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风生子

2011.08.23911来源：南都周刊0条推荐[0]

相比商人等游离体制者而言，那些依靠体制生存的家庭，想生育二胎意味着可能失去工作和缴纳高昂的社会抚养费。但即便如此，二胎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也从未中断过。

   

    虽然因为生二胎失去了公职，但林雄至今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记者 _ 周鹏 广州报道

    黄莉将4岁大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后，便在丈夫陈晓安的陪同下，走进了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下午，黄莉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跟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不同，这次黄莉轻松了许多。她早已为小儿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陈晓安，如愿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我们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长，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黄莉说，自己有五个兄弟姐妹，陈晓安有一个姐姐，“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长大”。

    现在，这对30岁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与朋友们聚会时，他们一家常常会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对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的朋友来说尤其如此。

    相比陈晓安这些游离体质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学担任教师的朋友刘小灵生育二胎，则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供职的朋友们大多不被允许生育二胎。倘若违规，他们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处罚。

    顶风生二胎

    与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展示的超生家庭为逃避惩罚而流落异乡的遭遇不同的是，现在的陈、黄夫妇没有再经历那样的尴尬。

    他们生活在阳春市的一栋中产阶层聚居的电梯楼里，尽管不时会在大楼入口处的宣传栏上看到街道办事处张贴的计划生育宣传资料，但黄莉对其从不在意。怀孕期间，黄莉每天接送大儿子去幼儿园，到市场买菜，但从未有人对她怀上二胎有过指指点点。

    陈晓安是阳春市一家颇具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总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两年前，陈晓安放弃了在广州经营的一家数码产品公司，回到阳春老家跟岳父学做地产生意。

    他将阳春这个县级城市称为“小地方”，丰富的人际关系让他在这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在他以生意人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为数不少。

   现在已在阳春市从事运输业务的刘小灵开玩笑地说，“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会要两个孩子的”。刘小灵曾经是阳江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但他像父辈一样有着强烈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个男孩之后，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儿也已经呱呱落地了。

    而陈晓安的另一个朋友，在阳江经营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剑也正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快满三岁了。现在已经怀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剑平一起在店里打理生意。他们希望能生下一个儿子。

    陈晓安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生二胎举动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作为“体制外”的生意人，他们并不担心这会给自己造成多大麻烦。

    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育二胎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这类群体，却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生育两个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众多中国人的梦想。但上个世纪中期后形成的盲目增长人口的政策逐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而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经被刷新为10亿。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终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把“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句话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后。从此，控制人口增长便成了中国政府在城市和乡村内都严加贯彻的重要任务。

    1981年出生的陈晓安、黄莉夫妇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前的幸运儿。4年后，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山村里出生的张军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

   张军现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单位从事空间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人员，但他曾差点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当他于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村子里出生时，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姐姐。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亲当年有过一段在农村亲戚家里东躲西藏的可怜经历。母亲现在很少提及那段经历，“那是她最伤心的往事”，张军说。

    在怀上张军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每当有风吹草动，他的母亲便会钻进亲戚家堆放红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湿的地窖中惊恐得大气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计生人员发现，她很有可能会被强行注射堕胎药物。

    临分娩前，这位顽强的母亲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里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儿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参与过农村计生工作的乡镇干部回忆中，从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务一样被严格地执行。类似“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这样的刺眼标语曾被刷遍全国的大小乡村。

    尽管生育二胎对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是冒险之举，但在类似“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些传统观念影响和社会保障机制长期缺失的状况下，多年来依然有大量中国家庭顶风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广东潮汕一带，多数居民一直有着强烈的非生个男孩不可的传统观念，他们甚至将男孩视为延续家族血脉的根基。而对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给孩子提供更为完整的成长环境的动机驱使下，有条件的家庭也不惜冒着风险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曾作过一次有关生育的网络调查，在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长期研究人口和社会学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认为，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化速度过快、劳动力数量下降，“小皇帝”等诸多社会问题，已经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生态失衡”。

    在他看来，独生子女的普遍存在会导致孩子们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违背社会生态的。

