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四大瑞兽:张思之：我对李作鹏的辩护词内心有愧

　　“两案”是指“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80年11月20日开庭，1981年1月25日判决，十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20年至16年不等的徒刑。

　　口述者张思之，资深执业律师，原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我的辩词与梦想》《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等。在“两案”审判中，张思之是律师组负责人，担任被告人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并作为律师与江青见面。

　　这也是当时中国律师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的亮相。“两案”庭审，与“文革”时的无视法制相比，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进步，值得庆幸；而今天回顾近30年前的那次法庭审判，亦可以从真正法律意义的视角做出一些反思。作为亲历者，张思之先生的回忆，让我们了解律师制度重启之初的史实，对于研究几十年来律师制度在我国法治化道路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下内容是2007年2月张思之先生与友人的谈话，刊发时经编辑删节。

　　文章目录：

　　律师是什么时候介入“两案”的？

　　（司法部）搞了一个《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太糟了，不仅是现在拿不出手，当时就拿不出手。比如说，首先，起诉书起诉的事实不能动。它有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两案”是经过党中央多年的审查、多少人的心血，罪证应当说是确凿无疑的。第二条，讲得很含蓄，说白了，就是“罪名不能动”：“反革命”是千真万确。那辩什么呢？例如某个被告认罪态度较好，可以要求法庭从轻判处。这可是人人都能干啊，还要律师干什么呢？

　　在开庭之前还做了哪些准备？

　　比如说，被告如果表示要同律师握手怎么办？像这种问题都提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结论就是——不握。呵呵，那是坚决不能握，“阶级立场”要鲜明嘛。就是设想被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应对，洋洋洒洒的，一二十条啊。这个文件现在丢了，很可惜。它完全能反映出我们当时的心态、思想状况。归根结底，实际上，是把被告人放在我们的对立面，采取了预防或者是防范的态度去考虑的。

　　什么时候真正开始进入程序？

　　在接受这项具体任务的时候，我就一再要求自己对江青千万注意不要感情用事，要记住她是你的当事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尽管如此，我从骨子里就不愿意戴“‘老娘’辩护士”这顶帽子。所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就不可能像我对待其他被告人那样，尽可能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满足她的某种愿望、某种要求。现在看，这是个缺陷。

　　围绕着江青，到目前为止，有我想不清楚的事情，有我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有一条我是能讲得清楚的：颇有遗憾。

　　这些年我还经常想一个问题：作为律师，作为中国的律师，作为中国律师的第一次向全世界在这么重大的案件面前的亮相，应当有非常漂亮的辩护词！这种辩护词应属传世之作，在历史上要站得住脚。我不认为这是个人问题。比如说由我来做这件事，那么，即使我因此而“壮烈”，但是我赢得的是一个中国的律师制度，那也值得！而现在这算什么？尽管我有的时候也讲，比如说我给李作鹏写的律师辩护词，我尽心尽力了，但是，说心里话：我的心中在流泪！我之所以常讲我有愧，很多人认为好像是谦虚，不是的，真的内心有愧！

　　在辩护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比如，起诉书里面姚文元有一条大罪，也是他非常紧张的一条大罪：参与了“上海武装叛乱”。王秀珍等人不是准备了武装叛乱嘛（在当时叫“准备第二武装”）。这个事情细细地研究整个发展过程，姚没有参与，是愣安上的。在研究姚文元案子的时候，对澄清这一条，上海的韩学章大姐有顾虑。我跟她交换意见，她说：“提这样的问题不是要犯错误了吗？”

　　今天怎么评价这次审判？

　　审判江青第一个切入的问题是“长沙告状”，“上面”认为证据非常扎实，“老娘”你再怎么搅你赖不掉。因为主要执行者王洪文彻底交待了，非常具体。但是，应不应当想这样一件事：问题的核心在那里？核心在于中共中央的副主席专程到长沙向他的主席，就某个问题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就是所谓“告状”。这是什么性质？这不出圈啊，不出格啊。意见对也好，错也好，“反革命”从何而来？可我们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的，审的时候也是这样审的。当然“老娘”她不懂法，她在那里确实是言不及义地对付过去了。

