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tvb男演员大全:人人都应该关注的------中国农作物转基因安全问题1

作者：胥晓莺    浏览次数： 234    更新日期：2006-4-5 1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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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转基因稻米究竟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直争论不下。13亿人吃饭的安全问题在这群人和那群人之间争论不休。谁能决定转基因稻米在中国的流产或蔓延？饥饿的恐吓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能否成为转基因稻米的通行证？

       一向不苟言笑的绿色和平组织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最近春风得意：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近来喜事不断。
9月6日，三个月前正式核准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在中国正式生效。“此前全球已有119个国家批准加入该议定书，但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就好像世界杯上没有巴西。”马天杰的比喻透露了他的兴奋。
该议定书是转基因生物进出口方面颇为严格的国际性法律框架。绿色和平组织相信，它在中国的生效将有助于这个粮食和人口大国提高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水平。
      早些时候，6月22日，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安委会）完成了改组。安委会承担着在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上届安委会55名成员中，据绿色和平组织统计，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此次安委会成员增加到74人，根据农业部生物安全办公室给本刊提供的资料，其中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8名，占10.8％；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专家5名，占6.8%；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8名，占10.8%，而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大大减少，只有10名，占13.5%。
      “本届安委会比上届组成人员更平衡，这说明中国对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政策整体趋于谨慎，政府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在加强。”卫生与食品安全专家黄昆仑教授对本刊表示。黄昆仑是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测测试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本届安委会委员。

越收越紧的审批制度
 
      “农业部的这一系列举措，是对转基因稻米风波的一种积极补救行为。”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对《商务周刊》说。
       转基因水稻风波始于2004年年底。当时安委会的一次例行会议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非同寻常的关注——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商品化推广的申请。有媒体称，“如果获得农业部的许可，转基因大米可能明年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被批准商业化生产。媒体对于转基因稻米的特别关照，是因为稻米作为中国人主粮的特殊地位——中国人人体热量的1/3由米饭供应，中国1/3的粮食耕地种的是稻米，有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从事稻米生产。如果申请得到安委会通过，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且将是世界上首次将转基因技术应用到主粮生产。
据媒体报道称，由于安委会对是否批准商业化争论激烈，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但第一届安委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王国英告诉本刊，据他所知，当时安委会已经通过了审批，只是审批结果递交国家农业部后，农业部最终未做出批复。
        商业化审批遭遇“刹车”，但2005年春天，又出现了湖北省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
2005年4月和6月，绿色和平组织向国内外媒体发布了两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2月到6月间，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多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发现没有经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已经在种子市场上非法售卖，某些地方已经种植了两三年，并已流入湖北、广东等地的大米批发和零售市场。

        据绿色和平组织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种植了1900-2400亩“非法转基因水稻”，按农民所说的亩产千斤计算，约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而今年的种植面积估计至少可以达到20000-25000亩。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常规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绿色和平组织据调查还指出，湖北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抗虫汕优63”水稻，很可能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所研究的“转Bt基因抗虫稻”。
      此报告如重磅炸弹，一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南方周末》等国内外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薛达元说：“这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
       更重要的是，转基因稻米的混入影响到中国和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欧盟和日本都对中国出口大米加强了检测，给农业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薛达元介绍，虽然中国稻米出口量不大，但欧盟对转基因食品控制极为严格，从1999年开始就禁止在欧盟市场上出售任何转基因产品，此政策一直到去年才有所松动。
     “农业部对转基因稻米风波的处理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薛达元认为，“农业部责成湖北省农业厅进行了全面调查，据说展开了地毯式调查，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还对农民进行每亩四五百块钱的补助。”农业部还下发了两个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安全监管工作。
       但农业部并不认为这是迫于某种压力而做出的行为。该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邵建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什么转变，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一向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规范的管理。”

      “安全管理的严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大概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王国英告诉本刊。王国英从1993年开始研究抗虫转基因玉米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生产性试验阶段。作为从事转基因项目研究的专家和安委会成员，王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政策非常熟悉。
        2000年8月，中国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同年国家环保总局还组织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据此于2002年1月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估、进出口管理和标识制度的实施发布了三个具体管理办法。第一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则在2002年5月成立。

       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和机构的设立，促使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趋于规范和严格。“抗虫棉之后，从2001年开始，安委会再没批准过任何一个国产品种进入商业化生产。”王国英说。
        王国英还透露，其实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前，1996年农业部就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只是当时规模小一些，只有20多名委员，而且“当时比较宽松，气氛很好”。王国英介绍说，当时没有要求每个项目必须经过5个阶段，不像现在一个阶段就需要两年完整的试验数据，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中间试验，就批准环境释放了。
    
