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欲仙未删减百度云: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中国精神”是“中国模式”的前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因此，“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热议的一个话题。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方位困境，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人士更加热衷研究讨论“中国模式”。 英国《泰晤士报》载文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和方式，“中国模式”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还有一定的争论，但是，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研究和讨论的主流还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来分析中国能够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中国模式”是否可复制推广到其他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尽管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与讨论，可以说热度很高，各方面人士参与广泛，各种观点碰撞、交锋激烈，但是，这些研究和讨论中，大多是就改革开放这３０多年来进行，很少有人把“中国模式”放到更长的中国历史背景下来研究；大多数人还是局限于从制度、结构方面来寻找答案，很少有人从中国人的精神层面给出“中国模式”的解释。

　　研究“中国模式”不能脱离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近一个半世纪中国苦难沧桑的历史，是造就“中国模式”的重要历史基础。没有这样饱经“苦难”的历史，中国人民是难以创造过去这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业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古今中外的个人、民族和国家发展，都可以说明历经“苦难”是支撑崛起的重要精神财富！经历1840年以来国家积贫积弱、外敌入侵，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经历了“大跃进”经济闹剧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浩劫，追求安定团结、民富国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在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下，中国人民建设国家、过上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中国人民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汇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艰苦环境下，一点一滴建设，使中国“旧貌换新颜”。而中国人民历经的“苦难”，使中国在面对苏东剧变、亚洲金融危机、抗洪救灾和汶川地震这些经济、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时，能够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稳住阵脚、沉着应对”，表现出一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气质，并一步一步走出危机和灾难，使发展能够不断得以延续。

　　研究“中国模式”不能不探讨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作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有两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胡适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推动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牢笼，高举“科学和民主”旗帜，开展新文化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大改造。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国还陷在封建社会的泥坑。而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在中国开展的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突破了禁锢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从此，中国人民告别了阶级斗争，国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可以说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中国模式”的产生。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世界很多国家的崛起，思想解放都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有了思想的解放，中国才可能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桎梏，才能够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冲破人们头脑中阻碍经济发展的羁绊，使“市场”这个发展经济的重要平台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强大“推进器”。有了思想的解放，中国才能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所有制崇拜，使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一起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支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精神是支撑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重要力量。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依靠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成功发展，这其中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都需要认真总结、梳理，但是，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清楚的意识到任何国家的成功发展、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所谓“模式”都是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其国家、民族的精神力量在“模式”的形成中起到各种制度无法起到的作用。因此，对于研究“中国模式”首先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精神。

　　可以说 “中国精神”是“中国模式”的前提！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王元丰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