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跑腿的杀人事件:日本深入研究中国

提起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最常见的说法是，日本已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研究了数千遍。直到目前，可以说，以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没有任何国家能达到日本的程度。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新闻联播成为“必修课”

    2008年12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根据日本情报部门相关人士的披露，该部门在对中国公开资料和内部资料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在2005年1月召开的对日工作会议上，并没有明确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
    那么，日本是通过中国的哪些资料来研究中国，并得出结论的呢？
    其实，日本情报系统规模十分庞大，各部门都重视对中国的研究。而调研员所引用的资料，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国主流、非主流媒体和公开学术刊物。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在日本主要由外务省（注：外务省为日本政府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最高机关）的“中国－蒙古课”负责对中国进行研究。但事实上，除了外务省外，防卫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内阁府情报调查室（简称“内调”）、警察厅警备局和公安调查厅等都从各自领域对中国进行“研究”，而且各有各的对应职责。
    可以看出，在日本，各行政部门都配备了研究中国的职员。与此同时，还把“研究”中国的主战场放在中国国内，而一线队员就是驻华使馆的官员们。据某日本报纸评论员介绍，日本驻华使馆官员时刻关注中国政府和媒体动向，中央电视台每晚的新闻联播是他们的必修课。
    除了新闻报道外，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对于中国的党政方针也是“了如指掌”。一位中方人士介绍说，他在和日本驻华使馆一位官员交流时，发现对方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在翻看，原来上面记载了中国的方针政策。有一次，那位日本官员还在他的面前滔滔不绝地背起了“八荣八耻”的具体内容，由此可见，日方对中国政策研究的细腻程度。
    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的，除了公务员外，还有外务省的特聘调查员。他们大多是外务省从日本大学中招聘的，他们的调查方向主要为“中国内政和经济政策”。

                           24小时监听中国的电台广播

    日本的搜集情报活动堪称世界一流。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出于战略上的需要，非常重视中国石油的发展，把大庆油田的情况作为情报工作主攻方向。日本的“有心人”根据有关事迹宣传中的一句话：王进喜到马家窑时说“好大的油海，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丢到太平洋去”，及其他的许多蛛丝马迹，分析出了大庆油田的地理位置。随后，又根据中国报纸上一张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就推算出了大庆炼油厂的规模和能力。
    中国安徽泾县的宣纸，素有“千年寿纸”、“纸中之王”的美誉。然而，这种独步天下的优势被日本人打破。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安徽泾县在浙江扶持某镇办起一家造纸厂。某年，造纸厂迎来了三个日本某造纸10公司的“技术人员”。在座谈会上，日方提出了有关宣纸生产过程及工艺加工方法等问题，就连蒸原料的盐水浓度这么细的问题都问到了。如今，日本人骄傲地宣称：世界宣纸，中国第一，日本第二。
    据报道，在日本本土，专门设有一坐楼的广播监听室，有8名监听人员昼夜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
    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中国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电视剧《亮剑》也被作为研究内容

    日本每年都拨出大笔信息情报研究经费。比如去年，外务省在强化情报收集、分析领域，要求国家拨款8亿日元（1日元约为0.075元人民币），防卫省则要求拨款370亿日元。这些钱除了用在驻外使馆调查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用于委托调查。因为防卫省和外务省几乎每年都会委托民间智囊机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专题研究。
   日本政府委托民间智囊机构研究的，往往不是中国的某一个小问题，一般是中国大的方针、战略，比如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下文简称：“安保所”）在2007年接到的防卫省“布置”的研究命题是“中国的15安保政策”。该机构的专家们在开展研究时，首先逐字品味的就是中国领导人在党代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发表的国防白皮书。
   在该项研究的报告书中，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王毅的一篇论文《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也成为研究内16容，甚至中国电视剧《亮剑》也被纳入到研究范围。报告书中称：“中国的抬头也许伴随着与外国的对立。这种心理从《亮剑》的热播就能窥见端倪。这部电视剧的名字为亮剑，就是拔剑的意思。这两个字也包含了不管敌人多么强劲，也必须迎面直上的含义。”

