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上的下关砂:中国经营中亚的20年轨迹

中国经营中亚的20年轨迹

2011-09-10 

文|王晓夏      刊发于《经济观察报》

　　2011年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

　　20年前，当被赞誉了“牢不可破”的苏维埃联盟崩塌后，中国迅速和纷纷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也开启经略中亚的“新轨迹”。

    中亚是新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的外部空间和地缘屏障，而西部安危在某种程度上又关乎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增长。

    “中亚轨迹”是中国绕不开的重要外部战略选择。在这条轨迹辗转曲折20年后，我们需要梳理背后的得失。

　　从划界谈判到上合组织

　　虽然“中亚轨迹”已经前行近20年，但中国真正广泛、深入地和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也仅仅是最近十年的事情。由于历史积淀的旧账缠身，而这一问题也成为中国和中亚进一步深入交往的“绊脚石”。

　　中国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在政府层面解决了领土划界问题，缓和了和各方的边界矛盾。

　　在前苏联时期，由于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即便中亚加盟共和国有意和中国取得沟通，但也绕不开高度集权的莫斯科中央政府。同时，苏联宣传部门长期在中亚地区所推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肆鼓吹“中华帝国”对中亚地区的“侵略史”，尤其是在大量前苏联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中国形象”早已被丑化成了中亚穆斯林民族的死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轰然倒塌，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后，压抑已久的民族情绪得以释放，中亚国家大量的影视作品又开始清算和重温沙俄对中亚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历史。在中亚民间社会，俄罗斯的形象也和中国一样成为“恶龙”之后的“恶熊”。

　　长期熏陶在前苏联刻意安排的历史记忆下，中亚民众早已惯性地将中国想象成昔日帝国的延续，和中国接壤的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三国因领土纠纷，民间社会对中国的排斥感更加强烈。

　　历史遗留下的疆界问题在复杂且敏感的民族情绪和虚假的历史集体记忆下变得纠结且易爆，这让中国和各方交往伊始的划界谈判变成了马拉松长跑，影响延续至今。

　　199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新的划界协议，但当时边境划界问题在政府层面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1999年两国才真正达成一多。1996年中国和吉尔吉斯签署边界划界协议，但同样到1999年，双方关于划界的矛盾才真正得到缓解。2002年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边界划界协议。

　　政府间签署了所有的划界协议，但在中亚三国民间的批评之声却此起彼伏，民众质疑政府向中国出让“领土主权”利益，在吉尔吉斯这种不满情绪更为强烈。

　　一些俄国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也在划界中做出了让步，失去了19世纪不平等条约后的大片历史领土，但诸如重要河流的入口、拥有地下水的土地以及险要的山口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领土中国依然牢牢控制在手。

　　本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划界，但由于划界牵扯到沙俄和苏联的历史旧账，同时中国和中亚国家开始的正常交往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必然侵犯到作为区域内传统“领主”俄罗斯的利益。为了缓和中俄两国的利益冲突，建立多方沟通机制，上海五国论坛便在这一阶段孕育而生。

　　1996年和中国接壤的中亚三国以及俄罗斯国家首脑齐聚上海，为缓和西部边境长期以来的对峙局势，建立互信机制相互磋商。在中国基本上和各方划界结束后，这一论坛也转身变成“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长设国际组织。该组织为此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为“维稳”投资中亚

　　中亚局势的稳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稳定乃至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中亚作为新兴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又能给中国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

　　在区域内诸多不稳定因素以及现实利益的激励，都鼓舞着中国对中亚国家进行大举投资，通过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规避分裂和动荡的风险。

　　即便中国投资中亚心怀善念，但如果没有此前上合组织框架的建立，便无法获得中亚国家的信任。

　　上合组织框架从某种意义上，厘清了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边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框架下新生的中亚国家消除了对中国的恐惧。当一个新生且没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小国政权面对一个强邻时，恐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上合框架的构建约束和规范了中俄两大国在中亚事务中的行为，舒缓了中亚国家对强邻的恐惧。

　　2010年吉尔吉斯国内局势动荡，尽管中俄两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因作为有限，而曾饱受争议，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看出上合对中俄两国的牵制和约束，这无疑让中亚国家消除对中俄两大国的顾虑。

　　在上合组织的规范下，中国不但获得了中亚国家的信任，甚至成为了备受中亚国家尊重的盟友。事实上，自2000年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井喷”已经证实了上合让中亚国家对中国“敞开了胸怀”。

　　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同比增长200%，从10亿增加到3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中亚的贸易额超过250亿美元，已经接近中亚传统“领主”俄罗斯对中亚的贸易额。在一些和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越俄罗斯。这种“雪崩”式增长势头，使得中亚经济形势越来越向中国利益一面倾斜。

　　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增强深感担忧，同时也忧虑随着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关税同盟关系的建立，中亚国家将成为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的一块“跳板”。

　　除了贸易总量在迅速增加外，中国已经从最初和一两个中亚国家通商拓展到了整个中亚区域范围内。2004年中国和邻国塔吉克斯坦开始贸易往来；2005年中国又开启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闸门；2006年随着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的去世，该国也重启和中国的贸易往来。

