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网络基础教材:青春大逃亡——自由兄弟摘编的知青争取回城故事

编者按:这是继本人（又称“自由老爹”）摘编的《热岛知青潮——自由兄弟收藏的海南生产建设兵团》之后，第二部有关中国知青经历的长篇纪实节选。其中所摘录的都是多年来发表于报刊网络和本人收集整理的知青争取回城故事。
   
    摘编时，本人力求保持原文及作者的真实性，但为了增强纪实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不得不适当对一些段落或个别语法进行了剪裁和修正，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出书立著、博取功利，（就本人所想，出书是一个费力费钱的事情，远不及网络传播广泛持久）也无意诋毁他人，或是佐证所说对错，只是想给后人保留一份较为系统详实、方便查阅的历史资料。。。

    如果文中涉及作者或当事人的情节有疏忽错漏，请在评语给予指出并提供详实的参考资料，以便及时修改更正。在此先表示诚挚感谢！此外，本人在此篇中所写的内容一律改用蓝色文字，而原作者的文字一律用黑色文字，以示区别和尊重。望读者见谅。。。

 引言  

    建国以来，到底有多少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场农村，搜寻了许多资料，至今也找不到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有说1600多万的，有说1800万的，还有说2000万的，这恐怕要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现有据可查的是，从1968年至1978年，“文革”期间，中国有1,647万知青上山下乡。但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所以，如果再加上“文革”前以种种名义动员下放的各届知青，总数应达2000万人左右。这些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合并计算，全国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关联的人数约为一亿五千万人。

 也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5年至1985年，在曾经的30年间都是一个牵动国家和民族千家万户的名词，也是一个溶在国家和民族磨灭不了的记忆。在这场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徙运动的幕前，是无数家庭的骨肉分离，泪飞如雨；而在幕后，则是不知有多少明白世故的家长，紧攥着被注销了儿女名字的户口本在心疼地发抖。。。

 如果要强行返回城市生活，就必须要忍受随时被驱赶的种种“黑人黑户”的歧视，而这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严密人口管制制度下，是很难生存下去的，稍有运动或过失，就会被拘押遣返。由此，想方设法重新获得或恢复被注销的城镇户口，便成了每个知青后来争取回城的头等大事和真正意义所在。

 尽管在这一漫长岁月中，高层领导采取了炽热的思想教育，如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等，以及许多诱导措施，如先进典型、安家补贴等，千方百计想使这一庞大群体在农场农村安家落户，以达到缩小城乡“三大差别”、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等目的。但是，与历史上被迁徙的人群不同，知识青年不是有罪名流放的犯人或剥夺故土的子民，他们的下放是头顶着炫目的光环和荣誉，在其他人群的鲜花与掌声欢送中完成的，而且下去的理由也只是接受“再教育”或“支边支农”。

 于是，在这2000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农场之后，特别是1968年毛泽东的12。22指示发表后，“一拥而下”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先是日常诸多涉及生活的问题冒了出来。而后便是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这个群体陷入了苦闷困惑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要求下乡的知青，还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无奈被动而来的知青，在经历多年的农场农村生活之后，他们都开始冷静地意识到农村农场生活是多么艰苦，而生产力又是多么的低下。甚至哪怕是天天劳动，也只是维持自己简单的生存，更难以如农民农工一样地养活家庭。。。

 曾是贵州知青的作家叶辛自述道：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八分钱。所以有人说，你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很好，但你还只是“邮票队”。尽管所谓“知识”青年，没有多大知识，但是他们至少会算，这样低的收入只够买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仅仅有米就够了，还有油盐将醋，洗脸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买衣服。。。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这个群体除了66至68届中的部分老三届大哥大姐外，相当多的人由于文革中断学业，实际上只具有高小或初一初二级的文化水平。如果是在今天大中专教育相对普及的状况下，更可以说是“欠知识青年”。虽然高层将这些只具有基本生活技能的人群冠以知识青年的美名，并赋予他们改变农村农场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但他们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本无法带领当地农工和农民寻找脱贫致富之路，充其量农村农场只是增加了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力。

 因此，许多地方农民也难以将他们当人才待之，有的干脆就称这一群体为“城镇下放青年”。由于他们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再加上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定义，这些到农村农场知青主体地位，比原来“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层次上又下了一个台阶，他们根本无法在农村和农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地位决定身分，甚至决定一切。这些知青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忍受艰难困苦之外，还得时时夹起尾巴做人，收敛自己的青春个性和城镇生活习惯，以适应当地农村农场落后的传统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虚心接受文化知识比他们还少得多，整体素质比他们还差得多的农民农工的管理和教育，若是稍有张扬顶撞，便会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尊重贫下中农等帽子扣在头上。。。

