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网络电视:孙锡良：能做好三件事，就有“重庆模式”

    近几年来，重庆在薄熙来的带领下，取得了令重庆和全国大多数人都非常佩服的巨大成就，世界亦为之瞩目。重庆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吸引世人的眼球？我想绝不是简单的打黑唱红，更不是简单的为老百姓盖保障房，重庆的吸引力在于她正试探着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回归，在于她正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

    在各个方面均在宣传“重庆模式”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种模式的存在，并非本人否定重庆的成绩和方向，而在于对重庆的期望值很高，重庆不同于其它地方，不要去跟什么“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做对比，那两种模式其实都不是什么真正的模式，因为它们都不具备可效仿性，“模式”是能够复制和效仿的，“模式”是要代表某种发展方向的，离开了这些属性，就不能称之为模式，或者说只能称为“摸石头过河”。

    因为有薄熙来，所有“重庆模式”还有希望，关键是看薄书记敢不敢继续带领重庆人民走下去，愿不愿意给全国人民更大的期望，如果薄书记能下决心走得更快更远，至少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重庆必须做好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新一次探索。

    大家都说重庆就象是当年的延安，从“星火燎原”的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重庆的确让人看到了辐射全国的领导能力，也看到了振兴中华的新曙光，然而，毛泽东坐镇的延安，孕育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战略和大规划，孕育了未来治国理政的思路，重庆能不能重新部署中国复兴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探索呢？如果敢于向前走一步，重庆就更值得期待，中国也更有盼头。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生态，在选择怎么样回归和复兴社会主义的方式上需要勇气和智慧，因为，目前中国没有哪个层面公开否定过社会主义的提法，只是从行动上远离社会主义，从表述上模糊社会主义，从操作上削弱社会主义。薄熙来怎么办？仅仅靠唱红是回归不了社会主义的，重庆必须勇敢地作出社会主义新表述，必须在各类讲话和各类正式报告文件中将目前的社会主义表述中的“修饰词”去掉，不去掉这个修饰词，就不能从制度层面走出勇敢回归的第一步。当然，去掉也需要讲究技巧，去掉“两个字”以后，就变成了纯粹的“社会主义”，这样种表述虽然并不违法，也不违规，但会让不少人不高兴，甚至有可能引起政治风波。所以重庆要思考如何把这种表述装进报告和文件中，并且要让其在政治层面掀不起大的风波。

    重庆的发展探索并不只限于重庆，如果只限于重庆，那“重庆模式”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可言，重庆应当承载为全国探索的重任，为中国未来长久大计承载制度探索的重任，如果重庆能够率先平稳地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复兴的希望，毛泽东探索过，邓小平也探索过，薄熙来能不能给出某种全新的探索呢？

    重庆在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三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的问题必须要有新想法。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设想的是全面公有制，邓小平说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薄熙来会不会对社会主义有更新的认识呢？如果有，所有制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认为，想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较为单一的公有制时代恐怕是很难的，至少在50年之内无法做到，我也不赞成一刀切地走那种路线。现在的问题是重庆能不能想出办法挽救公有制基础不被打垮，如果基础垮了，社会主义也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了，只要基础不垮，分阶段的建设新社会主义就抱有希望。给私有制和外资适当的空间并不是一个错误政策，但必须有一个前提——不能有超国民待遇。现在看来，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过多，部分民营经济成分的政策待遇又不足，当然也有部分民营企业与官僚串联在一起，权力又过度膨胀。国有企业及某些事业性质的国有资产被贱卖私分的情况较多。这样下去，公有制破产了，私有制又是畸形的，最后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官僚经济和买办经济。保护国有企业不再受到政策侵蚀应当是未来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谁忽视谁就是在有意远离社会主义大方向，重庆要缩小两极分化，怎么缩小？如果不从经济所有制和分配机制上下功夫，行政力量的缩小决不是长久之计。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分的“公”如何体现到国民身上。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公有制？目的难道不正是为了让公民享受利益吗？如果国有经济的收益最后成为少数人的乐园，那么多数人就会产生反对情绪。目前来讲，不能说国有经济成分的社会贡献没有，相对于私企和外企，国企毫无疑问是社会责任的最大承担者。然而，不能因为国企有了一些贡献便不能接受批评。中国绝对多数的国企均是建国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打造起来的具有很好基础的企业，他们的集团优势是民营企业难以达到的，这样的好条件不能成为国企内部少数人的盛宴，更不能成官僚的盛宴，如果象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国企，人民都不能从中享受红利，不挨骂怎么可能呢？国企是人民的企业，内部应当体现相对的平等性，反对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过大，目前的国企分配制度极不合理，中低层员工收入过低，没有体现国企的公有性。也不利于缩小两极分化。

