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二手音响:从基层整起？亲历者口述“四清”工作队办案经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2:49:02
核心提示：我们第一生产队的工作组在关锋的领导下，都紧绷“阶级斗争在农村十分激烈”这根弦，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清查生产队干部中的“四不清” 问题和阶级异己分子。进村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第一生产队经过排查确定了两个斗争对象，一个是翟里大队副大队长邓庆福，他家住第一生产队；另一个是“漏划富农”。第一生产队率先在全大队揭开了“翟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批斗“漏划反动富农”邓庆福 。组长关锋带头揭开翟里阶级斗争盖子，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邓力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第一生产队蹲点，参加一队工作组会议和社员大会。关锋的做法大多都得到邓力群的赞赏，认为关锋雷厉风行，适时地把翟里“四清”运动推向了高潮。
紧接着，在清查第一生产队账目时，发现了仓库粮食与实际不符，于是又把小队干部分别隔离审查，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都交代了合伙贪污仓库的粮食问题，但交代的数目、情节很不一致，矛盾不少。工作队对小队干部合伙贪污粮食问题心中也无数，当然在审查小队干部时也是“逼供信”的办法。这样原来的小队干部全部打成了“四不清”干部。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口述：王广宇，栏目主持：郑仲兵、李宇锋，原题：《在“四清”工作队的办案经历》
王广宇：原《求是》杂志编审。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因受江青、陈伯达诬陷迫害而被捕，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三中全会前夕得以平反。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与天斗与地斗其“祸”无穷的“大跃进”之后，党内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从各项激进政策全面后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但是，这一举措在受到党内大多数人拥护的同时，也引起了疑虑。对党的道统变质的担忧，对最高权力旁落的担忧，导致了反弹，使得刚刚松动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再度绷紧。
“四清”运动开始了。同以往不同，这次运动的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含混不清。比如要解决的究竟是“四清”“四不清”，还是走“社”走“资”？前者是组织问题，后者是路线问题。连带的问题是，即使是同一个对象，他的罪名究竟是变质贪腐分子，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者是个人问题，后者是党内派别问题。
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四清”运动是整顿党的基层，还是从基层整起？
当时，作为普通工作队员的王广宇先生不知道这个背景。他所能感受到的，是“邓庆福案”中的来回拉扯；他所不知道的是上层权力的“太极拳”：一方的招术被另一方一一化解。最终，图穷匕见，“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然后，同样的派工作组，同样的整基层，结果却是引火烧身。君不见，“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不就是“四清”运动的受害者吗？
——编者
1964年秋，北京市第二批中央机关农村“四清”工作队下乡之前，普遍学习了有关“四清”的文件，听了一些介绍“四清”的报告，如桃园经验，天津小站经验，介绍学习了“双十条”。当时，党中央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有人则说，恐怕不止三分之一，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我们通县翟里“四清”工作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村的。
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是以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的人员为主，加上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少数工作人员组成，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组除个别同志之外都参加了翟里的“四清”。翟里大队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分配一个工作组，进村的时间是1964年国庆节后。带队的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到翟里后对群众宣布他叫“老董”，他化名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翟里姓邓的是大姓。工作队成立了队委会，由各队工作组长兼队委。工作队长是陈茂仪（兼），支部书记海波，副书记郭冲，一队工作组长是关锋，二队组长苏星，三队组长陈茂仪，四队组长郭冲，五队组长戚本禹，六队组长海波（关锋、戚本禹是“文革”中的活跃人物，先是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受到重用，后又被关进监狱——编者注）。工作队进村后，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央的“双十条”开展工作的，也是搞扎根串连。各组开始了摸底，了解生产队的阶级状况，分析各户的阶级成份，确定发动群众所依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