 另外，在有的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知青的到来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争夺口粮之嫌，再加上文化生活单调，地理环境封闭，许多知青日常生活陷入了相当苦恼的压抑之中。还有少数农村农场的领导和歹徒利用管教上的便利，对一些知青进行欺凌和污辱，更加重了知青心理上的恐慌。

 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一些知青口头上喊着扎根的口号，但是在内心上始终找不到归属感，更别说有改造自然社会、大有作为的成就感。而当地农民农工对他们也很难有认同感。这种内心的压抑和外部的排斥下，使许多知青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

  20多年中，这些知青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他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当时惟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知青的兴趣。只要信里提及关于城市的消息，如夏天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流氓闹事，飞短流长，他们都会设身处地的议论一番。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身心仍然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当时国家规定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一辈子只能探亲两次，而农场的知青也要几年一次。但只要回到都市，他们心情就会豁然开朗，甚至感到都市的马路特别洁净，都市的阳光特别灿烂，都市的一切生活都特别温馨欢愉。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农场生活十分封闭枯燥之时，这份思念就愈加强烈，最后以至于变成一种必须改变现状回到城镇去的欲望行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高层领导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只有回去，依靠父母亲友的帮助，才能对付他们生活的困难，生活得好一些。。。

 他们就象无法移植的树木，无论经过多少漫长岁月的培育，也不能象土生土长的农民或原本就是农民、后来移民到农场的农工军工一般，适应农场农村的水土。最后还是要“拔根”回到自己熟悉的城镇。其实，他们的行为并不难理解。中国有句俗语，叫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用这种将城镇青年下放农场农村，人为地缩小城乡差别的办法，本身就违反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农村人的生活欲望，也是向往过上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况且要让本来就已经领悟和熟悉了城镇生活的优越的知青，去倒退适应农场农村的封闭落后生活，显然是一种筑堵“堰塞湖”的荒唐举动。

 于是，几乎就是在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如洪水般地不断波澜壮阔、向前延伸推进之时，知青争取回城的逆流，先是在这股洪流的两侧或低层迂回，形成了与之相伴，时起时伏，时明时暗的悲壮交响曲。而这一交响随着“文革”进程的复杂性，逐渐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知青问题的堆积，最终酿成了犹如钱塘潮水般的惊天动地回城浪潮！终于迫使高层在1980年，作出重大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而对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允许以各种政策照顾回城。从此，历时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宣告结束

 文革前及文革初期的知青回城风潮

  知青回城的历史，追根溯源，可从官方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1955年说起。当年10月15日，上海98名热血青年组成了第一支志愿垦荒队来到鄱阳湖畔九仙岭下。1955年11月29日、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同志曾两次亲临此地，三次为之题名: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

  43年过去了，这里仍是全国唯一以共青团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也是全国第一家农工商金融四位一体的联合集团；这里不仅有走向世界的羽绒制品“鸭鸭”，也还是与共青结下不解之缘的耀邦同志永远居住的地方——1990年12月5日静静的富华山又一次接受了胡耀邦归宿。如今，走在街上，坐在车上，说起这个面积只有21.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万多人的共青城，可谓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津津乐道、深情关注。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1959年，一场博大的洪水吞没了丰收在望的庄稼，毁掉了垦荒队员新建的家园，当时共青场也刮起了“解散风”和“回城风” 。一些先来的垦荒队员借口种种理由离开了此地，返回了上海。据查，如今留守共青城的55年第一批知青只有10余人，有的仍打算退休后返回上海安度晚年，因为那毕竟是他们的生长的根。。。

 而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因经济政策失误和政治歧视而下放到农村农场的129万多（有说是250多万）的知青，在文革初期也曾掀起过“要求回城闹革命”的风潮，已经去到新疆、青海和海南的知青当时纷纷回到故乡，请求有关部门安排工作。

 据《上山下乡文献及大事记》载：1966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横扫”、“炮轰”、“砸烂”的狂飚，导致无政府主义妖风刮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多被卷了进去，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达40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办公，编印简讯《下乡上山战线》，同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推动工作。

 1967年6月29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报告：5月以来，下乡知青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４０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住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的为首串连700人，将于７月３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７月份大批来北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

