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功夫茶图片:佛法何以成为目前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

当西方传统信仰日渐远离人心、与科学不兼容、难以令人信服、疏离社会、难以吸引人、教堂关闭、教产拍卖、教士转业日多，佛法却为英国学者波威尔（Andrew Powell）在《常新佛教》（Living Buddhism）一书中，指出是目前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洋人信佛、学佛的原因主要是和西方传统信仰的衰微、佛教本身的优点、喇嘛僧的到来、信息流通的频繁等因素有关。

      一、西方传统信仰后系动摇，造成精神的空虚

       其原因是：

1. 教理欠圆融

    中东发源的信仰，含有神权至上的霸气、教条主义的虐迫性、褊狭族群的排他性，与科学理性之认知甚少兼容，一般人视为过时、落伍、迷信、远离尘世、与现实社会不相干、难以令人信服、年轻人几乎都不再上教会，将‘宗教’视为笑柄。

    目前西方的传统宗教，大体上来说，已黯然失色，日渐式微，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许多绝对要相信，不容怀疑，却不着边际，难以在日常生活中验证，也无法在现实功利的工商社会施展开来的教条。

因此，宗教与生活扞格不兼容，生活自为生活，宗教信仰则是远在天外、死后才能到达的不可及世界，和现实人生根本扯不上关系的一大堆神话，例如创世纪、死后复活、耶稣是处女所生等说法，不但跟知识领域的认知相抵触，很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根本不吸引年轻人，对于人心也不具有约束力量，给人的感觉是远离尘世与疏离人心。以英国威尔斯西部来说，戴维斯（Tom Davies）指出该地区半数以上的教堂都已关闭（Davies, 1993）。

       2. 专家学者的质疑

    十九世纪以来，对于西方传统信仰的质疑渐多，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费尔巴哈的‘人造神’说、尼采宣称上帝已经死亡、郭敏达（Govinda）、史托利（Francis Story）、阿兰.瓦兹都对西方传统信仰产生很大的反感。

最近英国德连市（Durham）大主教简金斯（David Jenkins）公开在各大媒体称耶稣是处女所生、耶稣会复活，根本与常情不相符；仅因不信上帝，就永久受炼狱之苦太残酷了；仅因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所有后代子孙便都带有原罪，太没有道理了。

法国Evreux大主教Jacques Gaillot则公开鼓吹准许教士结婚，以弥补神职人员流失的窘迫。因此，教会找不到神职接班人已经是很平常的事，甚至虽有不少顽固守旧的势力还在负隅顽抗，也终究抵挡不住，不得不认真考虑让妇女出任大主教等神职，以便减轻教会对神职人员的迫切需求。西班牙大多数的修道院，由于找不到修女，不得不到印度买穷苦人家的女孩来充当，即为一例。

    教会关闭、教产拍卖、教士转业的情形十分普遍，一九九二年佛光山在伦敦玛格丽特街八十四号所设的‘佛光寺’即是买下教堂改装的，只是把教堂上的十字架拆下来而已。

苏格兰艾克上达穆的三昧耶林寺（Samye Ling）在阿然（Arran）外海买下的圣岛（St. Holy Island），供各种信仰者闭关修行的场所，原来也是中古时代的修士隐修的地方。目前西方很多教堂几乎都已经是门可罗雀。

为了勉强维持场面应应景，改头换面变成博物馆的已为数不少，甚或经营陶瓷等其它工艺行业以苟延残喘的也很多（Drakakis-Smith, 1994,p.31-32），原先教会的宗教气氛，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霍夫曼在《爱因斯坦传》中记述爱氏对于自己传统信仰产生疑惑、失望的心情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3. 家庭组织的崩溃

    过去家庭是教会的延伸，但目前随着核心家庭组织的崩溃，教会的权威与元气也大受损伤，作为伦常规范的传统信仰支柱既已破灭，各种脱序的乱象乃层出不穷，真是应验了‘家庭一破碎，教会也跟着完了。’（Roof, 1994, p.33）

 4. 生活没重心，缺乏方向感

 过去宗教信仰是社会伦理的主要支柱，目前此一支柱既已动摇，却又没有更好的伦理道德架构来取代它。死后的世界既不可知，几乎等于虚无缥缈，那么人生的指望便只有回到最原始的情欲，纵情声色，追逐感官的满足而已。

人们热衷权力、财富的追逐，因为那似乎成了社会地位与成就的指针，行尸走肉的随波逐流，既不关心死后，也不关心来生，只要今朝有酒今朝醉，重视的是现前的享乐。因此，愈耽溺世乐，也就愈迷失自我，难以自拔。每个人都汲汲想要追逐快乐，可是到头来获致的却是更多的空虚、苦闷、失望、沮丧、挫折、寂寞，与疲累不堪的身心。人生的无望、无奈、无助，莫此为甚。

