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不让党史泯灭

今年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30周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一份有着重大意义的文件，涉及对“文革”及毛泽东的评价等重大议题，《决议》草案讨论的见证者郭道晖回忆了当年激烈的争论过程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乔芊

发自北京

饭菜上桌已久，老伴张静娴教授催了好几遍，郭道晖还是端坐在电脑前。

83岁的老先生健朗睿智，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中国法治三老”。持续不断地思考、写作，是他对身心的特殊保养，“写作也是一项实践，我鼓励年轻人多写写东西，一方面能让人家了解你的思想，另一方面你也能通过写作梳理自己的思想，甚至通过写的过程，通过笔下自然的逻辑推导，发展自己的思想。”

在这个安静的书房里，老先生每天工作6个小时以上，出版、发表个人著述超过400万字。“我立论行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为人民争民主，为国家行法治，为社会求正义。”

近年来，他从法学界的学术刊物转战于一般社会公共刊物，“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现在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 2010年发表在《炎黄春秋》第四期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正是在这里写就的。

1980年10月，郭道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中央机关干部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党员也参与讨论，实际参与人数约5600人。

“我做秘书主要是整理我们本组的简报，有时候还要代这些老同志起草发言，其他组的简报也发给我看，因为做秘书要了解全面的情况。我这个人还算有心人，我一看，哎呀，这么尖锐！这些闻所未闻、使人拨云见日的发言应该把它记下来。”30年后，凭着当年的笔记，他披露、还原了彼时党内高层干部对党史和毛泽东功过的激烈讨论和真实评价。

此文既出，读者喝彩一片，认为这些老干部“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公开揭示。读后振聋发聩，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对于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会产生重要作用”。 “30年前四千多高干评议党史的那些正义之声，今天读起来依然正气凛然，铮铮作金石鸣，而且经过历史印证，更显其光彩照人。”

但这篇文章也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在“乌有之乡”里，他被人骂作“狐狸”、“兔子”、“走狗”，甚至被人诅咒“不得好死”……

也有两位清华哲学教授，“经清华大学离退休老同志理论学习组讨论”，著文痛批郭道晖。称郭文 “以颠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己任”，“把内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公开抛出来作为颠覆党最后的正式决议的根据，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在性质上已属反党行为。”

“他们其实并不是坏人，主要是思想僵化，中‘左’毒较深，积习难改。” 郭道晖说起这篇檄文的作者，言语平静。

1928年出生的他，经历过建国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和“革命”。“作为一个党龄已超过一个甲子、年龄已登耄耋的老人，作为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过，现在对党的生死存亡和国计民生仍常怀殷忧的共产党员，我坚持所应保有的党内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我也坚持做人应有的政治操守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

他笑着说，别人说我的文章厚重犀利，但“我可不是‘愤老’”，在提笔回应那两位昔日的清华老同事时，他援引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为纪念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遇难的人们所说的一段话：

“对民族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让我们好好想想吧，数百万人因恐怖手段而丧生，而他们的罪名均是谎言。……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这样的说辞，说那些众多的牺牲品是为了某种国家的最高目的。我坚信，无论国家需要什么样式的发展，无论他的成就如何，狂妄的自尊自大不能以人的痛苦和伤亡为代价。任何东西都不能高于人的生命价值。因此，镇压是有罪的。”

对毛的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各行各业都已深入推进拨乱反正。人们迫于政治高压而被冰封的思想也开始解冻。对于建国30年来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社会上流传着各种猜测和议论。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与法拉奇先后谈了七八个小时，通过这位意大利风云记者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和态度。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这是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

“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说，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邓小平如是总结这次对谈。事实上，他准备充分，立场鲜明。在与法拉奇会面前数十天，由他牵头主持的《决议》起草工作早已推进了5个多月，第二稿（又称1980年8月8日稿）已经完成。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一连有9次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胡乔木、邓力群等起草小组成员：

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