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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的集体记忆
2010-10-25 09:47:50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广州)　跟贴 7 条 手机看新闻
我们的味蕾是天下最挑剔的，所以我们有最上等的美食；我们的耳朵是天下最不挑剔、最任人蹂躏的，所以我们被声音的风暴劫持，浑然不觉。如果我们既不收拾记忆中珍贵的声音，也不理睬当下日益膨胀、变形的声音，早晚我们会丧失听的能力。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4期封面
寻找最美的声音静听城市之音本刊编辑部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在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这个高速运转了30年的国家已经极大地刷新了自己的面貌——经济，文化，城市，乡村，饮食，男女，建筑，风俗——尽管醒目地存在着幸运者坐上时代的高铁向着财富冲刺，不那么幸运的人仍在铁轨旁被时代遗弃的广阔地带缓缓前行的两极景观。媒体关注经济增长、医疗改革、弱势群体、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时尚变迁，惟独声音的变迁无人关心。消失的声音已经永远消失；保存下来的声音，老电影、地方戏、贩夫走卒的吆喝，随着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渐渐成为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回忆，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成为逢年过节的点缀，与新一代绝不相干；千百年的地方口音(就连共鸣的部位、发音时嘴部的表情，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被城市化浪潮推动着向最遥远的地方漂移，越是人气旺盛的大都会，越能体验到南腔北调的混响，如果你在北京或广州遇到一位内地某县口音的士司机，而你恰好也是那个小地方奋斗出来的成功人士，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无所不在的广告，已取代红色年代的政治话语，成为消费时代的声音之王，而在汽车和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之后，汽车和工地的轰鸣成为压倒性的声音。大都会里的歌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降噪耳机和隔音室，只是我们防止噪音侵袭的临时避难所。或许声音中最暴力的部分已经与工业废气、沙尘暴和灰霾天一样，与土壤中有毒的重金属一样，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我们都知道，它可以轻易地穿透本土制造的没有任何隔音功能的双层玻璃。但是没有人重视声音。除了极少数声音艺术家，没有人采集和聆听新的声音。没有人对声音进行科学分析。没有人告诉我们越来越复杂的声音环境与我们的健康的关系。没有人大声疾呼噪音对人的侵害，政府拿出专项资金用于降噪的报道也很少见到。孔子曾经讨伐郑卫之音，以伦理的名义；“文革”将八个样板戏和红色歌曲之外的所有声音打成牛鬼蛇神，归入靡靡之音，以革命的名义；今天我们拥抱所有的声音，连同噪音在内。我们的味蕾是天下最挑剔的，所以我们有最上等的美食；我们的耳朵是天下最不挑剔、最任人蹂躏的，所以我们被声音的风暴劫持，浑然不觉。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如果我们既不收拾记忆中珍贵的声音，也不理睬当下日益膨胀、变形的声音，早晚我们会丧失听的能力。不能很好地听，不能从众多声音中分辨出一种和多种声音，意味着不能识别与判断。说得耸人听闻一点，这未必不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未必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幸福安宁。我们有过太多类似拆毁北京古城墙的粗暴决策，太多毁灭古老的珍宝再以可怕的仿古复制丢人现眼的蠢行。房产商最爱使用的一句广告语，是伟大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这和他们贡献的非诗意的巨大噪音构成了当今话语密林中最骇人听闻的讽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噪音的责任全部推到地产商和汽车商头上去。一切的混乱与无序，从政府到我们每个人，谁都脱不了干系。声音作为一种环境，作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否则我们都会遭受报应。本期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大城市精心遴选了8种或者与我们的集体记忆，或者与传统和当下密切相关的声音：李光羲和他的《祝酒歌》、可爱地饶舌的北京的哥、丁建华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诸多配音明星贡献的美好声音、上海多国语言的声音景观、广州热闹非凡的早茶、一度被全国各地模仿的粤语、成都人民喜爱的麻将的喧哗，以及贡献了最多“超女”“快男”唱将的热烈的成都酒吧，挖掘声音背后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一幅以声音为主线的时代图景。与此同时，由本刊发起的名为“静听城市之音”的城市声音采集艺术活动也已正式启动，这一活动邀请国内4位艺术家和诗人——颜峻、B6、杨子、李威，采集地点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多个城市。【内文导读】重获听的能力唱不尽的北京颂歌  北京的哥上海电影译制厂  多国语言大合唱粤语，广州之魂喝茶搓麻，成都人的日常极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好声音李威在艺术学院读书时学的是声乐，后来做过日报记者、电视台导演、电台深夜节目主播，现在主持一个电影频道。1990年代初期，李威在外地工作多年后回到武汉，突然意识到，曾经在他记忆中留下最深印痕的一些声音：童年时最爱听的卖锅贴的人敲打铁锅的声音、电风扇转动时的声音、车站送别时亲人在站台上追着火车跑出很远边追边喊的令人难过的声音，以及盛夏傍晚乘凉时蝙蝠尖锐奇异的啸叫，都消失了。诗人杨子记忆中的美好声音是：70年代安徽乡下斑鸠的鸣叫，80年代乌鲁木齐清晨郊区进城卖鲜牛奶的汉子的吆喝声，美国民谣巨星琼·贝兹、加拿大老男人列奥纳多·科恩、台湾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歌唱和爵士乐大师Ornette Coleman变幻无穷的演奏。他清楚地记得，20年前，乌鲁木齐去喀什的路上，连着三天，长途车司机都在播放一些乌兹别克歌曲。那种异样的声音闪电般击中了他。回乌鲁木齐后的好几个月，他一张嘴就哼出那些旋律。多年后重返新疆，他心有不甘地跑进一家又一家音像店，但是没有一张唱片能让他感受到当年那盘磁带里的正宗中亚味道，“要是哪天我突然听到那些歌，一定会浑身发冷的。”对他来说，让他发冷的声音，是最难忘的声音。李威对于电台声音的魅力有太深的体会。他说，人们从收音机里获得信息、娱乐，得到情感的安慰，透过电台发布的声音感受到自己与社会的共存。他记忆犹新的是，1980年代去新疆，第一次听到维语和哈语的电台播音，尽管一个字都不懂，但是那种新奇的声音氛围立即将他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兴奋了很久。有一年，李威去南疆麦盖提拍一部有关刀郎艺人的纪录片，那可以说是他对声音的一次高潮体验。“卡龙琴、艾捷克、热瓦甫和手鼓一起奏响，老艺人脖颈上青筋暴起，白胡子颤抖着，高亢的歌唱试探着高音的极限，声音追赶声音，节奏超越节奏，传出去很远很远。”杨子最近的一次难忘的声音体验，是一只从天而降的蟋蟀带给他的。“有一天，家里突然有蟋蟀在叫。我在客厅里发现了它，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给它拿来饭团，它碰都不碰，就那么一直叫着叫着。两小时后，突然无影无踪了。”他写了一首短诗，用了“天籁”、“绝美的录音”这样近乎夸张的字眼来形容这只蟋蟀的叫声。“我们觉得珍贵，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绝迹了。”重获听的能力两年前，声音艺术家颜峻、张立明的“时代中国”耳机漫步声音艺术作品“熟悉(不熟悉)的区域”在英国曼彻斯特展出。这次展览将曼彻斯特城市中心景象与聆听者耳机中的上海、哈尔滨街头的声音混合起来。在半小时的耳机漫步里，艺术家从中国城市的市场、街道、餐厅和工业区捕捉到的声音，搬到曼彻斯特现场的聆听者耳边，让他们以一种不熟悉的方式体验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对颜峻来说，更有趣的声音漫步发生在香港的南丫岛上。聆听者戴着耳机在岛上漫步，耳机里交替出现“走”与“停”两个主题的声音作品、其他场景里录制的走路的声音、停留瞬间的各种碎片化的声音，以及空白之间跳入的自然之声——这种将不同场景的声音叠加在一起的实验，带来了崭新的听觉效果。