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企业全案策划:革命论

【说明】辛亥革命100年之际，李泽厚先生发表了《告别辛亥革命》。关于李泽厚先生的文章，我以后再评论。出于对他的尊敬，我也不想称他老人家为叛徒。不过，作为同时提出“告别革命”的人，我有责任把“告别革命”的前提及其限度讲解清楚。我重申：永远不放弃辛亥革命的理想，永远坚持民主宪政、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的主张。尽管先驱者不再前行，后来者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革命论
刘松萝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命运是悲惨的。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统治者的压迫，使人民陷入了绝境。为了生存，人民被迫选择了革命。

中国的革命是漫长的，经历了难以置信的困难、挫折和牺牲。在革命中献身的烈士数量之多，事迹之壮烈，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崇高的殉国、殉道和殉教精神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是中国传统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同外来思想结合的产物。

革命胜利以后，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像宗教一样神圣的信念。这种信念压倒了建立制度、实现民族和解、建设国家的需要。最初几年的成功增强了领导人的信心，于是中国就走上了以革命代替制度的道路。

在革命的口号掩盖下，中国政治专制、生产发展缓慢、领导人决策不断失误，并且与世隔绝，脱离了世界发展的主流。不仅如此，曾经引起革命的普遍的贪污腐化也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过去持批评意见的人倾向于认为，领导人退化了，失去了真正的革命精神。现在我们还应该看到，不重视法律和制度的革命观念使领导人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同样是灾难的根源。

在经历了沉痛的教训之后，我们应当对革命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认真和冷静的研究，研究她的起源、她的过程、她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她的归宿。

中国革命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法国革命的得失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

中国的学者在评价一次革命的时候，喜欢谈论这次革命是彻底的还是不彻底的。对他们来说，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表现出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促进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向全世界传播。法国大革命强调人民的权利，下层人民广泛地参加革命，因而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在剧烈的革命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不断升级的恐怖镇压使罗伯斯比尔掌握了比国王还要大的权力，而人民的自由甚至比国王统治时期还要少。恐怖政策不仅打击了反动势力，而且使人民处于朝不保夕的惶恐之中。在革命的狂热中，一批又一批革命的盟友被指控为革命的敌人，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之中。法国革命发明的“反革命”罪名在苏联、东欧各国、中国、埃塞俄比亚、伊朗、朝鲜、阿富汗等国广泛采用，令人望而生畏。

法国革命中的群众运动迅速转化为暴民政治。一部分激进的民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少理智，最后完全变成独裁者手中的工具。在一些现代专制国家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个人独裁与暴民政治结合起来或交替使用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法国革命对以后的革命有重大的影响。很多革命家错误地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先验地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一定会出现复辟和反复辟的尖锐斗争。他们甚至认为法国革命还不够彻底，雅各宾派失败的原因在于对敌人镇压得还不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恐怖和镇压成为俄国革命和受俄国革命影响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

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具有人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特点，但激进的革命却导致了个人独裁的建立。

历史上还存在着以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代表的另一类革命，这种革命比较温和，提倡妥协，重视制度。英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着重讨论美国革命。

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两种危胁：旧的暴君卷土重来和新的领导人转化为暴君。在今天看来，这两种可能性至少是相等的。罗伯斯比尔坚定地反对旧的暴君，他自己却成为新的暴君。斯大林更是自觉地以反对旧制度复辟为理由，不断加强个人的专制。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指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可以说：放松对新的专制的警惕，同样意味着背叛。

美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些革命先贤认识到必须建立可靠的制度，以防止新的统治者变成压迫者和暴君，为此美国建立了选举制度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早期美国的选举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然而历次选举都是按制度进行的，这就使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可能。为美国的独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华盛顿拒绝成为国王，并且在任职两届以后不再竞选连任，为美国开创了良好的开端，成为世界历史的范例。对于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孔子所推崇的古代贤人尧、舜的言行也不过如此了。美国在历史上有不少污点，例如对黑人的奴役，对印第安人的灭绝以及对外的侵略扩张，以至于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就义前认为，只有鲜血才能洗清这个国家的罪行。但是，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成为暴君。200多年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短的朝代，而且在2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尽可以找出美国衰落的迹象，却无法证明美国的制度行将灭亡。

人们可以认为建国初期的美国得天独厚。例如在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里封建传统薄弱，在以独立战争形式出现的革命中没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尖锐对立，等等。但是，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情况相仿，即使美国制度是偶然出现的，长期维持这个制度也需要认真负责的精神和非凡的毅力。相比之下，不少民族白白放过了创制的机会。

美国在建国初期也面临重重困难。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各州的分歧以及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都困扰着这个新生的国家。面对着复杂的局面，十三州的代表经过艰苦的谈判，通过让步和妥协制定出美国宪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处理谢斯起义的方式。在起义被镇压以后，美国领导人在人民的压力下把谢斯等人的死刑改为徒刑，以后又加以释放。这虽然不能作为宽容的典范，然而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做到的。即使在今天，美国独立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在一些国家里仍然可以成为实行独裁统治的理由。

