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风见一姬啪啪是几集:走入广州低迷 上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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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下半年，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先后签订，除广州之外，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渣甸、马地臣等英国商人梦寐以求的“五口通商”终于成真。
五口通商给香港带来巨大冲击，然而，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垄断对外贸易多年的广州。不仅作为唯一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被打破，而且通行多年的公行制度被取消，大批广东行商、买办、通译流向新的通商城市。此外，与英国人“入城”、“反入城”之争，成为此后许多年广州对外关系的主题。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并不发达的县治所在地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后，在五大通商城市中脱颖而出，并在19世纪50年代初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
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广州有着不屈服的历史。律劳卑的狼狈而回，三元里民众的奋起，都是人们记忆历久弥新的例子。在英国人的眼里，广州是个桀骜不驯的城市。
1843年，广州开始进入条约口岸阶段。外国商人继续住在原来的商馆里。让他们不满的是，已经打了胜仗，条约也签订了，居住条件却改善不大，与上海的外国人居住环境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写道：在上海的外国人，数目虽然还不到100人，却得到180英亩的面积以供居住，后来更扩展到470英亩，这还只是英国居留地，法国和美国的居留地尚未计算在内；在广州的外国人数目多了3倍以上，却被限制在大约21英亩的一个区域里，其中约有17英亩到末了都已经盖满了房屋，另外所给过的唯一方便，就是在现有的十三行之外加建了3所新商行。
广州的外国人在居住方面的确没有得到更多有形的特权。但他们依然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到特定的地方去游乐。不过，英国人的傲慢和无视中国法律，常常引来广州人的敌意，因而双方之间总也免不了石头和拳脚相向，最后发展成为枪炮相见的“入城”与“反入城”战争。
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不同，在上海的外国人明显感觉到生活要惬意得多。当地政府官员不似广州那样“制造麻烦”，这里不存在“入城”、“反入城”的问题，英国的租界建立在上海城墙与河流之间的城郊，即现在的外滩一带。在上海租界，有足够大的空间供这帮外国商人工作和游乐。没有像广州商馆那样的限制，受狭窄生活空间的束缚——游历的范围可以是一天内往返的路程。
除了生活环境有所改善外，这里还具备了创造财富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诸要素。上海地处万里长江入海口和中国海岸中间站之两条贸易航道的交汇处，既是海上航运的枢纽，从广州、天津和日本海路往返方便；也是长江流域的龙头，以及有着肥沃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腹地。开放通商后，大批原先在广州的外商开始涌向上海，大批广东买办、通译等也流入上海。
19世纪50年代初期，贸易重心由广州北移上海愈加引人注目，县府所在地的上海的对外贸易量已超越省府所在地的广州，崛起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1851年，上海的出口在整个中国的出口比重达1/3。在其后几年中，上海的出口逐渐占到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
而对于广州来说，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更无法垄断对外贸易，而且众多的商人和资金转移到了上海或香港。与此同时，福建、浙江、安徽的茶，江苏的丝均就近改经较短的路线运到了上海，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运往广州。随后爆发的席卷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太平天国运动，大量的富商和资金流向上海租界及英国殖民地香港，而广州则在这次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农民运动中大受影响。
就清朝的对外贸易体制而言，从“一口贸易”到多口通商，从“公行制度”到“自由贸易”，从“以我为主”的广州贸易体制到开放主导权丧失的上海外贸体制的转变，在一系列动荡不安中，广州快速地被上海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