颜峻的声音创作涉及反馈噪音、嗡音、人声、田野录音、场地定制声音装置、即兴音乐以及环境声响。他用生活中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事物做表演。他可以不用乐器不依赖电脑技术，随便拾取手边任何一个物件观察研究、创造发声，甚至直接以近似“呼麦”的形式进行人声创作。在颜峻看来，声音的细节是一种关注力，“听到10年前弹棉花的声音，或者看到故宫，感慨怀旧，通过记录声音保留记忆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纪录片老照片一样。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这些，耳朵比声音本身更重要。”他比较过中国与欧洲城市的区别，发现在欧洲很少能听到低频的声音，可在中国即使是农村地区也能听到低频声音。在城市化打造出的现代交通网络里，各种声音细节无处不在，汽车的刹车声和地铁的刹车声相差不多，却仍能找到细微的差异。而长期身处其中的城市人对于这些声音熟悉到听而不闻，又或者，我们完全忽视了耳朵的存在。“现在收集城市声音的使命并不是保存，而是使耳朵获得自己去听的能力。长久以来，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去听的能力，好比端给你一盘菜，你就吃下去了。就像做田野录音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录音的时候，而不是最后呈现、发表的时候。录音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自己在听；只要你不录音，感觉就不一样。”城市与声音的关系在颜峻的声音艺术实践当中并不只是几个符号，那些楷模、奇迹、选美类的城市声音把这个世界变得符号化，却削弱了人们发现声音的能力——我们得到了各种声音，却丧失了听的能力。颜峻曾经在家里制作过家庭十景，其中包括干燥的木地板发出的声音以及抽油烟机的叶片随着通风管里的风转动起来的声音。而在他生活的北京城里，显然有更多纷繁复杂的声音素材，“就像拣垃圾，都是没人要的。”没人要的理解成没人注意的也许更加准确。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声音共同组成了他对北京的理解：迷幻。颜峻已经开始“静听城市之音”的声音采集，在这组将由20到30个声音素材集合成的作品里，内容可能覆盖他在北京采集到的蒸汽机单调的作业声、电梯里的声音、风声，以及出租车司机侃大山的声音，“说话声音太离谱了，也会变得挺迷幻的，超过了某个界线就会迷幻，比如重复了十几遍的广告，听上去就像做梦一样。”是否有趣、是否有意义似乎已经不再是声音采集的标准，打开耳朵才是重点所在。“只要给一个人戴上耳机，对周围的敏感度就会提高。”颜峻以他的体验告诉我们。如果刻意寻找，那就像是撒谎如果要寻找一种既包含上海本土气息又不乏时代感的声音，B6的音乐无疑是其中一个代表。B6(楼南立)，生长于上海的80后音乐人，兼有两重身份，一是视觉设计师，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子音乐艺术家、DJ和音乐制作人。B6的音乐里有上海话的呢喃，也有Techno-Beats的冷峻；他多产而且风格多样，从synth-pop、IDM、breakcore到drum & bass，统统都有——他对于这个国际化大都会的声音神经有自己准确的把握。时髦多元让B6的音乐在上海年轻人中很受欢迎，一些国外音乐人在听过B6的作品之后，也逐渐对Morden music in China有了新的看法。这一切多少与他长期生活的城市有关：时髦、前卫，甚至带有某种魔幻色彩。他感兴趣的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中语言的变化，“语言是人类声音表达的最好的方式”。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在上海已经听不到纯粹的本土方言，外来语言随着各色人流源源不断地涌进这里，分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在B6之前发行的唱片里，迷幻女声循环往复地唱着“Shanghai is a fiction city”，当世博会将更多元的声音带进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发现原先街道上随处可以听见的上海话渐渐退到弄堂深处，甚至消失不见了，“如果刻意寻找，那就像是撒谎”。B6认为刻意制造理想化的虚构声音环境，不太符合这次他的作品意图。他相信最可贵的瞬间存在于随意当中，虚构的声音和真实的声音的区别，“就像摄影中的摆拍和真实环境里的抓拍”。苏州河、外滩、人民广场、城隍庙，这些标志性地点都有这个城市当下最显著的特征，而声音就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之中。B6所感觉到的现实是，城市的视觉化趋于一致，声音越来越统一，我们越来越难以在一个城市里寻找到它独有的声音。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B6在西湖边走了一圈，就放弃了在那里录音的计划。“到处都是人声，而不是这个城市的声音。”他找了当地一个隐居的朋友做向导，在山野之中寻找自然之声。在广州，李威的声音采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他在恩宁路一带转悠，“穿过一条马路，我突然来到一个安静的地带，所有的噪音都甩在身后。”他发现，在老城区，老广州根深蒂固的气息还在，老广州的声音一点都没变，“很多人家还在使用卡带录音机，还在放邓丽君的那些老歌。”老城区的小巷里，有一些家庭小作坊。“几个女工在那儿串珠子，很小的珠子，一点声音都没有。还有一些人在煲中药，喝茶，打牌。当我们深入到老广州的小巷里，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昨天去了粤剧最早的民间社团——八和会馆，又听到了粤剧唱腔。没那么陌生了，因为我和这个声音相遇过很多回了，学会了听它。”我们应该学会听。李威强调的，和颜峻强调的，非常接近。
我们的味蕾是天下最挑剔的，所以我们有最上等的美食；我们的耳朵是天下最不挑剔、最任人蹂躏的，所以我们被声音的风暴劫持，浑然不觉。如果我们既不收拾记忆中珍贵的声音，也不理睬当下日益膨胀、变形的声音，早晚我们会丧失听的能力。 2010年10月13日，李光羲在北京家中（姜晓明）李光羲 唱不尽“北京颂歌”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我唱红的歌有上百首，但哪首都比不上《祝酒歌》！”81岁的李光羲刚从哈尔滨演出回来，老先生挺拔硬朗，看上去顶多六十出头。退休后，单枪匹马，满世界演出，到现在一年还要参加一百多场演出，《祝酒歌》是场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这首歌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被称为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流行金曲，李光羲录制的唱片一周内狂销100万张，获得首届“金唱片奖”。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25万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祝酒歌》位列榜首。领导说，“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李光羲开玩笑说，《祝酒歌》是他“抢”来的。施光南写完这歌没给我，他按照他的处理，音色啊气质什么的，给了我们剧院(中国歌剧院)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文革之后恢复业务，正在排戏，我们俩在一个剧组。别人排的时候我们俩坐那儿，她老拿一张歌片儿看。我说你看什么呀。她说，“不知这个歌好坏，施光南寄来的。”我说我看看。一看《祝酒歌》，我就哼，哼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激动起来了。哎呀！我说这歌太好了！她说，“是吗？”我说你要不唱你给我。“有这么好么？”我说有！照说那是人家给苏凤娟的歌，我不能抢她的歌啊，可我喜欢这歌的程度啊……就不顾一切了！我就告诉施光南，她唱我也唱，同台的时候她唱我不唱就是了。我跟施光南也合作过，《周总理，您在哪里》、《最美赞歌献给党》都是他给我写的。我就请他按照我的声音特色，给我按11个人的小乐队伴奏写个配器。他很快给我写来了，写来我就练。文革之后各剧院都在抓新节目，有新歌就拿给领导审查，很活跃。我就把这歌拿出来送审，唱出来之后领导说，你这唱的什么呀？“这不行！”“为什么不行？”“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还有人说，这歌里“来来来”个没完，不好不好！“不管他们怎么否定这歌，我的第一印象改变不了，有机会我还得唱。”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演出任务，“说是李先念同志在大会堂招待国宾，要求唱一个欢快的歌”。