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性经济有多大

　　作者： 顾海兵

　 每当运动式扫黄打非时，不仅一些隐性的娱乐场所、美发场所经营受影响，而且北京的出租车，包括黑车生意，都很受影响。

　　没有真实失业率这样的核心经济指标，还能有科学的经济研究与决策吗？

　　发达地区喜欢把经济数据往下压一压，以免报太多，过于张扬；发展中地区更喜欢把数据往上估一估。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彼就是了解真实情况，科学决策要掌握全面信息。遗憾的是，至少在经济领域，决策者并没有正视全面信息，比如，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在官方统计、政策与报告里，几乎看不到有关隐性经济的指标与数据，大家都对此熟视无睹。显然，以隐性经济现在的规模，轻视乃至无视它，难有科学决策。

　　中国隐性经济6万亿左右

　　什么是隐性经济？有的称之为黑色与灰色经济，有的把它等同于灰色经济、影子经济、非正规经济、地下经济、非统计经济、不合法经济等。如果把那些纯黑的，比如无证生产不健康食品、劣质与有毒商品等排除，隐性经济大体上就是没在官方注册的经济。比如，各地普遍存在的黑车、地下博彩、地下职介、中介、无照小生意、未登记幼儿园、路边修理、路边市场、街头力工与临工、假冒商品、废品收购、性工作者、非登记家政、私下租房、血液与器官买卖、私人调查等。

　　在多数国家，隐性经济基本没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对隐性经济做官方估计。比如，英国政府配备专人估计正规与非正规经济中偷税漏税的规模等。

　　世界的黑色经济比重是什么格局？奥地利一位教授曾对76个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GDP的30%以上。该研究指出，非正规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约占其GDP的70%以上，规模最小的国家也要占其GDP的10%。据有的欧美学者估计，全世界的隐性经济占全部经济的20%，我们只统计了80%的经济。

　　我国的隐性经济伴随经济转型逐步增加。有学者研究：1978年前，中国隐性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在5%以下；之后到1990年代一路增加到20%；近10年隐性经济增速放慢，可能有减少。目前规模估计占GDP的10%-20%。如果按2010年40万亿元GDP算，中国的隐性经济应有6万亿左右。

　　举几个身边例子吧。我在北京，经常坐出租车，通过与司机交流、自己调查统计出，北京正规出租车有7万辆左右，而北京非正规出租车估计有15万辆，白色与灰色之比是1∶2。如果每辆黑车每年收入5万元，则每年总收入应在80亿左右，这还不算改装的三轮车等。北京的自行车烤白薯，估计有万人规模；北京的废品收购也有数万人；小产权房的买卖与出租更是规模惊人，有数据说有60亿平方米，相当于10年来房地产开发总量。最近，我去长沙3天，6次打车中有3次坐的是黑车，与司机们聊天，他们说，长沙正规出租车是六七千辆，而黑车有万辆。小小的橘子洲头就有7辆黑车。

　　中国经济波动，时常是体制内波动不大，而体制外特别是隐性经济波动很大。比如，每当运动式扫黄打非时，不仅一些隐性的娱乐场所、美发场所经营受影响，而且北京的出租车，包括黑车生意，都很受影响。

　　与隐性经济相关的是隐性就业或隐性失业。宏观经济关键指标主要有价格、就业、收入等，其中就业尤其核心。遗憾的是，我国没有统计过全国的失业率指标与数据。目前只有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度量的是拥有城市户籍人口的自愿登记的失业人数，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各地人口流动很大，加之传统、文化与习惯等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能代表全国失业率的实际水平。200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已达9%以上，大大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还有人估计中国失业率达到20%，甚至更高。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年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在4%-5%。30年来，失业率都在2-5个百分点波动。显然，这数据大大背离了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真实失业率这样的核心经济指标，还能有科学的经济研究与决策吗？

　　庞大的隐性财政，保密的粮食储备

　　与隐性经济类似的是隐性财政。比如2010年我国预算财政收入为8.3万亿，占GDP比重20%，其中税收收入为7.3万亿，其它收费项目约为1万亿。

　　此外，还有预算外的表内收费与表外收费，万亿级的社会保险收入，2万亿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采矿权出让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等，它们占GDP的比重相当大，应该近于10%。然而，这些项目目前都还没纳入财政预算收入，各地区财政收入数据极其不准确。考虑到这些因素，估计广义财政收入应占GDP比重30%以上，比现有比重高50%。对应的是，财政支出口径也偏窄，比如，近期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或隐性债务高达10万亿，大大超过7万亿的中央国债余额，也超过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隐性财政的制度化公布刻不容缓。

　　存在的问题还有不透明统计或统计数据的不公开。统计部门对某类经济现象或许有统计记录，但没有对外公开或未直接对外公开。

　　比如，中国究竟有多少粮食库存与储备，至今仍是秘密数据。一国粮食储备不仅保证消费需求，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而且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突发事件时。为确保粮食安全，政府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大部分粮食储备由国有粮食企业保存。

