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掠影斯嘉丽吻戏:党史资料：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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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

　　在1975年整顿中，产生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个著名文件。这三个文件，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四人帮”对这三个文件深恶痛绝，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把它们打成“三株大毒草”。粉碎“四人帮”后。这三个重要文件再现辉煌。但是，对这三个文件的意义却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对这三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不单有的人物传记写来错漏很多，就是相当严肃的历史著作所述同事实也有不小出入。这同三个文件的历史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这里，根据研究所得，论述如下。

　　关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和钢铁的整顿。短短三个月时间，铁路面貌为之改观，钢铁工业扭转欠产局面，并带动了煤炭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绝大多数关押、立案审查者在四五月间都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五六月间开始研究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总之，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三四月间周恩来、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企图以“反经验主义”打击党政军领导人的阴谋。毛泽东几次批评江青等人，又一次告诫他们“四人帮”不要搞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5月27日、6月3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此后，王洪文暂离北京去浙江、上海，从7月初起党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
　　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顿全面铺开和引向深入。他提出，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整顿将进入总体战阶段。不仅工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而且农业要整顿、财贸要整顿；不仅经济战线各行各业要整顿，而且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也要整顿；不仅军队要整顿，而且地方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就是邓小平领导整顿总体战的产物。它和稍后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体现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与策略。邓小平抓住了两个环子：一是在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条》带动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一是在科技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以及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四人帮”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策略，在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说，这两个文件就象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全局就都活起来了。这两个文件在七八月间分别由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起草，嗣后，在邓小平指导下，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修改，使之成为比较成熟的文件。
　　1975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准备。会议认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钢铁整顿的经验，对整个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这个文件由计委起草，于7月底8月初写成，就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时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指示下也已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8月8日，邓小平同政研室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七位负责人谈企业领导体制和企业管理问题。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企业领导体制的调查材料，并说：从计委一些同志反映，现在很多企业里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听后说：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邓小平还提出：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8月8日谈话后，邓小平要求政研室参加工业条例的修改。
　　8月1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这个文件（共十四条），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出席。会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计委起草的文件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毛主席历来主张什么事情都要有个章程，这个文件就是工业问题的章程。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这次文件修改后，可以先拿出来讨论。总的精神是加快速度。要搞长远计划，出大政策。邓小平谈了加快工业发展的许多重要思想和重大政策。他首先强调企业要整顿，要考虑今后11、12两个月集中整顿一下企业管理秩序。他还指出：一、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抓好产品质量。五、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8月18日讨论会后，加快发展工业条例的修改即在胡乔木的主持下进行，邓力群、于光远参加。按邓小平的谈话，同计委的房维中等同志，对计委起草的条例作了修改。从原稿的十四条增为十八条，增加了以农业为基础、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按劳分配等条。对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严格管理制度等条作了充实。如“企业管理”这一条，就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加写了一段话，以后几经修改，在最后一稿中作如下表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能够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和精干的职能机构，同群众管理结合，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应当妨碍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行使职权，相反，一定要反对无人负责，反对无政府状态。”
　　第二稿于9月2日写成。9月5日起，即请在北京出席二十个企业座谈会的北京、上海、武汉、杭州、洛阳、兰州、长沙等地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与会者认为文件基本内容可以，这十八条都很必要，许多规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提出，要把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突出写出来，还要写一条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10月，又拿到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十二个省、市委书记中证求意见，也得到普遍赞同。工业和农村两个座谈会的同志都要求把这个文件搞好，并且尽快发下去。政研室同计委一起又对9月2日的“讨论稿”作了修改，吴冷西也参加修改。“修改稿”于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条。从这时开始，这个条例简称《工业二十条》。
　　在讨论修改的过程中，胡乔木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讲过不少意见。他强调《工业二十条》要讲清楚毛泽东的工业路线，把毛的有关论述，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要把《工业二十条》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文件一开始要大讲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陈词，同外国比，我们落后几十年，一定要争时间，抢速度，浪费时间是犯罪；说明加快发展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要把现存问题的严重性摆出来，使人不能容忍，感到非整顿不可。整个文件要以现代化为红线，拿二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红线贯串起来。胡乔木还针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的一些突出问题指出，要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速度联系起来，放在文件最前面讲，说明这不是“利润挂帅”；学习外国才能加快速度，这个道理也要放在文件开头讲；整顿企业一条，要增加内容，要批判无政府状态，要针对企业中的情况从理论上讲清楚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说明搞无政府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强调反对党委书记一长制，强调建立工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关于按劳分配、劳动竞赛等问题，要理直气壮地说明一定要实行；工业学大庆要有几条具体标准，说明怎样才是大庆式企业；等等。
