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峡湾戒指任务:警惕“腐败文化”滋长蔓延

    集团性腐败。所谓集团性腐败即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不再服务或服从于公众，而是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就属于这种类型。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它的压力和风险大大降低。在他们看来，法不责众，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支配下，集团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从分散的腐败分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腐败集团。集团性腐败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腐蚀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体制内腐败。所谓体制内腐败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文件等官方形式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现在，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贪污受贿等明显的体制外的腐败上，而较少关注体制内的腐败。体制内腐败比体制外的腐败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有更大的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醒，甚至有时还把它当作所谓的改革经验加以推广。腐败民俗化。腐败民俗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掌握权力的人个个在搞腐败，而且成为一种习惯、风俗；二是指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态度，不是反对而是默许、宽容、羡慕甚至参与。腐败民俗化意味着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信念和文化，它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且成为了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行为方式。应当肯定，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绝大多数腐败现象都将随着党和国家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和措施的得力而逐渐消失。因此，当前我国的大多数腐败现象不具备腐败民俗化的认同性、集体性和传承性的特点，我国的腐败尚未民俗化。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从个别人员和职业腐败，到众多行业和领域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及从一些群众由声讨腐败，到议论腐败，再到默认腐败，进而到羡慕腐败甚至进行轻微的腐败活动的迹象。生活中时常见到这样的现象：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人讥为“太呆板”、“假正经”、“不合群”；而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包工程揽项目，则又会被人羡称为“有本事”、“有门路”、“有眼光”。而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更有一些没有权力的人说“我们这些人就是想腐败也没有机会啊。”总之，“笑贫不笑贪”。

    现实中，为什么不贪不沾、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干部时常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触犯了某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断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财路，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让这些人感到孤立，无法工作和生活。更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很难。

    时下，特别值得警惕的，还有那些为腐败鸣锣开道的“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等。这种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的氛围，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作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人们文化理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社会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离。“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下大力气去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去根除那种“廉洁不香，腐败不臭”的“腐败文化”，在社会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反腐败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大力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成全社会先进文化氛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