    今年七月，广东省向国家提出了“‘单独’可生两胎”试点（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胎）的申请。郑梓桢是支持该申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现在推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社会条件已经“大致成熟”。

    事实上，二胎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也从未中断过。

    像城市里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样，陈晓安和黄莉夫妇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长教育环境，这对年轻夫妇坚信独生子女的童年不够完整。

    尽管他们的大儿子现在才4岁大，但已经逐渐懂得去关心自己的弟弟了。黄莉说，大儿子现在会很乐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爱的玩具。

    每一个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着他们认为值得坚持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农村家庭则保留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类的传统观念。

    陈晓安的朋友刘小灵、李平剑都曾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也都有着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剑说，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岁的女儿只能长时间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闹中长大，但在家里没人跟她玩”。

    除了给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长环境外，减少子女今后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意愿。“独生子女长大成婚后，要同时照顾一个小孩和四位老人，这压力实在太大了”，李平剑说。

    但有少数家庭会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生二胎的决定。

   在粤西经营着一间小照相馆的林雄、李华夫妇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林雄是当地一所中学的美术教师，李华则经营着照相馆的生意。这对过着平静日子的夫妇原本没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亲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强烈刺激了这对夫妇，他们对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丧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华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而当年冒着被强制堕胎风险也要生下张军的那位母亲，其最重要的动力跟大多数农村居民一样—延续香火、老有所养。

    尽管家境、动机不同，但这些二胎家庭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再生一个的成本

    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均长期对员工严加管束。这些单位一旦因违规生育而不能通过上级计划生育部门的考核，单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将被“一票否决”，失去所有表彰、奖励的机会，而单位主管领导也将面临无法评优、提拔的风险。

    即便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也有可能会因员工的违规生育而失去各类优惠政策的照顾。而所有违规生育的人员，都需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才能在户口本上给孩子争取到入户登记。否则，他们的孩子将成为没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大多数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些铁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将为此付高昂的代价。

    曾在学校做教师的刘小灵为了不影响到学校的计生考核，无奈放弃了教师的职业。他现在是个小型车队的老板，靠几辆卡车为建筑工地运输物资挣钱。他那被晒得浑身黝黑的肤色直观地显示这并不是门轻松的生意。但陈晓安称，这个小车队的老板有数百万的身家。

    刘小灵至今未给已出生4个月的女儿办理入户登记。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再去办理，“说不定今后政策变了，就不用交那么多社会抚养费了”。

    如果要给违规超生的二胎孩子办理入户登记，缴纳社会抚养费几乎是每个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笔费用的额度就越高。

    在广州某中产阶层聚居的花园式小区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委会负责人称，目前广州违规超生一个小孩所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可能会高达30余万元。

    根据广东省2009年1月1日年施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将分别按当地县（市、区）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2010年，广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在2000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林雄、李华夫妇付出了四万元社会抚养费。这笔社会抚养费几乎耗去了他们此前的大半积蓄。更糟糕的是，林雄还因此被学校开除了公职。

    这对夫妻现在正努力地经营着就是小照相馆，这是他们家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林雄说，照相馆现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们在当地过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随着两个孩子年龄的增长，子女未来的教育开支让夫妻俩感觉到压力正在袭来。一旦大儿子数年后考上大学，动辄成千上万的高昂学费将会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产生明显冲击。林雄和妻子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去应对。他们的共同心态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对夫妻从不后悔当年生二胎的举动。林雄说，只要孩子们不用孤独地活在这世界上，比什么都重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30年是时候改变了

2011.08.23107来源：南都周刊0条推荐[0]

30年前，《人民日报》的一封公开信，宣告了计生国策的到来。现在，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数据都在表明，这个已经实施了30年的国策，或许到了亟需调整的新时刻。

   