对西方传统宗教信仰失望所造成的影响与现象，则是教堂关闭、拍卖或转业，教士流失、精神空虚、社会纷乱不安，性泛滥非常严重，英国的少女怀孕率居高不下，是欧盟会员国少女怀孕率最高的国家；希腊则是少女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性解放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意的生活，反而却是更多的失落、惆怅与迷惘。

破碎家庭、单亲家庭逐年增长。缺乏健康及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如何培养出健全人格的小孩，实在令人担忧。家庭、工作，乃至人际关系都充满着不稳定性及不安全感。

西方流行一句话说：“除了死亡与通货膨胀外，世上没有不变的东西。”的确，这已点出快速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的迷茫。疏离、暴力、吸毒、犯罪层出不穷，日趋严重，就以纽约市的七百五十万人口来说，仅一九九四年一年，就有一千六百多人被谋杀而死于非命（Spaeth, 1995, p.30），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四、五个人。这可说是生活没重心，人生缺乏方向感的迷惘之具体写照。

5. 物质繁荣，逐物丧志的迷失，引发心灵之追寻

目前有不少拥有各种物质享受，体验过各种想得到的刺激，却依然不快乐的人。美国西沃婆丝冬（斯沃斯通）（Marilyn Silverstone）女士说物质的享乐、感官的刺激，总有令人不快的郁闷：“你不停的追寻更兴奋的事，但最后你却发现每样事都变为尘土。”（Khan, 1992）许多改信佛教者想追寻的是一种深陷于物质主义及中产阶级规范的基督教徒所无法找到的心灵生活（Gibson, 1988, p.55）。

跟随‘护大乘法脉’创立人耶喜喇嘛出家的美国比丘尼姬娜，在出家前颓废的纵欲生活即是个例子。耶喜说：“姬娜对每件事都怨透了，她说她的生活非常空虚、乏味。她做过每样事，但却还是找不到快乐满意。我了解她讲的话。相形之下，我一无所有：国破家亡、身无分文，然而我却又拥有一切。对姬娜及后来跟着前来问佛法的西方人士，我开始探询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了解姬娜欠缺的是对她自己及其内心生活的了解。她不晓得她本身就具有快快乐乐生活的潜力，反而认为快乐是外来的，实际并非如此，而是源于内心。”（Mackenzie, 1988, p.42-43）

    耶喜喇嘛也说：“我认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物质价值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这种认知上。遂以为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跟它一样重要，这很令我感到沮丧。我晓得这不是某人的错，我不是责备任何人，事实即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导致心理浮动与烦躁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维系得很好，那令我很不愉快。”（Mackenzie, 1988, p.52）这就很确切的指出物质生活之空虚。

6. 理性知识的觉醒

十九世纪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费尔巴哈的人创造上帝、尼采的上帝已死亡，目前德连市大主教简金斯博士认为死后复活不可信，人们难以再全盘接受一些难以理解的《圣经》神话。

二、佛法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与特色

佛法本身具有合理、可行与有效性。如果佛法仅是其它一种大同小异的宗教信仰而已，那么它就不会如此吸引人，也不太可能会成为替代西方传统宗教的信仰。

因此，这应是洋人信佛、学佛最主要的原因，殆无疑义。佛法的确具备有许多其它宗教信仰所没有的有利点、殊胜与吸引力，这充份表现在其教理的圆融上。

在世界所有各种信仰中，佛法称得上是最科学、最理性和最具有包容性的，它跟任何文化信仰都可圆融无碍地相处，既没西方宗教派系内的互斥、虐迫性，更没有对于其它文化信仰的排斥性。佛法跟其它宗教比较起来，更能显现其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佛教与西方一神信仰迥然不同的是，它没有因这三百年来惊人的科学发现而感到扭捏不安。佛教不护卫科学上已经证实为谬误的宇宙论，不谈创世纪的神话，只谈切近人生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止息烦恼，获得快乐自在的生命。

它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而非天启的真理上，甚具有合理、可行、有效等特性，容易使人信服。例如，佛教不谈世界怎么来，世界怎么结束，人怎样被创造出来之类，无以验证的许多臆想的神话。因此，它与科学理性主义的气氛是相融无碍的。

当西方传统宗教的新血，基本上离不开家庭与族群来延续时，佛教却独能吸引成年人。相形之下所呈现出的生机，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意义。佛教信众，基本上是一个人长大成年后，透过信仰者自己本身的思惟、探索所作的抉择。

有些人常认为学佛或遁入空门的人，无非是感情受到挫折，或事业失败、家庭衰落、身心体力衰弱者的选择。这种情形当然不可能说绝对没有，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的出家因缘都是如此。

