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购物是哪个电视台:加兰德谈二战德国空军

加兰德谈二战德国空军  

佩戴橡叶双剑骑士十字勋章的阿道夫·加兰德

编译/司古

纳粹德国空军中，王牌飞行员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1912–1995）除了拥有104个击落战果和橡叶双剑钻石骑士十字勋章，还官至战斗机总监，军衔升至中将，战争末期，他还组建了最后的Me 262喷气式战斗机部队，与盟军鏖战。就是这位在英伦战役中令对手尊敬的王牌飞行员加兰德，在现实中却遇到了不可战胜的“敌人”——作为优秀的战士，他不得不和专制政客和煽动者斗争。最后他回到了自己升起的地方——战斗机的座舱，以中将军衔领导一支特殊的战斗机中队。

经历了政治倾轧、西班牙内战和二战之后，幸存者加兰德在战后前往阿根廷为胡安·贝隆（Juan Peron）效力，帮助该国建设空军。加兰德于1995年去世，享年83岁。该访谈系美国《历史网》于1994年制作，本刊现将此文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问：加兰德先生，请说说你的童年和家庭情况。

加兰德：我1912年3月19日出生在威斯特法里亚一个叫威斯特赫尔特的小村庄，今年（1994）已经整整81岁了，家里共有4个儿子，我排行第二。我的父亲是一名私人地产登记官，他为人公允但很严厉。我的妈妈很好，战争期间她一直祈祷我们的基地被大雾覆盖，这样我们就无法升空作战了。

问：你有两个兄弟都成为了战斗机飞行员，是哪两个？

加兰德：是的，是老三威廉和最小的保罗。保罗最先阵亡，他在1942年被击落；威廉在一年后也被击落阵亡。保罗击落过17架敌机，威廉击落过54架并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我的哥哥弗里茨没有入伍，他成了一名律师。

问：是什么激发了你对于飞行的兴趣？

加兰德：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最大的兴趣就是飞行。12岁时我就开始制作飞机模型，16岁时开始学习飞滑翔机。经过3年的学习，我成为一个不错的滑翔机飞行员，我那时的理想是继续学习，成为民航客机飞行员。但是，我的父亲对这一想法毫无兴致。这是我的梦想，但父亲却不了解。

问：你是如何成为“兀鹫军团”（纳粹德国为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弗朗哥叛军一方派出的飞行部队）创始人的？

加兰德：在接受了一年的客机飞行员训练之后，我就被“强硬地”吸收进入德国飞行部队——希特勒重整军备前的德国空军前身——时值1933年。我已经拿到了自己第一份飞行执照。在战斗机飞行员培训过程中，我接受的民用飞机飞行员课程帮了大忙。1937年我成了“兀鹫军团”的一名“志愿兵”——当时许多德国年轻飞行员都乐于加入“兀鹫军团”。1935年我曾在训练中摔了一架Fw 44双翼机，当时我对飞机的操纵幅度超出了极限，飞机一头扎在地上。所有人都认为我死了，结果我在昏迷三天后苏醒过来，这期间父母一直陪护着我。我的颅骨严重骨折，鼻骨骨折，左眼由于被玻璃碎片划伤视力受损，所以我要加入“兀鹫军团”还必须通过体检这一关。我的长官雷特尔少校是参加过一战的老飞行员，他费了不少力气总算帮我重返蓝天。但好景不长，一年后我又在驾驶阿拉道Ar 68时摔了飞机，重新住进了医院，我再次被宣布停飞。利用在医院的治疗时间，我暗暗把视力表上每一个符号都背下来，以便通过康复体检——实际上直到今天，我的眼疾依然未能痊愈。

问：你何时到的西班牙？

加兰德：我随着联合旅行协会一起启程前往西班牙，表面上是乘船前往热那亚。12天后的1937年5月7日，我们抵达了西班牙艾尔费罗尔。此前我曾随汉莎航空的航班到过西班牙，一直希望能故地重游。这次同来的战友中有不少后来成为西班牙内战的王牌和领导者，如驾驶容克Ju 52运输机的汉斯·特劳夫特（Hannes Trautloft）、威廉·巴尔萨泽（Wilhelm Balthasar）、冈瑟·吕佐（Gunther Lutzow）、爱德华·诺伊曼（Eduard Neumann）和哈乔·赫尔曼（Hajo Herrmann）。我成为军团战斗机大队的一名中队长，我们装备的是亨克尔He 51双翼战斗机。吕佐领导的中队后来换装了崭新的梅塞施密特Bf 109B。

