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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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翻阅大量有关江青和毛泽东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当然也有人明确否认有所谓“约法三章”，但这种意见和前一种意见相比，一则数量上不成比例，再则没有引起人们高度注意。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1998年退休后，我从事文革问题的回忆和研究，急于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没有“约法三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历史事实，而且攸关党和毛泽东的形象。对这个问题不能从个人好恶和推想出发，也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尊重事实。这里，先谈谈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以及江青1930年代的一些情况。

　　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现在相当权威的书上说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成为历史的罪人，毛泽东在1930年代选择江青作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的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青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泽东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青有了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泽东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江青的1930年代究竟应当怎么看？这对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1930年代的革命经历，比如，她经常向人讲她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19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自己19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多少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也是罄竹难书的。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相比，江青的19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青的“黄金年代”（这是外国一个传记作家的说法）。而江青为什么对她的1930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人的变态心理。

　　实话实说，江青在19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和主要方面讲，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革命和进步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19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这势有所需，情有可原，但从历史角度讲，并不应该。著名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倒很值得我们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泽东的恋爱。请看，这最早出现的对江青的描写和叙述，我们在“文革”后的作品中什么地方看到过？仿佛没有，真的没有——当然，那些专门恣意为江青“平反”、“翻案”的作品，它们这样或那样地吹捧、美化江青，那是要除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