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消费金融 官网:1912·岭南画派在沪崛起

1912·岭南画派在沪崛起



▲ 高剑父像



▲ 高奇峰兄弟在日本与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等合影



▲ 高奇峰



▲ 陈树人



　　▲ 真相画报



▲ 东战场的烈焰（高剑父）



▲ 雄鹰图（高奇峰）

　　1912年的上海艺苑，风生水起、名家荟萃。人艺俱老的吴昌硕以超凡的书画金石之功被尊为海派书画领袖，一批鸿儒名流如陈宝琛、陈三立、朱祖谋、沈寢叟、李瑞清、曾熙、张元济亦来沪滨，使海派书画大师林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端发展。

　　也就在这一年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时节，远在花城广州的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来到了上海，创办了审美画馆，创刊了《真相画报》，从而标志着岭南画派在上海的正式崛起。翻开一部中国艺术史，以区域性命名的画派都是在当地产生的，如黄山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浙江画派、吴门画派、海上画派等，唯独岭南画派却是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产生并确立，从而演绎了辛亥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中，一段海上艺苑的传奇。

　　壹  辛亥革命的风云际会

　　从辛亥光复到民国成立，1912年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和朝代的转换之年。而作为岭南画派的开创者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也正是在这一年在上海完成了他们的人生转折和身份转换。

　　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1888~1933）、陈树人（1884~1948）史称“岭南三杰”与“二高一陈”。在血火交战的辛亥革命中，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资深同盟会员，曾出生入死地多次参加武装反清起义，共被尊为“民国元勋”。特别是高剑父更是一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同盟会在广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高剑父14岁时投身于居廉门下学画，后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为友。在廖的介绍下，于横滨与孙中山相识，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清斗士。第二年底，奉孙中山、黄兴之命返回广州，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任会长，参加了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及光复广州战役，并直接指挥炸死了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可谓是赴汤蹈火、功勋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组织筹建广东革命军新政府时，不少人推举高剑父为广东都督，但高却表明心迹，他恳切地讲：投身革命不是为做官，我的抱负仍在艺术。

　　1912年的4月，高剑父的老友、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发表了首倡美育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高剑父从中受到启发，向广东革命军政府申请经费，得到了时任省长的陈炯明支持，拨款10万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当时1元大洋可折合现人民币约44元）。值得一提的是高剑父系陈炯明加入辛亥革命的引路人，陈当年加入同盟会就是由高介绍的，从中可见高在辛亥革命高层领导群体中的地位与影响。于是，高剑父怀揣着10万大洋及执着的艺术情结，与他的弟弟高奇峰及战友、艺友陈树人在1912年的人间四月天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一个艺术画派的创业史。

　　“二高一陈”为何把从艺之地选择在上海？历史地看，仍是辛亥革命的风云际会。1912年的4月，随着袁氏当国，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南京返回上海后，一大批同盟会的领导核心成员聚集在孙中山的周围，如陈其美、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廖仲恺、汪精卫、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此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同盟会的根据地。而这一切对于“二高一陈”来讲无疑是有巨大的召唤力。于是，“二高一陈”再次和领袖孙中山等人会师在黄浦江畔，并即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惠福里创办了审美书馆，六月初又创办了《真相画报》，其宗旨为：“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以鲜明的政治倾向而倡导中国画变法创新的主张，从而以艺术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时代风云相对应和相契合，由此“二高一陈”在上海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确立和夯实了一个新兴画派的艺术基础，这对于岭南画派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贰 海派书画的群体扶植

　　1912年的上海，海派书画家已建构起了大师之门，从而呈现了衔华佩实而绚丽多彩、笔墨风流而精英云集的局面。可见，海派书画正是以变古通今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艺术胸怀、互补共进的团队意识把上海打造成了当时全国书画艺术的中心与重镇。而当“二高一陈”来到上海时，他们在画坛上还是属于没有什么大影响与大名望的青年画家。而以吴昌硕为领袖的海派书画家则大都是德高望重的画坛名宿，但他们却无门户之见及资格尊卑，以热情友好的态度与扶植鼓动的精神接纳了这个新兴的外来的画家群体，并为他们作了基础性的铺垫和拓展性的支持。

　　一座城市的主体精神、文化能量和艺术取向，从终极意义上讲“还包含由文化和有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当时的海派书画家群体可谓是群贤毕至，大师辈出。而当时的上海作为经济最发达的都市，中西文化互为交融，传播资讯极为发达，系全国新闻出版业的中心。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海派书画群体不仅凭借着自身的艺术优势，而且调动了多方的社会资源，对“二高一陈”这个年轻的艺术画派伸出援手，并为之摇旗呐喊，擂鼓助阵。