问：当时在西班牙的“兀鹫军团”的兵力如何？

加兰德：作战部队一共只有4个中队，其中包括3个轰炸机中队和1个战斗机中队，此外还有一个侦察机中队。我们有4个重型高炮连和两个轻型高炮连，以及相应的通讯部队，总兵力大约5600人。首任军团指挥官是雨果·斯佩勒中将，他自己曾亲自驾驶轰炸机攻击过卡塔赫纳港内的舰船。

航空历史画家笔下的西班牙时期阿道夫·加兰德的亨克尔He 51座机，请注意其驾驶舱侧面的米老鼠标志。

问：你第一次在西班牙的作战经历如何？

加兰德：那是在西班牙的布鲁内特。1937年7月我们竭尽全力攻击共和军。马德里前线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共和军手中，他们装备着先进的苏制波利卡波夫伊-16战斗机。我们驾驶飞机轰炸、扫射共和军战斗机并与之空战，我们的炮兵则轰击共和军地面阵地。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弗朗哥的军队被从溃败中拯救出来。作战中我们还执行过俯冲轰炸任务，开创了新的对地支援战术。

问：西班牙内战之后，你和莫德斯（Molders）开始发展德国空军战斗机装备，这项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加兰德：莫德斯和我算是新时期比较优秀的战斗机指挥官，后来被任命为联队指挥官。莫德斯很乐于接受这一职务，而我则不大愿意，因为我更希望做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但军命不可违。

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机总监沃尔纳·莫德斯上校，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击落100架飞机的王牌，在新战术发展方面颇有建树。1942年11月22日，他在返回德国参加乌德特葬礼途中因坠机丧生。此后战斗机总监便由加兰德上校继任。

问：请谈谈二战开始时的情况，你在二战中首次作战是怎样的情形？

加兰德：波兰战役中，我驾驶亨舍尔Hs 123执行对地攻击任务，验证了俯冲轰炸理论，一直飞到1939年10月1日——这一天我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此后我被调往第27战斗机联队。法国战役期间，我经常脱离战场。最后在1940年5月12日，我在和古斯塔夫·罗德尔一起执行任务时总算获得了第一个击落战果——在两次任务中，我击落了两架霍克“飓风”。法国战役结束时，我总计取得了大约12个击落战果。

问：你的下一场战役是在哪里？

加兰德：当然是不列颠战役。那是一次艰苦的战役，我被调往第26“施拉盖特”（Schlageter）战斗机联队任第3大队指挥官，首次执行任务我就击落了两架战斗机。1940年7月18日，我晋升为少校，8月22日我因击落战果达到17个而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不久我接替戈达德·汉德里克继任26联队指挥官。9月25日，我击落敌机总数达到40架，希特勒亲自为我颁发了像叶花饰。11月1日，我取得了第50个战果，晋升为中校。12月又晋升为上校。

问：你的座机机身上绘有米老鼠的图案，这背后有怎样的渊源？

加兰德：我们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开始使用这一标志的。我把米老鼠绘制在26联队的Me 109E座机上，米老鼠手里拿着短柄小斧和手枪，嘴里叼着雪茄，后者是我喜欢的。战争结束后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得不戒掉雪茄。

问：有传言说，当时在德国空军中，你是唯一拥有装备雪茄打火机的梅塞施密特座机的人，真的如此么？

加兰德：我想是的，除了雪茄打火机，我的座机上还装有一个特制的托架，在我使用氧气面罩时，雪茄可以放在上面。

问：说说你第一次被击落的情形。

加兰德：那是在1941年6月21日，当时26联队驻扎在加莱。上午我们刚刚攻击完一些英国布里斯托尔“布伦海姆”轰炸机，我击落了两架，但一些“喷火”盯上了我，他们打中了我的飞机，我迫降在野地上。午餐后，我再次升空执行任务，这次获得了自己第70个战果，但也做了蠢事——我跟着一架燃烧的“喷火”俯冲下去，突然我的座机被击中，飞机起火，我也受了伤。我试图爬出座舱跳伞，但座舱盖却因受损变形卡住了，我站在座舱里，用背部用力顶撞舱盖试图打开它，而飞机则呼啸着撞向地面。终于我撞开了舱盖，可就在我即将摆脱飞机时，我的降落伞带却又和飞机上的无线电天线缠在了一起，我拼尽力气挣扎，好不容易才脱离飞机，等到我的降落伞打开，我几乎就要坠地了。我头上和脚上都受了伤，流血不止，脚踝也在着陆时受伤。最后是几个法国人把我弄到了安全地带。

