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减震怎么提:袁世凯和溥仪走向共和中的皇帝梦1

袁世凯和溥仪走向共和中的皇帝梦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

    溥仪登基的时候不满3周岁，而袁世凯此时已到了“知天命”之年。

    这是1908年12月2日。《纽约时报》在当天发自北京的电文中说：“这次登基典礼与我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世界类似场面真是截然不同。它包括向已过世的皇帝、皇太后灵牌行顿首礼，然后向这位幼儿皇帝行匍匐跪拜礼……一首乐曲也没有演奏，原因是朝廷正在为已故皇帝服丧……仪式做完之后，这位小皇帝再从龙椅上走下来，重新穿上他的那套小丧服。”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龙椅上，溥仪“接受朝堂上所有王子和高官对他行的叩头礼……出席官员都经过精心挑选，并且是帝国最高层的人物……军人们在整个典礼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引人瞩目。”《纽约时报》的电文并没有特别提及，下面三跪九叩的文武百官中，有一个袁世凯———当时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这大概是袁世凯第一次见到溥仪，只是溥仪对此并无记忆。他年纪太小，也不了解登基于他的意义，挣扎着在龙椅上放声大哭。曾任翰林院侍讲的光绪近臣恽毓鼎在宣统登基大典当日日记中云：“上啼哭索母，声甚厉……”约三年后宣统逊位，其日记又云：“忆戊申十二月（按：当为十一月），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监国强抑之，竟未安坐……拜跪未毕，侍阉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毓鼎即觉其不详〔祥〕。今日果应‘完了’、‘回家’之语。”（《恽毓鼎澄斋日记》）

    一语成谶。溥仪在半个世纪后亦曾回顾自己登基时的“不祥之兆”（当是后来听他人转述），特别提到当时清朝面临的困窘：革命党起事越来越频繁，“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呈现在宣统一朝来了。”

    对袁世凯的态度，显示出清朝内部的虚弱。在革命党起义的风暴中，朝廷不得不在解职后又再度迎请袁世凯出山。在溥仪登基3年多之后，袁世凯终于成功让宣统皇帝溥仪退位。袁世凯的精明和算计，留给后人很深的印象，但他其实和溥仪都不能忘情帝制。又过了3年多，袁世凯成为新的皇帝，年号洪宪。但他很快就死去了，而溥仪在清亡后还活了50多年，在自我改造与庶民狂欢的革命浪潮中撒手人寰。

    帝制永远成为历史名词。

    袁世凯“使用着慈禧赋予他的权力”

    在溥仪登基之前约8个月，袁世凯第一次正式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

    《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不吝用最具赞美性的言辞来赞扬袁世凯：“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3到4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中日甲午之战），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大清国里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这篇报道提到，袁世凯“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还写了这样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她（慈禧太后）曾依靠他（袁世凯）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这句话关涉的是晚清一桩重要公案，即对戊戌变法何以失败的评价。曾任上海《人文月刊》主编的白蕉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绪论中所言：“当戊戌政变，维新失败，世所谓六君子骈戮，德宗（光绪皇帝）被囚，其间实以（袁）世凯为枢纽。”他记述，光绪皇帝依康有为、梁启超之言计划新政，唯恐慈禧太后和守旧者反抗，于是私下与袁世凯密约，“欲用彼部下精兵八千人以自固，（袁）世凯始许而终叛之”，向慈禧太后告了密。

    尽管袁世凯日后公布了自己的《戊戌日记》和《自书戊戌纪略后》，也无法完全洗刷他在戊戌政变中的责任。

    虽然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在政变中立了功，但他的处境依然微妙。“经过戊戌政变，西太后（慈禧）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工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一直提到兵部尚书（此处溥仪表述有误，袁世凯未任改职，总督加兵部尚书为虚衔），又授了军机大臣，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出于本能，对这个统帅着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军且以投机出名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把大把银子往贪财如命的庆亲王那里送，她就更要用心想象这个复杂问题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如是说。