　　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可靠的投资者。区别于中国带有政治和国家安全思考的投资不同，西方公司考虑的核心是收益，他们出于对中亚社会动荡以及政府风险的权衡并没有大举进入中亚地区，即便进入也会因风险而随时退出。

　　在中亚各方迫切希望能获得外国投资来促进经济改善民生的背景下，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亚国家最重要的投资者。贫穷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会促使中亚国家走向动荡和分裂，进而恶化中国西部的外部环境。为了帮助中亚国家规避这一风险，中国在国家层面对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通信以及矿业等这些具备控制力的经济基础领域。

　　面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参与，俄罗斯国内一些学者甚至感慨道：“十九、二十世纪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发展的最重要推动者，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取代了俄罗斯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中国在中亚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有效缓解了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国内基础建设的停滞，避免了中亚国家被孤立的窘境。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国家外部安全的政治考虑外，国内基础建设领域的严重过剩产能也找到了新的市场吸纳空间。但对中亚国家失衡的经济介入和过分“自主化”经营和管理方式，并没有让中亚民间社会感受到中国的善意，取而代之的则是威胁和恐惧。

　　“中国问题”背后的不安

　　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中国在中亚投资确实推动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为中亚国家留下了经济安全的隐患。不少中亚国家学者对“中国制造”大举进入中亚国家深感担忧，他们担心中亚国家将沦为只能出口原材料的“失败国家”。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制造业正在纷纷消失，中亚国家进入了“逆工业化”的痛苦之中。

　　由于中国的投资往往集中关乎国计民生的主导型经济领域，这使得中国习惯性地在中亚推行“高层路线”，大多数底层民众实难从中获利。历史的记忆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不少中亚国家民众和政客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只有而那些少数正在乐享既得利益的阶层支持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两家国内最大企业都支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他们两家都是原材料出口型企业，他们的主要出口市场都在中国。在吉尔吉斯其国内一个名为阿斯卡拉的强势的家族是支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家族的族长曾经担任首都比什凯克的市长，现任国会议员。他是现任总统的密友，经营着首都最大的市场，而市场主要经营来自中国的货物。他控制着中吉两国的贸易物流通道，因为他的部族所在地正处在这一商路上。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很多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往往都和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上市公司也往往都集中在和中国合作密切的电力和铁路行业。

　　对此，有俄罗斯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只有那些赞赏中国的政治体制，并在意识形态上赞同中国的人士才能算作是朋友，显然中国在中亚的“朋友”都只是基于现实利益驱使所产生的。如果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那将无法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在公众媒体出现并引来诸多辩论的政治话题，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是，在“中国问题”被讨论的背后往往也夹杂着对内政的不满情绪。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情况稍好，中国尚未被非议，但这两个国家的舆论管控隐藏了真相。只有在塔吉克斯坦，公众舆论依然还在讨论着诸如政府腐败，阿富汗毒品输入等公众话题。

　　究竟哪些不和谐因素在催动“中国问题”的发酵呢？

　　不和谐的因素

　　首先领土边境纠纷依然在中亚国家中难以停歇。尽管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官方层面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在中亚民间社会依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坛的反对派也常常借助这一情绪诘问当局。

　　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吉尔吉斯国内集中爆发了连续的示威抗议，反对政府和中国就领土划分达成妥协。在2005年吉尔吉斯爆发政变，前总统阿卡耶夫逃亡俄罗斯，导致其政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主导推动了和中国的划界工作。哈萨克斯坦乃至俄罗斯常常抱怨发源自中国的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由于中国在上游用水量过大，导致中下游用水紧张，哈国甚至一度将过境河流的问题捅给联合国讨论。

　　其次，在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在中亚过快的投资，尤其在能源领域动作过猛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2006年秋天哈萨克斯坦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包括哈国总统所在党派人士公开谴责“中国石油部门在哈的积极扩张”，并且宣称长期以往哈国将丧失能源独立的能力，他们要求中国在哈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项目中不能超过40%的股份，同时要求增加石油交易的透明度。他们的声音当时占据了整个哈国媒体，中国则成了非议的对象。除此之外，大量进入中亚地区的中国企业携带者“中国特色”的经验思路，没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也被中亚国家媒体所指责，特别是中国企业很少雇佣当地员工。在中亚国家媒体中，甚至使用了“经济入侵”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对中国企业的不满。

　　第三个常被中亚媒体诟病的“中国问题”就是堵不住的“非法入境”，而这一问题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中亚国家，尤其是在吉尔吉斯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甚至已经在议会登堂入室地讨论如何应对“黄祸”。

　　由于来自中国大量的小商人群体挤占了吉尔吉斯国内的批发和零售业市场，加之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工偷渡吉尔吉斯，所以早在2007年初，吉尔吉斯甚至计划出台新的法律来限制在吉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但后因在比什凯克上合峰会召开在即，所以后来新法案也不了了之了。

　　中亚国家媒体除了对上述三个不和谐因素的关注外，再有就是对中国内政事务的讨论，尤其是新疆事务，曲解和误读也加深中亚社会对中国的误会。

　　所有这些都隐隐威胁着中国“中亚轨迹”稳健的延续，同时也在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真正的影响力和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