 以至于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篇社论竟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其目的就是要说服城乡群众支持或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农业生产。此后，中央权威性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从此，陆续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据1966年下放的知青拓荒牛回忆：。。。 1961、1962、1963年广州率先实行户籍与支农就业两个概念分开的解决城乡就业政策，（有些类似如今的外来工就业政策）采用保留城市户籍、口粮，人到广东各地农垦工作，鼓励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1964年1月16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后，有关部门却自食其言地取消了1961、1962、1963年到农垦知青的“户口保留证”及“粮油发放证”的法律效力，从而使这些早年上山下乡“真诚的探索者”知青开始了宣泄、诉求、维权、上访，在全国采取当时的所谓“知青回流”中是比较有理据和集体的行动。

 这些持证知青为了维护“户口保留证”及“粮油发放证”的权力，而集中在广州市沙面的省农垦厅、中山四路省粮食厅门前抬着棺材绝食，表示维护自己在城镇保留户口和粮油发放证的权利！当时的知青们称其为“6123”行动。与此同时，广州和佛山等地1966年9月上山下乡知青通过上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等有关部门，反映当时一些地方政府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要求安排回城工作。被当时知青们称其为“66.9”上访行动。

  但具有最戏剧性的是，这些当年可能会对“知青运动”健康发展能起到拨乱反正、理源清污的一次纠正和自我修复的行动，被后来也同样成为知青的当时红卫兵，蔑视为“回流知青”，而大肆受到嘲笑挖苦，甚至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冲击。最后被有关部门以各处借口重新驱赶回到了农村农场。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全社会乱成一团，各政府机构几乎全部瘫痪，停止运作，也无人来关心和解决这些回城知青的有关问题，最后在“人要吃饭”的压力下，这些知青只有无奈的重新回到农场农村。

   更有甚者，一些文革前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许多人都是受到政策歧视，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去的农村。当时，许多老知青天真地以为，只要去到农村并且真诚地投入“脱胎换骨”的大熔炉，就可以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但是，他们始终还是摆脱不了出生不好的命运，甚至连城市的边缘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只要回家呆的时间多上几天，就会有人找上门来，驱赶他们尽快回去农场农村。

 绝望之下，一些思乡心切的老知青走上了一条“病残照顾回城医治”的特殊道路。湖北有一个女知青，本来就有肾炎，为了回城不再受到红卫兵的指责批判，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终于以丧失劳动能力诊断书，符合病残照顾回城的要求。但谁也没有想到，回到城市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因为严重肾衰竭离开了人世。。。

 据《上山下乡文献及大事记》载：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2%，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66至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农村去。

4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99。68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165。96万人，到国营农、林场的33。72万人。此外，还有60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而几乎在这一以运动形式开展的上山下乡高潮的同时，知青争取回城的活动，也逐渐由暗到明，由小到大，以至于最后汇成了不可压抑的抗争洪流。。。

七十年代初中期“各显其能”的知青回城众生相

 1971年2月，为了配合“12。22”指示的宣传，佐证“再教育”的许愿，继续动员后续的高初中生上山下乡去往农场农村。全国计划会议首次确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的政策。但是，当时国民经济在文革的折腾下，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不仅无力筹措资金扩大工矿企业基础建设，而且在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将沿海的一些大型工厂迁往“三线”。企业每年退休或自然减员的一些岗位，又大多数用于安排部队转业复员的军人，这一“可以在知青中招工”的精神，在当年只能是“水中月”或“镜中花”，根本难以落实到知青头上。

 于是，从1970年开始，为了稳定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继续哄骗在校毕业的高初中学生奔赴农场农村，有关部门连续几年开展了“活学活用、扎根边疆、扎根农场农村的积极分子评选活动”，还组织“先进标兵、先进典型”在知青和学生中进行巡回演讲。企图用“精神激励”“信仰支柱”来麻痹减少知青要求回城的负面影响。

 然而，就在1971年9月，几乎就在“新三届”知青继“老三届”知青之后，陆续大规模地到达农村农场之时，中国大地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9。13”事件。这一事件使上山下乡人数已经超过千万的知青，不得不冷静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当狂热的诗意激情在荒蛮而陌生的现实面前冷凝之后，他们明白了自己只是一个被谎言欺骗，集体放逐的特殊群体。