    在溥仪登基前一年，袁世凯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任外务部尚书，同时入直军机。这被溥仪看做是慈禧太后试图解除袁世凯兵权的举动。《纽约时报》记者也提及，在此之前，清朝中枢的高官们就对新军领袖袁世凯极不信任，密谋着要破坏他的前程，并及时说服慈禧太后和枢密院：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袁世凯交出新军指挥权，即是这种宫廷政治的后果。但对于袁世凯的这次调职，该报的揣测是：“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难获信任，但清朝宫廷又不得不重用他。《纽约时报》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袁世凯的确足够“强大”。这便是攻讦他的人所说的，袁氏不但掌握北洋六镇，心腹爪牙遍布京内外，“狼亢朝列，虎步京师”。

    皇位悬疑，袁世凯有无参与“阴谋”？

    溥仪出世真不是时候。(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08年10月，病中的慈禧太后决定，溥仪为皇位继承人，他的父亲载沣被授为摄政王。此时，光绪皇帝尚被囚于瀛台。没有人知道他将很快驾崩。

    “因为皇帝没有孩子，所以继位者只能从他的侄子中挑选。光绪皇帝有几位兄弟，其中年纪最长的就是1901年前往德国就德驻华大使被杀一事道歉的醇亲王（载沣）。他从德国回来不久，太后为他做媒迎取了荣禄的女儿，并允诺他，他们的儿子会继承皇位。”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这段描述，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按照溥仪的说法，慈禧立嗣的决定，是1908年10月突然宣布的。

    庄士敦认为，慈禧太后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因为他太没有能力。“她（慈禧）可以避开所有的亲王，设立一个摄政委员会，由才华横溢、思想开明的人组成……假如袁世凯也是摄政委员会的成员，他的私欲就会得到满足，从而保护了皇位，而维护皇上福利、振兴王朝，也会激发他们对小皇帝的忠诚。”

    这种想法是否过于一厢情愿，很难判断，毕竟历史很难假设。可以参考的是溥仪的说法：在慈禧生病之时突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如果这个传言属实，那袁世凯的私欲恐怕不是一个摄政委员会成员就可以满足的了。

    以袁世凯在新军的实力，他似乎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无论慈禧获悉的这个消息是否准确，总之她要采取行动。载沣在190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在自己被授摄政王，携溥仪入宫的消息前，提及“庆王到京”，前一天的日记显示，他于10月19日“致庆邸急函一件”。“庆王”与“庆邸”指的均是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溥仪说，慈禧太后断然做出决定，把奕劻调到东陵查看工程，然后将袁世凯嫡系段祺瑞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再把铁良自己的亲信部队第一镇兵调进北京。这一切安排好了，才把奕劻叫回来，让他与载沣一同在仪鸾殿面承召见，在宣布溥仪继承皇位、载沣任摄政王的同时，也给奕劻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宠，以作笼络。

    慈禧安排这些后不及一个月，38岁的光绪突然驾崩。现代科技对光绪发辫、遗骨等的检测，已经印证了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他是砒霜中毒而死。关于凶手，又以慈禧太后临死前下毒手的说法最为流行。溥仪认为，慈禧下毒“也是可能的”，但他更相信的一点是：慈禧在宣布溥仪为嗣皇帝的那天，还不相信自己这一场病会死的。在光绪皇帝死后两小时，她还叫摄政王载沣“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到次日，才又说：“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

    在溥仪内心深处，更相信下毒者为袁世凯。他听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过，光绪皇帝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服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服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来自内务府的消息也显示，光绪“病重”之前一天，还有人看见他站在屋里说话，像正常人一样，御医所开都是针对普通感冒的药方。

    “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就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和庄士敦的判断相反，溥仪说，慈禧会认为她选定载沣做摄政王非常正确，因为他是光绪的亲兄弟，“按常理说，在皇室之内，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对于袁世凯最富警惕性的。”客观地说，国乱立长君，才能肆应局面。如果慈禧不是立溥仪，用载沣（此人昏庸有余、智谋不足）监国，而是用亲贵中较有声望的小恭王溥伟，又不逐走袁世凯，用汉大员去对付立宪派、革命党，情况将大不一样。