    最后，重庆能不能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有限和分阶段的二次改造？对待民营企业应当可以应考虑“两条路”的作法，一条路是继续给予其平等的竞争权力参与经济建设，通过税收手段让私营业者回报社会，回报员工，减少财富继承的比例。第二条路是通过政府引导，让更多私企员工成为企业的股份拥有者，走一个中间过度阶段，逐步把部分民企转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集体企业。重庆的改造不能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改造过程一样，必须有新的模式和方法。比方说用科技成果注入到民营企中，换取民营老板的股权转让。政府每年都有科技投入，将科技创新成果部分转让给民营企业，既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又增加员工持股比例，对改造经济成分非常益。当然，重庆还可能思考更多有利于政策换股份的办法出来，最终目的就是逐步增加全有所有制经济成分，以适应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要求。对于外资企业，是应当考虑收缩战线的时候了，不能再盲目扩大外资企业的比例，更不能继续任其控制国企和民企，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经济主体是被外资掌控的，中国大多数产业都面临被外资掌控的风险，民生领域也不例外，这已经不是“姓社”与“姓资”的问题，而是“自主”与“仆从”的问题，经济主权丧失，领土主权其实也就不存在，不管你加不加“特色”二字，都属被殖民主义状态。

    二、重庆需要探索社会主义的福利新模式。

    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怎么样才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我看归根结底还是要让人民从社会主义制度中体会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福利制度。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更好”并不是说今天就一定要做到，但是，你得给出人民一个可以相信的预期，如果大家连期望都没有了，估计信仰者也就很少了。

    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也会有一个阶段性，重庆能不能分阶段地给出老百姓以明确目标？目前，重庆在保障房和降低基尼系数方面给出了明确目标，这是好的承诺，应当说也是对社会主义福利事业的一种诠释，但还不是全部，应当在更多方面给出制度性框架。

    重庆既然掀起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除了从制度层面回归以外，我想非常重要的一步必须辅之以实践，如果脱离实践空谈理论，理论就没有群众拥护，如果单有实践没有理论，则实践仍属于“摸石头过河”，理论与实践只要同步推进，相互表达，才能为国家描绘出可以指导未来前进方向和前进路线的大蓝图。

    重庆如何做好社会实践呢？

    做好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好途径当然是从民生入手，重庆已经开始在住房问题上走在了全国人前列，保障房的分配方式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重庆已经提出了概念和想法，但具体实践怎么搞还没有拿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方案，两极分化到底靠什么缩小也没有特别可行的方案，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用观望的态度等待重庆的结果。

    本人认为，重庆可以率先在以下几个方面回归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策道路上去：

    第一方面。医药卫生事业必须回归到计划体制。中国目前的医改，看起来轰轰烈烈成绩斐然，卫生部居然统计出12.5亿人享受医保的惊世成绩单，实事上，老百姓的体会是最深的，可以肯定地说：老百姓是不满意的，看病难的问题是越积越深，不是越来越好，市场化的机制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看病难问题，只有一个短期的假象，依赖市场，医改就是死结。

    目前，中国医疗成本的虚高症结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知道是市场过度化的结果，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就没有一个地方敢于率先回归到计划体制，个别小地方的探索最后基本也因为“上面不高兴”而停滞。重庆应当在中国医改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率先在省市级层面打出政府计划体制下的医改方案。计划体制下，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投入只会减少，不会比现在负担更重，关键是方案如何制定。中国的老百姓最怕的不是工资数量的多少，而是怕生病，除了大富人之外，一般群众碰到大病都要陷入贫困，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医疗事业中没有得到体现。