那时欢快的歌很少，多数是控诉“四人帮”、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演出前李光羲跟乐队说，“今天我做主，咱们唱《祝酒歌》。”“这一唱，好家伙！国家领导、外宾都猛鼓掌欢呼，这一下我心里就有底了，谁再拦我，我也不怕了！”1979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春节联欢晚会，当时叫“迎新春文艺晚会”，播出之后，“不得了，太火了”，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赞叹《祝酒歌》积极欢快、振奋人心。政治与艺术无论是《祝酒歌》，还是《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北京颂歌》，李光羲唱的都是颇具时代特色的“红色歌曲”。《祝酒歌》里有“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北京颂歌》里他唱道，“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啊，北京啊北京，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一个唱古典歌剧出身的艺术家，自然清楚艺术与政治歌曲之间的分野有多大，“但那个年代我想登台，必须依附于这样的形式。”“我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歌剧院的大主演，年轻的时候演了很多外国戏，唱了很多外国歌，在这当中享受我自己享受的东西。等到艺术变成为政治服务，变成宣传之后，我唱的那些直接服务社会的政治性歌曲，都是艺术精品。词曲作家们把政治变成音乐，变成绘画，变成艺术精品，那都是功夫啊！”一提到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他就激动起来。他是在天津的教会唱诗班里学会五线谱和西洋发声法的，1953年考进中央歌剧院，很快成为主演。1956年，在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中，他扮演男主角并一举成功。继而，又接连出演了《货郎与小姐》中的阿斯克尔，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事业如日中天，经常接连演出几个月，换场不换人。人前显贵，人后受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饥饿。三年自然灾害，北京马路上买不到一块点心。我每个星期天晚上要连演两场大歌剧，一场戏补贴两毛钱夜宵费。我让我爱人给我买两碗炒疙瘩，两毛钱一罐，四毛钱一大罐。四毛钱，两个连场古典大歌剧！那个时候精神好像真是万能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撑下来了。即便如此不要命地演出，他还是被赶下了舞台。“一夜之间，就成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毒草，被发配到天津郊区种稻子。”愁闷中爱上了喝酒，“就觉得这东西好啊，顿顿都喝”。直到1972年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调回北京，为西哈努克亲王献唱祝寿。“我发现自己原来还有用，这才把酒戒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毁了！所有人都穷，一穷就卑怯，口袋穷的时候必定卑怯，你逞不了英雄，你大方不了。“我生在天津，小时候就喜欢来北京。后来在这里成名，安家。古老的文化，我熟悉的环境，我的亲情都在这。生活、艺术、职业，化成一回事儿了。我唱《北京颂歌》，心里边儿自然的一种骄傲感，能唱不好吗，是吧？”从艺五十多年，他唱遍北京所有剧场。人民大会堂1959年国庆盖成后的第一场我就演了。那地方其实不适合演出，但是在那儿演是种政治荣誉。天桥剧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剧场，剧场里舞台、观众席、后台，三等份儿，我在那演了很多节目。我们从文革一结束就呼吁要盖国家大剧院，现在终于盖起来了，那里面有个歌剧院，两千多座位。一场歌剧如果有两千观众，我敢说有一千八此前没看过歌剧，哪儿看歌剧去？可是只要一坐下来，就能感受到那种特殊的氛围，观众一进场就把他培养起来了，进入艺术欣赏的巅峰。他最爱的是中山音乐堂和国图音乐厅，一千多人的“小”礼堂，不用话筒，非常舒服。很多人不理解他这么大把年纪，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歇着，一年到头四处奔走，有人开玩笑说他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大金娃娃。他说自己在乎的其实是俩字儿：“自由！”过去想唱什么自己做不了主，想上哪儿唱得听组织安排，业务再过硬，政治上“右倾”，出国永远轮不上你。“现在我很自豪，我就靠我自己，全世界走遍了！”走到哪儿都能遇到歌迷，握手拥抱合影，“李老师，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啊！”
北京的哥个个都是北京的形象大使，把你变成汇报演讲的听众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许多人来北京听到的第一句京腔来自北京的哥。在西客站阴暗又气味可疑的停车道里，你会听见的哥对着后视镜问：“您去哪儿？”你要去公主坟，或者宣武门，或者马连道，那张脸立刻因失望而黯淡下来，嘴里咕哝两句，不情愿地踩下油门，极个别的还会扭过头来看着你：“您会走吗？”潜台词是：我排队排了一小时，结果拉了一起步价，您能换个车坐么？倘若你说，我去望京，或者通州，他的表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答应你时那声“哎”的声调里，却有掩饰不住的暗暗的喜悦。这种拧巴其来有自。每天早晨，数万辆出租车从北京各个角落出发，驶向一些主要的商务中心、机场、车站，以及繁忙的街区。通常，它们会在路上奔跑12个小时。有位司机说，一个钟头拉三十来块钱，这是平均水平，这样跑下来，交完份儿钱，每个月收入能有三千多元。北京出租车超过六万七千辆，其中只有一千二百辆左右的门徽上写着“朝阳个体”或者“东城个体”，他们是人人羡慕的个体户——1992年废除的一项政策留下的活化石，每个月只交少量管理费就能开着属于自己的车上路，最高的时候，他们的牌照和车被炒到四十多万。其余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为公司打工，要是哪天运气不好，只跑个两百多块，刨掉油费，还不够交份儿钱的。一旦舒舒服服拉上了好活儿，理所当然他就要开讲了。先听你口音：“南方人？”问哪个省份，“哦，你们家那儿不是在闹冰灾吗？怎么样，没事吧？”主题升华，“你说这才多大一点雪啊，北方年年都有，在南方怎么就成灾了？”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南方下的是冻雨，落在电线上就结冰……主题进一步升华，“我看啊，还是你们那边政府没做好应急预案……”嗯，有可能，不过北京下起雨来也头疼，那个安华桥下面好像积水两米深吧？“那是！真够要命的！”北京的哥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来得不让人讨厌，盖因他们常常富有自嘲精神。车子发动的时候，他们还在新闻联播的频率，个个都是北京的形象大使，你若顺着他们夸下去，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把你变成汇报演讲的听众。有人把北京的哥按“型号”分类：有职业型的，一开车门，“乘客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根据需要还有英文版，这自然是北京奥运的功劳；有相声型的，吐字绵密张口即来，“您说，(其实是他开始说了)咱们……(此处省去500字)是吧？”此种发言的妙处在于它仅仅具有语音上的意义，说了等于没说；有批判型的，数落制度来得有种有料，让你忍不住为他的见识叫好了，却话锋一转，“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啊！”有哲人型的，看起来饱含生活智慧，央视主持人柴静就碰到过，“有天我不高兴，上了车不说话，师傅看都不看我，悠长地说，‘姑娘，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烦恼，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透就好了。’”有忧国型的，“您看这钓鱼岛问题最后得谁让步啊？”有找乐型的，你问个事儿，他让你猜，“答对了加10分！”北京的哥面对的都是些宽敞又狡猾、大气又敏感的马路。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步行文化，断不会想到梧桐树下被雨打湿的人行道之美，大多数马路都是为车设计，让行人一眼望去就失掉溜达的勇气。可是，除了过年和大半夜，车子却也很难享受到一路畅通的快感，奥运会是个例外，因为7成的公车都被限行了，开起来格外过瘾。结果奥运结束后一段时间，的哥个个变得怒气冲冲。每回重要会议临近，出租车公司都要给的哥们做各种各样的动员工作，“少说，多听，有情况随时报告”。开车经过天安门，要关紧车窗，到指定地点停放。个别觉悟高又立功心切的司机，两会期间遇到穿着不讲究的外地人打车去京西宾馆(代表委员驻地之一)，左探右问，“你老家是哪里啊？”