    慈禧在病逝前，或许成功阻止了一次军事政变。溥仪安全地登上了皇位。而1898年的“告密”旧案，开始成为袁世凯挥之不去的梦魇。少不更事的溥仪登基了，真正掌握实权的监国摄政王载沣，要怎样对付袁世凯呢？

    对革命党且战且和，袁世凯的算计

    溥仪当上皇帝不及一个月，1909年1月，袁世凯因莫须有的“足疾”辞官回到了河南。这就是摄政王为兄长光绪皇帝报仇的最终结果。

    陶菊隐在《袁世凯真相》一书中称，戊戌变法后，光绪帝把袁世凯恨得

    有三年的时间，在河南安阳披蓑垂钓的袁世凯貌似不关政局什么事了。但实际上他的政治资源一直在维系，社会关系并未中断。溥仪也在一天天长大。他习惯皇室独家占有的黄色，以及臣仆面对他时跪地磕头的姿态。排场是日常生活，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跟着一群人，吃饭（进膳）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养心殿的案几上，一个景泰蓝的小罐中永远有36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是康熙皇帝留下的象征之物———“寸草为标”，意味着宫中之物连一根草都不容丢失。宣统三年（1911年）7月18日，6岁的溥仪开始到毓庆宫读书了。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碎了他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帝王思维。对于袁世凯，这却是一个莫大的机会。

    “醇亲王（摄政王载沣）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犯下了很多错误。他现在将犯一个致命错误。他被说服，决定召回一个人，这个人曾是朝廷最危险的敌人，三年前被他革职。这个人就是袁世凯。”庄士敦说。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因指挥不动北洋新军，再度重新起用袁世凯。这些决策都和溥仪无关，他太小了，虽贵为皇帝，但其实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袁世凯卖了个关子，他说自己三年前的“足疾”还没好，推辞再三，因为朝廷内的亲信早已泄露相关情报给他，所以他能掌握好分寸。终于袁世凯获得内阁总理大臣的任命，掌握了政、兵、财大权。

    袁世凯很快获得对革命军的部分胜利，以新军实力，当可继续攻破武汉三镇，但他缓下了脚步，转而开始南北和谈。攻陷汉口、汉阳之后，清军前敌总司令冯国璋急于挥军过江。袁世凯告诉他，王朝像一棵大树，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拔起来的，要先摇动他的根柢。什么意思，一听就明白。不过对袁世凯何以如此运作，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就认为，“其目的只是要利用这个外力去推动他们那一代人孜孜不倦的君主立宪追求。这一点真的不必怀疑。”而在庄士敦看来，“显而易见，袁世凯在打自己的主意，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出于对皇室的忠诚。这一点，大家很快就弄清了。”

    总而言之。袁世凯在且战且和的算计中，达成的结果是：帝制改为共和，溥仪皇帝退位，而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到紫禁城内，跟溥仪见了一面。

    “一个善于流泪的粗而胖的老头子”

    袁世凯给溥仪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善于流泪”的“粗而胖的老头子”。

    那是在紫禁城养心殿的东暖阁。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她面前地上红毡垫上跪着袁世凯。两个人都哭了，隆裕太后用手绢擦眼，袁世凯也满脸泪痕。现场唯一的旁观者是年幼的溥仪，再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子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

    时间指向1912年1月16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八）。武昌起义爆发已逾3月，优柔寡断的载沣在西方势力和庆亲王奕劻等的压力下，辞去他的摄政王职位。各省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让朝廷心烦意乱，也让袁世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南北议和开始，袁世凯的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是袁任清政府驻朝大臣时的助手，但他在和谈中甚至从一开始就支持改君主立宪为共和。袁世凯的另一亲信段祺瑞，则派人与革命党黄兴的代表密谈，达成“确定共和政体”在内的五条密约。