　　律师是什么时候介入“两案”的？

　　大概是1980年的8月底，彭真同志有个讲话，说“两案”应该有律师参加。他的原话，好像是“还是有律师好”。邓小平同意了。彭真当时能想到“还是有律师好”，我想是两个原因：一是他毕竟长期从事、领导政法工作，这是主因；另外，跟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遭遇有直接关系。他在“文革”后期从商城放回来，我忘记他给谁讲过：“把咱们关起来的时候，要是有人给咱们辩护辩护该多好啊！”我对这句话非常敏感——彭真的心目中，律师已经占有一定的分量了。

　　司法部奉命于9月初制定了律师介入“两案”的方案。这个方案有两个内容是重要的，一个是“组织基础”，律师由哪些人来组成；一个是拟定《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

　　先说“组织基础”。司法部开始考虑人员的时候，首先是要从法界的名流里选。第一个是王铁崖，国际驰名的国际法专家。司法部的官员没考虑国际法和国内法、特别是刑法那根本就是两回事，搞国际法的人办不了刑事案子。还有一个是林亨元先生，够格，过去他做过律师，后来又在最高法院做过庭长。但是仅有这些人不行，得找一批专职的律师来办实事。由于律师制度刚恢复，司法部认为的合格的专职律师不够，怎么办？当时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有一批刑法学者被彭真请来在人民大会堂集中讨论“两案”起诉书草案，司法部觉得可以从中选几位具有兼职律师身份的人，作为“第三梯队”。

　　但司法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考虑的这些名流，一个都不干，而且非常坚决。惟一没把话说死的，是陈守一。陈守一是老革命，我的老学长，朝阳大学毕业生，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还兼着北京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是很合适的人选，所以司法部无论如何要把他给拽住。剩下那些统统不行了，包括林老，也是坚决不干——给谁辩护都行，给“四人帮”辩护不行，遗臭万年。这些学者是被整怕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万一出个小毛病，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后来咱们的律师组是由后面那两类人组成的。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律师协会，陈守一名义上是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实际工作我在主持。北京市司法局党组就说：“有这么个任务，包括你在内请选四个人，9月27日以前到司法部报到。”最后一共是17个人组成了律师组，“十一”以前人员都到位了。司法部内定陈守一主持律师组，但他说身体不好，坚决不干，所以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当时的心态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这个人看着咋咋呼呼的，其实当了一辈子驯服工具，绝对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怎么干？这就涉及司法部工作的第二个内容——它搞了一个《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太糟了，不仅是现在拿不出手，当时就拿不出手。比如说，首先，起诉书起诉的事实不能动。它有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两案”是经过党中央多年的审查、多少人的心血，罪证应当说是确凿无疑的。第二条，讲得很含蓄，说白了，就是“罪名不能动”：“反革命”是千真万确。那辩什么呢？例如某个被告认罪态度较好，可以要求法庭从轻判处。这可是人人都能干啊，还要律师干什么呢？

　　当时我有一条是很明确的：你说“两案”重大，我信。但作为我，一定会考虑中国律师的形象，你中国律师向全世界公开亮相就亮这个相？这大煞风景啊！思想紧张。

　　这应该算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们律师组的17个人进驻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开始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纪律，第一条是保密。不知在哪个环节上风声透露出去了，说“两案”有律师介入，国外通讯社蜂拥而至，找律师，特别是要找北京律师。在这个背景下，怕我们这些律师给国外通讯社讲了不合时宜的话，会影响“两案”整个的运作，于是就实行了关门办公，不经请假不许回家，与业务无关的电话一律不许接。

　　在开庭之前还做了哪些准备？

　　拿到起诉书以前我们做什么？虽然主张“两案”应当有律师介入，但实际上还是把我们作为外人看待，什么都没给我们看。于是乎只好设想一些问题——律师介入“两案”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办？头一条就是如何会见被告，我起草了律师小组的第一个文件《律师会见被告的注意事项》。

　　比如说，被告如果表示要同律师握手怎么办？像这种问题都提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结论就是——不握。呵呵，那是坚决不能握，“阶级立场”要鲜明嘛。就是设想被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应对，洋洋洒洒的，一二十条啊。这个文件现在丢了，很可惜。它完全能反映出我们当时的心态、思想状况。归根结底，实际上，是把被告人放在我们的对立面，采取了预防或者是防范的态度去考虑的。