　　“二高一陈”一到上海，即由高剑父去拜访了艺术大师吴昌硕以作投石问路。当时高剑父才33岁，而吴已是年届68岁的老人，但吴却对高热情接待，认真审阅了高带去的篆刻印稿，建议其多学秦汉古印。吴作为海派书画的领袖，他对高的友善表明了一个艺术画派对另一个艺术画派的态度，从而使“二高一陈”很快与海派书画群体的其他画家建立了友谊。在“二高一陈”于6月5日正式推出《真相画报》的前夕，海派书画家中擅长创作与理论的中坚黄宾虹即在5月13日的《神州日报》上率先刊发了他所撰写的《〈真相画报〉出世之缘起》一文，对《真相画报》的办刊宗旨与艺术追求，作了客观的介绍和肯定的评介。其后为了使画报内容生动精彩，保持相当的格调品味，以便在市场上打开销路，海派书画家中的吴昌硕、王一亭、李瑞清、曾熙、徐星洲、倪墨耕、黄山寿及黄宾虹等人，几乎每期都为其提供书画诗词及理论文章。尤其是海派书画中以画人物出名的沈心海，为高剑父题词的专栏“历史画”绘制了大量的作品。黄宾虹还专门钤赠了高奇峰两部四册集古印谱，题鉴为“检奉奇峰吾兄先生鉴存。”

　　值得一提的是海派书画家中那些刚崛起的年轻画家，由于年龄的相近，性格的契合及创新的趋求，也与“二高一陈”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为民国元年的海上画坛留下了不少颇为温馨的佳话。如时年仅17岁的画坛传奇人物刘海粟，这一年刚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他灼热的情感、叛逆的性格与创造的精神与“二高一陈”颇为志同道合，刘海粟不仅邀请“二高一陈”参加画展，自己亦加入审美画馆所发起的艺术雅集，而“岭南画派”的最终冠名也是刘海粟在其后所写的《中国画之特点及各画派之源流》中提出的。这对于“岭南画派”来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时年18岁的徐悲鸿，也在1912年的海上画坛与“二高一陈”不期而遇。当时的徐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而毅然来到上海，由于人地生疏而穷困潦倒，在走投无路、饥寒交迫之际，他为审美书馆画马一幅，随即得到了馆长高剑父的回信，并寄上了稿费。从此，徐悲鸿就与“二高一陈”维系了终身的友谊。从中可见，1912年的岭南画派与海上画派是结下了二代人的笔情画缘。

　　叁 市场经济的良好运作

　　1912年，随着“帝制”的终结，民国的建立，社会形态与政治体制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开放型经济大都市上海，表现得尤为鲜明而强烈。而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画派——海派书画群体，正是在上海特定的都市形制下，已具有了市场经营方式、经济运作形态及社会消费意识。有一个数据作为一个书画市场的经济标本，是很说明问题的，即在1912年以前，海派书画家中最顶级的画家任伯年润格为一尺2元大洋，而在1912年，海派书画家中最顶级的画家吴昌硕润格为一尺12元大洋。由此可见，1912年作为海派书画高端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海派书画的市场繁荣和经济振兴。唯其如此，作为“岭南三杰”的“二高一陈”来上海，除了辛亥革命的风云际会、海派书画的群体扶植外，市场经济的良好运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因。

　　由海派书画家们建构和打造的书画市场，无疑为初来乍到的岭南画派提供了一个赖以生存的经济平台。当时的海派书画名家“润笔皆有仿帖”，“仿帖”就是当时的书画店、笺扇庄为不同档次的书画家设立的润格，从而直接把书画家推向广阔的市场和众多的受众，由此培养了海派书画家们成熟的经济理念、营销意识及从艺抉择。当“二高一陈”一到上海后，随即创办的审美书馆就是一个带有画廊营销机制及市场运作功能的艺术实体。而书馆所在的四马路，仍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热闹的文化街，“二高一陈”时常在书馆内举行各种形式的展览、研讨等，以作书画的销售。而其后创办的《真相画报》，除了宣传共和政体、鼓吹艺术革命外，还有推介营销的广告作用。

　　1912年作为海派书画市场经济的腾飞年，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不仅抓住了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而且很快融入了上海的艺术市场，从而经受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并且具有了营利功能和发展实力。“二高一陈”“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岭南画风亦受到了上海市民的青睐，销售情况甚好。特别是高剑父那雄健奇崛的笔墨、瑰丽酣畅的色彩及法度严谨的构图，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评其谓：“其气雄肆逸宕，如黄钟大吕之响。”以至后来的广东博物馆、美术馆要收“二高一陈”早期的画作，大部分都来自上海，就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记得美国社会学家贝利曾说过研究历史现象“它们互相联系而形成的陈述就是命题。”是的，上海的1912年已永远地过去了，但它依然带有岁月的体温和精神的风采。这个年代的历史语境、文化现象和艺术成就，就是值得思考与缅怀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