“到京西宾馆干什么啊？”没得到满意回答，便拉着“假想敌”往公安局开。不到20年前，的哥(那时候还没这词儿呢)是这个城市最吃香的职业之一，不用扫马路，天天守着北京饭店拉老外，每个月拿七八千没问题，“一说起来就是对象好找！”北京的哥什么人没见过啊，这可是他们和你聊天的资本：有吹牛逼的，“说我和谁谁谁的秘书特熟，那你还打车啊？怎么着也得弄辆奔驰C开开吧？”还有领导，这是黑色出租车的专利，他们都坐在司机背后，个个和蔼可亲，对司机嘘寒问暖：干这个辛苦吗？孩子多大了？和电视上一模一样；也有站街的，让你送到某个地方，该付钱了，两手一摊，“大哥，我没钱，您看着办吧！”的哥也不是等闲之辈，“钱我不要了，我送您回去吧。”就把她拉回原来等车的地方。早些年三里屯酒吧街没改造时，一到晚上路边都是这样的女子，中国的，俄国的，韩国的，“也挺可怜的，大冬天穿着超短裙，一个劲儿地招手。”“天上人间”没倒的时候，晚上九点多，姑娘们从邻近租住小区出来，10块钱起步价过去，的哥往返接送个不停，“这些年不行了，以前那个素质啊，个个都是模特！”还有人声称见过所谓的“逃北者”，“有两年时间了，那天下着雪，两个男的，带着两个朝鲜的姑娘，一个讲中文的男的问我去天津机场不，我说去，他们就上了车。那两个姑娘穿着很土，但是长得真漂亮，不知回去会怎样……”这个群体大部分是下岗者，但不要小看他们，也许他们中间的一个，昨天还是擅长擒拿的老兵，或者某国有大厂的厂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靠开车养家糊口，但是也有人靠拆迁补偿发了大财，继续开车纯属手痒，“我准备今年再盖一栋房子，征地又能赚个……”直到你愤愤不平地打断他：“得，师傅，以后我给您开车得了！”才心满意足地谦虚一下。他们擅长自娱自乐，又常常多才多艺，于是有姑娘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念叨：昨天打车，的哥竟然模仿上海人说话，他还会唱昆曲，还会唱德语歌……轮番演了一遍，这位的哥幽幽地说：你信不信我20年前是间谍？正当我张大嘴巴惊得不知说什么好时，他又说话了：其实我现在也是啊。下午三点多，晚高峰提前到来，建国门桥和复兴门桥下排起长队，“现在堵车基本上没有喘口气的时候，早高峰到9点，9点半开始做业务的又出门了，车又开始多起来……以前我能告诉你，西直门、复兴门这些地方比较堵，现在真不敢说哪里不堵。”再晚一点，数万辆出租车又从北京的各个角落继续出发，驶往国贸、金融街和中关村的写字楼，国贸的白领穿着体面、很有礼貌，却总是一脸疲惫，上了车就斜倚在后座上，不想说话。去中关村的多数是理工科背景，还带着学校里的轴劲，对于路线和零钱都不加通融。“跟他们就不能夸海口啦，没准人家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呢！”晚上11点，地铁末班车结束后，国贸桥、六里桥、玉泉营桥下都会聚集大量等待拼车的出租，乘客花10块20块，就能分别回到通州、房山和大兴——北京郊区的“眠城”。司机也顺道回家，“顺脚赚包烟钱”。这几年人们的印象是，北京的哥中来自郊区农村的越来越多，有的操着延庆话，听起来更像是天津话或河北话，用城里司机的话讲，郊区农民好管理，“他们也干得狠，不休息，往死里拉。”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的哥中的侃爷渐少，沉默型的司机越来越多，就像这个城市无数面目模糊的路人。司机和乘客，往往彼此一言不发。到了目的地，打票，下车，的哥重新发动，没入前方滚滚的车流。
上海电影译制厂 记忆之中最美的声音本刊记者  蒯乐昊  实习记者  姚岚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文艺界摆脱了仅有八部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苍白面貌，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丁建华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她的喉咙比她的脸庞年轻30岁。这就是配音演员的幸运之处，声音比容颜持久，当这些美丽的声音被录制定格，它们就具备了与时间抗衡的特质，提到译制片，人们自然就想起了他们的声音。这是一长串经典名单：《茜茜公主》、《简·爱》、《佐罗》、《尼罗河上的惨案》、《化身博士》、《魂断蓝桥》、《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远山的呼唤》、《望乡》、《追捕》、《虎口脱险》、《飞越疯人院》、《后窗》、《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警察与小偷》、《天鹅湖》、《廊桥遗梦》……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在中国演艺史上绝对是无法抹去的一笔，约三十年的时光，它们几乎是外来电影中唯一的声音，至今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译制片曾经“唱堂会”？早期的译制工作，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做参考”，另有一说则是“为样板团在艺术上做参考”。所以当时的译制电影作为“内参”，只有少数人有权观看，译制厂有几条铁的纪律：第一，工作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家里人；第二，任何情况下不许提影片的名字，只能说它的代号，比如《罗马之战》叫十七号片。第三，剧本不许带出厂，要念台词只能在厂里念。“有时，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会坐小车来看片，”苏秀回忆说，“有一次，一部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好莱坞影片到了我们厂，后来才知道，江青喜欢好莱坞影星泰伦·鲍华，凡是他主演的都要拿来译制。再后来，《红都女皇》面市，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是在给四人帮唱堂会呀。”文革结束以后，艺术才从批判走向开放。最鼎盛时期，上海译制片厂拥有配音演员28人：邱岳峰、毕克、童自荣、苏秀、曹雷、乔榛、李梓、刘广宁、丁建华……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不可遏制地到来了。人们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文艺界摆脱了仅有八部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苍白贫血面貌，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没有发出声音的配音大师老厂长陈叙一对上译厂贡献良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译制片，翻译片组创建之初甚至连怎么对口型都不知道，曾经摸索过掐秒表等一系列“又笨又不合理”的办法，但是陈叙一亲自抓剧本，抓导演，带着大家一点一滴地摸索，逐步认识了译制工作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剪接的工作班子。陈叙一曾就读教会学校，从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一边看原版片，一边同声口译，讲得清楚、生动。解放前，他曾在“苦干剧团”师从黄佐临先生学过导演，那时大家都穷，买不起票看美国电影，于是就凑钱给他一个人去看，回来再讲给大家听，“他确实非常会讲”。这个出色的译制片导演一生都没有配过一句音，在接受采访时，他永远把配音演员推在一线，陈叙一自己并不为人熟知。“早在我们配苏联片《巴甫洛夫》的时候，让他就配一句台词，在正式录音的时候还说错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肯配戏了。”苏秀说。70年代译制《巴黎圣母院》，因为陈叙一嗓音浑厚，跟原片的旁白音色很接近，大家一直起哄要让老陈来配旁白。结果到了录旁白那天，老先生紧张得把录音棚都锁了，生怕属下会冲进来逼自己去录音。曹雷回忆说，“在老厂长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曾病危住院。喉癌折磨着他，又并发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他浮过了生命海；但是他失去了声带，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记得那天去医院看他，他在纸上写下了‘从此无言’4个字，写完双手掩面，迸发出一阵无言的哭泣。”直到去世前，陈叙一还常常用手轻叩桌面或病床，家里人都知道，他这是在数剧本台词里的口型和音节。无产阶级的嘴巴念着资产阶级的台词丁建华是在1976年脱下军装进入上海译制片厂的，因为外公曾经是宋子文的秘书，并在汇丰银行任高职，丁建华的父母都受到牵连，部队文工团能说能唱的丁建华业务能力出众，但一直面临着入不了党、提不了干的窘境。以她的声音条件，最适合去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可她自己心里清楚，要进广播电台，首先一关就是查遍三代的“政审”。