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视台家伙的抱怨

.　　老实讲，为了写这篇破文章，我得把自己搞得很愤怒，事实上，我得吃多少瓶安定才能让我保持心平气和，你说挣点稿费容易吗？

　　 鄙人是个80后，2000年我放弃了当民工的理想而做了学生，我之所以能上大学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妈让我从小默背一句话：“只有上大学才是我惟一的出路”。第二，无数老师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如果考不上大学，以后拉架子车都没人要！”（大家请注意，后一句很关键，说明拉架子车也不是人人能拉的，但大学人人必须得上的。）

　　我高考发挥得极其正常，以至于北大没敢要我，于是上了个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虽然我对法律没有兴趣，但我依旧欢天喜地，因为我生活了18年的工厂基本破产了，工人纷纷下岗，生活环境已经很恶劣了，而我却能去上大学了，这真得感谢社会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母在得意自己居然没有被这股热浪拍死在沙滩的同时，也为如何凑齐我的学费而充分发掘自己的聪明才智，以给人报喜的方式借债，让我顺利报名。当然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会灵机一动的父母，我曾亲眼看到某年新生报名，一个农村父亲只凑够了一半的学费，给系上的书记在大庭广众之下跪到了地上，乞求再宽限几天，让孩子先报名。生活就是如此的不近人情。

　　我上大二的时候，一部叫《流星花园》的台湾电视剧在大陆毫无良知地窜红，给本来就严重对立的人们的精神上再撒一把盐，从那时起，“有钱人”和“穷鬼”等刺眼的字开始公然流行，不少原本淳朴的女同学希望找个有钱男朋友也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而更多的男同学大比例地陷入了持久的自卑。

　　而像我这样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好青年，当然不会随波逐流，在大学的四年，可谓混得风生水起，被历史上的若干个伟人灵魂附体，做人做事极具领袖气质。一年内成为该校最红的货色之一，是全校最有名的辩论选手之一，最红的主持人之一，最具号召力的学生领袖之一。行政身份乃是校广播站站长和校社团联合会主席，手下小弟上千，高手云集。

　　在大四开始找工作，我之前虽然也上过杂志，也接受过电视台采访，也去电台做过节目，按照校园标准我是如此出色，但在工作问题上，社会立刻急切地向我印证“我毫无社会地位”。在交大招聘会上，金正DVD的人力资源嫌我是水瓶座的，一脸的不屑。智联招聘的人力资源嫌我回答不上来如何规避劳动法的问题，不再与我交谈。在西工大招聘会上，海尔集团的展位早早就撤了，而西安一个招法学教师的三流民办院校看我是本科学历连简历都懒得收了，我建议他们让我和研究生同台讲课由学生评价，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我们需要研究生做人才储备。”

　　在我找工作看似无望、甚至希望去街上摆摊设点之时，一位我尊敬而欣赏我的教授不忍心看到一个才智和人品俱佳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一份世俗的工作而严重受挫，于是找电视台的朋友提供给我一个实习的机会，成为我一生的恩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在关键时候有一个恩人的。

　　对于22岁一无所有的我来说，没有理由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于是我在电视台当实习生的时候努力做一个有能力、别人不烦的人。我当了8个月的实习生，时间不长不短，然后我有幸在一次“公平公正不公开”、充斥着各种利益纠葛的、100多人参加的招聘考试中进入前6名，签约陕西电视台。我成为一个社会新闻记者，整天为报道这个城市的杀人放火、卖淫嫖娼、车祸斗殴而忙碌，心底深深厌恶这种生活，连除夕夜的晚上我都得一个人值夜班到大年初一，放弃和家人在一起的欢声笑语。可我没有选择。这时我终于明白，在“得到”一份能维持温饱的工资后面是多少的“失去”。至于人生的成就感就更别提了，工作是否体面取决于别人的评判，工作是否有成就感则取决于夜阑人静时自己的内心。

　　当了七个月记者后，我因为良好的素质而罕见地在一次混乱的改组中成为了一个时事评论员。我负责给主持人写评论，她们负责在电视上念出来。我负责有文化有智商，她们负责“看起来”有文化有智商。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一份摧毁自己人生、捧红别人人生的做法，可是电视台满意，广告商满意，主持人满意，我满意不满意谁理你！

　　现在我已经工作了五年，也就是离开了大学五年。这五年里，如果不读那么多书，不写那么多评论文章，我早就被电视台淘汰了。当然我也得到了不少，如果我现在哭着喊着宣称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显然是不给别人活路，毕竟当我报出名号时，社会上的人还是会给我足够的尊重。但是我也绝不能因此就说我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那是骗我和骗你。在这条路上，我对于“路”丝毫不想感谢，因为它显然缺乏交通规则。但是对于和我一样的行者，不管你开车还是骑车还是走路，我都要送去我的敬意，你们和我一样坚挺或者装坚挺，那很不容易。至于生下来就有资本在天上飞的那些家伙，就让他们打飞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