事实上，不少人学佛是跟这些事情无关的。在英格兰的阿玛拉跋提寺住了一年多的优婆夷霍琴（Anne Hawkins）即曾说过：“我想多了解一下佛法，我不认为我不满意于目前的生活，但冷静的回顾一下，我确实又是如此。我想来此的人，内心中都想要寻求什么。”（Denison, 1989）目前英国各大城市都有佛教团体的聚会与活动，而且往往还不只一个。就以本人就学的英格兰里斯特（Leicester）来说，一九九○年才仅有三处佛教中心，但到一九九六年，至少已有六处佛教徒定期聚会修行的佛教中心，扩展速度不可说不快。

简单实际

佛法不谈一些天外天，远在天上，或死后世界等不着边际的事情，更不管一些细微末节的琐碎事，如一个人可以娶几位老婆、行不行割礼、要不要朝拜圣地之类的事，它谈的是每个人切己的问题，如何调伏烦恼妄想心、转化心地、净化心灵，以提高人的品质。这是每个人切身的问题，也就是苦与苦的止息。

      合理可行

    佛法应病予药，它针对每个人的陋习，提供对治身心烦恼，确实可行的种种修持法门。斯里兰卡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古鲁居（Ananda Guruge）说：“佛教是个实践的法门，而不是信仰某一特殊教义的宗教。它鼓励人们亲自来思索，自己作判断。”（Gibson, 1988, p.54）法国史特拉斯堡大学（Strasbourg University）机械工程教授，也是法国佛教联盟主席（The Buddhist Union of France）马丁（Jacques Martin）说：“佛法吸引欧洲人士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理性与批判精神，它对生命的探索方式与西方科学研究一样的精确。”（Gibson, 1988, p.54）换言之，它是个实践的宗教，光信仰是不够的，必须身体力行。

      契理契机

英国优婆夷法兰克（Lynne Franks）说：“我生活过得很好，透过学佛，我学到应该感恩与回馈，而每当我想要回馈时，就有一些奇妙的好事发生。它仅是一种维持均衡的事，因此，我一点也不觉得累。”（Miami, 1986, p.11）佛法强调善良的心地，且是一个能提供契合时代需要的信仰。尽管人类已能制造许多巧妙的机器，但善良的心地，却不是机器制造出来的。佛法提醒人们时时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才能过满意自在的生活，实为千古不易的真理。

      平等平实

佛法等视一切含灵，既没有任何‘选民’（selected people）的观念，其慈悲绝对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任何种姓、阶级、肤色、性别，乃至人畜等差别，真是无所不包。佛法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认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能德相，都有成佛的可能。它不谈玄说妙，只谈现实、贴切的人生实际问题，勉励学佛的人要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以同理心体认大地一切众生，无不希望离苦得乐，趋吉避凶的共通想法，生救拔心，不可损恼杖辱诸众生，最是平等平实。

       圆融无碍

佛教的时空宇宙观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此世界、他世界是缘生缘灭的，生命也是无始无终，不是片断、有始有终的。在多生多劫的无尽时空里，一切众生都互为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彼此息息相关、自他不二。这种浩瀚无穷的宇宙时空观念，自然要比神造万物、神审判万物的有始有尽的说法，来得圆融无碍与切近事实。而众生平等，没有任何选民之观念，更较一些‘神以祂的形体创造人类’、‘人为万物之尊’、‘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讲法，更显得至大无外的圆融无碍。

      更具包容性

    没有‘绝对真理’、‘唯一信仰’的褊急与武断，没有派系水火不容的迫害、冲突、流血发生。佛教没有神权至上的横霸胁迫性、排他性。佛教允许每个人心智成长的空间、自由抉择的机会，不急于一时硬要把一大堆教条塞给别人，‘一手捧着经，一手拿着刀’，或‘一手拿着机枪，一手捧着《圣经》’强迫人家不容任何怀疑的全盘接受其信仰。

佛法更没有只进不准出的强迫裹胁性，把改变信仰，说成是亵渎尊神的唯一死罪。在核子毁灭阴影笼罩的时代中，它强调和平共存，并且在此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宣扬各种生命体的息息相关、相互依存性，实远较一般绝对真理的信仰来得更具包容性。

      缘起性空

    几乎所有信仰体系，都大谈永生、灵魂不死，佛法却对众生这种无始以来，根深蒂固的自我膨胀与执着，直接说出「无我」与「缘起性空」，打破众生的幻我迷执。这种如实了知诸法实相的觉醒，最能开展自性，体悟自他不二的实情。

      实际可行

    佛法不谈一大堆开天辟地、世界怎么来、人怎样被创造、世界怎么结束、‘大灾难即将来临，赶快悔改信耶稣’等一大堆不着边际、绝对要相信、不容任何怀疑，却又难以验证的独白。

