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美国韩亚航空怎么样:张木生访谈: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07:15
张木生访谈: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2009年06月30日 18:31南风窗【 】 【打印】 1位网友发表评论

张木生,1980年代初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跟随杜润生先生共同参与农村改革开放的设计,现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早在1968年,他就写出了流传甚广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知青中间刮起了一阵“张木生旋风”。1969年他在一场沙龙辩论中预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后来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说法。

20年余年一晃而过,张木生回想“达芬奇时代”,感慨万分。他说,我们今天仍然要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雪夜无人读禁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北京的知青中间曾经刮过一阵“张木生旋风”,您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后来也给您惹来了牢狱之灾。那种条件下,您怎么可能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写出几万字的文章?

张木生(以下简称张):我是“文革”前一年,1965年,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下乡插队到了内蒙临河县狼山公社。陈晓农那时候在人大附中读高中,是个好学生,本来是要选去深造培养接班人,但他父亲要求他到农村锻炼,我们就结伴下乡了。

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代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时读书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读书很大程度上有很功利的目的和很直接的行为动机,我们那会儿人年轻,也非常幼稚,功利性很弱。下乡插队,心里想既然已经下来了,与其荒废青春,还不如多读一些书。所以,那时候的读书氛围很好,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好好读书了。在“文革”中受启蒙,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

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我、现在北大的教授李零,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在乡下竟然有这样大(手势比划)的木头箱子,有6箱子书。

《南》:那些书都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张:全部是自己家里和大学图书馆的。那时候大学图书馆的墙已经打穿了,武斗之后随便进出。我们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他家的书当时是两间房子,书架一个摞一个,他下干校之前要把书全部卖掉,谁出200块钱就可以全部拿走。我们当时拿不出200块钱,就到他家,说王老师您的书别都卖了。他说那你们看哪些书好,你们拿走,不要钱。我们就把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那些书带走了,带到乡下。

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书,那时候一本就是一本,而且一本书的读书笔记比这本书还要厚。不仅把原文读了,而且字里行间没有的意思也读出来了。真是黄泥小屋,油灯一盏;天下第一快事,雪夜无人读禁书。那个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南》:那么多书,都是去内蒙临河的时候带下去的吗?

张:不是,当时书带得很少,后来“文革”发生了,就像搬家一样搬书,我们有一架非常古老的钢琴也搬去了。先是从北京把钢琴货运到临河,然后赶了架牛车去车站拉。那时候我们插队的地方还有那种能一次搁12张唱片的留声机,贝多芬1~9交响曲,包括后来流行的帕瓦洛蒂、外国民歌200首,我们一首没落。

《南》:“文革”开始以后,你也跑回北京了吧?

张:刚开始的时候,“血统论”很盛行,我跑到清华大学批驳“血统论”。后来,我们准备到湖北红安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湖北属于华南局,是陶铸和王任重领导的,他俩在“文革”初期没倒,后来发生了“一月风暴”,他们都垮了,我们的理想也没实现。

<< 上一页1234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