　　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材料是幻灯。公安部制作的。应当说，不是全面地反映被告人的罪行情况的。它的内容就是平铺直叙地讲被告在哪个问题上是怎么表现的，问题是什么，跟后来的起诉书没有矛盾。

　　我们接触文字材料是11月23号，开庭前整整一周。一接触材料，我脑袋大了！这个材料尽管不是全部（他们选了一部分给我们），量也很大的，几天的时间让我们看材料，研究材料，写出辩护词，辩护词还要经过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批准。时间太紧了！这一点我真有切肤之痛，后来做总结的时候，我坚持一条：一定要引为教训！不仅是重大复杂的案子，就是一般的案子，给律师的准备时间也应当够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好在审判拖长了，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彭真讲的，“希望一个月之内结束战斗”，没想到，当年都没完，审到第二年了。

　　在设想工作的过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是我们怎么分工——谁给谁做辩护？只能根据每人所长，先大概分一分，都不作数的。这反映出，尽管中央明确指示律师介入，但是主管机关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战略战术的考虑。因此在那个阶段里，律师组的思想，说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吧：混乱。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在我们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律师小组的思想状况》，这是要给“两案”指导委员会汇报的，我敢如实写吗？实事求是地讲，尖锐的问题也不多。包括我在内，第一条就是咱们要避免犯错误，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什么时候真正开始进入程序？

　　开庭前一周。被告人拿到了起诉书，也就是我们看到材料的那个时候，从监狱里面传出信息，第一个提出来要律师的还就是“老娘”——江青。江青在起诉书给她以前就讲过：“我要律师。”她说，“我身体不好，法庭开庭连续几个钟头，我受不了，支持不下来，因此我要律师替我讲话。”她提出来四个人选：史良、周建人、刘大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江青跟我讲过，她找刘是“我信得过，我了解他”）、李敏。这四个人当然都不可能批准，一直没理她。后来她又提出来要律师。陈卓（原司法部副部长，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成员——编者注）对我说：‘两案’办公室要咱们去会见江青，明天你去，挑一个人给你做副手。”我说那就朱教授吧——华东政法大学的朱华荣。

　　跟“老娘”谈话的过程我就不再说了，无非就是那些事。

　　江青到底是不是想要律师？我后来想，事情是比较复杂的，从她跟我谈话的全过程看，她是希望有人给她辩护的。她说：“你们要知道给我辩护是比较困难的，首先你们要学习几个文件。”你不管她那个提法有多么的荒谬，归根结底她的目的是“你们要给我辩护”，“你们要为我说话”，这个是明确的。对于她提出的问题的分量，我们当时是缺少研究的，没有细细琢磨。

　　在接受这项具体任务的时候，我就一再要求自己对江青千万注意不要感情用事，要记住她是你的当事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尽管如此，我从骨子里就不愿意戴“‘老娘’辩护士”这顶帽子。所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就不可能像我对待其他被告人那样，尽可能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满足她的某种愿望、某种要求。现在看，这是个缺陷。

　　“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反正我们仁至义尽了，你提出来要律师我们派人去了，你给顶回来了，那这是你的事情。

　　围绕着江青，到目前为止，有我想不清楚的事情，有我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有一条我是能讲得清楚的：颇有遗憾。

　　这些年我还经常想一个问题：作为律师，作为中国的律师，作为中国律师的第一次向全世界在这么重大的案件面前的亮相，应当有非常漂亮的辩护词！这种辩护词应属传世之作，在历史上要站得住脚。我不认为这是个人问题。比如说由我来做这件事，那么，即使我因此而“壮烈”，但是我赢得的是一个中国的律师制度，那也值得！而现在这算什么？尽管我有的时候也讲，比如说我给李作鹏写的律师辩护词，我尽心尽力了，但是，说心里话：我的心中在流泪！我之所以常讲我有愧，很多人认为好像是谦虚，不是的，真的内心有愧！