       “原来专家们对转基因技术比较乐观，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抗虫棉的商业化就是这样很快获批的。”王国英还认为，是欧洲市场对转基因产品强烈的质疑态度，促使中国开始采取谨慎态度。
  
        同时，在中国几个开放的转基因产品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乐观的情况。中国的东北原本是全世界种大豆的黄金地带，但自从中国开放转基因大豆和豆制品的进口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和转基因大豆进口国，2001年即进口了世界1/3的转基因大豆。据专家估计，中国餐桌上有50％以上的大豆色拉油属于转基因食品。

        在转基因棉花领域，中国同步审批了多个国产和进口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但中国70%的抗虫棉棉种市场被进口品种占领。专家指出，国家采取谨慎的审批制度，有利于为本土的科技人员预留时间和空间。
        但对于从事相关研发的科学家来说，漫长的审批过程如长夜难捱。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黄大年教授1997年带领科研组成功配制出了世界第一种转基因水稻——抗除草剂水稻，1999年9月，中国水稻所正式向农业部提交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生产的报告，但2000年，国内转基因稻米商业化审批中断，该稻种的审批也变得遥遥无期。
“我们当时真的是万事俱备了，各项生产指标都达到了产业化，我们以为肯定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基因产业化目标。”黄大年非常无奈。
        同样，华中农大张启发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朱桢教授研究的两种抗虫水稻，研究时间也都已接近20年，技术成熟已近10年了。据估算，一个研究10年以上的转基因稻米项目，投入合计超过亿元。
2000年以后黄大年的选择，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审批制度的严格。他告诉《商务周刊》，几年前他就放弃了转基因水稻的研究，转向研发一种可以降血压的功能大米——“基尔米”，“基尔米”目前已经投放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两年内放行？
        国家对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审批如此谨慎，是否说明反转基因派在中国的胜利，转基因稻米将在中国流产？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并不如此认为。“我国对转基因技术的政策是‘积极研究，谨慎应用’，和欧盟的明令禁止有本质的区别。”他预计，最多两年，转基因稻米将获得准生证。
        在中国，生物技术代表将来的发展方向，和IT共称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两大技术。“我们现在资源越来越少，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物技术为我们带来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新一届安委会成员黄昆仑说。黄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主任，并非生物技术专家。他所持有的态度代表了相关大部分中国政府官员、专家和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看法。      
        转基因技术在中国不仅是“高科技”的代名词，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1/4、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诱惑几乎难以抗拒。美国前总统卡特对生物技术的评价似乎道出了中国人的心声：“生物技术可以信赖，它不是我们的敌人，但饥饿却是。”
      
     “中国不可能完全效仿欧洲拒绝转基因食品，国情不一样。”转基因玉米专家王国英对转基因的商业化前途依然充满信心。
而且转基因作物常以一种诱人的多赢面目出现：农民可以减少投入，提高产量；公司可以获取利润；消费者可以低价获取商品。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统计，国产抗虫转基因棉花种植以来，累计产生效益超过50多亿元，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受益45%，种子公司和技术开发部门受益10%左右。
      
       在转基因水稻方面，黄季也曾算出一笔账：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民少用80%农药，增产6%—8%，农民每公顷平均增收676元。如果中国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普遍的观点是，如果中国不在转基因技术方面占有一定的位置，今后就会受制于人。因此，虽然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政策趋于严谨和保守，国家却始终大力支持转基因项目的研发。在耗资百亿的国家“863”计划中，生物技术排在首位，加上科技部转基因专项基金和其他各部委的投入，据黄季教授统计，2004年用于转基因生物研究的资金达到16.47亿元。黄季告诉《商务周刊》，这16多亿元投入中，用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资金近1/3。
    
