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规划之殇：1950年梁陈方案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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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方案·各基本工作区（及其住区）与旧城关系图（来源：《梁思成文集》第四卷，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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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和林徽因20年代摄于美国。

1950，“梁陈方案”的诞生与夭折

缘 起

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在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

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巴兰尼克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

“巴兰尼科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陈愉庆回忆道。

其时，北京内城的人口已有130多万，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微博)、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

而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

作为一名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问。

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

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

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

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在会上，梁思成和陈占祥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

“当时，父亲刚到北京两个月。33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多年以后，陈愉庆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陈占祥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所以，在苏联人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诞 生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事关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

经过反复商议，梁陈二人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事实上，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此诞生。

“梁陈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并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会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陈愉庆回忆说，“但是晚年时，父亲曾向我感慨说，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 夭 折

  “梁陈方案”诞生后，梁思成自费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

  信发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

  4月20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

  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

  “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但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陈愉庆说，“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思成比陈占祥清醒得多。

  “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

  但是彭真却告诉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他还告诉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没多久，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

  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陈占祥：壮志未酬处，英雄泪满襟

  改变命运的一夜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个雨夜。

  陈占祥一家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

  傍晚时分，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大多数上海市民惶恐地张望着。

  陈占祥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

  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

  陈占祥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陈占祥发出邀请，希望这位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

  “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多年以后，陈愉庆回忆那个夜晚时说道。

  3年前，正在英国留学的陈占祥接到北平国民政府邀请，回国编制北平规划。

  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北上之路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

  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

  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夜深了，解放军开始入城。

  “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陈愉庆回忆道。

  但是，让上海市民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军队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战士们两三人一组，背靠背席地而坐，很快便沉沉睡去。

  陈占祥看到了一支令人起敬的军队，他和妻子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去牛肉汤，但却被一一婉拒，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回到公寓内，陈占祥作出了决定，新政权值得托付。

  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他并没有料到，这一夜，他的选择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一起做梦的日子

  陈占祥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写信，并附上自己的履历，说明了自己对参加北平规划的愿望。

  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

  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陈占祥认为梁思成的回复代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一度积郁在心头的疑云片刻间消散了。

  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月，陈占祥一家抵达北京。

  梁思成很快就请陈占祥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

  梁陈二人的首次会面可谓是一见如故。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一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陈占祥34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梁陈方案”一面世，就饱受批判，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解散，“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

  陈占祥被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工程师。

  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

  “梁陈方案”的出炉，不仅没能让梁陈二人实现梦想，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占祥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思成虽然幸免于难，但也因此遍体鳞伤。

  1957年4月，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7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

  随后又刊发多篇批判陈占祥的文章。

  “我只记得那个酷暑难当的盛夏，每次得知父亲第二天要去参加批斗大会，母亲就提起熨斗，仔细地为父亲熨烫洗净的纺绸衬衫。出门前，母亲为父亲递上擦得一尘不染的皮凉鞋，裤袋里揣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随手揩一揩，别叫人家看见汗嗒嗒滴。’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叮咛着，好像父亲不是去受批判，而是去参加什么授奖大会。”陈愉庆回忆说。

  据陈愉庆回忆，在整风期间，梁思成曾主持了多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但“父亲从来都没有一句对梁先生的怨言”。

  “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陈占祥对女儿说，“我理解梁先生的处境，也永远珍惜我们一起做梦的日子，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

  “父亲成为右派后，曾经宾朋满座的家变得门可罗雀，连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对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见，形同路人。在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陈愉庆说。

  10月22日，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

  北京市建筑设计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

  1958年，陈占祥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他和一群右派分子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

  “父亲曾对母亲说，在砂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陈愉庆多年后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

  在陈占祥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

  “他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但他也更自尊自爱，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给梁先生添麻烦。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亲觉得必须去北京医院了，不然，可能会永远为此而后悔。”陈愉庆回忆说。

  林洙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中写道：“梁思成健康恶化，周总理指示送梁住北京医院治疗。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年多，基本没有亲友来看他，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听见病房里有谈话声和笑声。我正在惊奇，一眼看见陈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对面。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风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头除了接待重要的外宾谁也不会这样穿着打扮。我的心为之一动，急忙转过身去，掩盖住将要流出来的泪水。14年啊！14年，这两位挚友终于又倾心交谈了。”

  1976年，“文革”结束，陈占祥的事业迎来新的春天。

  1979年，陈占祥离开他工作了25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教授等职。

  80年代以后，陈占祥两次出席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年会，并被选为会议副主席。

  1988年，陈占祥应邀赴美国讲学，进一步向美国各界和大学师生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所到之处好评如潮。

  在陈愉庆看来，陈占祥心里始终都有一个未圆的“北京规划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

  “许多人劝父亲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2001年3月22日，陈占祥去世。新华社记者王军写下了一句让陈愉庆感动不已的话：“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提起“梁陈方案”，大多数人一般会想到梁思成为保护北京旧城的努力与呐喊。而方案的另一位参与者陈占祥却鲜有提及。

  留学西洋数年，师从著名建筑规划师阿伯科隆贝，本可移居香港或是海外，最终毅然留在大陆，投身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却又因一纸“梁陈方案”而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

  这就是陈占祥的悲喜人生。（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