因此，它跟二十世纪的科学精神相融不悖，不用忙着弥缝补缀一大堆难以令人信服的教理。它只谈每个人当前、当下的切身问题，也就是苦与苦的止息等实际人生时刻所面对的问题。相形之下，自然要较一些神话连篇的信仰，来得吸引人，也更容易使人信服及验证。也就是说佛法是最不违背科学的认知，当知识领域愈进展，一神信仰忙着弥缝补缀愈来愈大的漏洞时，佛法却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理性与朴素

    佛法不谈玄说妙，讲一些不着边际、天外天的神话故事。其理性与朴素，提供一些极平实，又切己可行的调心、调息，对治身心烦恼等方法，每一个人都可实践、验证，不必等到死后，等到来生，留待那位绝对的唯一尊神来为人算命。

阿玛娄比丘（Bhikkhu Amaro）说佛法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没有教条的束缚，鼓励人家怀疑、探索、深入调查，并从人生的体验中去学习（Cush, 1993, p.23）。也就是说，佛法没有一大堆要我们绝对相信，不容怀疑的真理。它强调疑情而不是盲目的信仰，一切教义，要能验之身心，才会受用，光信仰是不够的。

       佛法非常实际

    佛法非常实际，它正视人世间现实的苦难、不圆满等问题，并且提出对治的方法。它只讲人生实际的问题，谈苦与苦的止息，也就是如何制心、防心离过的事。这些事是切己、可行、可验证的。

例如，佛法的静坐与参禅，便是止息烦恼，安顿纷扰心地的很好方法。英国日莲宗（The Nichuren Shoshu）主席寇斯东（Richard Causton）分析佛法昌盛的理由是：”人们寻求真正能改变生活的事物。如果你的物质条件很差，你是快乐不起来的。诵念教你向这种环境挑战。

你能获得勇气经营你的小生意，变得更有创见，坚定信念，不以次等货为满足。日莲宗是没有任何压抑的。”（Cunliffe, 1986, p.30）这似乎很有效，两年前日莲宗纽卡斯尔支部的会员多数是失业的，目前该会会员几乎都有了工作。‘佛’是人格的圆满极致，是人人可希冀、追随、效法、成就的；不像‘神’是独一无二、高高在上、经常会震怒、会处罚人，任谁都无法企及的。

       三、时代环境的丕变

    一九六四年，英国佛教学会创立人韩福瑞（Travers Christmas Humphreys）于该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词说，西方人由于二十世纪科学发达及物质文明，对西方原有宗教信仰发生动摇，在心理上造成空隙，正寻找合适的东西来加以弥补。佛教则是最适合西方人需要的，也正是他们寻找弥补空隙的那样东西。物质繁荣的西方世界，精神却日呈混乱、彷徨，工商社会的紧张竞争压力，更造成人心的苦闷、焦虑、不安与疏离。这正应验了汤恩比的名言：“物质丰裕的社会，精神反而贫乏。”

一位上师访英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般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宠物，至于左邻右舍的死活却全然不在乎。老人死掉好久后，邻人一无所知、漠不关心的情形，时有所闻。在人与人的互动上，每个人都很害怕受到别人伤害。因此，就很刻意的保护自己，不轻易相信别人。人与人接触的机会愈频繁，可是人与人的距离似乎更遥远，疏离、冷漠、失落感极为普遍。

     不健康的社会疏导，生活没重心，缺乏方向感

    西方霸权的衰落，连带也促使西方人重新省思及检讨其传统文化，并开始认真研究东方文化。殖民帝国时代，西方列强挟持着船坚炮利的优势，征服世界的广大地盘，便轻易相信他们的文化信仰都比被征服者来得优越与进步。

因此，既无心去了解别人，更不会怀疑到本身文化信仰的权威与优越性，当然也看不到本身文化信仰的盲点与破绽。最坏的是根本看不到和自己传统相异的信仰、文化有何优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极少改变，以曾获泰王颁赠佛教白象奖的英国作家阿诺德（Edward Arnold）来说，他也从不敢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是个佛教徒。

    战后整个情势转变了，欧洲霸权动摇了，全世界的政治地貌也完全改观。正如一位生病的人，较会冷静检讨自己一向的饮食与作息是否正常合理一样。英、法、德等殖民国家在战后的衰退声中，不免怀疑到本身文化的价值。

因此，也较能虚心实意的以平等的立场，去思考些严肃的问题，想真正去认识其它非欧文化的价值。从整个大环境来说，这当然是有助于了解非欧文化与信仰。过去甘地旅英求学期间，英国人耻于帮有色人种理发，甘地只好自己对着镜子，拿剪刀自己剪的情形，今日已不复见。

      接触之门的大开

    交通视讯科技的日新月异，体现了天涯若比邻的地球村之梦想，不但人与人的交往频繁，而且世界各大都会也愈来愈国际化，更增加了各种不同信仰者接触的机会。甚至婚嫁到异邦，也不再是天伦永别的恶梦，汉代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在异国兮乌孙王’的幽怨，今天根本已不复存在。在快速国际化的社会中，不同文化习俗与信仰风俗的接触，已愈来愈频繁。

