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族实录电影:尤其是袁世凯来说，2月12日，才是真正的“共和第一天”。

共和第一日，却是有法不依的第一日。无论革命者、保皇者、都按需自取，随时毁约，动辄乱法。袁世凯之困即是共和之困，抉择容易，尝试却难。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 在深夜发往南方的一份电报上，他签下“袁世凯真”4个字。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像往常一样，6点钟起床洗漱，6点半吃完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然后开始了这一天的公务活动。他前一天深夜发出的电报，此刻已经唐绍仪转给了孙中山。在接到这一电报后，孙中山起草了给袁世凯的急电称：“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

■ 进退

“这是最后一手了。诏书一下，清朝的天下就只限制在紫禁城里头了。”

2月12日清晨，在袁世凯开始一天的晨课的时候。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连同四个侍卫武官，共14人，亲历了帝国最后一刻的政务交接。

以护卫身份亲历此事的唐在礼回忆显示，整个交接过程相当平静、快捷。袁世凯则未亲历这一场面，自从丁字街遇炸未中以后，他就奏请清廷给假，允其在私邸养病办公，不入朝。当天胡惟德代表他入朝，并带领大臣鞠了三个躬，以此新礼节替代此前二百多年的磕头礼。

在拿到溥仪的退位诏书后，胡惟德率大臣退出宫门，上了马车，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而去。袁世凯在上午，即已拿到了退位诏书，亦得到了诸人汇报早朝之情况。

对于清室之退位，袁世凯似颇有愧疚之感。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称：袁在清皇室优待条件之末有一个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退位诏书当日电传南京临时政府。

 在宣告一个朝代结束的357个字中，最关键的却不到六十个字：“……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叶恭绰在其笔记中记载称：“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多放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余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

在叶遐庵为“岂不懿欤”四个字叫好不迭的时候，南方的胡汉民却暴跳如雷。这份诏书的主导者正是胡汉民，执行者是张謇，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最后由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胡汉民在其自传中称后来“59字”系袁自行添加，而一旦公布则为时已晚，清朝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

唐在礼在50年后回忆此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递至京，后经汪衮甫、徐世昌等修改。惟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写了这个句意。当时关于诏书的传闻是不少的，究竟如何，很难确定。”

时过境迁，唐在礼当无需再为袁世凯粉饰。隆裕固有此意，袁世凯也就顺水推舟，只是将此一黑锅全部扣在袁世凯的头上，可能就未尽如实了。

在西方观察者的眼中，“最后一诏”的意义亦极为重大。2月13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给外交大臣格雷写信说：作为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而且它早期的皇帝们曾使中国达到空前兴旺发达状态的一个王朝的最后法令，这道告别谕旨是具有某些历史兴味的。不过，虽然为准备这个谕旨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很显然，该谕旨的起草人在宣布把古老的帝国变为新生的共和国时，感到了某些困难。

……最初由南方各省发出的实行共和的呼吁，在北方各将领的奏折中得到了反响，直到最后它终于成为全国的普遍要求。朝廷不想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阻挠国民的意愿；隆裕太后遵循古圣先贤关于天下为公的遗训，将统治权交还国家，并且正式宣布赞成共和。

“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换了朝代了，这是共和的天下了，这样就用不着打仗了！’”唐在礼如此记述当日北京的反应。在上海望平街报馆荟萃之地，这一诏书被书之牌上，悬挂门外，引来数万群众聚集热议。在南京，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注意到，除官方人士外，似乎对谕旨没有任何兴奋情绪，若干时候以来人们便已期待着它的颁布。

一直在为袁世凯忙碌奔走，周旋于隆裕、诸大臣、南方政府的邮传大臣梁士诒此刻已经心疲力竭，“退位诏下，一睡两日。”

■ 总统

2月12日，袁世凯署名的“真电”传至南京临时总统府。

“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现在轮到南京临时政府做出回应了。

此前，一直在谋划成为未来共和国之当家人的袁世凯，对孙中山突然抢位“临时大总统”相当恼火。唐德刚在其著述中戏称，这相当于本来到手的金牌，现在却要变成银牌了。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胁迫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占彼无罪。”1月27日的《时事新报》以袁幕内线披露如上消息。

1月28日，孙中山就在《大陆报》做出回应，称“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

不过，同一天孙中山发出的电报中又痛责袁世凯：“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

但孙中山之出任“临时大总统”，并组阁临时政府，搭建参议院等一系列举动，都意在率先搭建一个共和政府的雏形，使袁世凯绝了保皇立宪的想法。在上任后，他接连发出三道电章，都声称只要袁咸与共和，则总统之位定当相让。孙中山之真实意图，则在于把袁拉向共和阵营。

他在《民立报》上公开解释自己的意图：“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逊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遵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咨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但是，对袁世凯应当在哪里办公，则在参议院会议上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争论。袁世凯在“真电”中表达了不愿前往南方的意愿，而如何组织政府、定都何处成为南北激辩的焦点。议员谷钟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