问：你一天之中两次被击落，但却都生还了，这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加兰德：我一度担心自己的伤势可能让我无缘继续飞行，更不要说我还损失了两架飞机。

问：说说你和著名的英国无腿王牌飞行员、联队指挥官道格拉斯·巴德尔（Douglas Bader）之间的友谊。

加兰德：他在1940年8月9日的空战中被我军击落。跳伞逃生时他的一只假肢留在了座机“喷火”里，另一只则在着陆时损坏。我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发出通知，希望英国方面能为巴德提供新的假肢，并承诺为运送假肢的飞机提供安全通行保障。结果，英国人不久就派飞机过来，投下了新的假肢。巴德换上了新的假肢，然后才被送往战俘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私人友谊，直到他1982年去世。

英国空军无腿王牌巴德尔正搬动假肢迈进“喷火”座舱。巴德尔个人击落战果总计20架（一说26架），他曾在1940年8月9日被德军击落，加兰德很钦佩他，专门联系盟军为他提供新假肢，此事在二战史上传为美谈，战后二人还成了朋友。

问：你是怎样在1941年成为纳粹德国战斗机总监的？

加兰德：负责德国空军装备发展的乌德特将军（Ernst Udet）在1941年11月17日自杀身亡，莫德斯（Werner Molders）从苏联前线赶回来参加葬礼，结果他的He 111撞上了电话线坠落，莫德斯丧生。原本莫德斯担任战斗机总监一职，军衔是上校。在这两个人的葬礼结束后，戈林提出要我继任战斗机总监，军衔仍为上校，从此我调到柏林任职。我已经得到了骑士十字勋章以及像叶和双剑饰，在1942年1月28日抵达柏林后，我第三次见到了希特勒，他为我颁发了钻石饰。

纳粹德国空军中将恩斯特·乌德特，是一战时期排名第二的德国空军王牌，拥有个人击落战果62架，仅次于“红男爵”李希特·霍芬（80架）。后担任纳粹空军装备发展总监，因装备发展问题与戈林、米尔契等空军高官及纳粹党魁矛盾加深，不列颠战役失利之后遭到指责，希特勒发动苏联战役之后的1941年11月17日，绝望的乌德特举枪自杀。

问：在1942年2月德国海军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格奈森诺”以及重巡洋舰“欧根亲王”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瑟布鲁斯”行动中，你指挥了德国战斗机的空中护航，这项工作是怎样完成的？

加兰德：我组织了几个战斗机联队轮番担任舰队防空，以防英国空袭。虽然舰队因为水雷受了点儿损伤，但德国空军战斗机也击落了不少英军飞机，德舰没有因空袭受到重大损伤。这是令我自豪的一次成功行动。1942年，我晋升为少将（加兰德是二战交战各国最为年轻的将官），30岁出头时又晋升为中将。

1942年2月的“瑟布鲁斯”行动中，3艘纳粹海军主力舰从布列斯特出发，成功穿越英国重兵防范的英吉利海峡向北抵达德国本土。一路上德国空军提供了强有力的空中掩护。图为画家笔下穿越海峡的“格奈森诺”号战列巡洋舰。

问：这种晋升速度相当少见。

加兰德：是的，但我并不因此高兴，我还是喜欢继续飞行。

问：许多德国飞行员以为委任你为战斗机总监是除让戈林解职以外对德国空军最好的事情。

加兰德：这职务责任重大，我从没获得过足够的资源。我们的战斗机部队力量太小，我们得不到戈林的理解。

问：说到戈林，在德国飞行员中，你与他交往最多，你也清楚他的问题。你认为他为人如何？

加兰德：是的，戈林的问题很多，但他在高官中基本上还算是聪明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戈林有许多弱点，他总是处在希特勒的压力之下，但却从未反驳或纠正过希特勒，这是他最大的错误。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这种错误愈发恶劣，加上戈林的毒瘾，他根本无法工作。对于德国空军，他真正关心并不多，从这点上说他应该被撤换。

