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英雄露娜拉仿抄lol:季羡林谈论外语学习

季羡林（1911.8.6~2009.7.11），著名国学大师、古文字学家、印度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散文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在语言学领域，季羡林对印度中世纪语言（包括阿育王碑铭用语、巴利语、俗语和混合梵语）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和吐火罗语的语义研究均有开创意义；在文学方面，他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等印度古典名著，还从巴利文、英文和德文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散文作品有《季羡林散文集》等。下面是两篇季羡林先生谈论外语学习的文章。

季羡林 ：我和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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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英文大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时间好象并不长，只记得晚上下课后，走过一片芍药栏，当然是在春天里，其他情节都记不清楚了。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 to be和to have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老师，老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人，当然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方语言的小学生造成误会。

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一点英语，小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用场。考试的其他课程和情况，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英文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但是有几个字我不认识。”我大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干时日。我报考小学时，曾经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被破格编人高小一年级。比我年纪大的一个亲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被编入初小三年级。一个字给我争取了一年。现在又因为译出了这几句话，被编入春季始业的一个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认识那个“骡”字，或者我在小学没有学英文，则我从那以后的学历都将推迟一年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生中偶然出现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不相信这一点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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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Washington Irving的《挝掌录））（Sketch Book），好象还念过Macaulay 的文章。老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又在原中学念了半年高中。在这半年中，英文教员是郑又桥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听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也很努力。只是他有吸鸦片的习惯，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还不见先生来临。班长不得不到他的住处去催请。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学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来修改，而是在开头处画一个前括弧，在结尾处画一个后括弧，说明整篇文章作废，他自己重新写一篇文章。这样，学生得不到多少东西，而他自己则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别人觉得很怪，他却乐此不疲。对这样一位老师是不大容易忘掉的。过了二十年以后，当我经过了高中、大学、教书、留学等等阶段，从欧洲回到济南时，我访问了我的母校，所有以前的老师都已离开了人世，只有郑又桥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临大明湖的高楼上。我见到他，我们俩彼此都非常激动，这实在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影，北望大明湖十里碧波，风景绝佳。可是这一位孤独的老人似乎并不能欣赏这绝妙的景色。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想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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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并不老实。来一个新教员，我们往往要试他一试，看他的本领如何。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少年心理吧。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测试”教员。有一年换了一位英文教员，我们都觉得他不怎么样。于是在字典里找了一个短语by the by。其实这也不是多么稀见的短语，可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读到过，觉得很深奥，就拿去同老师。老师没有回答出来，脸上颇有愧色。我们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见到我们，说：“你们大概是从字典上查来的吧？”我们笑而不答。幸亏这一位老师颇为宽宏大量，以后他并没有对我们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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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我除了在学校里念英文外，还在每天晚上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习。校长叫冯鹏展，是广东人，说一口带广东腔的蓝青官话。他住的房子非常大，前面一进院子是学社占用。后面的太院子是他全家所居。前院有四五间教室，按年级分班。教我的老师除了冯老师以外，还有钮威如老师、陈鹤巢老师。钮老师满脸胡须，身体肥胖，用英文教我们历史。陈老师则是翩翩佳公子，衣饰华美。看来这几个老师英文水平都不差，教学也都努力。每到秋天，我能听到从后院传来的蟋蟀的鸣声。原来冯老师最喜欢养蟋蟀，山东人名之曰蛐蛐儿，嗜之若命，每每不惜重金，购买佳种。我自己当时也养蛐蛐，常常随同院里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蛐蛐，捉到了一只好的，则大喜若狂。我当然没有钱来买好的，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冯老师却肯化大钱，据说斗蛐蛐有时也下很大的赌注，不是随便玩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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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用的英文教科书已经不能全部回忆出来。只有一本我忆念难忘，这就是Nesfield的文法，我们称之为《纳氏文法》，当时我觉得非常艰深，因而对它非常崇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英国人专门写了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样，这一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象这样内容丰富的语法，我以后还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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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实英文学社，我上了多久，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总有几年之久。学习的成绩我也说不出来，大概还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园白鹤庄去上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时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经名列榜首。当时教英文的教员共有三位，一位姓刘，名字忘了，只记得他的绰号，一个非常不雅的绰号。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位姓和名都忘了，这一位很不受学生欢迎。我们闹了一次小小的学潮：考试都交白卷，把他赶走了。我当时是班长，颇伤了一些脑筋。刘、尤两位老师却都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师生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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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园高中，开始学了点德文。老师姓孙，名字忘记了。他长得宽额方脸，嘴上留着两撇象德皇威廉第二式的胡须，除了鼻子不够高以外，简直象是一个德国人。我们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书，实在很不象样子，他就用这个本子教我们，他是胶东口音，估计他在德国占领青岛时在一个德国什么洋行里干过活，学会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实在不高明，特别是发音更为蹩脚。他把gut这个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时他满面怒容，说有人笑话他的发音。我心里想，那个人并没有错，然而孙老师却忿忿然，义形于色。他德文虽不高明却颇为风雅，他自己出钱印过一册十七字诗，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只眼的人：发配到云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诸如此类，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严格他说就是民间蹩脚文人的创作，足证我们孙老师的欣赏水平并不怎样高。总之，我们似乎只念了一学期德文，我的德文只学会了几个单词儿，并没有学好，也不可能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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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一年。从1929年夏天起，我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据说是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时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但是实权却多次变换，有时候，仍然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比起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来，多少有了一些新气象。《书经》、《诗经》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话文，从前是写古文的。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国文教员个个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因为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员却都记不清楚了。高中最后一年用的什么教本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能是《格里弗游记》之类。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是几次英文。

