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马云为什么让孙彤宇走: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3:32:20
（小标题）丧失文化自信力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确实，晚清社会遭遇了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
这个危机往往被描述成“亡国灭种”，但不全然如此。纵观晚清，中国虽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既未“亡国”也未“灭种”，相比起历史上的起义政变，改朝换代，血腥屠杀，极度腐败，不晓得平和多少倍。那么，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晚清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机；有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政危机；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有藩国不断“独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试问，上面哪一个（些）危机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战争危机吗？我认为不是。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中原的王朝被打败推翻的结果，既有败于“自己人”的，也有败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败于蒙古族，明朝败于满族，而且有败得十分惨烈的，比如明朝败于满族，屠城的事都发生过。
相对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个地推翻侵占，晚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几次，虽然也很惨，但无非是被割让了一些领土，侵占了一些主权，一些城市被开为商埠，人家八国联军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没有将满清政权颠覆掉，然后自己来称王称帝。如果仅以战争危机来作为最大的危机，则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比起过去那些屠城式的战争，从规模、惨烈、结局来看，都算不得是最大、最严重，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就显得太过。
如果外敌入侵这样的战争危机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机，我想其他的危机，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满清为目的地革命危机，跟列强入侵相比，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它确实是满清政权的最大危机，未必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那么，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化危机，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
前面我讲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把中原王朝一锅端了，我们仍然自信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我们在文化上有足够的自信力：军事上败阵并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战胜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后，征服者还得乖乖学我们一套，按我们那一套来搞，最后政权也还会满到我们手里。
我们文化上那一套无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读为业等等，无论剽悍如蒙古，野蛮如满清，入主中原就会兴起学习华夏文化的热潮，最终都会被华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变成了“中华民民族”的一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被外敌征服打败，自己的文化自信力还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捞回来，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怀有优越感而对征服者报以鄙夷的眼光。历史不是一再地如此证明了吗？
然而历史发展到晚清，这一套似乎不灵了，我们不光在军事上、贸易上、金融上、财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击，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晚清社会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虽说比起“康乾盛世”确实要衰落不少，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并不是全球最落后的国家，有资料显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大清帝国的GDP依然超越大英帝国，为全球第一。即便这样，中国人在他们原来所鄙称的“夷人”面前，再也难以挺起骄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动摇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极力主张学习吸呐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优越感荡然无存，这就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辩”的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是传统儒学中心地位的丧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自汉以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位一体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优于其他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并由此产生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开化的落后野蛮民族，都应该来向我们学习，定期朝拜，作为一种恩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当作属国予以关照。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把自己视为文明之地，中央之国，并据此形成了“华夷之辩”的世界秩序观，即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辐射开来，周边的或是更远的“夷狄”对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而我们则负有抚驭万邦，以优秀的文明来开化训导他们的义务，使他们纳入到中华文化的范畴里来，分享高度发达的文化福音。
与“华夷之辩”世界秩序观相对应的，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关系上形成的“朝贡制度”，中国是临驾其上的宗主国，而被圣泽的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必须定期遣使来朝贡，像写表决书一样称颂中华帝国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圣贤，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甘愿做中华帝国的属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万国仰望圣明，皆来朝进贡，而我们则一统华夷，抚慰万民。这是何其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
可是，这样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彻底的挑战，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扩张，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垒，构建新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比拟地称为“资本之辩”。
在这两种秩序的冲突争夺中，“华夷之辩”显然不是“资本之辩”的对手，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的“抚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不仅自己丢掉了属国，自己也部分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强的属国。
中国人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被摧毁颠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归王命”了，中国再不是中央之国，中华文化不仅不再担负着对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重任，而且自己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么：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辩”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何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
这样的文化危机一直深远地纠缠着中国人，直到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因为特别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改名为叫胡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鲁迅才写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这个的时代问题，想要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自信力。
再有就是儒学（中学）衰落，西学兴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知识精英具有吸引力，给人以优越感和自信力，被奉若神明，为之托付终身，皓首穷经也觉得值。当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后，便被吸引并大谈“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纷纷成为儒学的叛逆者。从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表现出对儒学的反叛和对西学的学习和汲取。
