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档口店装修效果图:《文史博览》官方博客

文/ 栗月静
孙中山领导的现代革命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每次密谋起义，都要先筹足款项，用以购买、运输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有人统计，从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时17 年，先后发动了10 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所筹得的款项总额为112. 3 万余港元。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革命债券
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他一生也在为筹款而奋斗。1895 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 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香港《兴中会宣言》第8 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10 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第8 条之后，孙中山还加上了一句广告词，大意是说，买革命股票，于公于私都有益，比起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有利可图多了，能够获得10 倍的收益，机不可失。孙中山共从中筹到港币1.3 万元。
1905 年12 月，同盟会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 元，实收250 元，规定由“广东募债总局”担保，在公司开始营运后，分五年偿还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仅售出了少部分。
1906 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 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 美元，约合11400 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 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1911 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面额分别为美金10、100、1000 元，照券面金额的半价推出，并承诺于中华民国成立时，该券可以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待遇。捐款5 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这次债券推销业绩不错，在美洲获得8 万元港币。总计发行债券的全部收入约计10.64万元港币。
华侨支撑的革命
买革命债券的多是海外华侨，义捐也多是海外华侨。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很多华侨为了革命可以说是倾家荡产。1895年，为支持广州起义，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变卖其商店和农场，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贱卖其牛犊，捐助4612 美元。南洋商人陈楚楠因为历年为革命事业耗尽与其兄合股的合春号公款，导致兄弟分产，官司打上法庭。
虽然说华侨是为了革命而捐款，但他们没有投资的意思。1908 年， 孙中山劝说吉隆坡大侨商陆佑捐款，并许诺：如果陆能捐助革命，军政府“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中，华侨的钱所占比例高达79%。其实当时国内的大商人都很有钱，据统计，武汉商会仅在1911 年10 月13 日一次就向义军捐款500 万两，重庆商会为四川境内的革命军筹饷有录可查的有40 多万两，不过却没给孙中山多少资助。
在孙中山看来，华侨的捐款决定了革命的成败。1910 年2 月，因消息泄露，广州新军起义被迫提前发动，孙中山谈到这次起义时说：“此次之失败，实因于年底缺款五千。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遂致年初二党军亦以欠款而不作应援之计，新军第一标遂不支退散。”所以，孙中山曾称“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
金钱引起内讧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就曾因经费问题跟孙中山撕破脸皮，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
1907 年3 月4 日，孙中山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前，接受日本政府送的5000 日元和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的1 万日元，只留下2000 日元给《民报》，其它的都带走用于他处，招致了章太炎等人不满。当时《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回应。他因此认定孙中山滥用捐款，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因为黄兴等人顾全大局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1907 年秋天，陶成章（1878-1912，浙江会稽人，清末著名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立者之一）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没答应，于是陶成章等人又大肆攻击孙中山。
面对内讧，孙中山想到哥哥因忠实地为革命捐款而破产的事实，痛心而又感慨地说：“从事革命十多年来所破费的资财，多是我兄弟二人任之，如果说是为图利计，我们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抛弃了自己的资财，耗尽了兄长的家产呢？”
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据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区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是自己做自己的。
借助外人
为了革命的资本和武器，孙中山还曾与友邦承诺一些不甚具革命性的条款。1903 年前后，孙中山抵达越南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指孙中山）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1910 年3 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 利和布思会谈，孙中山任命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全权。布思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以保证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17 个月之内筹足350 万元，分四期付给孙博士。”
1911 年武昌起义后，孙文转道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它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执政期间，为了革命事业筹集经费而将苛捐杂税摊派到普通民众之上，曾引起群众的不满。当地的“老广”，尤其是那些富商曾这样形容孙中山：一生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不妨这样说，债务曲线构成了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路线图。美国学者韦慕庭说：“在追求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然而，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理解孙中山”是一个还要继续进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