 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心理素质和知识基础普遍贫血，但却受过现代工业化城市文明浸淫的青年，无论如何“滚一身泥巴”，也培养不出最高领袖所希翼他们那种祟拜农民大爷大娘的朴素感情，况且他们大多数到了青春成熟年龄，为了安抚稳定一些发现被人欺骗之后，开始闹回城知青骚动的心，从1972年开始，国家不得不利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和一些厂矿企业招工以及每年征兵的机会，开始面向上山下乡的农村农场知青打开了一线回城的大门。。。

 于是，为了争夺那些少得可怜的回城机会，许多知青和家长不得不想方设法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甚至不择手段地出卖肉体和人格。换句话说，只要能将知青户口迁回城镇，一些人什么事都可以做，或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因为自建国以来，非农业户口是界定当时回城知青至高无上的无形桎梏，如果没有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就擅自返回城镇，不仅城镇不会接纳，农场也会将其除名，他们的身份也就在阴阳两界同时消失，成为中国公民法律上不存在的游魂野鬼。所以，当时一个回城名额竟可以演变为当权者大肆污辱或掠夺知青的筹码，也可以演变为撕裂知青族群最有杀伤力的利器，甚至能让一个好端端的人为之发疯发狂。。。

   还是让我们以大量浩瀚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痛苦争取回城过程中的 “众生相”吧！

 一、高干子女和有门路的先行一步。。。

 据查，根据全国计划会议“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的精神，各级知青办也开始张罗起在知青中招工的事宜。由于当时召工可以是城镇下放知青，亦可以是回乡知青，还可以是复退军人。于是招工的选定机制随意性很大，客观上为“因人而异”打开了不正之风的“后门”。特别是当时对知青是否优秀的评价和审批的主要权利，集中在农村农场的基层领导和各级“知青办”手中，知青能否回城往往由他们说了算。

 在最初维持一段时间的稍为公开的评选形式后，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就开始通过各种后门关系将子女搞回城镇。而这种悄无声息，突然调离的做法，在得不到应有的批评和制止后，便成为更多民众的学习“楷模”。一些知青或是家长便通过送礼行贿来达到回城的目的。

 在自由兄弟的印象之中，早在我回城之前，与我一起去的一个同学调到师部警通排后，就想方设法靠家里寄些东西的手段巴结师领导的夫人，在1973年初的招兵中先一步离开了海南，只是那家伙的手段有些不太光彩，我们都不以为然，也没这个能耐。但一些官员通过保送上学和招工手段“点名”将知青子女从兵团调出，在海南农场却时有所闻。对此，海南知青侯建平在《我曾是一个知青》讲得更为详细，也让人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知青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离开兵团，离开农场：

 。。。其实，我们胜利队只有在一九六九年时，人员还是齐的。后来，胜利队的知青就不断地被调出去，什么武装连了、医院了、宣传队了、学校了。最早离开胜利队的就是高中男生大陆。他后来调到师部，还到了海口市兵团机关工作。接着，武装连成立，胜利队好几个男知青都调出去了，如壮汉、双子、小江等。至于文艺宣传骨干杨子，也是很早就借调到团部或师部宣传队工作。再后来，东方也走了，到团医院做采购员去了。胜利队女知青调出的人员同样不少。就这样十几个知青走剩下五、六个人，胜利队安静了，连副指导员老陈都说，知识青年走了，太安静了。虽然，胜利队很快又有大量潮汕知青补进，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原来的气氛没有了。

 1970年时，胜利队的广州知青能走的、该走的都离开了。走不了的人，不是家庭太黑，就是表现欠佳，当然很失落。其实，这与后来很多人在几年后遭遇的失落，那简直就不算什么了。毕竟，走掉的人还是离不开中坤农场，再远也离不开海南岛嘛。

 但是，从一九七一年起，问题有点险恶了，有的知青开始悄悄地当兵去了，居然离开了海岛。幸好，人数不多，兵团干部还能应付这个场面，骂上几句逃兵就是了。同时，也有很少的知青通过正常渠道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离开了海南岛。

次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问题更棘手了，广东省外贸系统不声不响地一家伙从兵团弄走了一二百号知青，其中有不少人还是培养了几年的骨干力量。虽然人数还是不多，但影响恶劣，震荡了很多人的情绪。那时，我正好在广州照顾生病的父亲，突然收到中坤知青老古的来信，向我报告了这一突变，并说他被这个情况弄的心情很不好。我倒是心中暗笑，毫不见怪。因为人在广州，我已听到不少传言，走是一定的了，问题是如何走或是何时走？那时的我很是不体谅老大哥的心情，回了封阴阳怪气的信，对他的失落感表示不以为然。