“我一直想能找个单位，能对你的政治出身不那么苛求，当时就有人给我透风，说孙道临也在译制厂，黄佐临也在译制厂，杨小石也在译制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陈叙一在政治上的宽容，容纳了一大批当时受到排挤的出色的专业人才。1976年，丁建华刚进译制片厂不久，就配了一部爱情戏，戏里有很多“肉麻”的情话让当时还没有结婚的丁建华配得满脸通红，更要命的是，伴随着情话的还有接吻镜头，拟音师就站在配音演员身边，需要的时候就用嘴巴把手背亲得滋滋作响，性格爽朗的丁建华每次都哈哈大笑，不可自抑，成了录音棚里最叫人头疼的“笑场女皇”。当时“文革”还没彻底结束，配一部戏就要写一篇批判文章，丁建华写信给在奉贤农场的爸爸，说现在的工作和部队里的工作完全不同，“我现在要说‘我爱你’，‘亲爱的’。这些话，在部队里绝对不允许，话剧里面也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词汇。说了以后，还要批判它，说它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心里面觉得它不是，它是属于人类的爱。”父亲的回信是：你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做好资产阶级的工作。语言跟音乐一样没有国界在毕克等一批老配音演员去世以后，不断有同事和观众怀念他们，苏秀就曾编过一本书《峰华毕叙——上译厂的4个老头子》，来纪念这四个优秀的配音老人。毕是毕克，叙是陈叙一，华是尚华，而排名第一的峰，就是上译厂公认才华横溢的邱岳峰。因为政治污点和家庭纠纷，邱岳峰最后自杀身亡。丁建华对老邱的印象是“特别爱才，年轻人要是聪明一点，业务上反应快一点，他就特别喜欢，很真诚，而且很无私。” 在录音棚里，录到精彩的时候，“邱岳峰会在我耳边说，‘小丁，你太棒了！老邱太喜欢你了！’但这是很单纯的，完全是业务上的，他比我爸爸还大好几岁呢，是个父辈。”这个混血身份的老先生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丁建华：我是一个内控对象，戴着很大的帽子，如果有业务问题请教我，请在下班时间留下来排练时再找我，否则，会连累你。邱岳峰在《简·爱》中配的罗切斯特，日常的专横霸道，向简·爱求婚时的迫切，以及失明后的讥诮尖锐，用了极其精准的处理方法，一直被奉为配音经典。“他的音色其实很不好听，但他配起一些特殊的角色，无人能比。他的音色跟罗切斯特的原声完全不一样，可他就用他这个音色对角色进行了二度创作，我们先看完他的电影，后来才看到原版，觉得邱岳峰的声音更贴这个角色，反而觉得原版不贴了。”配音不是衰减，而是加分，这种奇迹在上译厂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茜茜公主》德国创作班子来到中国，听完配音，惊呼比原作更出色：“中国配音演员的声音真好听，中文真好听！”——“听德国人这么说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了邱岳峰，语言原来跟音乐一样，也可以是没有国界的。”
多国语言大合唱五湖四海各国外语全然融入绵软的沪语和铿锵的官话，成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音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叫泼茶(Father)娘卖茶(Mother)，红头阿三开泼渡(Capital)。”19世纪中叶，叶澄衷还是黄浦江上的小艄公，因为给洋人主顾捡回遗失在船舱的公文包，最终被点化成上海滩第一代民族资本大亨，为了跟洋人做生意，他开口说起洋泾浜英语。“在我想象中，那个时代的上海到处响起不同的语言。”周兵执导的纪录电影《外滩佚事》中，夹杂着英、法、日等多国语言，“上海本身就是多元的，由各色各样不同的人组成，世界上几乎所有族裔的人群都来过上海，据说连毛利族都曾在上海生活过。”1843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时，登记在案的外国人为26人。英(1845)、美(1848)、法(1849)租界相继辟设，随后英美租界合并(1863)，外国人来沪渐多，至1895年上海外侨已超过五千人；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其后外国人数增加迅速，差不多每十年增加1万，1931年外侨总人数超过六万，此后几年保持在六七万之间；1937年之后，大批日本人涌来，上海外侨总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高峰的150931人。那些年代，形形色色的外侨，年复一年来上海生活、工作、开厂、经商、办学、传教、出版报纸，跳舞、打猎、划船、赛马，当然还有走私、贩毒、犯罪，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和活动圈子，华灯齐放的夜里，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各国鸟语呕哑嘲哳，融入浦江汽笛和大自鸣钟的交响声浪中……外侨将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带到上海，使这里成了外国气息最浓的中国城市，演绎着东西方交融的隐秘浪漫。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到上海淘金去”是许多西方青年的美好理想；今天，相似的故事继续上演着，当世博会重新打开黄浦江两岸狭长的“世界之门”，五湖四海各国外语全然融入绵软的沪语和铿锵的官话，成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音。世博“丁力们”的上海滩“游客们，请你们在中间排队。”中国人一眼便知，面前的讲解员是个“老外”，啧啧赞叹起他的汉语流利。丁力不明白，这简单的句子也能换得“你中文那么好”的强烈赞誉？偶尔，他会换个说法，“别随波逐流，请在这儿排队”。在游客一片“哇”声中，他颇为自得。今年7月，结束山东大学一年进修，丁力应聘为世博园德国馆讲解员。来自秘鲁的他，从幼儿园至大学，先后掌握了英语、葡萄牙语和德语，好奇于未曾谋面的华裔外公的祖国文化，2008年来中国学习中文，在“离上海两小时路程”的浙江小城金华收获了自己的中文名“丁力”，这是喜欢《上海滩》的中国朋友给的建议，贪图笔画方便，他欣然接受。他清楚地记得，为了度过金华无聊的周末，此前他已来过16次上海。在金华和济南思乡心切的他，身处上海却从不想家，“因为(在上海)我什么都有，秘鲁的饭馆有，秘鲁人有，‘外国人’有。”占地5.28平方公里，日均客流近40万，最高峰达102万，世博园堪比国外一座大城。154个大小场馆，容纳240个国家地区组织，每个馆都是一个独特的场域，汉语、英语、本国通用语在其间自如转换，很多“丁力们”都打算在上海滩工作下去。“(未来)肯定要在上海，我没有任何想法去别的地方。特别是世博会之后，我们要摘世博会的成果。”意大利馆翻译官桑德罗热爱上海的“快节奏”。“你如果想真的做事情、找新的事情做，必须来上海。这里很有动力。玩儿、工作、吃、生活，你有任何习惯、任何生活方式，上海都能满足你，给你任何方面的刺激。上海没有任何发展限制，是目前亚洲最红的不断往上跑的城市。”说起上海的好，桑德罗滔滔不绝，意犹未尽，“现在不是世博会结束就全部结束了，对类似我这样懂得怎么跟中国人沟通的人，才刚刚开始。”洋漂族之歌晚上9点，客人渐渐多起来了，进门时，底楼邻居大妈早已意会——侬寻三楼对哦？这是昔日法租界一条普通的旧式里弄，30出头的葡萄牙姑娘A相中了顶层附晒台和阁楼的两室户，租住3年多，周末她常邀请朋友来家做客，除了三两本地文艺青年，其余多为上海“洋漂族”，大家结识于某画廊某话剧某音乐会，活动完毕，一番“会饮”，渐渐形成今日这个“波西米亚”式的小圈子。紫色条纹窗帘散发着南欧家乡的气息，碟机里“二手玫瑰”在嘶吼，小小空间，英汉是主旋律，间或有葡、法、日词汇在流窜，奏起一曲“洋漂族”之歌……这算是A在上海的Farewell了，很快她要去台湾，只为听一门戏剧课，“是有点疯狂。”她咯咯笑起来。A热爱东亚文化，尤其痴迷电影和戏剧，除了葡萄牙母语，她精通英、法、汉、西班牙等多国语言，沟通优势调配她活泼的性格，圈合起身边小小的“联合国”：男友Z是热衷油画的美籍华裔建筑师；日本小姐K在领馆从事文教推广；巴西舞蹈家C的德国太太N任职于沪上某设计公司，每过若干月，C出没于一些画廊空间，演出自己颇具禅味的作品；来自美国的音效工程师T曾长居柏林，4年前在上海认识了现在的中国夫人W——“下河迷仓”，一位80后独立舞者；辞去出版社编辑职务的Q与日本娇妻S共同摸索着自由撰稿人的理想生活；此外，还有从领馆跳转至商学院的西班牙姑娘、路经上海的台湾设计师夫妇，以及A的几位老乡……客人们带来了重阳糕点、日本寿司、葡式蛋挞、德国甜品，以及被外国人唤作“四川色拉”的辣味什锦菜……杯中装的是Sangria，一种以红葡萄酒兑柠檬水、调入碎切水果的西班牙饮料，深红底色，映出这座不夜城的激情。尽管爵士还不算大众，但多少和这座城市有些渊源，“就像上世纪30年代那些上海老歌，虽然是流行歌曲，但有不少爵士乐元素。”美国乐手Mike用中文介绍道。大学修完音乐和比较文学，他背着心爱的大贝司来到上海，每周两三个夜晚，他在几间酒吧演出至凌晨，今年爵士音乐节期间，他还在“百乐门”和世界第一小号手Roy Hargrove合作了一把，“爵士乐手在美国目前很难找到工作，上海的氛围很不错，我在这里有发展空间。就像我一个巴西朋友在歌里写的，这里是个大港口。”那些不懂汉语的定居者32岁的罗天瑞是美籍菲律宾裔，长期从事录音工作，原先定居纽约的他，“9·11”之后离开美国，与中国妻子选择了上海。