     尤其是信息流通、传播的快速与频繁，使得过去仅能藉少数直接接触到的传教士、商人、官吏等转述的讯息，变得很直接与普遍。东西方的隔阂日消，这自然有助于对佛法的重新判断与了解。

  佛教学会的推动

      一九○七年，裴尼（Francis Payne）、杰克森（R. J. Jackson）、裴因（J. R. Pain）、罗斯特（Dr. Ernest Rost）等人于伦敦市中心成立‘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学会’（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公推戴维斯为会长，弥尔思（E. T. Mills）为副会长，艾兰（Captain Ellan）为秘书长。这可说是对巴利文与梵文有兴趣者的学者之集会，曲高和寡，自然很难吸引一般人来学佛。

    该会从一九○七～一九二二年，做了不少弘法利生的工作，如发行小册子、演讲、集会、出版佛书，办佛教评论杂志。该会并有图书室、佛堂、禅堂，及僧寮房。在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布莱顿（Brighton）、牛津、剑桥等大城，也设有分会。各分会中，尤以利物浦分会为最大。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该会在戴维斯、弥尔思等人相继去世后，也就跟着解散了。

     一九二四年，韩福瑞法官于伦敦成立‘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re），借用锡兰佛教徒的‘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Lodge）为办事处，自任会长。一九二六年，设图书馆，出版佛教会报。不久，改名《英国佛教》（Buddhism in Britain）。一九四三年，再改为《中道》（The Middle Way）季刊，发行至今。

     该会会长韩福瑞对于心灵研究素有兴趣，于剑大念书时加入神智会（The Theosophical Society）。十七岁时，读到库玛拉（Coomaraswamy）的《佛陀与佛教福音》（Buddha and the Gospel Buddhism），及布拉瓦斯基（H. P. Blavatsky）的《神秘原理》（The Secret Doctrine），深感唯有佛法之真理，才能解脱人生之痛苦。后来又常听裴尼的演讲，信心日增，便常参加佛教徒的活动。等到旧佛教会寿终正寝时，他就出来组织佛教精舍，自任会长。

     佛教精舍（一九二七～一九三九）的会址设于韩福瑞位于西敏寺（Westminster）的自宅，另有图书馆位于大卢梭街（Great Russell Street），流通佛书。该会主要负责人有韩福瑞及其夫人、财务洪那（Hoona）、主编马许（A. C. March）等人。

    一九四三年，佛教精舍改名为‘佛教学会’（The Buddhist Society），仍以韩福瑞为会长。该会系无宗派的佛教团体，旨在倡导上座部、大乘与禅宗各宗派的解行。每周有固定的演讲与讨论。会员也经常聚会，研讨佛理，或修习禅定。

  英文佛书的流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佛书英译，或以英文发表的尚属有限；战后英文佛书数量与种类日多，欧美专门发行佛书的著名出版社就有很多家，这表示佛教书籍与佛教人口的众多外，也意味着接触佛法的另一扇有效大门，也已开启了。比较有名的如，智能（Wisdom Publications）、雪狮（Snow Lion Publications）、色巴（Tharpa Publications）、香巴拉（Shambhala Publications）、风马（windhorse）等。

       斯里兰卡人的移入

    一九二六年，锡兰佛教的中兴者达玛帕拉（Anagarika Dhammapala）于伦敦成立摩诃菩提学会伦敦分会，募得五千英镑购得郭薛司特路四十一号（41 Goucester Rd.）的巨宅为会址。

计划在英国培植僧团，并派金刚智（Ven. Vajiranana）等三位比丘主持会务，每周日集会课诵。但以机缘末熟，有些英国人认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佛法的输入，且该会也缺乏向西方弘法的经验，事先也没有充份的准备，这个计划并未成功。

    但由于斯里兰卡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属于英国殖民地，以奴工帮佣移入英国的为数不少，自然也把他们的本土信仰带入欧洲，信仰佛法的人最初当然就以斯裔英人为主。

       喇嘛僧的到来

     应验了西藏古老的预言：‘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轨道上奔驰时，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的领域。’喇嘛僧先后在西方世界，建立许多佛教中心，比较有名的，如耶喜（Lama Yeshe）、阿公（Lama Akong Rinpoche）、创巴（Lama Trungpa）。