                             从公开资料中咀嚼情报

    安保所在2004年还接受过防卫省（当时为防卫厅）的委托，研究“中国的国防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态势”。在该项研究中，他们对“中国的国防”作了如下分析：“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表述，1998年为180字，2000年为800字，2002年为1400字，2004年为2800字。从字数上看是逐年增多。深入分析，就能看出中国从“军事技术转化民需”到“民生技术转为军用”的方针改变。”
    日本的分析专家往往从中国军方媒体的公开报道来揣摩军方用心。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中，有关“中日关系”的条目下，有以下一段分析：“解放军对中日关系比较慎重。日本12月份发表《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调整计划时，《解放军报》没有给出长篇评论，只是引用了新华社评论和德、俄、英等媒体的评论而已。在过去10年里，解放军媒体（主要指《解放军报》）对日本的批判都比较少，可以看作是被党和军队的高层所控制了的。另外，也可以解读为中方认为日本对侵华战争还保持着很强的记忆，控制军方媒体20也是为了避免给日本带来强烈的刺激。
    不过，日本也在仔细甄别中国媒体报道的虚实，学习“虚中辩实”。

                         日本研究中国既“专”又“深”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可以用既“专”又“深”来概括。
    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专”。目前，很多日本专家往往集中于一点进行研究，有的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有的研究中国女性问题，有的研究现代中国戏剧；虽然日本几乎没有伊斯兰教徒，而伊斯兰教信徒在中国所占人口比例也不大，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教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对中国留学生资源的利用，是日本的中国研究之所以能够“深”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赴日留学生在入学后选择研究方向时，不少人会选择和中国相关的课题，而一些日本导师也乐于让自己的中国学生研究中国问题，毕竟熟门熟路，比日本学生研究起来更方便。
    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国内某顶尖的工科高校和日本互换留学生，一位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发现，他的研究课题竟然是北京各季节风向变化和空气环流情况。
    通过中国留学生，日本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涵盖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数据库，无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还是在特殊时刻，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链接：
                          “韩国CIA”猛抢中日朝情报 

                               韩国情报机构在中国

    日本《朝日新闻》2月17日报道，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某学术机构的一位官员，涉嫌向韩国情报机构透露机密信息，1月下旬被国内有关部门逮捕。据报道，这名官员主要研究朝鲜半岛形势、中日关系，经常在国内外媒体上露面。但当《朝日新闻》就此向这个学术智囊机构求证时，对方称“没有听到这样的事”。 
    去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健康“出现状况”的消息传出后，各国媒体和情报机构在北京展开了情报收集竞争。有驻京的外国外交人士称，其中“最卖力”的就是韩国，“为搜集朝鲜情报，韩国投入的人力和经费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朝日新闻》的这一报道无法证实“中国学者”泄露朝鲜情报确有其事，却使韩国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浮出水面。《朝日新闻》报道中提及的韩国情报机构，指的是鲜为人知的韩国国家情报院，俗称“韩国CIA”。 

                            中央情报部“无法无天”

    韩国国家情报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美国陆军情报部旗下的反情报部。1961年6月13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以反情报部3000名特工为基础，成立了国家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成立时的职责是:保护军事机密；协同国家安全和海外反间谍行动。然而，中央情报部一成立，就成了朴正熙军政府的专政工具:打击亲朝鲜运动，镇压大学生运动，监视海外朝鲜族侨民的亲朝鲜动向。 
    韩国中央情报部做的几桩无法无天的事，曾令自己恶名昭彰。 
    1968年，中央情报部的特工将数位侨居西德的朝鲜族侨胞绑架回汉城(今首尔)，严刑审讯后指控他们“亲朝鲜”和“触犯国家安全法”。迫于国际重压，西德政府中断了与韩国的外交关系。 
    在1971年的韩国总统选举中，金大中代表民主党挑战时任总统、代表自由共和党的朴正熙，仅以些微之差落败。胜选后的朴正熙因金大中呼吁民主，视其为威胁。选举后，金大中遭遇伪装成车祸的刺杀未遂行动，在髋关节留下了永久性创伤。此后，金大中流亡到日本，成为由美日支持、引领“民主”到韩国的活跃人士。 
    1973年8月8日中午，金大中出席由民主统一党领导人士在东京大皇宫饭店2212室举行的聚会。当天下午约1时19分，会议结束后，金大中走出2212室，遭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绑架。在空无一人的2210室，他被麻醉，失去知觉。此后，金大中被带到日本大阪，再到韩国首都汉城。据报道，金大中后来回忆说，在一艘前往韩国的船上，他的双脚被系上重物，绑架者似乎打算把他淹死在海里。日本自卫队注意到了这艘船，开始追逐，绑架者被迫放弃计划，金大中后来在韩国釜山获释。2000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后表示，当年制造这起绑架事件的正是中央情报部的特工。 

