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发生与结束

2011年09月25日 06:13 马勇 来源：解放日报 手机看新闻

思想者小传

马勇 1956年生，安徽濉溪人， 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述有 《汉代春秋学研究》、 《梁漱溟评传》、《中国现代化历程》、 《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等。部分著作曾获新闻出版总署首届 “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成果奖及国家图书奖等。最近出版的有 《中国文明通论》、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1911年中国大革命》等。

今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不仅史学界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社会上对于百年辛亥的各种纪念活动也很多。那么，一百年前的这场大革命到底为什么发生、是如何发生、又是怎么结束的？按照历史的逻辑和顺序我想讲讲我的看法。

渐进中的徘徊

中国在1860年开始觉醒，以为我们可能应该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应该介入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轨道。 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觉醒。人们意识到了 “中体西用”有问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辛亥革命，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有很多评价，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已经无法改变。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呢？和近代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有很大的关系。

中华文明是一个很悠久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形态，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国文明的成就，据我个人研究，至少在17世纪之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17世纪之前，中华文明就是农业社会的文明，社会的架构、稳定性各方面都非常好。但自从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新的转型。

现在近代史在传统的近代叙述当中一直讲：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外部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实际上，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一直很清楚。因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从利玛窦开始，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传教士在中国就没有间断过。在清朝禁教的时候，传教士照样存在。西方的贸易一直在中国发生着，只不过是以 “走私”的形式发生。贸易和传教士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西方一直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但是，中华文明的深厚性，使中国人不认为西方的东西是中国所必需的，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早期，中国人更不认为西方的东西是中国所必需的。大概从利玛窦之后，我们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有了清醒的了解，但我们并不愿意、并不主动转向工业革命。1793年，马戛尔尼以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出使中国，要求在中国增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租界等，遭清政府拒绝。我们过去解读为西方和中国文明的冲突，这其实是中西贸易的不均衡。西方一定要推动中国开放市场，接受西方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但1793年的时候，马戛尔尼要解决这个问题，没能解决。往后拖了几十年，就发生了以鸦片为名义的战争，硬要把中国拖到世界上，但仍然没有做到。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把中国拖进来了。

中国在1860年开始觉醒，以为我们可能应该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应该介入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轨道。但这个时候，中国对文明的自信，仍然在坚信一条：我们文明的根基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1867年开始学习西方，日本没有文明的根基，它就彻底地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有这样的根基，所以在1860年之后，中国人就提出一个口号： “中体西用”。

在1860年的时候， “中体西用”是一个很进步的口号。这是在告诫守旧的人：不要担心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把中华文明毁掉了，我们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是“末”，中国的“本”是不会丢掉的。所以在近代早期说“中体西用”的时候，应该说它是进步的。经过30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种“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发展。那时，中国军方强硬的姿态，解决外交冲突、外交问题的态度，都和当时的经济底气有关。

近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西方势力对东方的蚕食，要求原来依附于中原王朝的周边国家逐步走向独立，不再是中国的附属地。在1884年，越南在法国干预下要求独立，经过那一年的中法战争，中国政府接受了越南独立的事实。随后还有像周边的缅甸、暹罗这几个国家的独立都没有问题。但到1894年的时候，当日本要求中国放弃朝鲜，让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中国就不干了。我觉得中国政府此时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势力在那30年当中发展得很强大。中国就可以说“打”，这点非常明显。

而甲午战争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内部事务的反省。 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严复、张謇等为代表，相继掀起了实业救国、革命、改良等思想浪潮，这些都是在1895年之后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它们有一个基本点，就是都意识到了 “中体西用”有问题，这时候中国觉得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必须在根本上学习西方。严复在谈 “本末”关系的时候讲得很明白：文明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只想要文明的技术好处，而不要本质的东西。这是严复在 《救亡决论》中的道理，这时候就有了对前面30年中国发展的反省。在过去的研究当中，也有不少学者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就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可能性是从“器物”到“制度”到“文明”的层面。放到辛亥这个语境下，可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辛亥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变革下的辛亥

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官方酝酿变革，二是推动了中国革命热情的高涨。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也达到了一次高峰，其标志就是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这时革命的力量才开始形成可以和清政府主导的改良相对抗的力量。

