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危情百度网盘:熊剑锋、于艳：美国物价为什么比中国便宜(2)

熊剑锋、于艳：美国物价为什么比中国便宜(2)

时间:2010-12-17 11:46 作者:熊剑锋、于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607次   　　哥伦比亚冲锋衣在美国梅西商场的价格为什么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还和商业模式有关系。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欧美百货商场是买入制的，中国的百货商场是联营制的。所谓买入制，就是指梅西商场的这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梅西商场从品牌商手里买入后再销售的，梅西百货赚取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   　　而中国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那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品牌商或代理商放到商场销售的，王府井百货从每一笔成交金额中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利润。   　　在进货方面，由于梅西本身是采购商，同时其供应渠道是垂直的，制造商—品牌商—梅西，梅西控制着零售终端，所以是梅西向品牌商压价，品牌商向制造商压价，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利润，梅西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尽量压低进价。   　　横向上，为了和别的卖场竞争，类似梅西这样的国外卖场也必须尽量压低售价，定价高了卖不出去，否则一旦错过季节就变存货了。如果一个商场存货增多，流动资金很快就枯竭，倒闭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中国的百货供应商是金字塔层级：制造商—品牌商—中国总代理（可能之前还有个大中华区或亚洲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这每一层都要加价赚钱，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是由于它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再销售，并且如果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所以商场根本没动力去压价。   　　在销售环节，联营制的王府井百货不用采购商品、不用库存、不用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用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耗后就是净利了，所以王府井百货不在乎定价高，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也是决定物价高低的重要因素。税收被称为公共服务的价格，2009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宏观税负超过了30%，即政府收入超过GDP总量的30%。而美国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2.8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12.9万亿美元GDP的21.7%。   　　对于消费服务和购买商品中所包含的税款，中国老百姓一直没有“被”遗忘。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100块钱买一瓶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这是NGO组织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公民税收手册中提到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含税量高约35%以上。   　　而美国商品的价格都是把商品价格和税分开缴纳，各州的消费税税率最高只有10%左右。同时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的时候，美国税收制度存在大量的免、抵、扣条款，纳税人在填写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将某些开支从其年度应税毛收入中扣除，以形成经调整的应税总收入，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纳税。   　　另外，部分个人退休账户、个体经营者的退休年金计划、学生贷款利息、赡养费、某些教育费用开支以及搬迁费用等也可依据有关规定从应税总收入中予以扣除。   　　中国各个地区也存在大量的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大多数反而是针对开发区内的出口企业，给企业降低的成本好处并没有为中国的居民所享受到，而是成为促成美国低物价的另一原因。   　　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影响着中国和美国的物价对比。和国内商品价格的含税量相比，中国出口商品的出口含税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出口商品的资源成本较低，如出口加工企业获得的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另外中国为了鼓励出口，对出口商品实施出口退税，同时对进口商品实施较高税率。而美国经过数十年的关税贸易谈判已经把海关税率降到目前的2％以下。   　　物价里的租金   　　中国连续多年飙升的房价，也对物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过去十年，全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500%，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方，涨幅超过1000%。房地产价格的提高，直接提高了商业地产的租金价格，增加了经营成本。   　　从2006年到2009年，在全球最贵商铺的排行榜上，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外滩的租金从前50名逐渐上升到前20名。目前北京前门商业街每平方米的年租金已经达到了37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美国第五大道的租金水平。   　　抛开这些皇冠上的钻石，普通的商铺租金最近几年也开始急剧上涨。北京一个普通街道临街店面的每平方米年租金已经达到3000元，一个40平方米的小店面月租金高达万元。而仅仅在两年以前，这样店面的租金只要三千元左右。   　　据媒体报道，在广州，一个小区内的商铺平均租金在8月份还是150元/平方米/月，而现在即使是位置靠内的毛坯商铺，租金也要230元/平方米/月，短短的一个月内上涨幅度超过80%。   　　这些租金飙升，必然体现在最终的商品价格当中，由消费者来承担，更为重要的是，高昂的渠道和商铺成本，让一些本有意做内销的外贸企业打消念头。   　　除了房地产的有形租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权力的租金。权利的租金包括利用特权进行合法的寻租和非法的寻租。交通费是居民的一项大支出，而中国大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属于典型的合法寻租。   　　在美国，人工成本贵，车本身很便宜，以至于租车比打车便宜，在奥兰多租一辆很新的轿车，一整天不过18美元（还包括保险在内）。在泰国曼谷，车和人工成本与中国北京上海相等，但出租车起价7元人民币，如果打表，价格一般比京沪等城市便宜40%。   　　在北京上海打车价格不菲，在于司机经营出租车，首先要缴纳高于汽车款两倍到三倍的价格购买出租车，然后再每个月上交五六千元的所谓份子钱，出租车管理公司收取费用的依据是由权力分配的经营牌照。而这些费用全部都要由乘客来承担。   　　另外一种租金形式为非法寻租产生的各种腐败。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度称，“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到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些租金都陆续摊入了物价，交由弱势阶层买单。正是这些非法以及不合理但合法的租金，生发出了超越国情的奢侈品消费、庞大的地下经济、日益脆弱的民生感受等一系列“不正常经济现象”。这也由此撑开了一个命题：擒拿通胀之虎也需仰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