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榧出口:王奕：《小平退休好》引风波

　　1986年秋季《扬子晚报》曾发表一篇小文，题目为《小平退休好》，《光明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日报社一位不分管我们业务的副总编辑到我们副刊部，他拿着《报刊文摘》指着《《小平退休好》这篇文章对编辑琼姐说：“你们《报刊博览》转一下这篇文章呗。”正在他们谈论此事之时，我从外面采访回来，琼姐旋即对副总编辑说：“您跟我们的王主任说吧。”我接过话茬问：“什么事？”副总编辑说：“你看看，把这篇文章转载呗。”我接过报纸一看文章题目是：《小平退休好》，便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行。”副总编辑问：“为啥不行？”我回答：“邓小平要是能退休，中央不早就决定他退休了，目前根本没有退休的可能，因此我们也不能转载。”谁知此时副总编辑对我的回答很恼火：“你真是一点开拓精神都没有，这样的部主任怎能领导好报纸副刊改革！”我当然不会服气，于是就争辩起来。副总编辑说：“你一点改革精神都没有，守旧，不思进取，你真应该考虑一下是否还当这个部主任了！”我当即表示："琼姐，你愿意转载，你组好版直接找F副总编辑签字，我决不签字。我服从领导，但坚决保留自己的意见！"至此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下午，在楼梯上我迎面碰上F副总编辑，他开口便对我说：“今天中央办公厅发了明传电报，任何报纸不得转载《小平退休好》一文。”

　　至此《小平退休好》转载一事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没有想到事隔几个月后，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坚决反对的。社论说，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坚持改革开放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新闻、舆论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党的新闻报刊、国家的广播电视和有关出版物，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单位的党组织，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进行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端正政治方向。过去传播了严重政治性错误东西并在群众中造成较大影响的，应采取适当方式澄清是非，挽回影响。今后，舆论部门都要严守党纪国法和工作纪律，严格实行责任制，建立必要的检查和审查制度。出现重大政治性错误，要及时查明原因，区别不同情况，严肃处理。极少数人长期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不遵守党的宣传纪律，经教育拒不改正的，要坚决调离。

　　近几年来有相当一批报刊缺乏得力的领导骨干和合格的编采人员，加之管理很差，社会效果不好。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要会同各级新闻出版部门，摸清情况，加以整顿。一些政治方向错误、质量低劣的报刊，要下决心停办。”

　　我们当地宣传部当然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文件精神。在一次小型汇报会议上，宣传部长就我们报社前一段时间，曾把国务委员陈俊生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放在一幅题为《只听上面的》漫画上面提出批评，认为部主任居然不听从值班总编辑撤掉漫画的意见，应该严厉批评；而总编辑也太软弱，没有政治敏感。参加会议的报社一位副处级编辑提出：“我们报社也有部主任抵制领导不发《小平退休好》这样的事例呢。”接着他就把我不同意F副总编辑建议转载《小平退休好》的意见的事在会议上讲了出来。

　　其实，我们报社当时非常民主，我们一般都不称呼领导的职务，省略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的姓直呼他们的名。当时为业务之事常常争论不休，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感到有什么不妥，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记恨。关于转载争论的事，这位副处级编辑并不知道详情，当时他去外地采访，回来后听大家议论才知道此事。他此时提出这事也是为了给报社争面子，想以此证明我们报社不是没有什么政治敏感，并没有其他目的。

　　不日，地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F副总编辑，顿时他有了沉重的思想压力。总编辑把我找去旁敲侧击地开导着，主要是说我家在文革中挨过整，深受被人整之苦，言外之意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他怀疑我把这事向地委反映了，因为我有一个长辈时任纪检委书记。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我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跟他讲了一下，他若有所思地"嗯、恩"着。

　　后来那位副总编辑和那位副处级编辑自然结下了"梁子"，不久那位副总编辑便通过关系调到一家国家专业部门的报社任省记者站站长。

　　回过头来看，那位副总编辑确实是勇于开拓的人才，自文革年少以来，他一贯能敏锐地扑捉政治时局，随机应变不断取得新成绩，真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而我此时却是因循守旧，不会变通，不能对政治时局有前瞻性的思考，明显缺乏政治大视野，也不会审时度势高歌进取。

　　反观邓小平，他确实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1988年9月，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认识，是一位卓越的中国政治家对当代和历史负责的深刻思考而产生的纲领性意见，如果我们按此行事，必将加快改革步伐并取得很大的成绩。

　　只可惜我们的宣传领导机构并不认真领会小平的深刻思想精髓，刻意扼杀对小平主张退休说好的意见，使人表面不说心里更反感这种"舆论一律"的做法，加深了人民对小平的误解，深以为他是眷恋权位，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袖是否要终身制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相比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邓小平高出一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把希望寄托一两个明君身上，且希望他们终身执政，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总是对的，任何人都不能永远不出错。我们普通人错了，改正过来不会对国家、民族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可当一个领袖犯了错误尤其是他抛开同僚一意孤行，那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无比的，不论是对民族还是对国家及他个人都是不可言喻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