 我在父亲的病榻前，每天都和很多来探病的人相遇，听说我去了海南岛，所有的人都对父亲说，一定要把孩子赶快弄回来。父亲也不说什么，对别人的建议只是笑笑而已。

 其实，父亲心照不宣，对我在海南的去留早有想法。几个月前，母亲带着我和大姐到韶关劳改场探望父亲，在那里发生的一幕深深地刺激了他。当时，我们一家人是在监管人员严密的控制下团聚的。表面上，父亲可以带着我们在劳改农场里自由走动，但我们不敢随便说太多的话。直到晚饭后，父亲忍不住要向我和姐姐说点什么。他先问了姐姐结婚的事，还有姐夫、外甥。后来，他又问我，在海南好吗？我被他这么一问，勉强回答说，不好！而后，我的眼泪马上涌了出来，沉重的抽噎让我话都说不下去。父亲脸色变得很难看，回头问母亲，小三入团了吗？母亲摇摇头说，人家不要她，说家庭有问题。再说下去，全家恐怕就要哭成一团。藏在暗处的监管人员见势不妙，很及时地溜了出来，与父亲打了个哈哈：老某呀，家属都累了，还是让他们早点休息，明天要赶路呢。

 那次会面之后不久，父亲就被宣布解放了。但是他对我的流泪耿耿于怀，专案人员问他对结论有什么意见，他只有一句话，审查我，为什么要祸及我的女儿？孩子在海南岛受的委曲大了！也许，从我在他面前哭得抬不起头来那刻起，父亲就下了决心，要想法让我离开那里。

 我在广州照顾父亲的半年里，广州市革委会做了一些努力，要帮父亲解决孩子的问题。他们给我们家一个回城名额，名义是照顾生病的父亲。父母和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主动提出把机会让给二姐。我的识大体，让父亲更是坐立不安，他越来越迫切要快点把我调回广州。我在广州就一直住下去了，很快就是半年。其实，在这期间，广州市人事局已悄悄地将广州一些刚解放的老干部的子女档案调了回来，等待时机再作安排。我的档案也在其中。由于，当时中央还是强调上山下乡运动是大方向，人事局的人也不敢与我们明说。母亲为人向来都很正统，觉得我长期无所事事很不好，便动员我先回海南边劳动边等待调动。

 我也觉得长期等待很不靠谱，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回到了中坤农场胜利队。胜利队的领导见我最后还是回来了，自然是黑口黑面。不过，我的回来似乎给转递他们一个信息，不守纪律还是行不通，多少平衡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我觉得反而有点上当了，早知他们这样对待我，还不如赖在广州不回。这时胜利队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换了，新连长姓许，指导员位置空缺，由一位从武装连女兵排提拔的女知青担任副指导员。

 半年的养尊处优使我很难再习惯海南的艰苦生活和劳动，这次回归成为我人生的恶梦。就象我在后来的梦境中的感觉，我每天走在胜利队的瓦房间，很不踏实地、很担心地想，这绝不是我的归宿。而那些干部们的话却总在我的耳边响，你要一辈子在这里呆下去的，你是走不掉的。我不在的时候，胜利队干部曾宣布我的户口已被注销。我回来后，没有人为他们的说法作任何解释。

 我回来后不久，连队干部又进行大会战动员。经过了广州的另一种气氛，对他们的说法已觉得好笑，不过想到一定要离开，我还是很配合，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在干活时不外是比划比划，做个样子。许连长经过我身边，看到我在摆花架子，气不过，走过来，不声不吭地干起来，要为我做个榜样。我也以沉默回敬他，他很生气，重重地叹了一声，走开了。对他的暗示，我很不舒服。我实在不是他所想象的贪图安逸之人，但我又如何向他解释我目前状态？反正走也是这两三个月的事，还是忍忍吧，我对自己说。

 然而，才过了一个来月，我的调令就追过来了。走后门离开海南农场的前一天，我还到橡胶林里割胶。收工回来，文书走到我房间的窗口告诉我，明天到团部办手续，说是到外语学院读书。我听了都有点糊涂，这是唱的那一出戏呀？！但我不想多问，因为在广州时，父母已交代过，不要乱问乱说，有通知来，走就是了。于是，我象四年半前来时那样，草草收拾行李，匆匆离开生活了四年的胜利队，最终结束了知青生活。