　　10月25日完成的“修改稿”拟定交给10月26日起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0月29日国务院会议讨论时，有人提出这个“修改稿”有二万字篇幅太大，且没有引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会后，胡乔木对这个条例又作了一次修改，仍为二十条，个别标题稍有调整，篇幅压缩了一半多，于11月3日完成。这是文件的第四稿，也是比较成熟的稿子。二十条的标题分别是：一、加快工业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三、加强党的领导。四、依靠工人阶级。五、整顿企业管理。六、工业学大庆。七、统一计划。八、发挥两个积极性。九、以农业为基础。十、以钢为纲。十一、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十二、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十三、增加积累，厉行节约。十四、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十五、加强社会主义协作。十六、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十七、又红又专。十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十九、关心职工生活。二十、工作方法。
　　这个文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1961年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继续和发展。它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初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和工交战线初步整顿的经验，批判了“四人帮”散布的一些谬论，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虽然由于不久就开始发动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破坏而未能交付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也终于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但它的主要精神已经在整顿中逐步得到贯彻执行，并得到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工人群众的拥护，对经济战线的整顿与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于1978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战线的拨乱反正，同1975年的《工业二十条》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科学院《汇报提纲》的起草比《工业二十条》稍迟一点。1975年六七月间，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7月中旬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于7月18日到任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参考1961年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8月11日草成的第一稿，经科学院内座谈讨论，又经出席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科学技术规划小组会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后作了修改，于8月15日印出“第二次讨论稿”。再次征求意见修改成第三稿，于8月17日由胡、李、王三人联名上报，文件名称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三个稿子结构相同，分六个部分：（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国务院政研室这时对科技界的情况也按邓小平布置的任务，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在前面提到的8月8日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的会上，科技与人才也是谈话议论的一个重点。会前，胡乔木向邓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情况的汇报材料。会上，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这个材料已看过，不必转送主席了。科学家张文裕有个很短的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已送主席。邓小平还说到，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京大学有个搞半导体的专家，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早在5月下旬，邓小平就亲自过问了七机部的整顿，到七八月间，整顿科技，已经是他注视一个重点了。
　　8月2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专门商谈修改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胡乔木谈了对提纲草案的意见，主要是提纲全文太长，思想性不够，文字陈旧等。邓小平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邓小平要胡乔木同胡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并要乔木亲自动手修改。在此之前，胡耀邦也在8月18、19两日在科学技术规划小组内召集两次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对汇报提纲的意见。
　　8月26日谈话后，胡乔木就接手主持修改《汇报提纲》。他先约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一起商量修改方案。政研室负责人吴冷西、胡绳参加了讨论。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谈了他设想的修改方案。最主要的是单独增加一部分，把科学院讨论稿上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重新加以编排，并补充征引几条，使之成为较有系统的十条，作为科学院和整个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把肯定“二十六年”放到突出的位置，以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成绩，并明确科学院和科技工作的发展方向与任务。其他部分大加压缩，以整顿来统率。
　　按照这个方案，胡乔木于9月2日就将《汇报提纲》改好。这一稿是第四稿，改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把原来的六部分改为三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肯定“二十六年来”中国科学院“取得了很大成绩”，指出科研工作如不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速度，提出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根本任务的三个方面：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二）坚决地、全面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从十个方面引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论断和指示。还辩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说明必须系统地、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防止和克服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整顿的五项内容：1.结合实际，认识学习，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3.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4.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5.整顿机构。
　　9月3日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时，胡乔木把修改后的这一稿面交邓小平。邓看了表示满意，并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由此谈到教育工作，邓小平指出：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教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次会后，即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日修改稿）印发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邓小平对这件事抓得很细致。他在山西昔阳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到北京后，听到有一位负责同志对《汇报提纲》中有关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那段论断有些意见，立即在9月25早上把胡乔木找去，要他搞一个毛泽东和马、恩、列关于这方面论述的语录，作为《汇报提纲》的附件，以说明《汇报提纲》的论断理论上是有根据的。胡乔木急忙要政研室理论组同志负责组织学部专业人员，连夜编印好一份题为《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有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9月26日下午开会时发到每个与会者手里。9月26日早上，邓小平又找胡乔木，要他先去找那位对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有些意见的负责同志面谈一次，交换意见，以免下午开会讨论时出现不必要的分歧。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的汇报，讨论《科院学工作汇报提纲》。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参加。会上，邓小平讲了许多重要意见。他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他指出，“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班子要有管党的、科研的、后勤的三部分人。“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工作。”他指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邓小平还论述了教育整顿，强调“后继要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他还对办好科技大学，办好各种刊物等具体问题作了指示。邓小平要求对《汇报提纲》作一些修改，写清队伍，把国防工业包括进去；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写清楚；具体问题增补一点。先送毛主席，印发政治局，批准后用这个文件充分发动群众。