问：你对希特勒印象如何？你和希特勒相处的时间也有几个月，对他也应该比较了解。

加兰德：是的，我与希特勒相处了几个月，经常交谈和开会，但我不认为有谁真的了解希特勒。我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是很深刻。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西班牙内战后，我被召到总理府，在那里我看到了他。希特勒身材不高，脸色苍白，不算强壮，讲话简短利落。开会时他不允许我们抽烟，也不给我提供任何饮料。随着战争的进行，希特勒的错误日渐严重。其他一些军官的确说出了他们的不同观点，他们大多被解职。戈林乐于跟从希特勒的做法，这是相当可怕的事。

问：你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认为希特勒应该解除戈林作为德国空军司令的职务？

加兰德：是的，如果希特勒这样做了，那么谁来接替戈林并且继续支持希特勒？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胜任这一职务的人寥寥无几。希特勒无法协调考虑德国三军的建设问题，在空军发展问题上他缺乏准确的理解，在海军潜艇部队问题上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受陆地思想严重束缚的人。

在加兰德看来，戈林和希特勒都不是成功的领导者，戈林对希特勒言听计从，即便后者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他很少真正关心德国空军建设；而希特勒则是“受陆地思想严重束缚的人”。图为希特勒向戈林赠送19世纪奥地利著名学院派画家汉斯·马卡特的名画《法尔科娜》。

问：在你曾领导过的飞行员中和现在的朋友中，有哪些人除了作为王牌，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

加兰德：哦，有不少人，大多数你应该都知道。其中最为出色的还是莫德斯，其余的都是我的好友，现在我们都已老迈，日子早已不像在座舱中那样转瞬即逝。作为领导者我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我当时的境遇是，为了实现戈林和希特勒制定的目标，我必须同他们做斗争，却得不到他们真正的支持。戈林就像碍手碍脚的荆棘，而希特勒则只是在摧毁我们的和别人的国家，却很少考虑国家的福祉。

问：是什么造成了1945年1月的“战斗机部队叛乱”？

加兰德：简单地说，这是我们和戈林之间矛盾的爆发，戈林指责我们飞行员在轰炸行动中失利，导致战争的失败，是一群“懦夫”。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对我诉苦，我们选了个代言人，安排了与戈林的会议。

问：你们的代言人是吕佐？

加兰德：是的，吕佐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在他们和戈林就座后，吕佐夫告诉戈林，如果他打断自己的陈述，那么这次会谈将不会有任何结果。吕佐夫、约翰内斯?斯坦因霍夫和我都多次对戈林表达过委屈，但由于我没有受邀参会，与吕佐夫一起的汉斯·特劳夫特向我通报了情况，他们要求戈林以空军大局为重，自动辞职。结果，我被解除了战斗机总监的职务，斯坦因霍夫被驱逐出德国，调往意大利，戈林甚至恐吓吕佐夫，他将因严重叛国罪被枪毙。

