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墅:胡鞍钢“中国前景乐观论”的理由及挑战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即将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的新书《2020年的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包含了两个重要主题，分别是：“中国前景乐观论”与“中国崛起例外论”。

关于前者，胡鞍钢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及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历史性复兴持一贯乐观的态度，即便是在这个国家面临诸如1989年西方制裁和封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SARS危机、2008年汶川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的关头亦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相反，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他比其他中国学者更加积极地呼吁对一些挑战加以关注，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失衡、环境退化、能源低效率使用、公共卫生危机等。

但是，在注意到这些严峻挑战的同时，基于对一系列因素的认识，胡鞍钢仍对中国在未来十年乃至更远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持乐观态度。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坚实的工业基础、新建成的世界水平的基础设施、高储蓄率及有效吸引巨额外资、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源优势以及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向内需拉动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承诺。在这本书中，胡鞍钢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不仅仅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其教育、创新机制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成就而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充满吸引力的超级大国”。

当然，外国批评人士不会那么轻易地接受胡鞍钢的观点，还可能会怀疑胡鞍钢的观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的主流学者和政治群体的认识。实际上，“中国前景乐观论”和“中国崛起例外论”都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不过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即使是在中国国内，关于其对超级大国地位的诉求和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所进行的评估也和别处一样，众说纷纭，争论颇多。

按胡鞍钢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处在途中的“新型超级大国”。这种凯旋情绪在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得到了验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上海重新崛起为国际性的都市中心，以及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迅速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载人航天计划，还有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新兴的自豪感和乐观情绪。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指出，“中国在乐观地向前发展”。文章中还提到：“在过去的400年时间里，西方的发展受益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乐观比较优势。”但是现在，大量民意调查显示出不同的趋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87%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只有30%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在正确的方向上。

胡鞍钢对中国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正朝着新型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其令人惊叹的国有资产、新建基础设施、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源优势，都为“中国乐观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在这本书中，胡鞍钢提出了大量信息和统计数据来支持他的乐观态度。他还指出了一些显著的成就，还有些他没有讨论的成就也经常被中国的其他学者提及。在对中国未来持乐观态度方面，有必要强调以下四个领域：

中国旗舰国有企业的崛起。在上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中国国内和国外对国有企业的前景多持消极态度，尤其是对中国的商业银行。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98年银行不良贷款占到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的40% 。而胡鞍钢指出，到了2008年，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已经降到2%至3% 。中国全部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在1998年2%的基础上增长了三倍，到2008年达到7% 。胡鞍钢还是在改革时代第一个批评市场教条主义、支持加强国有企业实力的中国经济学家。他说：“市场并非无所不能，不应该将它神圣化”。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支持胡鞍钢的这些观点。有趣的是，早在2009年，世界十大银行中有四家是中国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高居榜首。十年前，美国银行主导世界银行业的前十名，没有中国的银行，甚至差距还很大。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可以由企业在全球财富500强名单中的数量来衡量的话，那么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胜利者之一。中国在世界500强名单中的企业数量由1995年的3个增加到2010年的46个。尤为引人注意的，2010年中国排名前15且进入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交通运输业的显著发展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公路、铁路、桥梁和港口建设。截止到2010年，国家高速公路里程已经达到7.4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事实上，中国直到1999年秦皇岛-沈阳高速铁路定项前都没有一条高速铁路，到2010年全国已建成740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世界居于首位。据估算，到2020年中国的20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将达到总长1.8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速铁路总长度的一半。此外，世界三大跨海桥均位于中国：青岛海湾大桥( 41.6公里) ， 杭州湾跨海大桥( 36公里)，东海大桥( 32.5公里)，这三大跨海桥均是在最近五年修建完成的。

2009年的全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有六个位于中国，包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宁波、青岛。而就在20年前，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港口能够进入世界前20位。中国在基础设施，尤其是一些最先进的运输项目上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羡慕，而且也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展现了其成就。这些新建成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使中国在接下来几年里在世界经济体中更具竞争力。

世界最大的新兴中产阶层市场。胡鞍钢和其他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和爆炸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归功于未来可预见的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主要的中产阶层市场之一。例如，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达到1380万和1360万辆，分别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

知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基于对全国大规模调查，在其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根据职业、收入、消费、自我界定等定义)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从2001年的15%上升到了23%。陆学艺还预测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中产阶层将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陆学艺还认为，20年后，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将达到全国总人口的40%，达到与西方国家的同等水平，这也将使得中国成为真正的中产阶级国家。根据布鲁金斯学会两位研究人员最近的研究，2009年中国中产阶层只占全球中产阶层的4%，是世界第七大中产阶层国家，但是，202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市场。

中国对教育和创新的重视。胡鞍钢在这本书中用了两章来阐述教育、创新、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性。胡鞍钢指出，中国作为自然资源紧缺的大国，应该将人力资源放在第一位。胡鞍钢和他的同事们乐观地认为中国在各级教育上已经取得巨大进步。自从2001年以来，全国县以上的所有小学和中学都提供英语教学。而在美国，提供外语教学的小学和中学分别从1997年的31%和71%减少到2008年的25%和58%，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财政投入的限制。此外, 美国只有3%的小学和4%的中学开设中文课程。