    2008年，哈尔滨市一所小学学生数量已经从以前1000多人的规模缩减到300人左右。长时期计划生育后生源缩减，城市和乡村都开始有学校面临调整撤并。

    记者 _ 曾向荣  特约撰稿 _ 陈般若   广州、山西翼城报道

    基层干部杨子实发现，他所在的乡镇，农村小学的在校生人数减少得十分厉害，年级越低，人数越少。

    “五六年级两个班，二三十人；三四年级只有一个班，十几个人；一二年级不足10人。”与1980年代初相比，杨子实说现在农村的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一次下乡，杨子实为一所村级小学三年级的全体同学拍合影：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摆着两张书桌—因为这个年级只有4个学生。直觉告诉他，是计生政策出了问题。

    人口学者顾宝昌到农村调研，走访当地的养老院时，发现有的养老院墙壁是粉红色的，他感到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养老院是由停办的小学教室改建而成。

    顾宝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10年的研究和调查也坚定了他的判断：计生政策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

    不仅是民间，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官方层面上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消息也频频传出，最新的一条是在南方的广东。今年7月，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对媒体透露，广东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试点的申请。

   据张枫披露，广东提出这一申请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二是目前广东的妇女综合生育率为1.7左右，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经估算，广东实行“一独可生二胎”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这些官方和民间的观点似乎都在证明，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到了需要调整的新关口。

    逆转

    杨子实是吉林梨树县的基层干部。这位曾经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乡镇副书记，屡屡参加电视辩论节目，在公开场合阐述其自主生育的观点。他越来越觉得施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正在凸显。

   1980年代前后，杨子实上小学时，每个年级有五六十人，要分成两个班，而现在，每个年级多的也仅有十几个人，少的只能招到三四个人。有的村级小学，一年甚至都招不到一个学生，学校之间只能进行合并。停课的校园转租出去做养猪场、养鸡场，朗朗的读书声被猪哼鸡鸣所取代，这让杨子实心里难受。

    “虽说有孩子跟随父母到外地的情况，但农村适龄儿童大幅减少是事实。” 杨子实很担心，“将来农村的后备人力资源在哪里”，一个例证是由于适龄青年剧减，农村征兵越发艰难。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则是另一个较为严重的危机。杨子实所在县的部分农村地区，近五年的新生儿性别比在150：100以上，小学一个班里学生男女比例超过200：100的也不少见。“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班级，绝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只有一两个。”杨子实甚至见过更极端的例子，整个班没有一个女娃。

    分管计划生育期间，杨子实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组织过一次近5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调查。调查显示，在那5年期间，其乡镇的新生儿有1206人，其中男孩746人，女孩460人，性别比为162.2：100。

   这种性别比例失衡在“计划内二胎”地区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像中国的不少省市一样，吉林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这也被称为“计划内二胎”。杨子实在调查中发现，在“计划内二胎”里，男女孩性别比例高达292.9：100。“‘一孩半’政策对性别选择的误导作用很大。怀孕期间，如果发现第二胎仍是女孩，不少家长就会采取一些办法。”杨说。

    同1980年代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相比，如今，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逆转，不仅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而且生育率持续走低，性别比例失衡，人口老化严重。

    生育率是观察人口形势的一个风向标。“平均每对夫妇要生出2.1个孩子，下一代才能更替上一代，实现世代更替。高于2.1，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多，人口就会不断膨胀；假如比2.1低，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人口就会萎缩。”顾宝昌对记者说。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时，中国的生育率为2.5；到19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至今已近20年。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称，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8，但今年4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发布后，有专家据此分析称，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已低至1.5，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远高于正常的范围。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对媒体称，根据“六普”初步汇总的情况，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又提高了1.2个百分点。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顾宝昌教授认为，计生政策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摄影_刘浚

    博弈

    计划生育，这项实施了30年的重大国策，其实是从一封公开信开始的。

    198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公开信写得非常好，好像是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国家有困难，希望党员、团员能够响应号召，少生孩子。”顾宝昌说。

    后来当上乡镇干部的杨子实，那时刚刚在农村读完了小学。当时的村级小学，虽然课室陈旧，但比现在的农村小学热闹得多，且男女同学比例基本均衡。

    事实上，早在公开信发表之前，山东等地就出现了类似的倡议书。

   比如1979年3月，山东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我们这136对夫妻，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我们少生一个孩子，就是为四化多作一份贡献。”