　　按照9月26日邓小平的谈话，胡乔木等又对《汇报提纲》修改了一遍。如：队伍，写明全国各专业科研机构五个系统共约二十五万人；明确要选拔科研人员（特别是中年）担任正副所长等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写得更加准确、全面；写上了科技大学应从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整顿的内容还增加了“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一项。9月28日稿子修改好，这是第五稿，即报送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在审阅时表示，《汇报提纲》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说过。邓小平即向胡乔木作了传达。胡乔木一面继续查核（对其他语录的出处也进行了核对），一面要学部编《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10月中旬学部编的材料上报毛泽东。随后查出，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规划谈话是在1963年12月16日，当时在场的韩光、张劲夫、范长江、于光远均有笔记，惟“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笔记本上失记，但有“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语。胡乔木即把经过核查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共26处）印出报毛泽东。关于这一处，引了两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并引马克思关于这一论点的论述（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69页）作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注释。以便让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于10月24日将《汇报提纲》退给邓小平，邓即找胡乔木要他照毛主席的意见再修改一次。乔木遵嘱又修改一遍送邓。这是《汇报提纲》的第六稿。这时，邓小平已经受到错误批判，他就没有再把这份《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而后来“四人帮”拿到公众面前大张挞伐的，不过是最初的8月11日讨论稿，而且只是六个部分的第三部分。
　　《汇报提纲》虽然因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这个文件所根据、所论述的邓小平关于整顿与发展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反而因为受到错误的批判而格外显露出它的光芒。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立即紧紧抓住科学和教育这两个环子，旗帜鲜明地继续1975年被中断的事业，使新时期科技与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应该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的《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是《汇报提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1975年整顿中的《汇报提纲》正是后来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拔乱反正的一个先导。

　　关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1975年9月18日，胡乔木在政研室内提出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重要指示的文章。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邓力群。邓力群欣然同意，找了几个人研究、讨论，到10月7日他就拿出了初稿，这就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由于邓小平直接授意，但引起胡乔木、邓力群写作动机的，确实是邓小平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思想和全面整顿的部署。
　　邓小平一贯主张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邓小平和罗荣桓一起早就进行过斗争。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指示“各取所需”、片面宣传的做法，又多次提出要全面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斗争的焦点是怎样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邓小平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首次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1]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又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2]9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等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谈话，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邓小平说：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又说：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报告讲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要重新宣传毛主席这些思想，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大讲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邓小平要求政研室抓紧写文章。文章不要光讲现话，要讲点新话，要摆事实讲道理。
　　这次谈话触发了胡乔木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的动机。他想到，与正在写的评《水浒》的文章比较起来，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更具有现实性，一定要把它写好。不几天，又读到邓小平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讲话中邓小平公开、明确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他依据毛泽东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的意见，提出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都要进行整顿。这样，胡乔木就决定抓紧时间写这篇文章。
　　9月18日，胡乔木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布置给邓力群负责时，讲了文章的题旨和布局，要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讲清每项指示的意义，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成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又嘱咐邓力群把小平同志这方面的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小平讲的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邓力群对当时报刊宣传的片面性，对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宣传得太少，也很不满。他和胡乔木都想改变报刊宣传三项指示的状况，所以他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
　　9月1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报告拟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简要地讲了题旨和布局。邓小平听了很赞成，说：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他还表示，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同意了，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邓力群立即研究材料，讨论提纲，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全国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情况和文章应该怎样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然后由四人分两组平行作业，各写出一份草稿。邓力群对两份草稿都不满意，决计重写。这次写作，由邓力群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整理，然后由邓改定。10月7日完成文章初稿，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依据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中央一系列正式文件、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观点形成的。这些讲话和文件是：邓小平在铁路会议（3月5日──指讲话日期，下同）、钢铁会议（5月29日）、接见中央读书班（7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7月14日）、国防工业会议（8月3日）、农业学大寨会议（9月15日）等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中共中央就加强铁路工作、努力完成钢铁生产计划、江苏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经验、浙江处理“双突”问题、军委扩大会议、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等发的文件；1974年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文件；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纪登奎关于处理浙江问题的讲话，以及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材料；《工业二十条》9月2日的稿子，以及北京、上海等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工业二十条》的三期会议简报。所以，《论总纲》这篇文稿确实比较集中地传达了1975年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和要点，集中地传达了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思想。