胡鞍钢在这本书中写到，2009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经达到9800万人，是1949年( 185, 000人)的543倍。2009年，中国有2100万注册大学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1800万)，成为世界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每七个博士学位研究生，就有一个是中国的公民。2008年，中国公民在国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文占全世界论文总数的11.5%，仅次于美国的26.6%。在一些研究领域，如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电动汽车等领域, 中国已居世界领先地位。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2010- 2020)》，对未来十年从海内外招募和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设计了宏伟蓝图。

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绝不是毫无疑问地同意胡鞍钢这本书中所阐述的乐观观点。事实上，学术界一些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正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积极的辩论。他们通过学术著作、政策报告、媒体评论、博客文章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还有的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或者金融时报中文版等半学术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文章大胆批评着中国当局，但这些热门网站仍然在官方审查下保留了下来。一般地，批评者认为乐观者对中国发展的乐观情绪是毫无依据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既不可取，也不可持续。

应该指出，这些批评多数没有直接挑战胡鞍钢的结论，但却是对公众视野中所谓“中国模式”的回应。然而，这些批评者往往认为乐观主义者(如胡鞍钢)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的预言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他们拒绝乐观的态度，拒绝相信中国整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集权专制来实现持续增长。

批评人士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傲人的经济发展表现，但是他们认为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如廉价的劳动力、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特性、移民带来科技扩散效应、对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的忽视等。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内的许多国内著名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枯竭。胡鞍钢也同样使用“人口红利”这个词来表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提供了动力的这一现象。蔡昉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南部以及东部城市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预示着中国经济将经历深远而重大的转变。

另一位批评人士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余永定，他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认为不仅“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在极高的代价基础上取得的”，并且这种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现如今已经穷尽了其潜力”。

余指出，当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对房地产行业过度投资，投资额已经占到全国总投资的四分之一，这种现象令人堪忧。就像余所描述的，房地产行业泡沫的兴起不仅对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轨道，预估何时赶超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战略家来说将会是一次打击，对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也是一场杀伤力极强的灾难。余认为中国一些广为人知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如中国大量持有外汇储备意味着当美元汇率大幅浮动时，中国经济也将随着经历大幅波动。余警惕地意识到，中国丧失当前的超强发展劲头而回退到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针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飞速增长，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这一现象，批评人士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寡头垄断不仅损害了外国企业的商业利益，也不利于国内私有企业的发展，因此不利于实现中国市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这恰恰解释了广为流传的一个新词的内涵——“国进民退”； 该词被用以批评“国富民穷”的发展趋势。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前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型国有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许小年近来已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批评者。许小年以“权贵资本主义”来表达自己对当今中国的国有垄断发展趋势所持的保留态度。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国有企业的迅速扩张实际上是违背当初邓小平的发展主张。在他看来，中国正从近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既得利益群体是腐败的官员，而不是中国的人民大众。他相信当今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只存在于私人企业中，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既缺乏企业家精神也没有为其公司的亏损负责的责任感。

许多批评人士也相信商业特殊利益集团掌握了过大的权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房地产利益集团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巨额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孙立平还认为房地产行业激增的投机现象加大了国家经济的不平等，即使仍然存在可能性，城市低收入群体加入中产阶级的希望更加渺茫。孙强调了两种并行的，具有政治风险性的趋势——顶层的寡头垄断和底层的分裂——它们正积蓄着动能, 可能将引起国家的“断裂”。

与胡鞍钢对中国教育和创新所持的乐观态度相反，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出现各种形式的“教育腐败”：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录取偏向，过度捐赠和收取杂费， 教职员工委任和升职中存在“学术近亲繁殖”，教学和研究中的政治干涉以及抄袭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而被大大削弱。

最重要的是，许多批评人士主张，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只有在一个政治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取得成功，当前中国政治控制和媒体审查的局面是严密的。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也表示对中国的乐观前景不敢苟同。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与“中国模式”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乐观论”往往会导致外交政策上的傲慢心态，进而与邓小平所倡导的低姿态外交产生另一种偏离。在一篇近来广为流传的文章中，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对“中国乐观论”进行了猛烈抨击，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国的“盛世”之颂。资中筠尖锐地指出，在“盛世”的光鲜外表下，她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危机感。她认为，在国内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陷于停滞，审查制度达到了某种可怕程度。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在2010年的状况也令她不安。

这一系列对于“中国模式”的批评来自于蔡昉、余永定、许小年、孙立平、资中筠等学者。虽然他们的一些观点显得有些耸人听闻，但确实有力地挑战了近来人们对中国的普遍自信。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可能因“中国模式”或“中国乐观论”而带来的问题，胡鞍钢本人并不应该受到批评，例如经济决定论、权贵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政治、或对人口问题的忽视。事实上，在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上，胡鞍钢很早就发出了警告，并且不晚于这些批评人士。甚至可以说，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方面，胡鞍钢比这些批评人士更加具有远见以及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胡鞍钢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态度并不是建立在寻求侵略性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的。

(摘自《“中国前景乐观论”和“中国崛起例外论”——对胡鞍钢《2020年的中国: 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评论》 作者：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