    孙中山已经在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在与袁世凯的私下密电中，南方黎元洪、黄兴、伍廷芳、张謇等人早已承诺，一旦溥仪皇帝退位，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袁世凯并未将私下沟通的任何信息知会皇室。就在1月16日觐见隆裕太后当天，袁世凯递交的密奏中，提出清帝退位的诉请。

    对于袁世凯这段时日的表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试图推翻公论，他认为，袁世凯非常真诚，他坚持君主立宪，只是迫于形势与外力，而最终被迫做了妥协。而更主流的看法，则如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所说：“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寇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

    唐德刚的解读，更符合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上风的袁世凯何以步步向南方革命党退让，而他的心腹又为何背叛清室拱其出任大总统。包括袁世凯当时最亲近的心腹之一赵秉钧后来亦说，“项城（袁世凯）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曹操）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如国民党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以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

    很多年以后，溥仪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彼时的袁世凯掌握了军政大权，洋人方面有人对他也有了兴趣，朝中既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提供情报，而革命党内也有朋友（主要是谋刺摄政王未遂的汪精卫，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结拜兄弟），“他就成了多方面行情最清楚的人了”。

    在退位诉请提出当天，袁世凯在东华门遭遇革命党刺杀，侥幸生还。但这也给了他不再进宫的理由，从此与皇室的接触均派亲信赵秉钧、梁士诒等人出面。

    而皇室已经陷入恐慌中。很多人开始指责袁世凯是曹操，御前会议充满对袁世凯的痛斥之声，庆亲王奕劻和贝子溥伦除外，这两人赞成退位的主张，遭到其他王公大臣的抨击。但这些反对退位的人，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原本隆裕太后希望将退位与否问题交给即将成立的国会，但袁世凯派赵秉钧带来的话语是：“这个事儿放在国会上去，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这段惶惑岁月的描写，显示出一个朝代难掩的末日气息。朝廷的确缺乏有力的决策者，忠臣们又都欠缺军事能力，换句话说，站在朝廷的角度，他们的确是所用非人。接下来，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等人联合发表要求溥仪退位的电报，而保皇的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

    1912年2月12日（农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清室颁布溥仪的退位诏。袁世凯由大清帝国总理大臣，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溥仪，则依据清室优待条件，继续暂居宫禁，失去了所有的公共权力。退位诏书中授权组织临时政府，但此举遭到南方临时参议院的抗议。后来，北京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由南方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4月1日选出的，南方党人获得了一种安慰，这便是孙下袁上得孙中山“让位”问题。

    袁世凯恢复帝制，溥仪产生错觉

    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位于中南海内的居仁堂，与溥仪所在的紫禁城相邻。皇室此时对他已构不成任何掣肘，他要面对孙中山等人的挑战。(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原本主张总统制的孙中山，在确定袁世凯将要攫得此一职位后，改为支持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在定都北京和南京问题上，袁孙也有较量。袁世凯任命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组阁，孙中山等人却吸收唐绍仪为同盟会员，此举当然不为袁氏所乐见，对唐增加了戒心，这就注定了唐内阁的短命结果。党争甚为激烈，短短一年时间里，内阁总理已从唐绍仪易为陆征祥，再易而成赵秉钧。

    对于倒袁的“二次革命”爆发，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社会人心对袁尚未完全绝望，认为他有经验能力，国民党迹近于好乱，反袁为一党之私。”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艾斯敦在一份报告中说，“（倒袁）运动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群众的态度依旧是冷淡的……我冒昧地认为，这样说并不过分：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可能实现。”

    “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而袁借此势力较此前大为扩张。相对于国民党，袁世凯似乎更得民众和外国势力支持。

    甚至于已经退位的皇室，都对袁世凯充满期望。“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上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溥仪说，“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

    隆裕太后在“二次革命”前夕死去。袁世凯在袖上缠了黑纱，还派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太和殿内，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国民哀悼大会。全国下半旗一天。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正式出任大总统，他给溥仪写了一封信，内称：“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

