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佳佳 情趣用品:叶楚华：即将迎来倒闭潮和滞涨

按：今日目见耳闻太多的负面消息，长三角，珠三角中小企业正在迎来倒闭潮，无论是媒体报道（广东服装厂大面积半停工 1元衣服再现 ）还是通过制造业的朋友了解，前景不容乐观，比2008年还要坏。制造业如果倒下，中国经济彻底虚脱，真正的滞涨将要到来。四万亿花完的后果就是滞涨：cpi保持百分之五以上，经济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八以下，以下是我一年前的担忧，今天正变成现实，节选自《郎咸平说对了吗》第六章：
　　
　　五、如何面对“增长型衰退”：四万亿花完后中国经济二次探底？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这几年，可以说中国正是面临了克鲁格曼所谓的“增长性衰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用四万亿政府投资来消化出口锐减导致的产能缺口。然而，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大的增长型衰退，即“（经济）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速度）”，因为，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四万亿的投资很可能是用将来的更大的产能过剩为代价，去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我对郎教授的这个论断是深表认同的）。

2009年年底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投放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自己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直到今天仍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死死把握中国制造，除了出口还是出口，把外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要方面。

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中国政府有妙法。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八”），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四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一直拖到世界经济回暖，外部需求回升为止。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对世界也具有破坏稳定的影响。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亟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1月30）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中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大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采取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向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向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即在一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需无法恢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而克鲁格曼则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货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铝业的产能利用率预计为67%；风力发电业为70%；炼钢业为72%；水泥业为78%；化工业为80%；炼油业为85%。然而，庞大的额外产能仍在建设中。产能过剩的规模可见一斑。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 “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参见英国《金融时报》11月30）。
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而倘若政府钱花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就有迎来持久的产能过剩的危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们已经了解，美国不可能不恢复它的新帝国主义印钱购物经济和债务经济的运转，我们也看到，2010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信贷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松度，相对应的，中国的出口已经在强劲复苏。

政府四万亿之后面临的唯一潜在的风险是，由于这些投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将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来消化当时的产能过剩，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政府投资结束后，即便外需已经恢复，但是我们中国的产能已经变得比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还要大了不少。如果说危机前的产能刚好被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消化掉的话，那么危机之后，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就消化不掉这些产能了，会形成总的产能过剩。如果这个产能过剩比较大，经济就会继续“增长型衰退”，如果过剩得不大，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四万亿花完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探底，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为首的外需恢复的程度，二是相对于危机前新增的产能有多大。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就在所难免，如果两个问题都很严重，那么二次探底就很厉害。从目前的形势看，外需恢复的相当不错，剩下的问题就只有等四万亿花完，看看到底会导致多大的新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