       “积极研究”的后果之一，是给“谨慎应用”造成了强大的压力。“863”计划开始于1986年，最长的转基因水稻项目已经研究快20年，有一批项目已经或即将成熟。据统计，目前处于封闭性研究的转基因稻米已有100多个品种，小范围内环境释放的品种有8－10个，其中4个品种在2002年进入生产性试验，3个在2004年提交了商业化生产申请。
          和黄大年教授的选择不同，大多数转基因水稻专家还是采取了游说政府的积极行动。去年年底安委会会议之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递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大力呼吁开放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这些专家中包括已经向安委会递交商业化申请的转基因水稻专家张启发、朱桢等人。
         而今年发生在湖北的转基因水稻“抢跑”事件，更被认为是对严格审批制度的一种反弹。绿色和平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对此评价说：“某些专家和研发部门有意无意的泄漏种子，是为了达到一定种植面积，造成无法回收的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造成压力。”
        对于科学家急于商业化的原因，薛达元解释说，一个技术成熟后两三年内不推广，这个技术可能就过时了，十几年的心血和上亿元的投入打了水漂。另一方面，科学家一般在技术公司拥有自己的股份，商业化后科学家个人获得的收益也是惊人的。     
    支持派和反对派的共识
     
      商业化前途究竟是明是暗？支持派和反对派似乎都没有把握。但在加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方面，双方达成了共识。
绿色和平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表示，绿色和平组织不反对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但是呼吁政府部门加强安全监管的力度。他说：“湖北的泄漏事件就反映了政府部门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严重漏洞，管理能力欠缺。”
     
      作为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的带头人，黄季教授则是去年上书国务院呼吁加快转基因产品商业化审批的专家之一。但他强调，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离不开转基因技术和安全管理这两条腿的协调前进，但是目前“转基因安全研究和管理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
          黄季向本刊提供了他近期的研究数据：我国用于转基因安全研究方面的资金，1997年为50万元左右，2001年增长到900万，2004年增长到1900万；用于安全管理方面的资金，从1997年的几十万增长到2004年的600万元。
“绝对值增加了，但相对技术投入来说还是微乎其微。”黄季告诉记者，2004年用于安全方面的资金投入，仅相当于当年16.47亿元转基因生物研究总投入的1.5%。而据黄昆仑教授介绍，美国杜邦公司一个转基因油菜项目，用于安全评估方面的资金占到项目总投入的40%。
        由于资金和意识的问题，有关转基因安全监管的机构设置和能力建设都很薄弱。国家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范围的安全监督及所有转基因作物的审批等工作，但是其成员只有一位副主任和两位工作人员，而地方上的相关工作多由农业厅的科教处之类的机构兼管。“最多只有半个人在管。”薛达元说。
政府多头管理的弊病在此也有体现。目前，转基因产品的技术研发由科技部负责，安全管理的职责主要在农业部，负责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安全评价审批和标识申报。但是作为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卫生部也曾出台过一个《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进行管理。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还涉及对环境污染的评估和管理，国家环保总局是这方面的主管部门。转基因产品的进出口管理权又归属国家商务部。
           这样的部门分工难免造成职权重叠冲突或缺位的状况。除了科技部“积极研究”和农业部“谨慎应用”之间的矛盾，《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签订就曾在部门协调上碰到障碍。由于《议定书》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个公约，因此该公约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会签。“这涉及到谁主管的问题。”薛达元告诉记者，因为部门利益难以协调，《议定书》的会签工作曾不断拖延。
         
       根据《议定书》，国家环保总局今年5月还曾宣布，将由其牵头制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8月31日，国家环保总局生物安全办公室张剑智向本刊透露，该法规正在起草阶段，“已经出了第四稿”。
         但据参与了该法规起草工作的薛达元表示，因为要经过各部门讨论、修改，这部法规的出台“还早得很”。他还透露，科技部早在三四年前就制定了一个转基因生物方面的法规，也因同样原因至今仍未面世。
      
         绿色和平组织还呼吁中国政府加强安全管理中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转基因品种的安全审批材料只有安委会委员才能看见，而在欧洲，安全审批材料会在政府网站公布，任何公民都可以在一个月内提交意见。”马天杰说。
       
        作为国家转基因管理“智囊团”的安委会成员的改选，也没有经过公开的选举，而是由各部门推荐，由农业部认定。采访中，有一位上届委员向记者表示，不清楚为什么这届委员里面没有他，农业部也没有跟他“打招呼”。另一位环保领域的专家则告诉记者，虽然环保总局将他列入推荐名单，但因为他曾对媒体发表过一些“说法”，农业部曾找他谈话，此次也没有入选安委会。而当记者向农业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索要安委会名单时，其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能提供。
            对转基因作物商品化明确持支持态度的黄季也呼吁更透明化的安全管理方式。他的想法是：“安全评估的过程应该由不同部门的人公开参与，这能防止在最后的商品化推广阶段阻挠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