      四、各人因缘的成熟

    巴利文学会的创立人戴维斯博士（Rys Davids）即因受到一位斯里兰卡老僧的热心协助，每天长途跋涉很远的路途，来为他讲解巴利文，却一无所求，不收分文，而且日中一食，也不吃英国下午茶餐点，而且经常洋溢着喜悦、恬静、自足、无罣碍、无恐怖的神情，因而好奇的想探究一下老僧的思想。当他愈钻研，就愈被佛法的精神所感动，最后竟不能自已地全心全意投入弘扬佛法的工作。此一学会致力于将巴利文经藏译为英文及弘扬佛法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在亚洲很多地区，都受到无情的摧残与打击时，却在欧美大放异彩，日渐光明灿烂，呈现蓬勃的发展生机，康立菲女士（Lesley Cunliffe）指出近几年佛法在英国的成长速度相当惊人，并预测佛法会在西方发展出另一个佛教盛世（Cunliffe, 1986, p.28）。此中盛衰消长的原因，值得加以深入探讨。佛法受到西方人的重视或可重新鼓舞东方人对于佛法的认识和肯定。

      西方人士怎样接触到佛法、认识佛法的呢

    近代海路大通以来，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游者、官吏、军人便大量东来，他们早就与佛教有了接触，可惜当时固执管见，拘囿于传统教条，他们财大气粗，总认为他们的文化信仰，当然是最优越的。因此，早期的西方人根本看不到基督教、天主教以外其它宗教的优点或价值。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东南亚等地大肆拆毁佛寺佛塔，破坏佛像，强迫改信等举措，即是个明显的例子。

佛教更被早期的传教士刻意扭曲为迷信、落伍、不合时宜的偶像崇拜，因此，西方人不惜使用各种威迫利诱的蛮横手段，迫使东方迷途的羔羊改信基督。十九世纪末，英国传教士Spence Hardy、Samuel Beal肆意丑诋佛教，即其著例（Snelling, 1987, p.224）。

    这种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开始认真搜集佛教经典，学习它的语文（巴利文、梵文、藏文）后，才慢慢有了转变。有些人已经想客观、公正的了解佛法。一七八四年，英国法官钟斯（Sir William Jones, 1746-94）等人在加尔各答创立‘孟加拉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可说是欧洲研究佛法的先驱（Snelling, 1987, p.224）。

    早期在英国推展佛教，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戴维斯博士（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他于一八八一年，在伦敦创立巴利文学会（The Pali Society），致力于巴利文经典的英译工作。一八六四年，戴维斯赴锡兰任官，至一八七六年返英，总计在锡兰十二年。他在锡兰期间，因经手一件地产纠纷的讼案，涉及巴利文权状，引发他对巴利文及佛法的兴趣。他所创立的这个学会，直到今天仍在担负巴利文经典的英译工作。佛法传入英国的途径，约略可概括为：

      殖民主义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九三九年），英国占有世界最广大的殖民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地图是漆着橘红色的。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它意味着直接接触的机会多，商人、冒险家、军人、官吏、传教士来往多，东方人士和僧侣到英国也较方便。

其辖下的斯里兰卡、缅甸等殖民地，同属于南传佛教领域，英国早期接近的佛教，主要即是南传佛教。来往既多，佛教文物流入英国的便相当可观。加以物阜民丰，稳定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风气、荟萃的人才，都有助于佛学研究与佛教传播。因此，许多重要的佛教活动便首先在英国展开。

    从第一个佛教团体成立后，佛学刊物的发行及佛教活动的策划乃渐上轨道。佛教活动受到战争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停摆。战后重现生机，各种活动又渐热络起来。韩福瑞凭着他的法官资望、横溢的才华，及充沛的精力，自然成为英国早期推动佛教的先驱人物。由于他的努力，佛教目前已成为英国人的信仰之一，在英国信仰领域上已占上一席之地。

    韩福瑞早年对于佛法的认识，实带有神智会浓厚的神秘色彩，这自然和当时英文佛书数量有限及英文弘法人才的欠缺有关。

韩福瑞跟他夫人普克（puck，原名Aileen Faukner）于一九二四年创立佛教精舍。该机构延续到一九四三年，性质和神智会很接近。但佛教精舍在哲学观点及宗教理念上，终究跟神智会有所区别，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改名为‘佛教学会’，积极致力于筹办佛学讲座、出版佛书，及举办共修活动，并发行一份佛刊，定名为《英国佛教》，最初由马许任主编，这就是目前英国最有份量的佛学刊物《中道》的前身。

    由于英国与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密切关系，最初传入英国的也是南传佛教。早期可资利用的英译佛典，在种类及数量上，都相当有限，其人对于北传佛教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当时有些人不免认为纯粹的佛法即是南传佛法，只有南传佛教才是原始佛教。对于密乘的知识，更付阙如。

    但因英国印度殖民地的国境毗邻西藏，英国佛教界曾于一九二二年派出朝圣团，准备赴拉萨晋谒十三世达赖喇嘛，成员俱是当时佛教界名流，如奈特（G. E. O. Knight）、大英爱佛教学会荣誉秘书叶兰（Captain J. E. Ellan）、牛津大学毕业生胡列秋、（Frederic Fletcher）、马高文（G. Montgomery McGovern）。