    第二个方面。重庆应当把教育回归到人民平等的平台上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一定是平等教育，决不是权贵教育，决不是等级教育。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把教育的公平性已经彻底埋葬，老百姓对教育的不满程度可能与对腐败的不满意不相上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思想和素质，现在必须改正。怎么改？我认为首先必须把教育的公平平台建设起来，必须把教育资源完全平等地分配到各级教育阶段，绝不能搞贵族教育，绝不能搞重点教育，检验教育和办学是否正确的标准不必用“西方标准”，而是看中国多数人是否满意，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应当有自己的思路。其次，重庆应当适当降低精英教育的比例，中国人口多，而优质教育资源又有限，最大多数的用人单位并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研究生、博生生的培养比例过大，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培养资源跟不上，数量上的堆积不会改变教育质量，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科技创新的关键不是学历教育，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以后，中国的学历教育越来越高，而创新能力却越来越弱呢？说明学历与科技素养完全不是一码事，我赞成提高全民性的基本教育水平，但不赞成大批量地搞研究型学历的大跃进。最后，希望重庆能很好的把教育改革与人事改革联系到一起推进。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想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说明我的思想：有关学习英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从小学一直要学到博士毕业，工作以后评职称还要考英语呢？用人单位为什么有这个英语要求？不要说全部，有1%的人把英语学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服务就足够足够了，98%的人一辈子都不接触英语，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即使在科研单位，与其让团队100人都有半吊子英语，不如培养其中一两个专业英语尖子为大家服务，让其它98%的人专注于专业创造。用人制度不改，教育制度也就难改，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重庆能不能撇开其它地方率先改革？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首先得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而不是浪费资源获得世界某些国家的认同。

    第三、重庆必须体现足够的养老保障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养老问题上一定要体现全民平等，我不赞成社会高福利政策，但是，我认为要体现全民性的特质，资本主义能老有所养，社会主义应当可以做得更好。现在的养老制度存在太多的不平衡，少数人占用了大量资源，多数人享受极低的待遇，很多人还被排除在福利政策之外，这种状况必须要得到改变，我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解决养老问题——低水平、广覆盖。如果在医疗保障能够配套的情况下，养老不需要太高水平，更不能拉开级差，部长跟工人退休后的生活成本没有差别，为什么一定要在养老金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重庆能打破这种不公吗？重庆能做到全民性的老有所养吗？

    三、重庆需要探索民主与法治新模式。

    民主这个东西毫无疑问是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未来，这一点应当是一种社会共识。为什么那么多人如此地渴望获得西方的民主？除了部分人含有政治目的以外，我看大多数人还是对目前的民主生态不够满意，人总是渴望获得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了，量不会有如此迫切的心态。

    从中国的宪法及其它法律法规来看，应当说也是有很浓重的民主成分，然而，为什么老百姓就是感觉不到“民主的味道”呢？到底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当前的民主没有体现到“人民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是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如果是，为什么年年的各级“两会”中会那么多的“歌星、影星、球星、戏星、富人和官二代”呢？难道他们都是人民选进去的？如果不是，人民的民主选举权力有没有改进的必要？

    民主这个东西解决不了中国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

    重庆，你既然被中国很多人认定为某种希望和寄托，就应当承载推动人民民主政治进程的重任，就应当让“人民”这个概念体现到民主的活动中去，决不能让民主只是一种表述和承诺，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应当是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应当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如果重庆能够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成绩，那么“重庆模式”在全国人民中的接受度将会大大提高。

    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从法律文本的建设来看，应当说是有很大进步的，然而，法治社会的现状却呈现出与法律条文的增加完全相反的方向，法律成为摆设的实事让老百姓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依法治国能否真正落实也变得越来越怀疑，法律不张，也给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国民情绪的复杂性也越来越难以理清，社会管理的代价越大，效果实际上是越来越小的，行政管理的短效性是很明显的。

    重庆，在打黑除恶的过程中应当说最让人感到宽慰的就是始终坚持在法律的框架下，没有脱离法律的轨道，所以得到了市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重庆在整体性依法治国领域好象还没有拿出一套可供推出的综合性方案，如果薄熙来离开了重庆，今天的局面能不能延续？如果不能，说明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模式。

    民主与法制应当成为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保障、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离开了民主，法制就会脱轨，离开了法制，民主就会失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性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落实上，如果民主与法制都是为私有和外资服务，那么，也就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基础。

    一直以来，我对“重庆模式”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就是出于上述三个方面，如果能够解决有关社会主义事业的三个新模式的探索，我愿意承认“重庆模式”的普遍性价值，如果它仅仅只是某种昙花一现的现象，当然没有必要浓墨重彩地大写特写。薄熙来为什么被如此多的人寄予厚望？为什么被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媒体如此关注？显然是大家都对他的能力表现出认同，对他的推动力表达了期望，如果薄熙来能够有勇气推动社会主义模式向前发展，他应当无愧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无愧于社会主义事业创新者称号，无愧于一个坚定的毛泽东思想践行者称号，当然也无愧于一个时代的卓越者称号。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