徐继畬对西方文化赞美有加，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向往不已，认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就是说远古的三代，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哪个有德望就推选他来掌权，这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十分相似。虽然在这个时候，很多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还没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
出使英国的中国首任外交家郭嵩焘因为对英国社会有亲身的感知和体会，更是觉得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他甚至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是个礼仪之邦，赢得了“环海归心”，如此羡慕得流涎，哪里还像一个饱读孔孟的士大夫，分明就是一个文化逆子嘛。
正是对西方有亲历的缘故，郭嵩焘说起西方的政治，比起徐继畬要系统得多，他说西洋有“乡绅房”（议会），议员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那里有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说那里的国家不是私人的，统治者因民众的满意与否不断更换；说那里有政党，“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有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知识精英看来丑陋不堪，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就是说，两千年来，被我们鼓吹得尽善尽美，足以开化异族的文化，不过是暴政加强盗的文化，我们号称讲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真正的讲仁义道德在西方，是西方文化。
康有为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后来对西方有了了解，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认为西方人并非“夷狄”，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自己编写《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基三，良贱齐。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君臣、男女、地位都应平等相待。这等于完全把传统儒家文化里最基本的东西“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否定掉了，哪里还能以此文化为自豪。
（小标题）三个层面的文化危机自救实验
有危机就要拯救，文化自信心被摧毁，就需要进行文化自信心的重建。摧毁需要时间，重建更要时间。可以这样讲，从晚清到现在，在这170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不断重建文化自信心的过程。当然，广义的文化分为三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因此，文化自信心的建设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贯穿始终。
这三个层面的建设与晚清至“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三个阶段相吻合，与也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拯救相吻合：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物质层面的危机拯救。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声光化电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危机拯救。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张骞、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不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属于精神层面的危机拯救。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思想意识上的反思。
最开始，清政府或中国人以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这样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所威胁所打垮，文化自信的维护只需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修补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从骨子里仍然承认自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优越的，迟早会把西方也同化掉，最少不会被西文化所侵占，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中体西用是要清晰地表明，我们保留什么，学习什么，我们要保留的核心是我们的制度和精神，要学的只是西方的兵器、化工之类的技术，甚至自视甚高的某些中国人连这个都不想学，认为那是奇技淫巧罢了，这是跟“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有来一拼的东西，正是这种藐视的心态致使中国科技停滞不前，落后列强。
这一时期、这一层面上的文化危机拯救活动，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在政治上、精神上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样样都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只需要修练武器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次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奉行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北洋大臣、洋务运动领头人李鸿章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外资，鼓励民办企业，开放通商口岸，等等，一切努力旨在学“技”，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
不能不说洋务运动取得了历无前例的成就，现代文明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显出璀璨之光，电灯，电报，电话，火车，汽车，枪炮、船舰，采矿，纺织，机器……这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纷纷落地中华大地，中国人像看万花筒一样看这些神异之器在翻江倒海，日新月异，发挥着他们从未想过的奇异功能。中国人以为用技术的奇力修补一下物质层面的不足，又可以重拾中华文化自信力，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即便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就也是难以拎得上筷子的，甚至可以说30年的心血最终以梦想破灭而告终，李鸿章终究是衰败的大清王朝的一个裱糊匠而非建筑师。
1894年甲午战争暴发，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垮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海军之一北洋水师，1895年李鸿章忍辱负重去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背负一生的卖国贼恶名。接着，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大连湾。一系列事件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打得落花流水，慢慢滋长自信力再度被打回原形。尤其是甲午战败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国人稍为重建起来的一点点自信一下子被摧毁得精光，因为这一回，打击我们的不是西方列强，而就是周边的一个小岛国，一个曾经被纳入华夷秩序，对中国俯首帖耳的小日本，这种心理的打击是致命的，宣告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彻底破产。
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的彻底破产让中国人彻底清醒，光是进行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是不行的，关键要靠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日俄战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发现，俄国不是败在兵力，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为了探索政治制度上的文化自救之路，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有了立宪运动，有了辛亥革命，这三个历史事件看似孤立，其实有一个内在的线索，那就是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信力的重建。作为这一系列政治文化自救运动的开端就是戊戌变法。
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说是再不实行变法的话，不但要亡国，到时皇帝你老人家想做普通老百姓都没有机会，光绪皇帝听了很是震动，决心变法，亦希望利用变法给自己揽权，走出慈禧专权的阴影。