去年7月，罗天瑞辞去工作成为自由人，邀请一些上海年轻人用沪语讲述成长地的故事，将这些“声音漫步之旅”汇成《Growing up with Shanghai》上传网络，引起颇多反响。“他们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见证了上海快速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录音材料不仅记载了他们对成长之地的亲切回忆，还再现了过去30年里上海的进步与发展，除了人物对话，我们还可以听到上海当前的各种背景声音。”尽管听不懂被访者的上海方言，罗天瑞却乐在其中。“上海话不像粤语那么急促、咔嚓咔嚓的，也比普通话有更多波纹，普通话像一条河的话，它更像一条小溪。”据上海市外国人就业中心主任孙汉德介绍，目前已有七万两千多名外国就业者在上海登记，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会汉语。来自德国的E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多年前，我在上海没有一个朋友，但我听到上帝的召唤，神让我来到这座城市，后来我在教堂遇到了我的先生，两年后我们结婚并有了孩子，在此居住至今。”这座城市与基督教情感甚笃，外国人最早来上海，可以追溯到明代的传教活动——1608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受徐光启邀请来上海并建立教堂，从此，教堂的钟声和赞美诗也成了这座城市的音素。如今，每周日下午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外籍场，人们听到的是六十多国人士齐声高唱“哈利路亚。”
粤语  广州的魂“Cantonese”，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直到现在，在许多西方国家，说粤语的华人还远多于说普通话的华人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语言是最势利的一样东西，没有用，当然没人去学。”中山大学语言学教授庄初升如是说。所以，语言的普及、传播与流传，也最能反映当时当地的生态与文化。数百年来，广州的兴衰荣辱，不尽风流都镌进了粤语中，口耳相传。广州兴，则粤语兴；广州衰，则粤语衰，同声同体，宠辱不惊。数百年来的一部粤语传播史，就是一部近代广州史。悲欢、流离、变迁，种种故事，由岭南始，向东西南北进发，在高山与海洋间，吟诵、高歌、呢喃。辛酸混杂血泪，骄傲伴随自信，粤语，已成为广州最好的声音名片，寰宇四海之内，莫不有闻。粤语中的普通话在大多数人眼中，粤语、广东话、广州话与白话，指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其实大不相同。两广以北，自是另一种语言生态。听不懂自成体系的广东话时，北方人多半会恨恨抛下一句，“说的什么鸟语”。被广东人听见，也就哈哈一笑，自顾自地继续。但其实，种种听不懂的南方话里，粤语只是其中一支。在学术界，自1900年始，历经章太炎和国民党汉语研究院等数次对汉语方言规整分类，再到建国后将方言化为7区，粤语自然归属于粤方言区。广义上的粤语，是一种区域方言，广州话则是地点方言，地位大致相当于“粤语中的普通话”，最为标准，因此总有人将两者混淆。但其实仍有不同，即使是泛广州概念上的番禺、南海，当地方言也与真正老广州的东山西关话不尽相同。至于广东话，就是更广意义上的分类，粤北的客家话、潮汕话也都属于广东话。“粤语”的“粤”字来源，甚至并非“广东省”简称，而是古代岭南的“南越国(南粤国)”。而白话，则始于清末民初的一种称谓，县志里记载的白话，与广西的“平话”一起，取自“平白无故”，其时多半是与文言文相对，意指民间口语。但在外国人眼中，偌大一个中国，多少种语言间竟不能互相通话，实是不可思议。雍正年间的广东官员上京议事，与京官面面相对抓耳挠腮，互相之间无话可说。不得已，清政府在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推广官话，但在本地方言传统根深蒂固的广州，收效甚微。走向世界的中国话及至后来，粤语开始了历史上的首次逆向传播。清代的中国，国门四闭，仅余广州与外国人通商贸易。传教士与商人们接踵而至，议事、通商、传教。外国人在中国首次掌握的汉语，多为粤语，而非官话。不少外国人天真地相信，粤语就是标准而地道的中国话。不少北方人士，为与外国人经商议事，也不得不学习掌握粤语。再到后来五口通商、租借香港，广州由过去的偏远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和贸易中心。19世纪，美国西部大开发，大兴土木，修建铁路。大批广东人被“卖猪仔”，半被迫地离乡背井，漂泊到了美国西部。那一段血泪史自不待言，直到现在，美国的旧金山与洛杉矶仍有大批华人后裔，一张口，清一色都是广东话。四邑话、粤语，间杂交错。行走在唐人街里，仿佛置身于广东街，说的话吃的菜，一派浓浓的广东风味。而这也是最早一批扎根西方的华人，与“下南洋”的华人一起，将粤语带至世界各地。粤语也在西方有了自己的名称，“Cantonese”，还成为了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直到现在，在许多西方国家，说粤语的华人还远多于说普通话的华人。近代中国，许多革命先驱如孙中山、廖仲恺等，都是广东人，使用的也多为粤语。在民国成立之初，也曾有过用粤语、南京话还是北京话作为官话的争论。即使决定用北方白话取代文言文正式书写，将之设为国语，但粤语在民间的实际使用仍然没有多大限制。1949年和1997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两个特殊的年份，建国与香港回归，都掀起了粤语向海外传播的两个新高潮。大批香港人与广东人的外流，令粤语愈加兼容并包。在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当地粤语的普及程度，足以令人讶异。改革开放的这30年，广州凭借地理优势，经济腾飞，再挟香港流行文化之威，令粤语在一段时间内风头极盛。香港粤语歌曲、电视剧和电影强势登陆中国大陆，也令“标准音”的广州话渐渐掺杂部分港式口语，多了些殖民地时期的西方味道。逐渐波及到内地，90年代初，在京沪两地，都涌现出不少粤语学习班。虽然时过境迁，随着中国经济多中心化，广州盛极一时的景象已不复存，但粤语仍然是中国目前最流行的方言。爱护粤语建国之后大力推行普通话为标准语言，方言难免受到冲击。即使强大如粤语，也难以避免被影响的命运。在广州的许多中小学，老师严禁用粤语授课，学生课间都被禁止用粤语交流。消息甫一曝光，就引发各界争议。许多年轻一代已然熟稔普通话多于粤语的讲法，古旧的物件，更多用新潮的方式表达。古老的粤语，面临着被改革的命运。好在广州人对粤语，有极强的情结和身份认同感。民间坚持粤语传统的心态始终不变。广州人就连出街散步，和宠物对话，都是说的一口粤语。有人开玩笑，“广州的狗出了广东，怕是都不会和同类交流了。”语言是文化的活标本，一种语言的兴衰，与这一族群的文化生态息息相关。粤语语调清朗清隽，声调多变，自有一种抑扬顿挫之美。爱护粤语，也是爱护独属于老广州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的文化。粤语的传播，在摇头晃脑的讲古，咿呀婉转的粤剧乃至铿锵情切的粤语流行歌曲和电视剧当中，融进了广州人的豁达。庄教授说，“广州人真包容，你要是说别的地方方言，说得不好，当地人是不高兴的，懒得理你。只有广州人，只要你愿意说，说得不好，他们也很高兴。”在街角树荫下，饮上一碗凉茶，听说书人娓娓讲古，“古”意为故事，将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用上新的“桥段”，三国里的猛张飞大战锦马超，招式都是粤语里才有的种种代称，只在广州能听到这般新解。遇到“书路广”的好“讲古佬”(说书人)，“古趸”们抚掌大笑，如痴如醉。再行几步，戏棚里上演着有“南国红豆”之称的粤剧，“平喉白话”地唱下来，较之京剧，节奏更快，也更口语化，阿婆听得明白，“细路仔”(小孩)也入了迷。到了晚上，广州的KTV里，响着的不是内地常见的软绵绵台式情歌，还是同根而生的香港流行乐。陈奕迅在内地其他地方要高唱《十年》，到了广州，就要换成《明年今日》，曲目变幻，文化同根。就像广州的电视收视率排行榜上，永远是香港的电视台高踞榜首，一水儿的粤语，才有着那份亲切。同是广东，在移民城市深圳待上数年，普通话练得会越来越标准，粤语却总也入不了门。只有在广州，循着粤语，就找到了这城市的魂。粤语，是这城市的一张声音名片，听到粤语，就想到了广州。
我们的味蕾是天下最挑剔的，所以我们有最上等的美食；我们的耳朵是天下最不挑剔、最任人蹂躏的，所以我们被声音的风暴劫持，浑然不觉。如果我们既不收拾记忆中珍贵的声音，也不理睬当下日益膨胀、变形的声音，早晚我们会丧失听的能力。 泮溪酒家（大食）
