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高危人群”，无处安放的人生

“高危人群”，无处安放的人生

据悉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他表示，这几类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涉嫌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深圳警方将“清除高危人群”作为战果一再宣扬，并通过新闻发布会予以公布于世界，很显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项辉煌的政绩工程来炫耀于众的。但谁又能想到这些遭到清除的高危人群会有着怎样的明天呢？

北京奥运期间关闭地下室至少清退10万人

      2008年北京曾有为数庞大的外地人、低收入者居住的地下室遭遇彻底停水停电。这些居住者有的辗转搬离到四环以外，也有的暂时或永远离开了这个城市。
      以朝阳区为例，区民防局曾于2008年2月19日向各街道下达的《朝阳区民防、地震局人防工程奥运安全保障工作方案》中提到，按照市、区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和平安奥运目标任务要求，全区范围内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人防工程依法责令停止使用、清空；13个比赛场馆周边200米范围内及奥运中心区9个街道、地区办事处范围内的在用人防工程全部实行关停或暂停使用，实行封闭式管理。
      北京地下室信息网的编辑介绍说，08年北京地下室清理的重点区域丰台区、朝阳区、海淀区，沿南三环一线，西三环到东五环直至北五环，大部分地下室曾关停，至少涉及10万以上低收入者。可能很多网民还有记忆，在2008年，北京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突然几乎全部消失了。

上海世博外来人口成为重点管理对象

      为了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行，上海在各个方面不遗余力搞安保，外来人口也成为其中的重点管理对象。2010年4月，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封闭式住宅小区要实行特殊时期最严格的外来人员、车辆出入登记制度，建立出入登记台账；发现可疑人员和车辆强行进入住宅小区，要采取必要可行措施予以制止，并视情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广州大规模驱逐乞讨卖艺人员

      广州亚运会以“还市民蓝天白云和大地”名义，大规模地驱逐沿街乞讨卖艺人员，“实现涉亚重点区域基本没有流浪乞讨人员，其余区域流浪乞讨人员明显减少及全市街头无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工作目标”。

清理低素质人口成为城市管理重头戏

      “每当全国人民喜庆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我们在辛苦地建设城市，城市却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一位曾被遣返四次的打工者悲哀地告诉记者。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已经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治安产生了巨大压力。每一届城市政府，目前都有各式各样的政绩考核指标，包含着众多的“一票否决”制，如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城市下岗工人安置、城镇失业率等。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结业不稳定的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把握住这些考核指标带来很大的困难。政府为了完成这些考核指标，无形中就有了排斥所谓“高危人群”的指导思想。

新闻1+1：《大运会：深圳莫“生硬”！》

遣返回老家

      在负责清查“高危人群”的公安联防队员及部分由公安部门聘请的协管员眼中，“高危人群”就是“违法乱纪者”的代名词，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他们有权力对其进行任何“无害化”处理，使其危害性降低或消失。联防队员撕毁“暂住证”、没收身份证，辱骂、殴打所谓“高危人群”的事例实在太多，诸如保姆出门买菜被送回老家，父母被收容而二岁的小孩被好心的邻居收留，某些失业人员因证件不齐被送到某个地方去挖沙，然后被遣送回老家的事件，在城市外来人口中广为流传。

精神病院

      虽然目前政府职能部门将疑似精神病人强制送诊的国家立法，目前还没有出台。但在地方安保执法过程中，精神病院几乎成为“高危人群”中流浪、乞讨人的收容所。
      2006年8月，北京市民政局、财政局、公安局、劳动保障局、卫生局、城管执法局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意见》(下称《救治意见》)。该文件规定的救治对象为：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抢救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或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形象，且无法查找其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人。根据《救治意见》，公安、城管人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人，应直接送往市级精神病人救治定点医院治疗。也就是在这份文件指导下，陕西打工者郝雷被北京警方发现并送治于精神病院并因用药不明身亡，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收容教养所、戒毒所

      前者主要收容涉嫌卖淫人员，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1993年9月4日国务院令第127号发布）第2条：“本办法所称收容教育办法，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的行政强制措施。”目前全国183个收容所，每年约四万个被收容人员。后者主要收留人口清查过程中发现的涉毒人员。但在实际“高危人群”清理过程，这两个地方的收治范围却不止于规定范围，无业女李桂芳在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而被关进戒毒所十余天，导致女儿独自在家身亡，从而引发了令全国震惊的李思怡案。而被媒体曝光的广州某戒毒所为了营利，竟然将数十名本所的戒毒女卖给“鸡头”强迫她们卖淫事件更是让人们有理由对所谓城市救助机构充满怀疑。

更多时候是流浪到下一个城市

      很多时候，一个地方“清理”出来的“高危人群”，会被集中运送到其他城市的地界，让他们短时期内无法返回。而当下一次的清理运动到来之时，他们又可能被清理、扔到另外一个城市。于是，“高危人群”只能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在一座座城市间流浪。
      在这一次次得被驱逐，被流放过程中，谁也没办法保证，原本可能没有危害社会的想法与行为的“高危”人员会不会真的就被推向危险的边缘。

结语

Con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