此行虽不果，但同行的马高文，终于见到达赖十三世；胡列秋则在拉萨受格鲁派沙弥戒，而成为英人首位获得藏密戒法殊荣的人（Snelling, 1987, p.230）。胡氏读过英人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的《亚细亚之光》（TheLight of Asia），到过斯里兰卡、印度，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人命无常，并对藏密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便在缅甸受具足戒出家，长久居住下来，法名‘多杰般若难陀喇嘛’（Lama Dorje Prajinananda）。这个法名，正反应他皈依过密乘与南传佛教。

      旅游冒险

    早期旅游家对于神秘的西藏也有一些记述，十九世纪英国派往大吉岭工作，并曾随英将杨夫（Francis Younghusband）于一九○二年入侵西藏的医官魏列沃（Dr. L. A. Waddell）所写的《喇嘛教或西藏佛教》（Lamaism or The Buddhism of Tibet）就是这类书籍。

此外，英国驻锡金领事贝尔（Charles Bell）的著作也属此类。贝尔跟达赖十三世私交甚笃，他于一九二○～一九二一年间访问拉萨时，获得达赖与班禅喇嘛许多赠品。他本身对西藏文物的浓厚兴趣，都记载在其书中。而其搜集的文物，目前则藏于利物浦及剑桥大学博物馆中。

      考古发现

    十九世纪英人库宁罕（Sir 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在北印度找到许多早已被人遗忘，而与佛陀生平有关的圣迹，如佛陀诞生地篮毗尼园。这些遗迹地点的发现，除了印证佛经记载的可靠外，也肯定了佛陀确有其人，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也使人了解到佛教文化曾在这些地区有过辉煌灿烂的时期。此外，印度境内的苏坦加（Sultanj）、阿玛拉拔提（Amaravati）、犍陀罗（Gandharaa）、我国甘肃的敦煌等地都有许多重要佛教文物的发现（Harvey, p.302）。

    十九世纪也是西方教会渐失人心之际，神智会的创立，即是应此一精神空虚的环境而产生的。理性知识的成长，除有助于对西方传统信仰的怀疑与批判外，对佛法也愈能减少偏执的成见。

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其名言‘上帝已死’外，其作品中对佛法也有较清楚的概念。费尔巴哈称人类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悲观哲学家叔本华的观念更是跟佛法很接近，他说：“人生实在是苦，欲望则是苦的起因，幸福之路就是去除欲望。人生终极的目标，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Snelling, 1987, p.225）

    尽管如此，直到本世纪初，对佛法有真正同情了解的仍仅限于学术界的少数人而已。一八七九年阿诺德出版他著名的诗集《亚细亚之光》，马上成为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本书，一再重印了几十版，并且译成好几国文字，韩福瑞称它是西方世界最畅销的佛学书。藉由此书的介绍，一般社会大众乃渐能了解佛法当中蕴涵的优美义理。阿诺德更唤起大众对北印度遗存的圣迹，如菩提伽耶的注意，并努力推动从当时印度教徒手中买回产权的工作，此事到一九四九年终获实现。

      佛书的广泛流通

     英文佛书的流通，使许多人更有机会接触佛法。奔内（Allan Bennett, 1872~1923）就是受到《亚细亚之光》一书的感动而出家，成为英国第一个剃度为僧的人。他于一九○一年在缅甸阿加泊（Akyab）受沙弥戒，次年再受比丘戒，法名‘阿难达美提亚’（Ananda Metteyya）。

为了将佛法传布到欧洲，他便在仰光成立一个国际佛学机构，一九○七年又在伦敦成立‘大英爱佛教学会’（The 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该机构延续至一九二五年，由一九二四年韩福瑞所创的佛教精舍，也就是后来的佛教学会所取代。一九○八年，美提亚因为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就回缅甸。虽然他具有热情与抱负，惜拙于言词，并不吸引人。一九一四年以后，身体恶化，不得已还俗，此后即拖着病躯，受佛教界人士之照顾，直到一九二三年往生为止。

    孔兹（Dr. Edward Conze）等人，即从佛书接引信佛的。依据韩福瑞的研究指出，英国人改信佛教的，主要是靠信徒从书本中锲而不舍的研究，获得信心的为数比较多（Kerr, 1975, p.77）。

这种例子，多不胜举。

西班牙的梭略里（Amadeo Sole-Leris）在叙述他出家为僧的理由时说，他是于十六岁赴斯里兰卡时，偶然接触到《佛陀金言》（Sayings of the Buddha）一书而深受感动的（Dhammika, 1990, p.4）。

爱尔兰（John D. Ireland）说他因看了韩福瑞的《佛法》一书，才晓得佛陀不只是他已往认为只是中国的神明而已，而当中的确有些教义，可帮他解除烦恼，因此，他在欣喜之余，立即买了那本书（Dhammika, 1990, p.25）。