　　《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三项指示的内涵及基相互关系，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相当尖锐的揭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策略及其本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文稿开头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指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文章结尾又强调，“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文稿提出，学习理论成绩的好坏、大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文稿还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以及干部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标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要彻底揭露他们在“造反”、“反潮流”的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搞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必须用心研究并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必须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关心并逐步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文稿还指出，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必须“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并指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其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清除个别坏人，调离长期闹派性者；同时要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文稿尚在修改之中。胡乔木认为此文应从正面讲道理，不宜用批判与论争的格调，所以后来又写了两稿，拟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但第三稿还没有来得及送胡乔木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开始了。《思想战线》被扼杀在摇篮里，《论总纲》也就无法发表了。

　　对三个著名文件的历史评价

　　在叙述三个著名文件的形成过程中，对它们的内容、意义、作用、影响，我们已经分别作了若干评论。这里再总括起来，对这三个著名文件作如下历史评价。
　　一、这三个著名文件是1975年整顿的产物，也是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
　　为全面整顿的展开从理论到具体方针政策作准备的《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既是对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全面铺开、逐步深入的全国各方面整顿的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论总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整顿的方针政策，探索了在当时形势下摆脱动乱局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则分别抓住工业和科技这两个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针对这两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办法，作出了相应的、必要的规定，成为各方面进行整顿的具体纲领。“四人帮”强加给这三个文件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说这三个文件《论总纲》是“主体”，《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两翼”，倒是说对了的。
　　二、这三个著名文件以独特的、异常的方式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上所述，《工业二十条》与《汇报提纲》这两个文件当时都未能正式下发，《论总纲》还没有定稿，也未能公开发表。但是，他们都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特定条件下公之于世。1976年2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四十七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妄图抓住《论总纲》这篇文稿，大做文章，作为打倒他们所仇视的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口实。从1976年4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发动对这三个文件的公开批判，给《论总纲》安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等罪名。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诬蔑《工业二十条》是“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是“一条黑线”上“两个并蒂的毒瓜”。他们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竭力诋毁，而且还编了三本小册子，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改定“前言”，于1975年8月向全国发行。他们诡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图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对“三株大毒草”的“围剿”，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然而历史却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还没有来得及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见面的三个文件，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末，恰恰是在“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这“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真正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而发动这种“反击”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如果说“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那末对“三株大毒草”的“大批判”则同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反而从思想上、理论上巩固了这个基础。
　　三、这三个著名文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承接递嬗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革”前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与积累，为新时期纠正“文革”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3]研究了这三个著名文件，对这个论点有必要作出补充。应该指出，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和这三个文件，正是在“文革”发展到那一时刻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七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同时，这三个文件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对“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实际上具体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正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相当全面地表述了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措施，所以，这三个著名文件又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前奏。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为新时期的拔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得好：“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他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4]综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不难看出，1975年的整顿和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一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来说，这三个著名文件也是一次重要的酝酿。

〔作者程中原，1938年生，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9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页。
　　[3]详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8─420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