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甲勇士武器图片大全:解密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时的幕后斗争

                解密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时的幕后斗争 

                  《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作者：江明武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周恩来生平全纪录》一书（上、下）为国内权威党史专家精心编撰，全方位、多视角诠释伟人的光辉的一生。此书是国内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图说世纪伟人--周恩来的图书版本，部分照片系首度于国内外公开发表。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我们军队出现了1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1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和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则是另一种“大事”，另1个“中心”。

　　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1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恩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1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1974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755件，是“文革”前1964年的8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恩来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事，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1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恩来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3、4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希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革”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1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提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1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那“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1个月比1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