    在当时，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刚刚经历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及“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等发展阶段，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当时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是一个巨大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讨论是否可行。人口学者田雪原就参加过当时的座谈会，据其回忆，座谈会讨论的焦点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卫生部的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列举了民间的一种说法，叫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最聪明、最机灵的要数老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都没有了，会不会引起儿童以及整个人口的智商下降呢？”田雪原在相关书籍中描述过座谈会的场景。

    针对这种质疑，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当时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国飞行员中约有40%都是“老大”的相关数据，以此证明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座谈会上，也有一些问题后来证明了提问者的远见。比如有人就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诸多社会问题。

    五次座谈会之后，“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并以公开信的形式率先传递出来。

    农村对这个政策的抵抗最为严重。因为公开信下达之时，恰逢农村经济改革萌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实施，家庭劳动力多，更能实现快速致富，但计划生育势必减少家庭人丁的数量。

    为缓和紧张形势，1984年，中央出台7号文件，要求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家庭，可以再生一胎，是为“一孩半政策”。

    “这是开小口，堵大口。开小口，就是允许生二胎；堵大口，就是三孩以上不能生。”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记者称，“这其实是一种妥协，是国家希望严格控制人口和群众实际困难之间的博弈。”

    不过，计生干部不干了，“昨天还让群众结扎，今天又开口子，叫我怎么做工作啊。”有些地方干脆撂挑子不管了，出生率随即上升，计生工作陷入微妙的僵局。

    香港计生海报
    
    香港的计划生育海报，建议市民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是比较合适的。

    试点

    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当时也在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一些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社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在文章中建议可采取晚婚晚育以及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既能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他的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央接纳，并有意先在山西翼城做试点。

    冯才山第一次见到梁中堂，正是耕牛下地的春天。在乡村里最繁忙的时节，山西翼城县里却要张罗着开次大会。前来通知的人还说，地点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算起来有近百人，一个都不允许缺席。

   翼城是个位于晋中南的农业县，同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多少联系。正因如此，这次会议内容的“大胆出位”越发令与会者震惊。会上，省里来的学者梁中堂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放出“风声”：中央考虑在翼城进行“二胎”试点。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厉实行“一胎化”，在与会者看来，梁的这个说法就和报纸上说美国人20年前就登上了月球一样令人震惊。

    冯才山当时是翼城隆化镇的镇长，计生工作的重要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其他日常事务。他走过的马路，经过的农家院墙，甚至当他蹲在乡间厕所里，都能看到尽心尽力的干部们刷上诸如“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这类的标语。

   一手是宣传，一手是手术刀。冯才山时常带着“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四处逮人，一个村一个村地抓人做绝育手术。但是超生现象依然屡禁不止，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就像农民不会放弃庄稼一样，女人们似乎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

    在1985年春天翼城县召开的这次大会上，梁中堂第一次向基层干部们解释了他设计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农民家庭，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就可以生育第二胎。

    同年7月，在胡耀邦的批示和协调下，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正式开始实行“二胎”试点工作，但这场试验有一个要求，不许声张。

    因为“二胎”试点，计生工作有了商量余地，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唯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比如好几次，村民因为违规生育，家里的桌子、柜子和电视机被搬到乡镇的办公室，瞅着机会他们又蹭蹭蹭跑过去悄悄地搬回来。这与往常大不相同。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而又低调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试点25年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只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并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未能实现。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国家计生委，最初的试点构想提出时该机构即表示反对，后来在多方协调争取之后，翼城试点才能实现。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除山西翼城，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山东长岛等地也都先后实行过“二胎”试点政策。此外，还有40个地方以不同方式保留允许生二胎。

    1988年，大多数“开小口”的试验被取消，“整个省都是一个政策，试点县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有些省份统一了政策，许多试点县没能坚持。” 梁中堂说，最终只有山西翼城等少数地方坚持下来。