在2月14日参议院会议上，第一次投票表决定都何处时，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玉章回忆：参议院议决建都北京之后，孙、黄“当天晚上把李肇甫找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吴遂找黄兴商量，请延缓时间。黄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吴只好制作“总统提请复议咨文”，并通知所有同盟会议员，“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15日复议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卒以19票对8票之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

一年之后，袁世凯依样画葫芦，在北京以军队围逼国会通过新宪章，并投票选举其为大总统。

但临时大总统，这一暗中协议已经决定授位于袁世凯的头衔，则无可更改。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十七票（全票）补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注意到了民国初年民众对于“总统”这一名位的看法。事实上，在北京、天津及帝国更多的地区，人们总是直接地将之翻译为：“袁世凯要当皇帝了”。

随总统一职附赠袁世凯的礼物还有三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按此时《约法》还未成立颁布），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

但袁世凯绝不是任人摆布的隆裕太后，而这样的安排甚至故意忽略了袁在清朝退位诏书中所加进去的“59字”。

当临时政府派出专使蔡元培、汪精卫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氏用杨度计，嗾令曹锟所部2月29日在北京上演哗变事件，焚烧东安门及前门一带，于是袁氏借口北方大局未定，不得不赖已坐镇。

此事在南方政府引起一场混乱，据民国元老居正回忆，蔡元培、宋教仁迎袁南下就职未果，回南京向其党人复命，时同盟会成员多主张统兵北上制袁，宋陈述反对意见。“宋言未毕，马君武大声叱宋曰：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照着宋面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孙公喝马君武曰：汝太粗生，须得向钝初赔礼。马君武听命，近前与宋握手。宋曰：我眼痛，不好动手。孙公曰：兹事体大，改日再商。相率退出总统府。”

3月2日，南京参议院最终同意袁世凯于北京就职，但为了限制袁的权力，经过仔细筹划，孙中山在袁组阁之前公布了《临时约法》，企图以法律来约束袁世凯之新政府。对于袁世凯来说，总统之位并不易与，他之心事其来有自，这一条文对他事实上毫无意义。

西方报纸的观察者相当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帕特南·威尔分析称“他准备将某种自己一无所知的政府形态投入试验。我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那几份最后的诏书，而绝不是来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协定，正是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约法》。”

■ 共和

在南方的治政者看来，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临时政府已经意味着共和开始。

但对于北方，尤其是袁世凯来说，2月12日，才是真正的“共和第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授权他“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共和的第一日，即是共识破裂的第一日。

对于共和体制，袁世凯既不熟悉，也不信任，作为晚清改革最重要的推行人之一，十多年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只不过，对于君主立宪，各方想法不一，汉族大臣和康梁等人倾向的是英式君主立宪，而摄政王等满清贵族们则希望得到的是日式集权式的君主立宪。

在共和前后的博弈中，用尽公开博弈、私下密谋、互相妥协之政治手腕，却绝少立法依法之共识。

“在同我的会面中，袁世凯用很强硬的语气说，他将与共和政体不共戴天，因为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他问我是否能够指望外国干涉对他的支持。我说，这种干涉，如果奏效，显而易见将意味着强使这个国家分为两半，他将会认识到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任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发给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的报告中说，他回应袁世凯的话是：“我们乐于见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无论它采取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什么政体都行。”

在南北议和阶段，段祺瑞曾派靳云鹏去北京试探袁，“代表第一军联合各镇，要求共和”。天津防务大臣接段电后，冒冒失失跑到北京向袁请示，袁很生气地说：“第一军给你的电，我怎么能知道。共和！共和！你什么时候听我这样说来？”曹锟则一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地说：“我实在不知道宫保是主张共和的，早知道的话，我向娘子关进兵算是干什么呀！”

张国淦的一段记忆更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何为共和？袁世凯心中并无答案。

1912年秋天，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顾维钧归国出任袁世凯的内阁秘书。他在晚年的回忆录记述道：我记得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顾维钧相当详细地为袁世凯介绍了罗马共和国的起源，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美国自由共和的观念。

“共和的含义是什么？”袁世凯显然想直接找到答案。

顾维钧回答称：“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

袁世凯显然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

顾回答称：“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

袁世凯又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

“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顾维钧回称，他们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多年以后，顾维钧回忆往事，感慨道：“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于实用主义者袁世凯来说，其所关注的重点只是如何统治，而非治世。但袁世凯亦确有通过此种了解来实现其治术的愿望，但那的确需要一个世纪的努力。

民国报人何海鸣刊登在《民立报》上的一篇分析报道，则基本上代表了南方革命者对于袁世凯咸与共和的期望；“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本报。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孙中山后来向同盟会诸人如是表示，于右任则将之解释为“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

但从2月12日之后的一系列逼宫、谋反、刺杀、约法事件，都使双方向反方向开始运动，共和初始，共识即告破裂，二次革命、袁氏称帝的此起彼伏都有迹可寻。到最后连袁世凯都对“共和”感到了失望，他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痛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受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