季羡林先生谈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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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法是"狗熊掰棒子"

先生为人朴实厚道，关于他平易待人的种种轶事，我早就听说了一些，但到了真的上门拜访时，心中仍有些忐忑不安。绕过那池当年季先生亲手种植的荷花，就到了朗润园先生的寓所。先生亲自迎到门口。"屋里坐！你是搞语言的，在美国学的。"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先生如此亲切，仍然令我感动的一时语塞，原来想好的一大堆"仰慕"、"感谢"的话竟说不出口了，于是直接进入主题，告诉先生我想请他谈谈关于语言教学方面的问题。他回忆说，做了30多年北大东语系主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前后，老是搞教学法，"什么直接教学法、听说法……隔两年就变一变，什么样的都有，改了起码也有五六遍。"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全国搞教学法的龙头呢；"来了个教学法，就学习，（然后再把经验）传到别的学校。我现在回忆起来，15年之中，我这个系主任的工作，主要就是搞教学法。""教学法的结果是，北方话叫'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我们改了五六个教学法，哪个比哪个好，也没有结论。"先生提到的这些教学法，都是由西方传到中国的，有些至今仍是中国外语课堂教学法的主要构成部分，如先生提到的直接教学法和听说法。
直接教学法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美非常流行。这种教学法以孩童学母语的情况为模式，强调"自然学习"。主要特点有：课堂语言采用目标语；语法以"总结"的方式进行，词汇的教授以实物、图片或者演示的方式进行，而较抽象的词汇则以联想的方式教授；口语训练则采用精心设计、循序渐进的师生问答方式进行等等。20年代后，纯粹的直接教学法就开始衰落、转型了。
听说法则兴起去直接发衰落之后的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参战后，需要大批能说流利外语的人才。政府资助大学为军队开办外语训练课程。这些课程强调口语，训练采用的办法就是先听再模仿，再渐渐学会说，并了解目标语的语法。这种"军队训练法"后来为许多外语训练机构采用，通过研究总结，发展成了所谓"听说法"。该教学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句型操练，而与传统外语的教学法（语法翻译法）最不同的是，"听说法"不是先训练读写，而是从听开始，然后是发音、口语训练，最后才是读与写。先生认为，使用这些通行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要想学好外语，学生本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采用一种教学法的时候，一个班里面最好的学生，一年下来，可以教那个最坏的。同样的教学法，好的可以教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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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语言天资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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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什么有的学得好，有的学不好呢？语言方面的天分在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这个道理似乎平常的很，但从先生口中说来，去有返璞归真、令人"大彻大悟"的感觉。
"我想，学语言，一是你要有才能。我不用天才这个词，吓人。每个人才能不一样，这是肯定的。第二是要勤奋。有才能，加上勤奋，就能学好外语。没有才能，再（加上）不勤奋，确实学不好。"
说到天资和勤奋，先生认为天资还得排在第一位。他说："学外语如果不行的话，赶快撤退打篮球，可能是冠军。"
先生认为，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去搞那些教学法。"方法很简单，让学生尽快接触原文，不要慢吞吞的给他们讲"，不要"在黑板上写动词变化什么的，要接触实际"。