    考核

    在整个1990年代，人口计划都是按照保证2000年控制在13亿以内进行的。“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分解到省市县，一级一级分下去，实行出生配额制。”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称。

   每逢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就会召集一次各省市一把手参加的计生工作座谈会。“会议内容是检查工作。怎么检查？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给各省出生率排队，弄得省委书记们很紧张。计生工作要求一把手负总责，党政领导齐抓共管，一把手负责是这样来的，其意图在于确保2000年人口不突破13亿。”民间人口研究者何亚福说。

    每年，国家计生部门还会召集两次形势座谈会，“每省市轮流汇报人口形势，决不能突破既定指标，就像这两年经济上‘保八’一样。”

    后来用出生率排名，出了问题。上海的出生率总是低，贵州的出生率总是高，这和人口结构有关。上海计生委就是整天不上班，出生率也不会高，贵州的计生委就是晚上不睡觉，它也低不下来。既然不合适，后来就改，不用出生率，用配额，只要完成人口配额就行。

    但人口配额也出了问题。比如，某个省份一年分了2万的配额，分解到村里，是三个指标。但这个村有5对夫妇结婚，他们结婚生了第一胎，按照配额，3个孩子有指标，是合法的，另外两个是计划外。但这明显有问题，他们都只是生了一个孩子。

    指标跟政策打架，怎么办？后来再改，只要符合一孩政策就行，不管配额。计划生育的大方向不变，但具体执行的政策总是变来变去，这也让负责计生工作的人员很为难。

    除了GDP等经济数据，计划生育考核往往是对地方官员颇具震慑力的另一个指标。在不少地方，计生工作都是“一票否决”制度：“如果被一票否决，整个乡镇没有受表彰的机会，领导干部也失去了受表彰的机会，其升迁、提拔和调动都会受到影响。” 杨子实说。

   因为有政绩压力，基层的计生人员与超生户之间往往会有矛盾。1990年代初，是二者矛盾最尖锐的时刻。1995年5月，国家计生委下发“七不准”通知，提出“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财产、庄稼、房屋”等七个不准，矛盾才有所缓和。

    在“七不准”之外，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还提出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两个转变”，不能靠单纯的行政手段，要靠服务，靠宣传教育，并在浙江德清、上海卢湾、江苏盐城、吉林农安等6个地区，开展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

    “从准孕证、准生证到计划生育服务证，从‘一环二扎’到知情选择，这是一个不断还权于民的过程。把权利还到群众手里去，但不是一下子归还，而是小步前进，先点后面。”顾宝昌评论说。

    还权

    在顾宝昌看来，计划生育的改革有三步曲：第一步改革服务，第二步改革管理，第三步调整政策，继续还权于民，生育数量也应该还。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2.95亿，完成了“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

    当时，实施计生政策20年，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0多位人口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2004年首次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进行调整。

    这份报告引起了诸多质疑，“有人说不能放开，放开以后就生三孩，生育反弹，人口失控。”顾宝昌说。

    为回应这些质疑，课题组专家转而调查已实行二孩政策的地区，比如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这些地区实践了20多年，涉及840多万人口。同时，他们还曾先后两次到实行“一独二胎”政策的江苏农村做调查。

    这些地区的调研都表明，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事实上并没有造成人口的失控。上述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生育水平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也没有出现多孩生育增加。”

    2009年 11月，被视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媒体撰文，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同年12月，曾参与30年前“只生一个”座谈会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2010年3月，多位“两会”代表和委员呼吁放开“二胎”生育，而有关分三批实施“一独二胎”政策的消息去年开始从媒体传出。今年7月，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而据民间人口学者何亚福透露，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原计划在2011年首批试行，但因第六次人口普查被推迟，广东有望与这五省一起进入“一独二胎”试点的第一梯队。

    30年前《人民日报》上刊发的那个公开信在提倡“一对夫妇的只生一个好”的新国策的同时，也明确提了这么一句：“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现在，实施了30年的计生国策，是否已到了该调整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