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经典语录:中央文明办驳道德滑坡说:经济发展说明道德良好

　　昨天上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举行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新闻发布会，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介绍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有关情况，并围绕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谈及“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现象时，他表示，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

　　“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

　　■谈“老人倒地无人敢扶”

　　王世明表示，对中国人来讲，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我们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王世明说，有的被扶老人及家属冤枉了好人，委屈了好人，导致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一时之间犯了糊涂，这让我们很遗憾。

　　“最近，我也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安徽合肥一位七旬老人在搭便车回家途中从车上掉下身亡，车主心里过不去，主动要赔偿，但老人子女就很讲情理，说这是意外，不能委屈好人，不能伤害善心。”他说。

　　王世明称，扶老携幼这种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来说，我们的态度就是应该去做，不能不做，没有二话可说。“这里我想用(勇接坠楼儿童的)吴菊萍的话来回答，‘我们拒绝袖手旁观’，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链接·事件

　　☆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徐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候车时，被撞倒摔成了骨折。徐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彭宇，并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一下车，就看到一位老太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后来与其他市民一起将她送到医院，自己却被老太太及其家属认定为“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判决彭宇赔偿受害人4.5万余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最后案件以和解撤诉结案。

　　☆许云鹤案

　　2009年10月21日，许云鹤驾车沿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由南向北行驶，途中看见王老太由西向东跨越路中心的护栏，后王老太倒地受伤。许云鹤表示，当时他立即停下车，从车里翻出创可贴给老太贴上，并拨打了120。但老人称自己被许云鹤的车撞倒。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就此事作出判决，许云鹤被判决赔偿王老太108606元。

　　☆殷红彬案

　　2011年8月26日，殷红彬在驾驶大巴车途中，停车搭救了骑车侧翻的石老太，结果却反遭获救者的儿子诬陷为撞人者。幸亏公交车的监控录像将救人的过程清晰记录下来，殷红彬这位幸运的好心人才得以被证明清白。

　　>>链接·官方

　　☆卫生部

　　9月6日，卫生部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发现老年人跌倒时，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

　　■谈“国人道德滑坡说”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王世明也对中国人“道德滑坡”一说作出回应。他认为，评价中国人的道德，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从事实当中得出结论。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

　　以下三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这是一个最大的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蓬勃勃，它展示的是中国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与时俱进的美德，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基本状态，是中国人道德的总体状态。 二是从近年所举办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来看，中国人展示了讲文明、讲礼仪的公共道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三是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人总是万众一心、共克时艰。

　　“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道德、讲道德的民族，文明古国就是文明古国。这是主流，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的基本面貌。”王世明说。

　　王世明指出，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人们的不良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必须正视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

　　“坚守善是我们最大诚信”

　　■谈“中国诚信不如西方”

　　王世明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诚”就是“择善固执之”，对善的坚守是诚信的核心理念。

　　从今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它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靠战争、靠掠夺。这是我们中国人对善的坚守，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诚信。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诚信要有充分自信。

　　王世明指出，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诚信方面也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人受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见利忘义，金钱至上，不讲诚信，甚至出现了“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一些严重的问题。因此，诚信建设必须切实加强。要加强诚信教育，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引导和规范人们诚信做事、诚实为人。

　　道德模范评选

　　引入第三方力量

　　■相关

　　昨天，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介绍，为保证选票的公正有效，今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引入了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等第三方力量。

　　2007年3月13日下午2时，毛先生开出租车经过郑州市康复中街一医院门口时，出了意外。“当时车上拉着乘客，车开过去五六米了，我听见乘客说，右后方有个老头摔倒了，我就赶紧下车。”毛先生说，他下车就看到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又看了看车，没撞到人，自己既没闯红灯，也没逆行，所以他就开车走了。

　　随后，有人报警，65岁的张老汉被送往医院后死亡。经鉴定，老人是心脏病发作合并脑震荡死亡。去年7月，张老汉家人将毛先生和郑州大瑜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告上法院。二七区法院受理了此案。

　　张家人认为，当天下午，毛先生驾驶出租车路过时，将张老汉挂倒后，逃离了现场，这致使张老汉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此，原告要求毛先生和大瑜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3万余元。

　　2007年12月20日，毛先生接到了二七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结果让他很不满意。

　　这份编号为“(2007)二七民一初字第2599号”的判决书写明：“本院认为，当事人对造成损害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结合本案证据，不能认定毛先生对张老汉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原则。毛先生驾驶出租车从老人身旁路过对其倒地有一定的诱因力，应分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所以，法院判毛先生补偿张老汉家人医疗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的25%，即39402.6元；另补偿对方精神损害抚慰金2.5万元，郑州大瑜出租车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大瑜公司代理律师、天之权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万军说，我国民法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为对方的利益或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赵万军认为，本案中，毛先生和出租车公司都不是事件受益人，他们和老人没有利益瓜葛，不适用“补偿责任”。在无法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如果法院按照所谓公平原则，推定毛先生诱发老人摔倒发病，这实际是对公平原则的滥用。

　　有人支持法院的做法，毛先生很有可能就是撞倒或刮倒老人的元凶，并当场逃逸，应该负主要责任，虽未有真凭实据，但常理应该是这样。

　　毛先生就是没刮倒老人，但看到老人倒地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见死不救，实在不应该！

　　此案和彭宇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彭宇至少未见死不救!