 我调动的内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三年六月，广州市教育局（母亲工作单位）到海南兵团要求召回原外语学校的学生时，把我的名字也放进了名单之中。其实，我的名字不是我母亲放进名单的，而是有位找我父亲跑门子的人，为了让他女儿进这个名单，便动员父亲写了张小条子，顺便把我也捎了进去。结果，教育局调知青的领导还向我母亲道歉，说不知道她还有孩子在海南。为此，我母亲与父亲大闹一场，说我们毁了她一世的清白。但说也没用，搞调动的人已经上了赴海南的飞机。

 我的调离通知到时，那位知青女副指导员对此感到愤怒和无奈，很讽刺的是，她手里还有一份团政治处要求加强知青思想工作的指导文件。她气的将文件摔在桌上说，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她的一举一动，马上有人告诉了我。她不满，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没吭气，没与她吵闹，默默地离开了。虽然，当时的报章、文件都说上山下乡是大方向，但所有的知青的神经都蹦得很紧，就算是提了干、入了党的知青也一样，任何一个人走，对大家的情绪都是打击。我实在太理解了，我在胜利队不就是经历过这种痛苦吗？虽然强烈不满，连队干部并没有阻拦，让我走了。我感到了有点意外。那时，海南真的有些基层干部用反走后门的理由，将知青强硬扣在连队。广州市教育局调这批知青的时候，确有两个外语学校的学生被扣了下来。所以，那位接我们离开的教育局领导见我去了，如释重负，很是惊喜。我走时，胜利队干部没有人提鉴定书的事，我也没提。好象，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记得，到场部后，一位坐办公室留胡子的北京男知青为我办了迁户口的手续，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竟然很认真地问我，婚否？我气得不理他。他居然还追问，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还有点惊讶。想必，那时，能转户口走的女知青很多都是通过结婚这条路吧。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其他的麻烦。

 小珞送我到南坤，小艺则从团中直接到了那里等我。我们还见到在场部工作的附中同班同学莹。到了海口，我才知道，我们这一行人大约有一百人，约好在海口市集中。全体人马在海口仅住了一两个晚上，便登上红卫轮回广州了。我没有随大部队行动，因为在街上买菠萝吃，我患了急性肠炎，最后是一个人坐飞机回广州的。

 在海南，我属于被挑剩下的垃圾货，赤脚沿着细细的田埂上在广阔天地里走了四年，受到很多的伤害，后来被一纸调令改变了命运。我这一走，象李玉芳离开胜利队，伤了很多人的心，让很多人失落了

 这种有权有势的干部子女先行一步的事例，在内蒙知青宋立嘉《知青返城记》中也有简要描述：。。。我们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9年。先后参加内蒙兵团的有10多万名知青。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宁波，呼和浩特，保定等各大城市。  从1971年开始，先是高干子弟离开兵团，返回城市，记得我连有一位家长是驻外大使，某一日从国外回来，从北京寄来一封外交部的公函，要求其子回北京探亲。该知青请好假当天就走了，过了几年，偶在北京与其相遇，虽然其户口仍在内蒙兵团，但人却穿上了绿军装。红领章一戴，干部服一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还有一位干部在京掌握住房大权，我团一团长正好家在北京，等价交换，公平合理，其子返回北京，团长也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至于零星无几的招工、工农兵大学生，非一般人所能争取。招工大都是各城市招各城市的。也有到工业团队或被招工到铁路、矿山，工厂当工人的。在兵团有七千八百零八人被保送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这些人是最幸福的。  北京知青孟祥昆被保送北大，可惜体检时发现有病不能上学，痛失上学良机。可是有福之人不用瞎忙，后来病退回京，在北京毛纺厂就业，由于兵团生活的锻炼，先在工厂当小班长，后当主任，当厂长，现在已定居在澳大利亚事业有成，成为往返中国大陆有名的羊毛商。

而对于一些无权无势的知青群体及其家长来说，只有通过各种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来达到回城的目的。如有的男知青不惜以娶大队会计或队长的傻女儿，来换得上工农兵大学或少得可怜的招工机会；甚至冒险偷盗换钱贿赂农村的当权者；而女知青中上进的一部分则拼命干比男性累的苦活，试图挣个“表现好”回城，相当多的人因此落下终身不能医治的病患!更有甚者，干脆操起女人固有的古老武器，用自己花季的身子去供那一手老茧、满脸皱纹、身上充满刺鼻酸臭和永远也洗不去异味的乡下掌权者们去肆意蹂躏、淫乐，凡此种种，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