                        窃听丑闻曝光，被迫专注对外情报

    中央情报部接连的丑闻，令韩国蒙羞。从上世纪80年代起，韩国国会接连通过立法限制中央情报部的权力。迫于压力，中央情报部于1981年改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简称“安企部”)。1994年，韩国国会提出“安企部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尽管安企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开始以公开的身份活动，但大多数还是秘密卧底，到处布设眼线，秘密介入韩国国内的政治事务。 
    1997年总统大选前，时任韩国驻美国大使洪锡炫和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长李鹤洙，讨论了向执政党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及其他有潜力的候选人提供大选资金的事情。安企部对洪锡炫和李鹤洙等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物进行窃听，先后制作了1000多份窃听录音带和笔录。 
    1999年，安企部更名为国家情报院，窃听丑闻随之曝光。这一丑闻的彻底曝光让国家情报院被迫脱离国内政治情报领域，全力从事对外情报搜集。 
    全球安全组织、各国情报机构2009年最新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韩国国家情报院现设3个处:国际情报处、朝鲜情报处和国内事务处，在海外设立了39个情报站，其中三分之一的情报站秘密设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人员超过6万人，每年的开支约7000亿至8000亿韩元。 

                          对来访学者和专家很“注意”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公开资料、日本政府研究所的相关论文，以及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报道显示，韩国国家情报院的工作重点是中国、日本和朝鲜，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特工，打着驻外记者或交流学者的旗号进入日本和中国，或者以商人的身份前往中朝边境甚至潜入朝鲜境内，与“目标对象”联络感情。时机成熟时设下金钱陷阱，或以美色诱惑迫使对方就范，提供相关“资料”或“信息”。获取情报后，国家情报院还会与韩国国家统一部、外交通商部等机构一起进行验证。每当朝鲜有风吹草动，国家情报院就会向东京和北京派人手“增援”。 
    国家情报院还有一个“高招”:在韩国国内对来访的外国学者和专家，或它认定有价值的其他目标进行跟踪与拉拢。据透露，这一做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一份秘密资料显示，中央情报部曾对来自东欧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访客特别感兴趣，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窃走”韩国工业和国事机密，另一方面伺机将其拉下水。一份机密资料显示，1988年，国家安全企划部对3808名共产党国家访客中的162人进行了特别监视，1989年则对6444名访客中的226人进行了监视。在监视中一旦发现某人特别有价值，特工就会以各种方式接近目标，想方设法将其“争取到手”。 

                                开始注意改善形象

    近年来，韩国国家情报院开始注意改善形象，尽管其“为追求光明，在阴影中工作”的行动准则没有改变，但它开始寻求正面的影响，比如，在2007年阿富汗韩国人质的营救行动中，国家情报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国家情报院院长金万福却因“过多曝光”遭韩舆论痛批。 
    据韩国媒体报道，金万福先是在获释人质投宿的阿富汗喀布尔一家酒店露面；人质乘联合国机构专机抵达阿联酋的迪拜后，金万福在记者云集的迪拜一家酒店出席新闻发布会。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说，金万福被拍到与部分获释人质在酒店大厅时的情景。有外国记者非常诧异，特意向韩国记者求证:“那个人是韩国的间谍头子吗？”此后，金万福与获释人质同机回国，在头等舱里与韩国记者座谈，希望记者们“好好报道”。 
    如此频繁的露面让韩国媒体抓到了大肆抨击金万福的把柄: 
    第一宗“罪”是暴露行踪，违反“行规”。《朝鲜日报》曾在社论中说:“对情报机构来说，保密就是生命。金万福的做法更像业余人士，这给韩国带来双重甚至三重打击。” 
    第二宗“罪”是大出风头，争抢功劳。韩国《同胞新闻》报发表社论说:“即使不吹嘘，韩国人也明白国家情报院的努力，他们的轻率举动反而降低了他们的价值。”《朝鲜日报》的报道则表示了质疑——国家情报院院长这么高调，难道是去阿富汗“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