1895年之后，清政府本身有很重要的觉醒，并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力量在扩张，不仅仅是朝廷处在一种很被动、很保守的层面。中国有句古语：“知耻而后勇”。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于是马上转身向东、向自己的敌人日本学习。这个时候走的重要的路线是“维新”，因为日本就是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的。 “维新”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古典，是日本人在近代的化用。1895年之后中国被日本人打败了，于是重新将 “维新”引回中国。

从政治层面、朝廷层面来讲，中国在甲午战争后走向了一个体制性转变。这种变革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共识。1895年中国被打败后，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新气象。我们看到湖南的维新运动、全国性的言论空间开放、政治体制的发展，包括“小站练兵”等都是重要的改革。近代工业基础的建立、近代经济架构的建立，甚至包括今天我们一直在沿用的中国铁路路网，对外国资本的利用，都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慢慢启动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 1897年的时候发生了胶州湾事件。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就是现在的青岛。这件事情引发了中国的一次外交危机。外交危机立马导致了中国国内政治情绪的高涨。这时候，人们觉得中国不能这样慢慢腾腾。到1898年的春天，中国酝酿了比较激进的一场政治改革风暴。恭亲王去世以后13天的时间，一场急剧的政治变革就发生了，这就是“百日维新”。但到了1898年秋天，伴随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之后，朝廷面临新的问题，中国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被阻断了。

紧接着发生了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的事件，随之而来的就是1901年 《辛丑条约》的签订。我们今天来看 《辛丑条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而是建立一个国际共识：要改造中国。 《辛丑条约》实际是要解决中国如何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问题，必须要控制住中国内部发生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排外势力，要和世界一样。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才比较主动地启动了。

由于 《辛丑条约》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年发展当中，并没有面临太多新的压力和问题。一直到1903年，基本上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发展比较顺畅，并没有为革命提供什么机会。但在1904年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过去可能都没有太计较、留意，就是因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中国人在心理上的巨大挫折感。当时日本和俄国要在中国的东北打仗，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日俄战争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与朝野各界看法的分裂有关。我觉得，在战争开始前，朝野上下都有“押宝”的心态，小日本面对一个大俄国，究竟谁会打赢？民间押的是日本，但官方押的是俄罗斯。为什么官方押俄罗斯能够打赢呢？因为俄罗斯处在沙皇专制状态，国家动员能力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间为什么押日本呢？民间认为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是俄罗斯所不能比的。这个时候，民间和官方，看法发生了分歧。战争的结果是日本胜利了。一般熟悉历史的都知道，俄国很快就被打败了，俄国人被打败之后国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的觉醒是1905年俄国革命引发的，这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事件。

1905年俄国战败之后，沙皇很快下令，允许俄国人自由结社、办报，言论自由，成立了国家杜马。这种变革对中国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官方酝酿变革，二是推动了中国革命热情的高涨。 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达到了一次高峰，其标志就是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的成立。这个时候革命的力量才开始形成可以和政府主导的改良相对抗的力量。日俄战争所导致的结果是形成了革命的力量，同盟会、华兴会等合并到一起，这样给中国注入了革命的因素，成为对清政府很重要的制衡力量。

而在朝廷方面，朝廷要认认真真开始考虑如何向日本学习，如何维新，于是出现了五大臣出洋等事件，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1908年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各方面的步骤都在变化着。到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摄政王和皇太后接权，政治变革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一直到1910年的时候看上去都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为什么时隔一年，一场震动中外的大革命就悄然而至了呢？

偶然中的必然

武昌起义发生后，不论是南方的新军，还是稍后相继独立的各省，他们最初要求的都是政治变革，但对于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等要求，朝廷内部分歧太大，南北始终谈不拢，于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以共和的性质，彻底粉碎了清廷继续君主立宪的可能性。

1911年上半年，按照清廷预备立宪日程表，大清国很快就要进入君主立宪国家了。而此时，孙中山等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都遭到了挫折，革命似乎陷入了困顿局面。 5月8日，朝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标志着中国朝责任内阁、责任政府迈出了一大步，过去绝对的君主权力开始被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分享。但这个时候清廷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错误。本来宣布的责任内阁变成了一个皇族内阁。内阁成员13人，9个是皇族。根据朝廷的解释，现在立宪了，满汉平等了，大家都是一样了，哪儿还有皇族内阁呢？然而这个解释并不能使人信服，既然满汉平等了，为什么在13个内阁成员中，不是9个汉人，4个宗室及皇族呢？

