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斐乐专卖店: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2011-09-27）

　　本栏上周论述了中国为什么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当然，在亚洲社会，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

中国未经历“宏大的论述”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