　　在辩护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先说会见。从整个律师小组的工作情况看，会见不能说是“应付差事”，那样说对律师是不公正的，应当说“很不深入”。包括我会见李作鹏在内，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把会见视为调查这种性质的都只有一次，两个多小时，现在应当承认，草率了——实事求是地讲，也难为这些律师了，从整体上看，把握得还算可以的。通过会见了解案情，确定或者否定起诉书里边的指控，在这个过程中也取得了进展。

　　比如，起诉书里面姚文元有一条大罪，也是他非常紧张的一条大罪：参与了“上海武装叛乱”。王秀珍等人不是准备了武装叛乱嘛（在当时叫“准备第二武装”）。这个事情细细地研究整个发展过程，姚没有参与，是愣安上的。在研究姚文元案子的时候，对澄清这一条，上海的韩学章大姐有顾虑。我跟她交换意见，她说：“提这样的问题不是要犯错误了吗？”这就涉及那个“基本原则”了。我说，要不咱们以小组的名义提，先请示“两案”办：关于这一条，起诉书是这样定的，我们掌握的证据是什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请考虑。后来，“两案”办赞同了。律师的意见：可以提出否掉。

　　就在这前后，彭真提出来：“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特别是在案件的事实与定性上，要给律师以充分的辩护的权利。”对律师来讲，这一指示至关重要。所以，后来写姚文元的辩护词发挥得挺好，律师意见也被特别法庭采纳了，证明我们所掌握的事实是准确的。姚文元的这条罪被否掉，是整个辩护的一个突破口。起诉书涉及的具体罪行48条，我们碰了它13条，否掉了七条大罪。在那样短的时间能够在基本事实上掌握到那种程度，得之不易。

　　下面谈从实际上进入辩护程序。

　　第一道难关，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律师怎么履行职责？辩护词你可以事先准备好，经“上面”批准，不太容易“出错”“出格”。而法庭调查阶段，律师在法庭上的话都是即兴之作，临场发挥。从我们律师的全部情况看，在这个方面，从整体上说，差。之所以“差”，归根结底也就是怕被认为给审判庭出难题，让法庭不好办。刚才讲“基本原则”的时候，还有一条没谈到的律师职责，就是“一切都要配合法庭的行动”。后来把“配合”发展到每一步重大举措，都要跟法庭事先商量，事先通气。

　　从后来实际运作的情况看，五个被告的五个庭，每一次法庭调查里都有一次律师的发问，实际上是为了表示我律师还存在着，还在起作用。严格地讲，我们的发问，用律师业务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显然都是不够的，非常不够。辩论阶段就更不用讲了，五个庭无一例外都是一轮讲完就完了的——公诉人发表公诉词，我们发表辩护意见，公诉人再发表一次他们的公诉意见，这就闭幕了。

　　总体来讲，律师的辩护作用很有限。

　　今天怎么评价这次审判？

　　起诉书的产生过程大家都知道了，当时都快形成全民讨论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有了那么一点点法制观念，但毕竟不强。现在来看这个起诉书，作为共和国的第一大案、要案，代表国家对于你指控的被告人来起诉他的罪行，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来，我认为太不够了。更谈不上审判以后官方总结所说的，这些文件具有什么“典范的意义”。

　　事情是可以具体分析的。举例来说——

　　审判江青第一个切入的问题是“长沙告状”，“上面”认为证据非常扎实，“老娘”你再怎么搅你赖不掉。因为主要执行者王洪文彻底交待了，非常具体。但是，应不应当想这样一件事：问题的核心在那里？核心在于中共中央的副主席专程到长沙向他的主席，就某个问题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就是所谓“告状”。这是什么性质？这不出圈啊，不出格啊。意见对也好，错也好，“反革命”从何而来？可我们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的，审的时候也是这样审的。当然“老娘”她不懂法，她在那里确实是言不及义地对付过去了。

　　这里我要插一句：我为什么觉得江青需要有人给她辩护呢？你注意在法庭上她的表现——在关键问题上她认为确有证据了，赖不掉了，她的办法是什么呢？“我记不得。”可“记不得了”等于是变相认了，对不对？第二个表现，凡不是致命的问题，比如说：“是我说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某人要我做的”——那就冲着毛老人家去了，而这恰恰是“上面”最要回避的事情，在法庭上立即被打压，实际上她自己的辩护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了。我不是认为她的立场对，而是从法律的角度，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她应当怎么做更有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