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虽然存在矛盾（是否该用“党”来称谓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借改革以巩固大清统治，维护共同利益这点上是一致，慈禧太后对变法一度表示默认。得到太后的支持，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改革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戊戌变法触动了一部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的极力反对。比如光绪皇帝要裁汰绿营，编练新军，这是要拿掉绿营官兵的饭碗，却没有给他们适当的出路，他们当然不干，于是成千上万的官僚、军官就跑到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外又哭又闹。最要紧的是，这次改革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权柄，这是她绝不能容忍的，由她点头开始的变法又在她的摇头之下草草收场，力倡变法的六君子亡命菜市口，一些变法维新人士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救的行动以失败告终，留下的不是血的教训和无限的反思。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政治改革的时代要求没有消除，中国人重建自信力的内在要求始终没有放弃，并越来越成为执政当局的一种压力。在这样的内在吁求尚未得满足之时，外在的打击接踵而来。1900年，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打算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可是，义和团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对内无法无天，尽搞破坏活动，扒铁路，剪电线，杀跟洋货洋人有关联的中国人，对外践踏国际规则，烧教堂，杀洋人，招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本人仓皇逃往西安，满清王朝走到了危险的关口，中国人的自信心走入了谷底，时势再次把清政府拉到政治改革的轨道上来。
没有选择的选择，清廷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中国人为了挽救文化自信力，又回到了曾经失败的变法上来。
这道上谕十分有意思，它虽然承认必须要进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但却又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就是说，这是一次有妥协的改革，“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它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主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改。不过，这毕竟是一次大让步，不再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
无论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一旦改革，一项改革本身会推动着更多的改革，当主要着眼于经济改革的新政深入下去，政治改革的要求重新冒出来。为顺应对政治改革的呼声，1905年，慈禧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考察团的行程遍布日、美、 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十国，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救国的办法。五人归国后向慈禧太后汇报：中国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战可弥”。无论是真愿意还是做样子，清政府总算主动地开始了制度层面改革。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次政治改革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但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破天荒的改革，对君权进行了很大的约制，比如讲具有议会雏形的资政院可以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管，这是君权至上时代不可想象的事，确实给人以无限的政治想象空间。
清廷立宪，给中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所谓转弱为强，其实就是期望通过政治层面的改革者，来重拾优越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多灾多难的国民没有福气盼到立宪的到来，清廷没有呼应立宪派的要求，不但一再推迟，而且还不断集权，搞起皇族内阁，国民认为清廷立宪缺乏诚意，感觉被愚弄一般，对清廷越来越疏离，原先还把革命党视为乱臣贼子，后来却转向同情或支持革命，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腰斩，中国人又错失一次重拾信心的绝好机会，真是国人之大不幸。
此路不通，再换一条，经历了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两次制度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后，中国人很自然地选择以革命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改革。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正如
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因此获得想要的自信力，辛亥革命后，复辟倒退，军阀混战，反倒让国人生出了“民国不如大清”的感叹，苦苦追求的东西竟然并不是想要的东西，国民的迷茫困惑可想而知。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可见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根深蒂固，很难摧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是邯郸学步，尤其是辛亥革命步子又迈得很大（一步到共和），结果出现踉跄、复辟倒退，以及军阀混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是证明文化自信的建立绝非搬一套制度来操作就大功告成，政治文化层面的信心重建的一波三折表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必须要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得到潜移默化，形成精神信仰，坚定的民族意志，这就上升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构建。
确实，一系列政治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让人失望也让人思考，西方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拿到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呢？就“南橘北枳”了呢？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而是因为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不适宜这种制度的生长，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必须铲除旧的土壤，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在精神层面上除旧布新，这就是“五四”运动到来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政治改革虽经一波三折，还是
（小标题）落后的文化难树自信力
从根本上讲，晚清社会之所以出现千年未有之文化危机，是因为那些一直被我们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华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对比起来，显得落后了，落后者是很难找到自信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这样的遭遇，我们的文化傲视夷狄，无论哪个外来民族入侵我们，甚至江山都换了外族做主人，唯一不换的是那生生不息的文化，中华文化与入侵民族的文化比较起来，可谓高度发达，外来文化常常不免被同化，这正是我们的自信力的来源。
可是在晚清，中国文化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先进文化了，晚清文化在政治上是
那么能不能用一种兼容的方式来处理呢？当然可以，除非落后者不愿进步，或者先进者对你毫无改造的兴趣，各安其是，否则就很难办。比如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遇并冲突时，只会以先进文化为体，而不会以落后文化为体，就像汉文化与满洲文化相遇冲突时，肯定是汉文化为主体，尽管满洲人掌握着国家权力，也仍然不能阻止汉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位置，以落后的中学为体，以先进的西学为用，就像要水往高处流，人往低处走，很难。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清，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积极前进动力，因为专制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饭的事，如注释、考据过去的经典，抹杀了人的创造力，构了对现代化的阻碍，它必须要转型，以期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再度展现迷人色彩。
晚清社会的危机，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在国人内心里造成的文化自信危机。这个转型，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当然，我们讲转型是一个承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对话、对抗过程，具体到这个过程之中，充满了矛盾冲突。这个过程中的冲突，有学者归结为十个方面：一，重农抑商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冲突；二、平均主义传统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原则的冲突；三、因循守旧的传统与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的冲突；四、悠闲散漫传统与现代效率的冲突；五“反求诸己”的认识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冲突；六、泛道德主义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七、家庭本位传统与现代个性自由的冲突；八、家长制传统与现代平等观察的冲突；九、遵官贵长的权威主义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十、人治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冲突。
我认为这个归纳是确切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激烈但却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会有反复，但总的结果，是传统文化让位于现代化，虽然可能存在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现代化吸收内化传统文化的色彩。
本文摘自廖保平新书《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2011年6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