先生以自己学俄文和梵文的经历为例，说那是他在德国，俄文课每周只有4个小时，共20个星期。老师开头就把字母讲了一讲，原以为可以慢慢来的，没想到第三堂课时老师就拿了一本果戈理的短篇小说，让学生念！结果一星期4小时的课，学生起码得花上三天时间来准备：查语法、查生词……生词还只能查到前半个，后半个至词尾部分查不着，苦的很。先生说，不过20个星期下来，学原文、弄语法，念完了整本小说。
先生学梵文的情形也基本相同，也是20个星期，一本书，自己查语法、查生词。先生记得学梵文时的课本编的很好，前边是语法，中间是课文和练习，最后是像小辞典一样的词汇表。学生在上课以前要好好准备。"老师不讲，就你讲，讲不对的地方，他就给补充，他自己不讲的。"
对于这个方法，先生引了18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话来总结："学外语啊，就像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边，推倒池子里边去。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淹死，一个就是……淹死的可能呢，1%都没有。"看来采用这种教学法的教师，一定得具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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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脸”才能学好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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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掌握的外语之中，有被称为"死文字"的梵文、吐火罗文，也有"活生生"的德文、俄文、英文、法文……那些死语言是不说的。先生解释道，梵文就像我们的文言文一样；吐火罗文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不能作为工具……"学了吐火罗文，也不会搞这个计算机。"先生总是不忘幽默。
"说话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不要脸的人啊，学得好外语！"先生所说的"不要脸"，指的是"不怕犯错"，"不怕被人笑话"……"说错话每天都有，没什么了不起，（母语尚且如此）外语就更可以原谅了。所以我说，不要脸的人，学外语就快，他敢说！"
我终于问了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学一门外语已经觉得十分困难，而像陈寅恪、季先生这样的大师，竟然能够通多国外语？
季先生说："外语愈学多了，就愈容易，尤其是印欧语系。"他说："美国我不知道，德国大学生，起码懂四门外语，不要问'你会不会英语啊？会不会法语啊？'多余的！"
我向先生讨教："这几种欧洲语言本来就很接近，德国学生能精通这么多门外语，是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呢？"或许潜意识里笔者在为自己做不到"通几门外语"找借口。没想到先生竟完全同意，还举了恩格斯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很要好。去度假，恩格斯当翻译。他一年就可以学三种语言：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当然他说的也是磕磕巴巴，不能那么流利。但他一年掌握三种，并不难。
虽然欧洲人学习多国语言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得天独厚，但我们学了英语，要想再学法语、德语……先生认为一样不难。先生的这番话，真是让人备受鼓舞。笔者当天就在北大三角地书店买了几册法文书，想这起码得把这门荒废已久的"二外"读通。
关于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笔者读了不少，可今天却亲身体验到了老人对于语言教学所做的精辟论断，正是一代大师所具备的超凡洞察力的体现！
本来说好只谈一个钟头，可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了。要不是猫咪进来跳到季老膝上"加入讨论"，大家已经完全忘了时间。季老还慈爱地告诉我，这只猫咪是从山东老家抱来的，所以他的别喜欢……从季老家中出来，又经过那片荷池，一阵凉风吹过，仿佛送来阵阵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