美国比丘尼卡得罗（Ven. Sangye Khadro，俗名Kathleen McDonald）说他也是经由阅读了解到他的想法与佛教、印度教的教理很接近的（Dhammika, 1990, p.30）。

澳大利亚籍的达米卡比丘（Ven. S. Dhammika）说他看到英国记者沃特斯（John Walters）的《不动转心》（The Mind Unshaken）后，感到他上辈子是个佛教徒，因此，很欣幸这辈子又能听闻到佛法（Dhammika, 1990, p.49）。

 菲律宾籍华侨李氏（Chester Lee）也是经由阅读到佛书而信佛学佛的（Dhammika, 1990, p.56），马来籍的王辉文（Wong Phui Weng）说他因看了《佛陀金言》一书，才晓得佛法根本没有顽固的神权独裁与教条，令他很兴奋、赞赏，而且愈看愈起劲，也对佛法更有信心（Dhammika, 1990, p.78）。

    南传佛教传入英国虽较早，但初期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如果佛教传到西方最初是欧洲人发动的，那么后续推动力，主要则来自美国。虽然十九世纪，有些美国作家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就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他曾把布诺夫法文版的《法华经》译为英文，但要到一八九三年，佛教才受到社会广泛注意。

当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举办的首次世界宗教大会中，两位佛教代表，斯里兰卡的达玛帕拉与日本临济禅师宗演（Shyen Shaku），即在会上出尽锋头。达玛帕拉是摩诃菩提学会的创立人，他在会上发表两篇论文，强调佛教与基督教在伦理上的类似。尤以宗演的学生铃木（Dausetz T.Suzuki），由于精通佛学与英文，对弘扬佛法到西方的贡献与影响更大。

    一九二五年，摩诃菩提学会主席达玛帕拉赴英访问，准备建立摩诃菩提学会的英国支会。翌年在伦敦怡林（Ealing）找到合适地点后，便正式成立。两年后，于利津公园（Regent Park）附近找到一所房子后，便派金刚智等三位能说英语的斯里兰卡僧人前来主持，这是僧人在英国落脚的肇始，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中断（一九四○），直到一九五四年，才再露曙光。

    佛教精舍与摩诃菩提学会就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系佛法的两大支柱。佛教精舍办英文佛教杂志，出版佛书与小册子，办演讲、讨论会、禅坐；摩诃菩提学会则定期公开演讲，派比丘常驻该会，以备信徒的询问。

在观点上，佛教精舍是无派别的，较能以平等心看待大乘佛教与研究其它佛教各派经典，信众以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主；摩诃菩提学会，则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信众则多为斯裔英人。两者彼此间尽管有些不同，但还是相辅相成，共同合作举办过一些重要佛教节庆，如卫塞节、成佛日等。后来摩诃菩提学会在达摩帕拉圆寂后，就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

     佛教学会在战前也接待过海外来访的一些佛教界人士，如我国的太虚大师（一九二八年）、日本的铃木大拙（一九○八又一九三五年）。铃木初次会见英僧美提亚；第二次，则参加杨夫主办的世界宗教会议（The World Congress of Faiths），演说大乘禅学，令听众耳目一新，被称为是将禅学带到西方世界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各地佛教几乎完全停摆。有些佛教团体，只能艰辛地维持部分工作的进行。大战后，幸存下来的佛教团体则努力推展弘法工作。大致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佛教在英国的缓慢发展，实已为战后英国佛教的再兴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铃木的禅

铃木是日本临济禅宗宗演法师的学生，由于美国出版商需要一位能将日文翻为英文的人，他就动身赴美，初次一去，即留了十一年。一九二七年，他的《禅学论说》（Essays in Zen Buddism）一书发表后，立即引起西方人士的广泛兴趣。因此，随后他便把他的精力用在向西方人介绍禅，甚至到八十多岁时，仍风尘仆仆的应邀到哥伦比亚等各大学去演说。他的经典巨著，如《禅与日本文化》，到目前都还很畅销。

     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方宗教之体验与迷幻药之滥用，形成所谓披头禅（Beat Zen）与嬉痞禅。在这种风气下，人人以懂一点禅的皮毛为时髦，因此，也促成一些人去学佛，这毕竟是好事。

      西方学者的接引介绍

     韩福瑞、阿兰.瓦兹、史内林、孔兹、哈维俱是介绍佛法到西方的人物。此外，也有介绍实地研究的考察著作，如大英博物馆出的《Living Buddhism》与《Buddhism：Art and Faith》等书。

      考古人类学的发现

    达尔文在巴拉托哥群岛的观察所提出的进化论，直接冲击到《圣经．创世纪》的讲法。这自然有助于欧人接受其它不同信仰的观念，不再把《圣经》的神话都奉为绝对要相信、不容怀疑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