叹茶  寻常市井气的喧嚣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图/本刊记者  大食人们高声吆喝叫卖，细碎地翻报，喋喋不休地交谈，在广州的茶楼里，总有那么多事儿值得关注和讨论有人不喜欢粤语，说它“古怪”，将广州人与全国其他地方天然地隔成一道交流上的屏障；有人不喜欢广州人，“现实”也好，“精明”也罢，心理地域上的鸿沟，总不能轻易填平；然而广州的早茶，却鲜有人能抵抗其魅力。不仅仅是食物令人回味，“吃在广州”让这座城市24小时都不缺美好的觅食去处。更紧要的，是泛在那些老旧的蒸笼、泛黄的瓷碗和晶莹的茶碟当中浓浓的市井喧嚣气，那都属于过去的好日子，旧时光里总有无限温柔。人们高声吆喝叫卖，细碎地翻报，喋喋不休地交谈，在广州的茶楼里，总有那么多事儿值得关注和讨论！广州人不“喝早茶”，他们“叹茶”。当清晨太阳透出第一缕柔和的光线，城市蠢蠢欲动之时，还有什么比鲜美丰腴的点心、浓润清香的好茶，和亲朋好友间繁琐亲切的絮叨更值得一声由衷的赞叹呢？最好的茶楼都已有了漫长的旅程有些茶楼设在狭窄的巷子里，骑楼下的一张张木桌和椅子，兀自静静地待在那儿，一俟搬动，就发出喑哑的回声；有些已经搬到了城市中央的高楼之上，着旗袍的服务员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引座点餐一溜儿流水线的管理与操作，碗筷叮当，人们连说话的声音都不自觉地放低。但——最好的茶楼，都已经有了足够漫长的生命旅程，隐匿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同好间的说理论道，和恒久不变嗡嗡作响的粤语一起，构成了茶楼的原生态。一天之计始于晨，对于广州，早茶是新一天的序幕。在广州老牌早茶胜地“泮溪酒家”，每天早上不过清晨7点，已有三五熟客相聚门前徘徊等位。老伙计熟稔地打声招呼，道声“早晨！”亲热地寒暄两句。及至开门，熟客们已鱼贯而入，熟悉的位子、熟悉的茶点，翻阅报纸、谈天说地、“吹水倾嘢”的熟悉声音，开始回荡在大厅中，混着食物的香气，丰盈出一片平淡的幸福。而逢到假日，即便起个大早，也有可能要排队等号。最多时叫到200多号，也一样有人痴痴等候。广州人对早茶，可谓情有独钟。在毛泽东和柳亚子常年“叹早茶”，写下“饮茶粤海未能忘”的茶楼“妙奇香”二楼，挂有一副著名的对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对于广州人来说，在名利中翻滚、沉浮之后，“一盅两件”的早茶时光，足以令人生沉淀，回归市井，平凡生命中的欢乐，在茶楼中被放大，沉浸其中，实是妙不可言。也难怪有许多人，住在新城区，逢到闲暇时日，起个大早赶路，也非要去老城区“叹茶”，让自己置身于喧嚣的环境中，感受寻常的市井温度。沿着广州地铁5号线，从城市新区CBD珠江新城一路向西，告别高耸的摩天大楼，再出地面，已进入老城区的地界。略显破旧的骑楼比邻接踵，老人坐在木椅上悠闲地谈天。左手边的小商店里挂着手写的粉笔字黑板，“雪糕、香烟有售”，右手边也许就是一家远近闻名的茶楼。老街坊们亲密地坐在一起，几乎每天，都能在这里找到彼此的身影。茶楼已是他们默契十足的聚集地和交流情报的中转站。谈天才是重头戏早在清代，咸丰同治间，广州就已盛行“一厘馆”， 竹棚木桌，遮风都不能的馆子门口，斜斜挂一木板，歪歪扭扭写上“茶话”两个字。茶资“抵食”(粤语：划算)到只有一厘，便自有人觅来此处。后来即使物价通胀，“一厘馆”变成了“二厘馆”，设施仍是一般的简陋，民谣曰：“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粤语：吃饱)不花假(粤语：实惠)。”此处是普通人闲话家常的最好去处。再喧闹、再八卦，也总有人应和。广式茶楼里，一片嘈杂“正说明这里东西好，大家都爱来吃”。市井气扑面而来。百余年来，各类点心与茶都在不断改良。经典的“一盅两件”，一个小小的茶盅配两件点心，已然跟不上时代发展。人们仍然慢条斯理地喝茶，大部分却已换成了陶瓷杯具；各类点心也都推陈出新。在泮溪酒家工作了50年的黎天焯已是其营销与宴会部经理，老先生一派从容气度，介绍起广州早茶文化，温良中不失骄傲。“广州早茶的点心每有不同，也喜欢做时令菜式，不时不食，惟有‘四大天皇’——虾饺、叉烧包、烧卖和肠粉，是一直保留至今的。”老广州们落座，不消多点，只须尝过这四样，便知酒楼道行深浅。好酒楼多半需要历史沉淀。“泮溪”也好，“陶陶居”也罢，最早多半都只是竹木摊档，后来才有了房梁和气派家具，也有了更多的伙计。在没有电脑、点餐器和等级分明分工明确的管理制度的昨天，一切都靠一副好嗓子来交流和沟通。熟客多了，生客要喝上好酒家的早茶，碰到节假日，多半得先去“霸位”(粤语：占位)。“霸”字听起来颇有几分凶悍，形容广州早茶的受欢迎程度，可谓恰如其分。落座之后，“一盅两件”是标准配置，但即便是同一桌，喝的茶也不尽相同。“问位点茶”，口味不同的茶客，分壶分冲。熟客们的喜好，老伙计们更是烂熟于心，无需再问。至于点心，口味时有不同，总有新的惊喜。吃喝之外，谈天才是重头戏。广州人久居庙堂之外，处江湖之远，不喜纵论国事，只擅谈论家事。东家长西家短地说叨完之后，便是交流理财心得、昨晚的电视剧情，或是生活琐碎感悟。声音大起来时，多半是正在义愤填膺地对本地政府提出批评，皆因这些政策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广州的报刊素以敢言直谏闻名，也与此脱不了干系。早茶时节，茶足饭饱，时日还长，正是谈天的好时机。“埋单”这个已然风靡大江南北的结账代名词，正是来源于粤语。80年代前，广州人自己却叫“埋单”为“睇数”，喝早茶时，各种不同点心多半按价位分装在不同的碟子和笼屉中，伙计“睇数”一二，再报出价来。“孖仔”(粤语：伙计)们算出账来，再扯起嗓子高喊，告诉负责算账的伙计，某某桌多少钱。生意繁忙时，偶有遗漏，如今想起来，也是趣闻。再精密的计算，也防不住有心占便宜的人。像“泮溪”这样位于水边的酒家，还有更多关于“埋单”的趣事。彼时按碟计数，客人常拣临江窗座，乘人不注意便偷偷抛碟入水。每年春天清淤，都能捞起几大摞茶碟，令人哭笑不得。今时今日，伙计们已改为清一色的“靓女”，按戳计费，电脑算账。自有专人替你拿钱，连自己起身去收银台的功夫都免了。现代、高效，连同“靓女”们的声音都变得细软绵腻，不似旧时扯起嗓子的粗哑和鲜活。好是不好，也很难说得清楚。只是广州人叹茶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上班族拣个周日，一家老少穿戴齐整，点上一桌食物，筷子夹起的是其乐融融，茶杯里端的是温情四溢。更多的是老人家，拄着拐杖风雨无阻，三三两两，点不多的食物，茶色由浓到淡，一张报纸，从头版到财富版再到娱乐版，细细读过，偶尔与身边人交谈几句，声音陡高，都上了年纪，耳朵没那么灵敏了。来来往往，总不忘与这么多年相伴的老伙计打上个招呼。明天，还是会一样出现在老位子上。“他们就像我们打卡一样，每天都来‘上班’。”黎先生眯起眼睛，微微笑起来。茶楼里浓浓的市井喧嚣人情气息，弥漫开来，经久不散。 
成都沙河边的露天茶馆，喝茶打麻将的居民（张鸣） “超级女生”比赛在成都总是场面火爆，报名者排成长龙（王深）
喝茶搓麻成都人的日常极乐“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东长西短，七嘴八舌，麻麻咋咋，无话找话”，这叫“摆龙门阵”；“翻江倒海，春去秋来，碰和吃杠，赢来输往”，这叫“打小麻将”。成都人最常见的乐子，就是喝茶、摆龙门阵、搓牌“三合一”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成都图/张鸣有一则流传了多年的经典笑话：飞机到达成都上空。空姐笑问乘客：“大家听到什么声音吗？”众人齐答：“哗啦哗啦的麻将声。”空姐遂正经广播：“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降落成都，请带好您的手提行李，以及骰子。祝您今晚赢钱！”当地记者杨敏告诉我，上个月陪一位旅美多年的亲戚逛老城，昔日的风貌早已面目全非，惟独响亮的麻将声仍在。“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亲戚笃信，眼前还是那座锦官城。”成都麻将的根在密布大街小巷的茶馆里，“有茶馆的地方必有麻将桌”。倘若你在成都开茶馆，不提供麻将功能，迟早是关张的命。成都女作家洁尘总结说：“外地人多把喝茶当作一件雅致的事情，修身养性。在成都，喝茶就是日常生活，充满烟火气，是桩俗事，所以常与麻将作伴。”流沙河的考证告诉我们，“唐代以前蜀人已喝茶成风。中国其他省份是唐代以后才学着喝茶的”。《一市居民半茶客》中提到，传说世界上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茶馆就开在成都，时间至少在一千多年以前。不过，成都人到茶馆不单单是为了喝茶，主要是去“混”，去打发鲜见太阳的雾霭天。“混”的方式有两种，一为“话”——“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东长西短，七嘴八舌，麻麻咋咋，无话找话”，这叫“摆龙门阵”；二为“牌”——“翻江倒海，春去秋来，碰和吃杠，赢来输往”，这叫“打小麻将”。成都人最常见的乐子，就是喝茶、摆龙门阵、搓牌“三合一”，几圈下来，天色正晚，大方的赢家会请牌友去“苍蝇馆子”吃饭。从下午到晚上，不过几十块钱的事，绝大多数市民能坦然消受，毫无负担地乐此不疲。酣畅淋漓，通体舒泰，“巴适得很”何小竹是成都的一位诗人，但并非土生土长，所以不爱麻将，但这不影响他研究麻将文化的兴趣。他说“麻将其实就是一种模拟人生的游戏”。不错。成都人的种种脾性都可在麻将桌上体现出来。成都平原自古风调雨顺，闲适安逸，塑造了成都人随遇而安、拒绝冒险的性格。麻将的虚拟性，是对性格缺憾的一种调剂和弥补：将种种人生幻想转移至虚拟世界去经历和把玩，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点点零花钱。成都人多有自己固定的牌友，称为“麻将搭子”。他们气味相投，有着相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以及同样的休息时间。每每聚首，谈论的话题都是彼此感兴趣的，来去输赢都是彼此可接受的。这一点，很难逾越。上层人物去私人会所，中产阶级去高档茶楼，平民百姓有河边公园，底层市井也有路边茶摊。活动内容完全一样：喝茶、摆龙门阵、搓麻。三教九流都能和自己的圈子耍出乐子。专注多年，何小竹谈及麻将，俨然是个行家了。他说起成都麻将规则这些年的变幻：刚开始是打“老麻将”，数番的那种，颇为费神。