    一连串的举动，让皇室对袁世凯的观感有了转折。到了1914年，恢复帝制的迹象愈发明显，袁世凯采用三卿士大夫的旧官秩名称，恢复祭天祀孔，设立清史馆，还延揽了不少前清旧臣出任官职。一系列的信号，让清遗民产生错觉，认为共和造成的社会混乱结果，让袁世凯有了回归大清帝制意愿———事实是，袁世凯的确有意帝制，但绝非还权于溥仪。所以继清遗民劳乃宣《共和正解》、《共和续解》奉劝袁世凯俟总统十年任满返政清室后，更有宋育仁等人在京沪公开宣讲复辟。颇为吊诡的一个结果是，宋育仁虽被以“邪说惑众，紊乱国宪”罪名递解回籍，却在解送途中受到各地政府酒宴迎送，袁世凯本人还给予3000大洋。

    接下来的事实发展脉络就更清楚些，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开始运作袁世凯称帝事宜。溥仪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楚看到袁世凯办公的中南海内，三大殿正在进行油缮工程，而印象更深的是那里的军乐演奏。总管太监张谦和为此愤愤地对溥仪说，袁世凯吃饭时奏军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贝子溥伦甚至开始到紫禁城，为袁世凯向太妃索要皇帝的仪仗和玉玺。但皇室无力对抗，只得表态拥护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这一天，晴，溥仪的日记并无异常，“读《左传》‘使各居一馆’至‘蒯溃’，《礼记》‘子云’至‘武王成之’。”但紫禁城内却是五味杂陈，孩子们甚至会把报纸上袁世凯的眼睛抠掉，比较例外的是溥仪的母亲，她说：“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民间似乎也厌烦了共和体制下无休止的争斗所导致的混乱。“民国成立以来的四年间，不论内治外交，可说是每况愈下，处处是民不聊生。中国被称为多匪多灾之国，亦始于此时。”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指陈，袁世凯称帝前，“芮恩施（美国驻华公使）一再报告国务院，中国各阶层人士对于变更国体极感欣慰，并无有组织的反对运动，不过革命党不免有个人暴动。”

    在“二十一条”等问题上对袁世凯施压的日本，深度介入了反袁的行动。日本军部派青木宣纯中将驻扎上海，统筹岑春煊、梁启超、护国军、中华革命党这批政见相左的乌合之众，一起“排袁”。袁世凯北洋系内的左右手段祺瑞与冯国璋，也终与其二心。“冯欲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第三势力，所采策略，一如辛亥年袁之对待清室与革命军……袁自己亲尝到四年多前他给清廷的苦果。”郭廷以说。

    袁世凯内外交困，称帝终以失败告终。1916年6月6日，58岁的袁世凯病逝。这一日，天仍然晴，溥仪“在长春（宫）写仿及匾，温习书及《庭训格言》。”但袁世凯死去的消息，让紫禁城内的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则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人人都像遇见了大喜事……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民间对共和体制的厌恶情绪（占国民的总体政治意向程度不详，因为中国从来就不存在民意公测；但民主共和并未深入人心，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和袁世凯帝制的失败，又反而加深了清遗民们复辟清室的念想。袁世凯病逝一年甫过，张勋带领辫子军复辟。但他失败得更快。日本仍然是影响中国政局最力的侵略者，若干年后，他们扶植早已成年的溥仪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这仍是南柯一梦，帝制随日本1945年的告败而风流云散，而国民党此时也失去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作为战犯的溥仪，开始在新中国接受改造。他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中，袁世凯仍是清末民初绕不开的主角。但在革命与共和话语主导的历史叙述中，他们两人注定只是配戏的丑角。

    参考书目

    《我的前半生（全本）》爱新觉罗·溥仪著，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溥仪日记全本》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恽毓鼎澄斋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晴观察记》郑曦原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英）庄士敦著，耿沫译，华文出版社2011年7月版。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撰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

    《袁世凯真相》陶菊隐著，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1月版。

    《1911年中国大革命》马勇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

    《袁氏当国》唐德刚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8月版

    《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汤伏祥著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著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策划统筹：李召韩福东

    学术顾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