　　有人提出异议说：“现在的法院太可笑。什么叫诱因力啊？那个从ATM机取钱的案例，是否可以解释为ATM机对取钱者产生诱因力，导致他取了不该取的钱，才被判了刑，那银行才是有罪的啊，引诱了一个青年失足。”

　　有人对未来忧心忡忡，说：“老人倒地，“孝子”出现，法院推理，路人赔款。这种事在中国已经几次了，谁之过？但是由此引起的负面效应难以估计，今后谁还敢对遭遇不测者施以援手！”

　　“如果司机好心将摔倒老人送到医院，可能老人不会死，但是老人家属一定会敲一笔钱，如果司机好心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不治身亡，那么老人家属还是会敲一笔钱，所以司机离开了，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被敲一笔钱。”

　　您觉得毛先生应该赔偿6万元钱吗？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请发表您的观点。

　　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再到南通殷红彬，从杭州高一帮扶倒地老人却遭家长训斥，到武汉老人倒地无人扶而窒息死亡，再到镇江老人扶醉汉被误解并被打成重伤，这些似乎都在提醒广大公众：帮人有风险，出手须谨慎！

　　不少人叹息，社会道德因上述事件而倒退30年。不少人将近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这此解释不无道理，不过笔者坚定地认为，社会底线正义的偏差导致了道德的迷失，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几年前的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结果，是司法机关失守社会正义的开端。当事法官采用绝对化推理，在双方对是否撞倒老太这一基本事实存在严重争议，并且双方均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式的逻辑推理，丝丝入扣地把自称“助人为乐”的彭宇，推入撞人赔偿的不利后果中。它较为持久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道德取舍。

　　此后，天津又出现“南京彭宇案”的升级版，不仅独创了“不接触的交通事故”说，还提出了“惊吓导致老太摔倒”的交通事故新类型，判决汽车司机承担近11万元的赔偿责任。而前不久的南通公交司机帮扶老太反被污撞人的事件，虽然很快便真相大白，但只能归功于车上安装的视频录像设备，如果没有视频录像，后果会怎样？假如被撞老人将公交司机告上法庭，没有录像为证，司机能脱责吗？所有这些事件，都再次强化了公众的“助人恐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还敢大着胆子在街头搀扶老人？！

　　既然大家都不敢也不愿在大街上出手助人，一方面让那些需要帮扶的人很受伤，只能自己挣扎着站起来，或自行承担其他不利后果；另一方面，也让需要帮扶的人对获得帮助失去信心，不敢轻易相信关键时刻会有好心人，遇到有人出手反而认为其不怀好意。于是，就出现了镇江晨练老人帮助醉鬼反被疑为小偷，甚至被暴打并重伤的事件。

　　帮人也好，撞人也罢，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双方出现纠纷并且诉至法院，这在法治社会十分正常。但关键的问题上，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可个别法官不依证据，也不遵法理，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漏洞百出的逻辑推理就定谳下判，甚至用上“没撞人就不会跟随送医”这样令人胆颤心寒的理由，这怎不让人望而生畏？如果最该坚守社会正义底线的法院，在底线问题上都频频失守，社会道德迷失也就成为必然。

　　据报道，9月2日上午，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李大爷的亲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了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

　　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最近，几个“老太太”事件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见义勇为惹祸上身”事件高频率出现，不可能不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不可能不会助长围观者的冷漠。当年“彭宇案”之后，冬天南京等地也曾出现很多老人雪地上摔倒无人敢扶。

　　实际上，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应该怎么做，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要做符合道德规范的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社会对这些事件的关注，说明当下社会对道德的认知水准并不低。遗憾的是，在类似事件中，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去做。这说明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上很多人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脱节。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重要原因，“公权力机构能否秉持公正”和“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成熟与否”。

　　显然，比“老人恩将仇报”更恶劣的是，公权力机构不能明辨是非，伸张公正。在彭宇案等事件中，有些司法机关的判决传递出的信息是，做好事不但惹麻烦而且要受惩罚，这就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善心、善念。某些“老太太”的行为，说实话本来没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力量，但是一旦公权力不辨是非，就成了帮凶，放大了不良影响。

　　所以，让公众对见义勇为“脱敏”，公权力机构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在南通长途车司机被冤枉事件中，有关部门及时根据录像还原事实，就避免了事态继续扩大。这样才能传递一种正向的价值，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也是一种震慑与警示。

　　另一方面，在彭宇案后，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现象轮番上演，也说明现在社会的信任基础非常脆弱。这与当下很多人的公民意识不够成熟有关。因此，一旦出现信任危机，社会又呈现原子化的个体状态，自利、自保成为本能的第一选择。

　　公民本质乃是关心公共事务，担负公共责任之人，因而有责任帮助他人，而且也应该能够理性而客观地接收公共信息。所以，社会信任危机，一方面也是公民责任危机。大家如果都不肯承担责任，肯定没有好结果。越是信任缺失，其实就越需要公民履行自己的责任。也许，你不能确定帮助倒地的老人是否会遭到讹诈，但是，你可以确定，不帮助他，肯定就没有尽到公民的责任，就会遭受良知的惩罚。走出信任匮乏的恶性循环，除了从确定无疑地去履行公民责任开始，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还是极端少数的个案。就在最近，媒体也报道了上海游客黄山救人的事迹。网络上，也不断地有各种助人、遗物找回的微博被大量转发。当下社会的信任基础固然非常脆弱，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悲观。

　　“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信任缺乏之下的公民互助如何可能？但只要公权力和公民更加积极作为，互信和互助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