慢慢地，这种半天才和一次牌的速度，竟让一贯从容不迫的成都人也难以忍受。于是，重庆人发明的“推倒和”——“什么番都不数，靠拢就和牌”的快捷玩法很快席卷成都。成都人在接受的同时，不忘动动手脚：比起重庆人的码头劲儿，成都人要温婉些，“推倒就和”太过野蛮，不够文气。于是，成都人开始玩“打缺”：除了白板、发财、东南西北中一律剔除外，手上的筒、条、万三门牌必须开缺其中一门，才有和牌资格。另外，成都人还留下了“青一色”、“对子和”以及“杠牌”等“数番”的传统，打起来有穿越感。几圈下来，那叫酣畅淋漓、通体舒泰，“巴适得很”。成都人打麻将还有两个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一是旅行等同于麻将。很多成都人结伴出游，麻将是必带的行李。无论周末去农家乐、青城山，还是长假出川。洁尘讲了一个笑话：有朋友一家去马尔代夫，回来以后别人问都玩了些什么。答曰：玩了5天麻将。所以旅行对于不少成都人来说，不过是换一个打麻将的地方罢了。二是部分成都人将两处场子视作搓麻的天堂：婚礼和葬礼。特别是葬礼，本地人叫“打丧伙”。人死了要停放3天，这就意味着要打3天的“丧伙”，之后才举行告别仪式和火化。何小竹讲述了“打丧伙”的全过程：“参与‘打丧伙’的一般都是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在居住区的一个空地上搭起数个凉棚，凉棚底下，除了留一地方设置灵堂外，其余空间摆放的都是麻将桌。殡葬公司不仅提供搭棚和布置灵堂的材料及服务，连带麻将桌和麻将都是一齐为客户预备好的。对于很多成都家庭来说，所谓守灵，也就是和亲朋好友一起打麻将。”由此还催生了一个人群，叫“丧伙专业户”，他们与死者本不相识，遇上“丧伙”，就去凑热闹，很职业。主人对此一般不会反感，还会管他吃饭、喝花茶。怎么自在怎么过喝茶搓麻，在中国的城市乡村并不鲜见，惟有成都令其成为全民娱乐，并衍生出一种文化来。当地人喜欢说“住成都，好安逸”。洁尘的感觉是，成都的空间和气候比较舒展，比较适宜，不逼仄，不干燥。在这样的城市，竞争不是那么惨烈，变化不是那么剧烈，人心也就没那么焦灼。“成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讲求身心自在，天人合一，心里怎么自在就怎么过，这是成都气质最核心的东西，非常坚固。”所以，麻将这种游戏一旦获得高度认同，便在成都人的生活里扎了根。“打麻将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忘却所有的世俗纷扰，就是成都人的天人合一。”喝茶打麻将最雅的地方，当属公园和庙宇。人民公园、望江公园、百花潭、武候祠、杜甫草堂、永陵，都是喝茶搓麻的好地方。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里，也都有露天茶座。沿着锦江，合江亭、彩虹桥一带能看到水景的地方，去晚了都找不到位子。不上班的人可以从星期一喝到星期天，边喝边说边搓麻。洁尘不打麻将，因为没有时间，“要写作，要筹办新星星艺术展，要读书。但我一点都不排斥麻将，这就是一种很好玩的东西。即便是地震几天后川人重上麻将桌，我也是高度赞美的，这代表着成都人的勇气。”2008年汶川地震后，成都“满城尽闻麻将声”，一度引发很多非议。洁尘作为“成都正常生活运动”代言人之一，作出自己的回应：勇气不是振臂高呼，不是咬牙挥拳，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成都人正常了的一个标志就是开打麻将。”超女 “成都火锅”中的一道菜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张晴   发自成都图/张登伟“音乐房子”现在每天刚过七点，预订座位就超过了一半；另一座“超女”制造工厂“莲花府邸”，也同样门庭若市。这里的驻唱歌手，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1997年1月18日，冬日的成都玉林西路一片萧瑟。这天夜里，号称“摇滚教母”的唐蕾打开街边一扇门，“小酒馆”开张。从此终结了玉林西路夜晚的沉寂。在唐蕾的“小酒馆”里，第一场正式演出由凉山汉子陈涤领衔。他原是县文化馆里的头牌，留长发，翻唱张雨生的《大海》。19岁那年，陈涤觉得凉山的庙小了，索性辞去工作，漂到成都。酒吧，成为收留他的地方。靠着微薄的收入，他可以去四川音乐学院念书了。唐蕾说，成都酒吧的存在哲学，其中一条就是要让真正做音乐的人，有个舒展开来的地方，即便只能获得小范围的认同，也可以满足他的某种虚荣，或者叫理想。2002年，陈涤在玉林生活广场的3楼，开办了“音乐房子”。陈涤没有当年“小酒馆”的那种先锋的摇滚情结，他希望给那些唱流行歌曲的草根歌手，打造一个秀场。开业仅8个月，陈涤就收回了成本。3年后，一个长相成熟，唱歌的时候一动不动，总喜欢闭上眼睛，发出空灵嗓音的姑娘走进“音乐房子”。她家里不宽裕，却存着一个去美国拜玛丽娅·凯莉为师的愿景，每晚9点准时出发，从破旧的外化成小区前往繁华时尚的玉林西路。舞台上，她个性张扬，唱的都是英文歌，以迷人的海豚音，让超过五万人的本地Pub客成为她的铁杆粉丝，写下属于她的传奇。她叫张靓颖。2005年“超级女声”后，她告别“房子”，去了北京。接下来的日子里，纪敏佳、王铮亮、江映蓉又相继进入“房子”。选秀之都“超女”不仅仅是个电视节目，它曾被时评家和知道分子们阐释出音乐和娱乐以外的社会学意义——“庶民的狂欢”、“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开文化民选之先河”云云。成都人对此不以为然。酒吧，就是当地人的一个乐子。陈涤觉得，成都的调性是放松，压力小，宽容，喜欢闹腾，到处有适宜酒吧滋长的温柔土壤。而成都盛产“超女快男”的诸多原因里，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艺术院校在这里扎堆，音乐人才的供应源源不断。就连老资格的四川音乐学院，也于2001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流行音乐学院，从这里走出的通俗歌手李宇春、何洁、谭维维、魏晨等，已成为四川音乐学院最著名的毕业生，而川音学生练歌场所的不二选择，便是星罗棋布的成都酒吧。“超女”使得川音和成都酒吧蜚声全国。2006年，报考川音的考生数量大幅攀升，通俗音乐学院的门槛水涨船高，很多人甚至直奔李宇春的专业老师余政仪而去。“音乐房子”现在每天刚过七点，预订座位就超过了一半；另一座“超女”制造工厂“莲花府邸”，也同样门庭若市。成都学唱歌、爱唱歌的姑娘小伙，蜂拥而入酒吧，在酒吧驻唱，梦想着通过这小小的舞台，完成华丽转身，成为名利场的宠儿。如今，驻唱“音乐房子”和“莲花府邸”的歌手，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酒吧是成都人的星光大道，能得到这里挑剔看客的赏识，我看离全国水平真的不远了，”成都脱口秀主持人姬勇说，“很多所谓大牌明星歌手，到成都屡屡遭遇滑铁卢，当年毛阿敏都经历过。成都人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不怎么待见外面的明星。哪怕你是酒吧驻唱的，只要我喜欢，我就去捧你的场。”成都贡献了最多的“超女”歌手，当地人戏言“超级女声”的实质是“成都女声”，外地人索性将成都叫做“选秀之都”、“超女之城”。2005年“超女五强”中竟有4位出自成都，而去年的“超女”舞台上，前四甲中的3人也都出自成都。沸腾的全民娱乐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成都夜色，九眼桥、玉林路的灯火一定最为炫目。这里是成都最富盛名的两个酒吧部落。从小酒馆、老酒吧、白夜的文艺气息，到1855、卡索、苏荷的热烈劲爆，形态丰富，璀璨多姿。汪泉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生意人。采访她的时候恰逢周末，地点定在武侯祠旁的“莲花府邸”。这里以播放LOUNGE音乐为主，超女快男中的谭维维、王铮亮、蔡思涛曾在此驻唱。红黑相间的色调、妖艳的灯光、震耳欲聋的音响，与屋外的假山、古树、荷塘互不干扰；屋里喝酒听歌的与屋外品茶静坐的各成风景，各得其乐。“今天6点我先是跟朋友去吃了串串香，再去做了足疗和按摩，现在到这里喝酒听歌，过两个钟头再去吃个烧烤。这是很典型的成都耍法，安逸噻！”汪泉说，在外地人看来，“超女”似乎是成都一张了不得的名片，实际上，成都好玩的地方太多，酒吧听歌只是其中一站。“我原来就在‘音乐房子’听过张靓颖唱歌，也觉得不错，但没有震撼的感觉，更没想到日后她会让那么多粉丝疯狂。成都整体的驻唱水平相当高了，出超女不奇怪。”第二天与成都女作家洁尘坐在玉林的清吧“小房子”里聊天，这里没有驻唱，没想到邻座有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唱了起来。洁尘感叹成都人“蛮好出风头，又喜欢热闹，喜欢寻找节日感”，所以，“这里不出超女快男，倒成了怪事件了”。开过酒吧的汪泉说，走遍全国，你都很难找到像成都一样，娱乐场所如此密集的城市，“她的群众基础实在深厚”，全民娱乐。这与超女“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的口号暗合。“成都是挺浪，挺妖的。我这么说，绝对是褒义。台下尽情喝酒，台上声嘶力竭，喧哗成一片，闹腾成一片，整个就是口火锅嘛。超女不过是锅中的一道菜。麻、辣、诱惑。这就是成都的活色生香。”洁尘用“火锅”这一生动比喻来形容注重感官享受的成都生活，非常贴切。(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