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coco香水:青春大逃亡引言——自由兄弟摘编的知青争取回城故事11

编者按:这是继本人（又称“自由老爹”）摘编的《热岛知青潮——自由兄弟收藏的海南生产建设兵团》之后，第二部有关中国知青经历的长篇纪实节选。其中所摘录的都是多年来发表于报刊网络和本人收集整理的知青争取回城故事。
   
    摘编时，本人力求保持原文及作者的真实性，但为了增强纪实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不得不适当对一些段落或个别语法进行了剪裁和修正，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出书立著、博取功利，（就本人所想，出书是一个费力费钱的事情，远不及网络传播广泛持久）也无意诋毁他人，或是佐证所说对错，只是想给后人保留一份较为系统详实、方便查阅的历史资料。。。

    如果文中涉及作者或当事人的情节有疏忽错漏，请在评语给予指出并提供详实的参考资料，以便及时修改更正。在此先表示诚挚感谢！此外，本人在此篇中所写的内容一律改用蓝色文字，而原作者的文字一律用黑色文字，以示区别和尊重。望读者见谅。。。

 引言  

    建国以来，到底有多少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场农村，搜寻了许多资料，至今也找不到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有说1600多万的，有说1800万的，还有说2000万的，这恐怕要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现有据可查的是，从1968年至1978年，“文革”期间，中国有1,647万知青上山下乡。但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所以，如果再加上“文革”前以种种名义动员下放的各届知青，总数应达2000万人左右。这些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合并计算，全国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关联的人数约为一亿五千万人。

 也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5年至1985年，在曾经的30年间都是一个牵动国家和民族千家万户的名词，也是一个溶在国家和民族磨灭不了的记忆。在这场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徙运动的幕前，是无数家庭的骨肉分离，泪飞如雨；而在幕后，则是不知有多少明白世故的家长，紧攥着被注销了儿女名字的户口本在心疼地发抖。。。

 如果要强行返回城市生活，就必须要忍受随时被驱赶的种种“黑人黑户”的歧视，而这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严密人口管制制度下，是很难生存下去的，稍有运动或过失，就会被拘押遣返。由此，想方设法重新获得或恢复被注销的城镇户口，便成了每个知青后来争取回城的头等大事和真正意义所在。

 尽管在这一漫长岁月中，高层领导采取了炽热的思想教育，如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等，以及许多诱导措施，如先进典型、安家补贴等，千方百计想使这一庞大群体在农场农村安家落户，以达到缩小城乡“三大差别”、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等目的。但是，与历史上被迁徙的人群不同，知识青年不是有罪名流放的犯人或剥夺故土的子民，他们的下放是头顶着炫目的光环和荣誉，在其他人群的鲜花与掌声欢送中完成的，而且下去的理由也只是接受“再教育”或“支边支农”。

 于是，在这2000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农场之后，特别是1968年毛泽东的12。22指示发表后，“一拥而下”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先是日常诸多涉及生活的问题冒了出来。而后便是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这个群体陷入了苦闷困惑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要求下乡的知青，还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无奈被动而来的知青，在经历多年的农场农村生活之后，他们都开始冷静地意识到农村农场生活是多么艰苦，而生产力又是多么的低下。甚至哪怕是天天劳动，也只是维持自己简单的生存，更难以如农民农工一样地养活家庭。。。

 曾是贵州知青的作家叶辛自述道：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八分钱。所以有人说，你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很好，但你还只是“邮票队”。尽管所谓“知识”青年，没有多大知识，但是他们至少会算，这样低的收入只够买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仅仅有米就够了，还有油盐将醋，洗脸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买衣服。。。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这个群体除了66至68届中的部分老三届大哥大姐外，相当多的人由于文革中断学业，实际上只具有高小或初一初二级的文化水平。如果是在今天大中专教育相对普及的状况下，更可以说是“欠知识青年”。虽然高层将这些只具有基本生活技能的人群冠以知识青年的美名，并赋予他们改变农村农场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但他们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本无法带领当地农工和农民寻找脱贫致富之路，充其量农村农场只是增加了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力。

 因此，许多地方农民也难以将他们当人才待之，有的干脆就称这一群体为“城镇下放青年”。由于他们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再加上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定义，这些到农村农场知青主体地位，比原来“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层次上又下了一个台阶，他们根本无法在农村和农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地位决定身分，甚至决定一切。这些知青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忍受艰难困苦之外，还得时时夹起尾巴做人，收敛自己的青春个性和城镇生活习惯，以适应当地农村农场落后的传统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虚心接受文化知识比他们还少得多，整体素质比他们还差得多的农民农工的管理和教育，若是稍有张扬顶撞，便会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尊重贫下中农等帽子扣在头上。。。

 另外，在有的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知青的到来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争夺口粮之嫌，再加上文化生活单调，地理环境封闭，许多知青日常生活陷入了相当苦恼的压抑之中。还有少数农村农场的领导和歹徒利用管教上的便利，对一些知青进行欺凌和污辱，更加重了知青心理上的恐慌。

 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一些知青口头上喊着扎根的口号，但是在内心上始终找不到归属感，更别说有改造自然社会、大有作为的成就感。而当地农民农工对他们也很难有认同感。这种内心的压抑和外部的排斥下，使许多知青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

  20多年中，这些知青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他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当时惟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知青的兴趣。只要信里提及关于城市的消息，如夏天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流氓闹事，飞短流长，他们都会设身处地的议论一番。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身心仍然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当时国家规定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一辈子只能探亲两次，而农场的知青也要几年一次。但只要回到都市，他们心情就会豁然开朗，甚至感到都市的马路特别洁净，都市的阳光特别灿烂，都市的一切生活都特别温馨欢愉。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农场生活十分封闭枯燥之时，这份思念就愈加强烈，最后以至于变成一种必须改变现状回到城镇去的欲望行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高层领导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只有回去，依靠父母亲友的帮助，才能对付他们生活的困难，生活得好一些。。。

 他们就象无法移植的树木，无论经过多少漫长岁月的培育，也不能象土生土长的农民或原本就是农民、后来移民到农场的农工军工一般，适应农场农村的水土。最后还是要“拔根”回到自己熟悉的城镇。其实，他们的行为并不难理解。中国有句俗语，叫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用这种将城镇青年下放农场农村，人为地缩小城乡差别的办法，本身就违反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农村人的生活欲望，也是向往过上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况且要让本来就已经领悟和熟悉了城镇生活的优越的知青，去倒退适应农场农村的封闭落后生活，显然是一种筑堵“堰塞湖”的荒唐举动。

 于是，几乎就是在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如洪水般地不断波澜壮阔、向前延伸推进之时，知青争取回城的逆流，先是在这股洪流的两侧或低层迂回，形成了与之相伴，时起时伏，时明时暗的悲壮交响曲。而这一交响随着“文革”进程的复杂性，逐渐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知青问题的堆积，最终酿成了犹如钱塘潮水般的惊天动地回城浪潮！终于迫使高层在1980年，作出重大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而对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允许以各种政策照顾回城。从此，历时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宣告结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