问：当时的环境如何？为什么空军高级军官选择组织这次会议？

加兰德：当时戈林知道空军高级军官并不拥戴自己，我们也知道不能指望柏林能真正帮助我们，我们是孤军奋战，一直都是如此。至少这回问题是摊在桌面上的，不再有伪装。

问：对于空战王牌沃尔特?诺沃特尼（Walter Nowotny）的阵亡你能回忆起什么？他的死亡对德国梅塞施密特Me 262喷气式战斗机项目有什么影响？

加兰德：从我首次驾驶Me 262飞行起，我就一直对希特勒讲，常规战斗机中应该只保留Fw 190的生产，Me 109已经过时，应该立即停产，节约的资源可用来集中力量生产大批喷气式战斗机。那是1943年，我和梅塞施密特教授以及其他负责该项目的技术人员一起，在东普鲁士视察喷气式飞机，这是全新的技术。当时Me 262已经具备了批量生产的可能，希特勒也表示想看该机表演。当Me 262被送到因斯特堡让他观看时，我正好在他身旁。这种飞机对希特勒触动很大。他问梅塞施密特，“这飞机能携带炸弹么？”梅塞施密特回答，“可以，元首。它能携带一枚或两枚250千克炸弹。”希特勒以他典型的方式说，“好啊，没人想到过这个！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闪电轰炸机！我命令Me 262只能用作轰炸机，而你，梅塞施密特，必须做好该机担负轰炸任务的一切准备工作。”这就是错误运用Me 262噩梦的开始——德国计划给5个轰炸机联队装备Me 262。这些轰炸机飞行员没有战斗机驾驶经验，他们不熟悉空战和射击战术，结果许多人被击落。在遭受攻击时，他们最好的结果是凭借速度优势逃跑。这是围绕Me 262的最大错误，我认为该机本来至少能提前一年半作为战斗机服役和投入量产，很可能改变空战的格局。当然，Me 262最终无法改写战争的结局，但可能推迟德国的失败——Me 262的及早服役可能会让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难以成功。我认为，如果每天有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驶300架Me 262投入作战，将对空战格局产生相当的影响，肯定会延长战争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对Me 262的错误使用可能并不是坏事，但对诺沃特尼却是灾难。

问：你如何选择诺沃特尼担任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的指挥官？

加兰德：我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飞行员，他必须勇敢和战绩卓著，能够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坚定带领团队。诺沃特尼拥有所有这些品质。Me 262在阿赫默等地接受测试，诺沃特尼从法国战斗机飞行员学校成为飞行教官后，开始接管Me 262的训练工作。我们想向希特勒证明Me 262是真正的战斗机，这样做能收到最好的效果。诺沃特尼领导的部队在1944年7月称作诺沃特尼特别部队。

问：结果如何？

加兰德：还不错。他们击落了一些盟军轰炸机，自己损失很小，但作战中需要有螺旋桨战斗机担负空中掩护，以防敌方在Me 262起降时发动袭击。

问：你在1944年11月8日前往阿赫默，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加兰德：去视察Me 262部队并撰写报告。当晚我与诺沃特尼谈话，他交给我一份关于他们作战行动的报告。次日，我们接到报告，一队盟军B-17轰炸机向我们方向飞来，诺沃特尼率领第一波大约6架Me 262起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随后第二波也起飞迎战。一些Fw 190D就等候在跑道上，随时待命起飞，准备掩护Me 262返航。我留在作战室内监听无线电通讯，了解到战斗的经过。空战中多架B-17被击落，一架Me 262被击落，诺沃特尼说自己正在返回机场。防空高炮连对几架接近机场的P-51射击，不久Me 262开始返航。诺沃特尼报告说自己座机左发动机受损，他只能依靠右侧一台发动机飞行，我走出隐蔽部观看，当时一架盟军战斗机刚刚飞离不远。我听到喷气发动机的声音，看到一架Me 262穿过低云降下来，翻滚着撞在地上。爆炸声音很大，黑色烟柱从树林里升起来。我们乘车赶到坠机现场，正是诺沃特尼的座机。经过详细查看残骸，唯一幸存下来的部分是他的左手和部分钻石饰残片。

问：这次事件对你呈报给希特勒的关于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加兰德：希特勒对诺沃特尼的丧生感到沮丧，但他没对我说什么。诺沃特尼剩下的部队组成了第7联队，联队指挥官是约翰内斯?斯坦因霍夫，他征召了其他优秀王牌飞行员来指挥各大队。

问：在你被解除了战斗机总监一职后，接替你担任该职的是一个飞行员们并不欢迎的人，是这样么？

加兰德：是的，他是高顿?格罗布（Gordon Gollob）。尽管他是优秀的飞行员，而且获得过钻石橡叶双剑骑士十字勋章，但他缺乏优秀的品质。他并不是戈林最佳的选择。哈乔·赫尔曼也曾在考虑之列，戈林本应有更好的选择。我被解职后，戈林准备继续打击我，希特勒获悉后告诉戈林不要这么做。希特勒批准我离职，但允许我组建自己的Me 262部队，实际上等于在保留我军衔的同时减少了我的职责。