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革命中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观点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将会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解体。更为严重的是，革命胜利标志着权力斗争的开始。在中国古代，旧王朝被推翻以后常常出现各路义军的互相残杀。这个过程虽然非常残酷，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恢复国家统一所必需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用政治迫害和死刑来解决政治纠纷和权力纠纷，实际上是沿用了旧时代留下来的方法。与此相比，美国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是在制度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所有革命先贤都得以善终，革命没有吃掉自己的儿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至少从表面现象来看，采取温和手段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相比，反复较少，使美国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民主的目标前进，民主进程的速度实际上比法国要快。有人可能认为，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条件相差甚远，不宜直接进行比较。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近代和现代世界上发生的革命，就不难看出热衷于极端手段的革命大多没有好的结果。

考虑到法国人民在革命前的悲惨状况，革命中出现极端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革命领导人，人们理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他们像一部分民众那样醉心于暴力和复仇，那么他们就是忘记了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利用人民的热情，不断使镇压和暴力升级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人们可以认为，同法国人民在革命前的苦难相比，国王和王后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人们还可以认为，那些过去作威作福的贵族不值得同情。但是，革命以后贵族也是公民。如果政府可以用非法手段对付一部分公民，那么其他公民的权利也就无法保障了。

中国人在评价法国革命的时候最好听一听法国人的意见。对于法国和西方各国来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缺点是明显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本应该吸取法国革命的教训，然而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却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才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的一些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革命理论中，最有害的部分是对于专政的论述。

有人推崇雅各宾派专政。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评价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实行紧急状态和非常状态的时期。即使今天的人们遇到法国革命那样的复杂情况，面对外国的入侵和国内此起彼伏的叛乱，也很难找到万全之策。但是人们今天清楚地认识到，非常手段一旦实行就难以收回了。

马克思把非常时期的措施理论化，列宁更是把这些措施上升到政体的高度。列宁曾经天真地认为，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会影响民主的建立。但是，任何统治者都不会直接镇压大多数人。过去，有人自称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他们在这一次运动中打击百分之五的人，下一次运动中打击另外百分之五的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随时把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列入百分之五的范围。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认为：“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朱熹的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到底是以什么人之道呢？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镇压手段，明显地受到旧政权的影响，可以说是以沙皇和蒋介石之道。按照专政理论，西方民主也属于反革命专政范畴，没有去过外国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显然不想以西方民主之道。

当革命的基本任务完成以后，也就是说旧的专制复辟的危险减少之后，革命应该随之结束。革命的成果应该通过法律固定下来，革命的任务应该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完成。另外，任何人都无权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时期的非常措施写进法律，无权制定不符合法的精神的法律。

如果有人想继续进行革命，他有这样的权利。不过他应该记住：革命状态已经结束了。如果有人想改造社会，他应该通过宣传和竞选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触犯了法律，不管是以什么名义，都无权逃避法律的制裁。

宪法和法律是革命的成果，即使是革命领袖和革命功臣也必须尊照执行。以革命的名义践踏法律，侵犯人民的权利，压制不同意见，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建立个人的独裁，是对革命的背叛。

对于革命时期的措施，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革命时期早已经结束了，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革命时期的极端措施。汉高祖刘邦能够采纳陆贾的劝告，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是非常英明的。不幸的是，毛泽东却缺少这种见识。他热衷于马上治天下，直到搞得国无宁日。

不少人从来也没有学会用和平时期的手段治理国家。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常常使用诸如“会战”、“战役”、“誓师大会”、“军令状”等军事词汇。他们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味教育人民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和平时期领导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责任。过火的革命传统教育曾经使一些青年人向往战争年代，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建功立业，这种幼稚的想法使他们成为大规模武斗的牺牲品。

中国的理论家喜欢论述革命的人民性。在他们看来，只有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类似的革命才能被称为人民革命。不仅如此，他们还自以为是地给那些不够格的革命，例如历史上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986年菲律宾2月革命加上引号。

革命的人民性不仅意味着人民广泛参加革命和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人民性意味着建立人民能够影响国家事务的制度，意味着保留人民继续选择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光荣革命和菲律革命并不缺少人民性。人们也许会说，这两次革命给人民的权利是有限的。但是，按照同样的标准人们可以看到，有些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专制制度彻底剥夺了人民继续选择的可能性。

人民曾经参加革命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果不可变更，革命的结果要接受历史和人民的考验。如果人民选择了一种制度之后就不能继续选择，那么人民选择的就不是制度，而是枷锁和陷阱。在中国，计划经济就被否定了，代之以市场经济。历史形成的事物历史也会改变，否则历史就不再发展了。历史的发展只留下经得起考验的事物。

尽管我不认为有永久的革命者，尽管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垄断革命，我还是想对参加过革命的人说几句话。如果你们认为自己为人民做出过牺牲，那么今天人民还希望你们再做出一种牺牲：当你们对新社会的设想与人民的意愿相矛盾的时候，希望你们服从人民的意愿。

没有任何人比人民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先秦有这样一个故事：鲁侯得到了一只稀有的海鸟，非常珍爱，为它大摆宴席，命乐师为它奏乐。结果这只海鸟不习惯新的环境，受不得惊吓，不饮不食而死。过去有人讲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尊重客观规律：如果鲁侯真的爱这只鸟，他应该按照鸟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革命者认为自己爱人民，他应该按照人民希望的方式去爱。

一些革命回忆录谈到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革命者在憧憬未来的时候说，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就可以过好日子了。今天看来，这不只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而且是非常高的觉悟。只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过去的革命者和今天为民主而斗争的改革者和就会看到，政治见解不同的人之间，革命者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之间是可以有共同语言的。

完成于1990或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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