朝廷宣布的内阁名单及其解释，都无法说服立宪党人，大家原本信心满满的君主立宪改革就因这件事给彻底掀翻。经过200多年的融合发展，很长时间大家并不相信满洲人这么坏，对汉人这样歧视，所以孙中山所宣扬的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在这之前并不成为中国人的思想主流，但是现在满洲贵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小心眼，证明了孙中山民族革命理论的正当性，人们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清廷的离心力愈趋严重。

第一届责任内阁出现那么多批评之后，摄政王也有解释：干部就这么多，选来选去就这么几个人，不让这几个人当，别人就找不到。而且，摄政王还有一个理由是：这是第一届责任内阁，等到正式国会开的时候，还可以选。但是，这些事后的解释没有办法阻止当时反对的声音。皇族内阁是辛亥革命发生的第一个最直接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责任内阁发布的第一个政策。第一个 “中央文件”就是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铁路是在1895年 《马关条约》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朝廷没钱，但朝廷有政策。给政策是发展中国近代铁路的第一步，所以它的资金来源很复杂，有个别路段是朝廷的，更多的路段是民间的，是外国资本的。由于资金来源比较复杂，导致了技术标准不统一。当时全国的铁路路网，有的地方用的是俄国技术，有的用的是德国技术，有的用的是美国、英国技术，它的路轨、标准都不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技术层面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由于允许地方政府成立铁路总公司去集资，潜藏了一个很重要的金融风险，就是这种集资款，有的已经被挪用且不明去向。最大的一笔是四川川汉总公司筹资数百万，集资人达到了很庞大的数字。但这笔钱集到手里之后，修路的话不够用，不开工又不舍得如数退还给集资人，于是为了保值增值，川汉铁路公司竟然将这笔钱拿到上海炒股票，或存在钱庄生息。根据金融史的研究，上海的股票1908年处于上升通道，但到了1911年的时候，已经惨不忍睹，川汉铁路公司由此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集资款。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当时也有分歧。张謇建议，既然朝廷准备将路权收回，那么就先由朝廷买单，把老百姓的集资款还给他们，之后再处置川汉铁路总公司。如果那样的话，一下就能够把民众的骚动平息了。然而，朝廷，特别是负责具体处理这件事情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太自信了，既然政策正确，为什么要屈服呢？结果就形成了保路运动，导致朝廷从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四川成都，武昌空虚，新军起义，革命爆发。

武昌起义发生后，不论是南方的新军，还是稍后相继独立的各省，他们最初要求的都是政治变革。都是要求朝廷，第一将皇族内阁废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第二，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区别对待，个案处理。

对于这些要求，朝廷内部分歧太大，一再错过改正的机会。重出江湖的袁世凯竭诚帮助朝廷说服南方及独立各省等待再等待，但是直到11月初，滦州兵谏发生，摄政王下诏罪己，朝廷颁布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是一个转机，但稍后皇族中的强硬派仍然不愿意接受构建真正意义君主立宪的条件，不愿退出政治，不愿放弃政治经济特权，南北始终谈不拢。于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东南立宪党人的支持下，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以共和的性质，彻底粉碎了清廷继续君主立宪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200多年的清王朝就此结束。

一个王朝的建立很难，一个王朝的 “收摊”也不容易。清廷到了最后时刻，最终要考虑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能够保全。爱新觉罗的利益只要能够 “万世一系”，从大清国变成小清国，退出中国政治，退缩至紫禁城。这是南北之间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

辛亥年间的这个妥协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不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新军，还有立宪党人，当然还有清廷，都有所坚持，有所妥协。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立场上说，他们坚持了帝制必须终结，共和必须实现，但对于17年前提出的 “驱除鞑虏”的口号，就有妥协有让步，实现了一个先前从未想过的五族共和，这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清廷来说，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一点继续打的资本。按照宗社党人的分析，只要他们坚持三个月，坚持一年，不怕打不出个新局面，不怕不出现曾国藩那样的勤王之师，朝廷的正当性合法性总有回旋的余地，就像十年前东南互保各省独立一样，他们可以独立，也可以回归，已经宣布独立的山东不是又宣布回归朝廷了吗？这都是清廷继续打的资本。但清廷没有这样做，隆裕皇太后在退位诏书中有句话说，既然国民都认为中国应该走上共和，朝廷为什么还要反对呢？妥协不仅换来了爱新觉罗家族万世一系，而且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规模内战，也避免了100年前法国大革命、几年后俄国革命所出现的惨烈景象。

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尤其应当感念一些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时刻顺势发力，顺应历史潮流，为民族为国家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