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决战天门5.0装备:失之在政得之于野：蒋介石三次下野与复出

　　历来政治人物，能于起落浮沉间不变其志，而屡败屡战者，常有超人毅力与胆志。蒋介石跃居高位后亦曾三度下野，但不久便又复职再起，每次下野都为其重出奠定声势。凡三次后，蒋介石之治下中国却乱象频仍，渐次失去大陆，蜗居孤岛。

　　失之在政，得之于野

　　蒋之首次下野，在于1927年。当时蒋手握军权，借中山舰事件分共，并进而逼退汪精卫，其后宁汉分裂，蒋以军权而干政，风头一时无两。

　　成之也速，去之也疾。蒋介石藉此年“四一二”政变以血流成河的屠杀，奠定其党内基础，一个星期后他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原以为会应者如云，但却激起党内群起而攻之，皆以蒋以军干政为谬误。舆论汹涌之下，蒋不得已以退为进，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文告洋洋千余言，一面表露其北伐和

　　“清党”之“大功”，一面把武汉政权与之对立之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身上。文告最后说：“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因文告预先拟就，所署日期是8月8日。

　　但宣称隐居奉化的蒋介石依旧牢牢掌握住南京防务，乃至于党政的决策权。因此在一派轻松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9月28日与新结交的宋美龄偕游日本，拜会宋美龄的母亲，达成两家联姻的共识。颇有衣锦还乡之意的蒋在日本送字于他效力的日本联队师长“不负师教”四字，并与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得“谅解”。更重要的是，蒋得到宋家老太太的同意，将迎娶宋美龄。更通过一系列会见日本政商的活动，商借到日方巨款可供蒋介石活动。年底蒋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未来之四大家族初具雏形。

　　蒋甫下野，武汉方面已无“东征”之名，而权力分配成为当务之急。“下野”文告电达武汉后，汪精卫于8月15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随后则是一系列的妥协、斗争，再妥协的权力游戏。8月22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8月26日至30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11个师，扭转了危局。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10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10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1927年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筹办婚礼，顺便联络江浙财团以取得支持。此际失意于新政权的汪精卫亦回到上海，两人暗通款曲，互相支持，相约复职。12月3日，蒋介石表态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则力推蒋介石复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

　　如此态势下，蒋之复出众望所归。国民党中央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未料一周之后的 12月11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则于1928年1月4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蒋第一次下野之时，其任职仅限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至复出，则不仅官复原职，并更上层楼，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一职，并将政权亦一并掌握在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囚禁胡汉民独霸党权

　　二度下野，同样祸起内政。

　　蒋大权在手，便立意通过司法条例等令其师出有名。但此举引发国民党另一大佬胡汉民的不满。胡汉民1930年出任立法院长，把持司法大权。但之后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不久蒋又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系列举动均未通过胡，胡汉民却执意不做摆设，对此大加抨击，两人嫌隙渐深。

　　1931年初，蒋介石宣布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遂决定给胡颜色看看。

　　2月26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则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 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四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

　　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 48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九一八”事变旋即发生，事发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月28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11月24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000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各派压力之下，再加上学生运动频发，蒋介石遂决定释放胡汉民，并与胡、汪在上海见面。随即蒋又“以退为进”，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再度宣布辞职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交出政权、党权、军权。国民政府则迅速改选林森为主席，改为内阁制政府，并由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但由于不满蒋介石未遭到实质处分，广州国民政府虽然自行取消通令，但仍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仍维持半独立的状态。

　　蒋虽下野，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仍暗中掌握军权，控制了军队等要害部门，除通过将自己人安置在京畿周围省份担任地方官长，将首都边防军队、特务机制牢牢掌控外，包括黄埔军队没有其他人能够调动，以及宋子文、江浙财团除了蒋介石之外一概拒不合作的态度，都让蒋介石无可替代，让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命运。

　　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3月6日被推举为“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与汪联合执政。

　　上海淞沪战役后，国民政府无力支持变局，舆论沸腾，蒋介石窥此机会，再度出山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开始了长时期的“蒋委员长”时代，也提供了新一阶段的蒋汪合作基础。至于胡汉民则因为长达数月遭蒋介石非法监禁的生活，与蒋结下不解之仇，遂连年奔走宣传反蒋、反共、反日，并于1935年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

　　委员长时代的蒋，党内大佬对其已构不成威胁，汪精卫掌行政院，而党权

　　尽弃。蒋则通过各种手段，扩充实力，其后更出任国民党总裁，其独裁之势渐成，遂无人可以更之。

　　事不过三，再退几无立足之地

　　1949年初，东北、华北全境解放，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面临内外相逼的局面。

　　早在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有前途的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上台执政。“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的舆论声音成为美国媒体的主流。

　　蒋于此际派夫人宋美龄飞往美国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支持”。但杜鲁门对蒋失望至极，并未施以援手。此年12月24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后撤30里；5.划上海为特别市，作为和谈地点。接着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

　　1949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但蒋仍心有不甘，在发表文告一周后，蒋介石嘱外交部长吴铁城以《和谈决议》通知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均遭拒绝。内外交迫，众叛亲离至此，蒋介石无奈下野。并以此为由试图拖延时日。蒋经国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说：“父亲引退，离开南京，临行时候，曾到紫金山国父陵寝谒别。当天晚上到达杭州，就住在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显得十分沉重。”

　　蒋引退下野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此为其下野时间最长一次，但亦为最名不符实之一次。李宗仁总统只不过虚有其名，蒋介石暗中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控全局，指挥部队战斗。蒋介石终不改其强人本色，他一面令军、政、特头目“作战到底”，一面与宋子文等密谋。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国民党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蒋再度公开出面，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到杭州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未及全面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过江，翌日即占领了南京。李宗仁在败退之后，寓居美国，并一直不辞虚有其名之“总统”职位，令在台主政的蒋颇为尴尬。但蒋以责任在肩为由，其后悍然复职，他于1950年3月向党、政、军干部昭告“反共复国”的精神，并以此赋予自己“复职”的光明正大之义：“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按照计划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八个月，十四年，。.在蒋介石自己的讲述中，其第三次复职之奋斗时限最初为三年，后来又更改为十年，迄至其逝日，这一目标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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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蒋介石1887-1975(下)》 作者：师永刚 张凡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