问：你再次成为中队指挥官后感觉如何？你在哪里重新参战的？

加兰德：我非常高兴。我选择了能找到的所有优秀飞行员加入我的部队，几乎每个人都拥有骑士十字勋章或更高等级的荣誉。就这样，我在1945年3月初，组建了Jagdverband 44。我让斯坦因霍夫担任我的招募官，他到各基地去挑选愿意尝试冒险的飞行员。我们部队优秀飞行员很多，有歌德·巴克霍恩（Gerd Barkhorn）、沃尔特·克鲁平斯基（Walter Krupinski）、海因茨·巴尔（Heinz Bar）、艾里希·霍哈根（Erich Hohagen）、冈瑟·吕佐、威廉·赫盖特（Wilhelm Herget）等。我还让艾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也加入进来，他驾机执行了多次任务，使用专门用于攻击轰炸机编队的R4M火箭取得了不少战果。在我使用火箭进行首次攻击行动时，克鲁平斯基担任我的僚机，我们看到了R4M的威力。我击落了两架马丁B-26。

航空画家尼古拉斯·特鲁吉安绘制的《帝国保卫战》，表现的正是被免去战斗机总监职务的加兰德率领Me 262编队出击，在欧洲战场最后的日子里与盟军作战的场景。

问：请谈谈1945年4月26日的事儿，那天是你最后一次空战，对么？

加兰德：是的，那天我被一架共和P-47D“雷电”击落了，对手叫做詹姆斯?菲尼根（James Finnegan）——几年之后我见到了他，我们成了朋友。当时我们正在截击纽堡附近的盟军轰炸机，我担任领队长机，从敌机编队后部发起攻击。我的火箭没能点火，但是我朝一架轰炸机射出了不少30毫米炮弹，它起火坠落下去，我驾机向右穿过敌机编队，击中了另一架轰炸机。我不知道它是否坠毁了。我开始盘旋转弯，轰炸机的自卫武器击中了我。突然间，我又被一架P-47D击中，座舱仪表板被击碎，座舱盖也破裂了，我的右膝被中弹。我顿时浑身乏力，剧痛难忍。我想跳伞逃生，但意识到这很危险，因为有些我军飞行员在离开喷气式飞机时遭到敌机射击。我尝试改平飞机，朝基地附近的野地飞去——基地正遭受攻击。我切断发动机动力，重重地在野地迫降。飞机的前起落架折断，飞机冒出浓烟，我爬出座舱，远离飞机，以防爆炸受伤。这次作战我们击落了5架敌机，我方飞行员无人阵亡。从那时起，巴尔担任作战指挥，每一个德国喷气式飞机部队都聚集到慕尼黑附近的雷姆机场。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给我飞机，却始终得不到满足，而如今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拥有的飞机数量竟然超过了飞行员数量。

问：斯坦因霍夫坠机发生时你在现场，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么？

加兰德：当时我们正要起飞执行任务——不久前我们基地刚遭到空袭——就在这时斯坦因霍夫的Me 262撞上了一枚炸弹留下的弹坑。他的飞机直接冲向天空，但并没有足够的升空速度，飞机很快失速坠地爆炸。我们返回基地，他已被送往医院，但几乎无望生还。可结果他却活了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为他高兴，因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问：在你被俘并最终被从监狱释放后，你和其他一些原德国航空专家去了阿根廷，为什么？

加兰德：胡安·贝隆总统聘请德国专家协助他建立空军，我受邀和其他人一起前往阿根廷。到那里后，我组建了一个训练和作战学校，帮他们制定战术训练计划，也有机会驾驶阿根廷购买的一些新型飞机再度飞行。我留恋那段时光。库尔特?谭克（Kurt Tank，Fw 190系列战斗机的设计者）也来到阿根廷，正是他劝说贝隆总统邀请我去阿根廷。我在阿根廷呆到1955年，那年我返回了德国，进入商业领域，担任顾问，同时撰写回忆录。

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1938年到1942年间曾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匈牙利等国担任军事观察员，对德国空军建设印象深刻，这也是后来他聘请大批德国航空技术和飞行人员到阿根廷帮助发展空军的重要原因。

问：你也许知道，最晚到英阿马岛战争时，阿根廷空军仍在使用你制定的战略战术和条令规范，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加兰德：是的。阿根廷输掉了战争，但他们在空中已经打得相当不错。阿军飞行员都是些聪明的年轻小伙子，乐于学习，能快速领会空战的本质。

 1956年，加兰德（坐者）与老友——英国皇家空军王牌飞行员斯坦福·塔克（右一）在一起。回到德国后，加兰德和塔克都作为技术顾问参与了著名战争片《不列颠之战》（1969）的拍摄。有趣的是，后者还是加兰德儿子的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