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2016:破“国富民穷”在于切好财富蛋糕

    □南都评论记者吴楚茵

    日前，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7.4万亿元，共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8万亿，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万亿，由此测算，即使今年后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零增长，今年的全年财政收入也将超过10万亿。     去年财政收入才首次突破8万亿，今年已将突破10万亿的大关，且前8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 .9%，是年初预算财政收入增幅8%的近4倍，是上半年G D P同比增长9.6%的3倍，是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13.2%的2倍有余，增速之快令人咋舌，更引来社会的广泛担忧———过快增长的财政收入是否会造成国富民穷。

    三因素造就国富加剧民穷

    其次，土地收益是财政收入增长的一大原因，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高达33.75%。今年一系列调控政策令土地市场遇冷，上半年13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为7524亿元，同比下跌5.5%，虽然卖地收入锐减，但土地成交价格和出让底价均未见明显下跌，由于政府对溢价率的控制，部分区域起拍底价反而有所上升，而且二线城市卖地收入仍在上涨，一线房企也于本月开始“抄底”抢地，今年的卖地收入预计仍然可观。而且即使土地出让金仍按这百分之几的比例下跌，在去年如此巨大的基数上今年的土地收入依然会处于高位。去年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4%，地方财政变土地财政早已是人所共知，而社会的一个普遍认知就是，土地财政令地价飙升，引发本轮房价疯涨。房价狂飙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原因造成，但高地价的确是其中的一大“功臣”。高房价最先压垮的必然是平民百姓，拼命攒钱买房和怎么攒钱都买不起房概括了不少人的生活状态。

    最后是通胀因素的作用，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按现价计算的，即通胀会带动财政收入增幅提高。今年通胀一路上行，7月CPI涨幅达37个月高位6.5%，即使8月涨幅回落仍有6.2%。虽然财政部门人士曾表示，税种多样难以计算物价上涨对财政收入影响的指数关系，但以财政收入的货币增速扣除通胀指数，可以大致反映通胀因素的影响。前8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 .9%，即使扣除上半年累计C PI涨幅5 .6%，实际增幅仍在25%以上，但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13 .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仅7.6%。通胀因素只推高了财政收入不到两成，却拉低了居民收入逾四成，财政收入涨幅从居民收入涨幅的2倍多扩大到扣除通胀因素后的3倍多，显然通胀对居民的伤害比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要大得多。

    税收指标、土地收益、通胀都是财政收入过快增长造就“国富”局面的原因，但却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住不上房子、扛不住物价还要忍受各种“苛捐杂税”，加剧了“民穷”的显现。

    税负之苦在于高税负低福利

    最触动人们痛感神经的仍然是税，税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又占财政收入的约九成，所以这条财政收入将破10万亿的新闻一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另一则新闻———网友翻出2009年《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名列全球第二。《人民日报》澄清该数据不科学，但《福布斯》总编随即回应称该指数包含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这位总编一句话说到了广大群众的心坎上，正是由于大家感觉税负已成不能承受之重，这条陈年新闻才会被翻出来并引起广泛共鸣。

    国内衡量税负有小中大三个统计口径，分别是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及全部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我国税负水平高低一直存在争论，官方数据也大相径庭，按大口径计算，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2007-2009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高达31 .5%、30 .9%和32 .2%，而财政部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的统计口 径 计 算 出 同 期 数 据 分 别 为24%、24.7%和25.4%。即使按2009年32.2%的水平来算，也只是中等偏高，和日本、美国差不多但低于英国、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既然我国税负水平并不太高，却为何人们感觉税负如此之重？其实税负重不重不在于缴税绝对数额的多少，而在于纳税人付出的纳税义务与得到的福利权利是否对等，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福利不能与税负相匹配，高税负换来低福利，自然痛苦。

    我们的关注点除了财政收入更应该在财政支出上，钱收多收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怎么花。

    正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所言，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 D 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 D 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4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3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南方日报》，2011年9月21日)。

    反观我国，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向来不高。以2010年为例，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教育支出1.2万亿元，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130.62亿元，住房保障支出2376.88亿元，财政支出共8.9万亿元，但四项之中只有教育支出勉强破万亿，其余只有数千亿；教育、医疗卫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的14.0%、5.3、10.2%和2.5%，四项合共占比仅32%。而官方公布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3，是除以上四项外还包括了文化体育、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科学技术、商业服务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事务、粮油物资储备、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支出的。需要注意的是，占比10.4%的“一般公共服务”并不属于民生支出，而是和国防、外交等同属全国财政支出，因其并不用于公共服务建设而主要用于机关单位部门的运转支出、军转干部退役金和降低行政成本。

    即使某些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但实际税率低，公民纳税只是等于把钱寄存在政府那里，转头这些钱中的大部分就花在了自己身上，社会福利好令不少发达国家的人纳税热情高涨。而我国名义税率也许不算太高，但是实际税率很低，花在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的钱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吃不起肉的人还有很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均得不到保障。

    怎样切好财富蛋糕

    如果将社会财富比作一个蛋糕，政府与居民的财富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给政府的那一块切得大了，留给居民的那块蛋糕自然就小了，“国富”自然就“民穷”了，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事实却不然，因为这第一刀切下去只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还要切第二刀即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是指政府将自己那块蛋糕的一部分切出来用于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等于这一部分的蛋糕名义上是政府的但实际上是给民众吃的。其实“国富”并不一定就“民穷”，只要第二刀切得好，可以达到“国富”与“民富”并存的局面。

    要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无非就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切好第一刀，一个是切好第二刀。

    如今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切给政府的蛋糕太大，减税呼声再起，就是呼吁切好第一刀。减税是税制改革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地一刀切减税，而应该作结构性调整，即总体税负降低但具体税种上有增有减，这样才能“还富于民”又不损害经济运行。一方面，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税率很高，成本大部分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间接税急需调低；企业是主要的缴税主体，但成本高涨、融资难造成不少企业倒闭，对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需整体减税，对其经营、创新等给予税收优惠。另一方面，现时财产税仅20%，而工资超过5000元部分需缴最低20%最高45%的所得税，这样容易引发投机行为，因此个税整体需降低，而财产税需调高。

    切好第二刀要求更高，除了大幅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更需要将财政支出透明化，接受公众监督，让花了的钱真的产生提高社会福利的效果。今年前8个月，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分别按年增长26.5%、43.5%、34.5%及68%，这样的高增长率有以前投入少基数小的原因，但投入的高增长率下外来务工子女依然上学难、患者医疗事故仍难解决挥刀向医生的惨剧不断、保障房质量问题频发，即使其中有投入见效慢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支出受到层层盘剥最后花到实处的所剩无几。民生支出需增大更需监督，只有钱都真的花在提升社会福利上才算是切好了第二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