被他自己在文章中予以否定了。事实上，即便现在个税起征点如此之低，税基庞大的情况下，政府也并没有“还税与民”，而是“把税款都用在给公务员涨工资上，都用在吃喝上，都用在公费旅游上，都用在腐败上，都用在援助生活比我们还好的非洲国家上”了。

在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公民，即便是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也知道税基越大，税收就会越多的道理。但确实有“很多人没意识到，税是要返还给每个公民的”；都知道“税基大了更有利于调节收入的差距，能更好地发挥‘二次分配’的作用”，但就是没有看到“税主要是以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公民，比如医疗补贴、教育、住房公积金等”。绝大多数公民面临的问题是，“二次分配”几乎全面地、大幅度地向权贵阶级倾斜；长期以来，医疗福利集中在公务员的头上，甚至80%的公费医疗都用在高官的身上。

刘植荣不仅无视这个现实，还夸夸其谈，说什么“在国际上，‘负征税’是比较通行的做法，每年各家庭如实申报收入，并先把税缴上，然后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中低收入阶层将多收的税退回，而对于收入特别低的还要给予补贴”。可他应该懂得，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老百姓呼吁23年，至今还是“条件不成熟”！在这种状况下，奢谈什么“每年各家庭如实申报收入”的国际上“负征税”，不仅幼稚得可以，简直就是愚蠢之极！

刘植荣阐述的所谓“宽税基的好处”在于：一，根据税收的代表权功能，让更多的人履行纳税义务，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意识和公民荣誉感，满足公民国家主人的心理；二，宽税基，可以使国家征收更多的税款，在第二次分配时更容易弥合第一次分配差距。然而，我们在官员财产都处于黑箱运作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刘植荣所谓的“建立在完善的统计基础”；在广大老百姓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实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所谓的“二次分配”，也就不可能倾斜到广大的老百姓身上。

刘植荣说，公民纳税便成了“纳税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政府就成了纳税人的佣人，纳税人在政府管理和监督中具有绝对权威，不能剥夺纳税人的代表权或投票权。“美国独立战争的口号就是“给代表权才纳税！”；税收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纳税意味着参政，纳税人有权参与国家管理，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影响政策的制订。在征收任何一种税前，国家必须考虑征谁的税？怎么征？征多少？征的税怎么使用？民主国家所有有关税的事项都由人民决定，经过人民的代表批准方可生效”。可是，他所描述的这种“纳税人”的权利，在中国的现实何在？他自己，又行使过多少次“代表权或投票权”？ “纳税人”又何曾对“征谁的税、怎么征、征多少、征的税怎么使用”进行过表决、监督？脱离了这些基本的权利，“纳税人”又如何能“成了国家的主人，政府就成了纳税人的佣人”？！

更为可笑的是，刘植荣说，“如果中国个税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中国的个税起征点该在哪里呢？个税起征点应该是最低收入的40%或人均GDP的17%。如果以最低收入作参照，那中国个税起征点应是6120×40%=2448元/年，即204元/月。如果以人均GDP作参照，那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应是24356×17%=4141元/年，即345元/月。中国目前的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月，或24000元/年，是最低收入的24000÷6120=392%，是人均GDP的24000÷24356=99%。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现行的个税起征点高出世界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5—9倍。”在这里，刘植荣仅仅在税收上强调“与国际接轨”。事实是，在民权上，至少是在民众福利上、在“二次分配”上，中国和国际却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有利于当权者、统治者的，都几乎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可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广大老百姓的，却永远是“中国特色”，就不存在“与国际接轨”之说。——这，就是中国一些当权者对于“中国特色”和“与国际接轨”的运用逻辑。可是，作为“独立学者”的刘植荣，恰恰在这里为这些统治者作了游说，看不到一点“独立”的色彩。

其实，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甚至更高，并不是为了制造“中产阶级”，也不是为了“刺激消费”，仅仅是为体现社会公平公正而已。既然中国99%的人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纳税权利，所以就用不着履行纳税义务；如果1%的人决定中国的大小事务，那么就让1%的人纳税好了。在公民没有真正拥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之前，谈什么纳税“塑造国民的公民意识”，“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力度”，都统统是屁话。而提高个税起征点，至少还是一种藏富于民的措施，让老百姓手里尽可能多留一点钱，而不至于都上缴给“国家”，然后供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挥霍无度。

事实证明，刘植荣的“研究成果”，“他得出的数据和结论被多家权威机构引用”，却仅仅被当权者采用了抑制民众利益的“中国特色”一面。比如他说，“中国的个税是有问题，但不是起征点的问题，而是纳税单位的问题，不应以个人纳税，而应以家庭为单位纳税”；但结果是，“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建言被当局束之高阁，而民众直接得益的提高个税起征点，却立即被叫停。

由此看出，若学者“独立”于百姓利益之外，则比统治者凶残；因为很多时候，统治者为了表面上的“和谐”，不得不尊重“民意”；如果有“独立”学者提出一种迎合当权者、颠倒民意的“研究成果”后，就会被当权者立即采纳。这些“独立”学者的凶残在于：当那些统治者正苦于没有借口杀向人民时，而“独立”学者就及时地递上一把“独立民意”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