　　储备粮主要包括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国家临时储备粮和国有企业的商品粮。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库存与储备也许是个较敏感数据，在市场经济时期，继续保密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加剧市场的过度反应，割裂政府与社会的联系，阻碍学术研究，降低科学分析的质量。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如无例外，应该公开。

　　统计太随意，不公开甚至造假

　　目前官方统计数据权威性不高，除了中国幅员广大，经济社会情况复杂，统计准确较困难外，更多原因是人为因素。常有人说，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也有人说统计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更有形象表达：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骗上，层层加水，水到渠成。

　　例如，十年前山东泰安市GDP造假，居然夸大1倍，以至当时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鲁吹1号”，等等。2003年《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省肇东市某乡实际只有21头奶牛，但经过各级干部的浮夸虚报，最终“统计”结果竟达到2100头！2009年中国GDP增幅8.7%，但地方GDP总量相加远高于此，达到两位数，自2004年以来，这种现象几乎年年如此。只要地方GDP数据与政绩考核挂钩，不与老百姓口碑挂钩，则统计造假就是必然。

　　统计的夸大或缩小有特点。比如，发达地区喜欢把经济数据往下压一压，以免报太多，过于张扬；发展中地区更喜欢把数据往上估一估。这样夸大与缩小抵消之后，数据有没有平衡呢？据我近几年在珠三角、长三角的调查，发达地区往下低估，大概低估2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地区则高估3-4个百分点，高低估相加，最后还是夸大多一些。

　　此外，还有媒体传播偏差。由于媒体工作人员受自身经济专业水平的限制，对经济指标数据的理解可能产生偏差，或受商业利益驱动，人为制造经济指标数据的偏差，从而给公众传递错误信息。

　　学术界难以发出独立声音

　　显然，科学决策需要正视隐性经济，而正视就需要质疑流行与权威的勇气。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正在逐渐丧失真做学问、敢做学问的精神。

　　我国学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目前这些单位都是党政领导下的事业单位，不仅教学与科研经费来源于上面拨款，学术机构主要负责人(如校长、校党委书记等)也来自上级行政任命，有确定的官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等)，评上院士或一级教授可享受所谓副部级终身待遇等。

　　在这种情况下，想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出独立声音，难。在官本位体制下，搞命题作文与结论先行的“学问”研究不足为奇。敢讲“不利于和谐”的实话真话有风险，特别是对有一定行政职务头衔的学官，小则警示教育，大则“乌纱”难保！在这样的学官领导下，学人很难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也就不可能有真学问。

　　怎么办？一方面，需要学术机构去官化，许多现有学术机构可以转型，就像三十多年前企业改制一样。从增量看，要大量民间学术机构。

　　只要由民做主，百姓不是被代表，民意不是被征求，科学不是被决策，学问不是被官控，大多隐性经济可以而且应该转化为显性经济，堵塞打击与轻视忽视无视是不可取的，隐性经济是可以波动于一个有限的幅度里的、是可统计的，阳光是可以普照的，决策是可以科学化的。

影子银行10万亿压境？ 业内忧虑系统性风险萌芽

　　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网络借贷、银信合作……林林总总、资产规模日益庞大的“影子银行”，正在给中国金融稳定带来扰动。

　　10月17日，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简单的测算显示，中国目前的'影子银行’金融体系大约运营着人民币1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

　　刘利刚表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10万亿元总规模

　　近两年来，我国社会资金整体偏紧，资金供需矛盾催生了各类借道理财的“影子银行”活动，“影子银行”系统的资产规模也迅速攀升。

　　在刘利刚看来，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银行理财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信贷类产品；二是以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金融体系。他将二者加总，得到了10万亿元左右的“影子银行”资产规模。

　　无独有偶，中金公司在2011年9月末发布的《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中则指出，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的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以此匡算，我国银行体系总规模在11万亿元上下。

　　事实上，10万亿元上下的规模并不算小，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3.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0.9万亿元，也就是说，“影子银行”资金规模已经占到了银行贷款规模的20%。

　　“目前对哪些机构属于'影子银行’系统尚无权威说法，同时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不同，这10万亿元的测算是否准确很难判断。”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副处长付兵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他认为，由于“影子银行”承担着融资功能，又明显脱离监管，其风险值得关注。

　　最近几年，资金脱媒的现象愈加严重，为了更好统计全社会的流动性，央行于今年推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指标。数据显示，2011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7.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占53.7%；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为55.6%，也就是说，非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占比逐步增加。

　　风险几何？

　　在付兵涛看来，流入“影子银行”、民间借贷的资金，更多是居民、企业的存款，由于存在长期负利率，容易发生存款搬家的现象。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盛宏清则表示，存款搬家后很可能流向理财、信托，以及民间借贷市场。

　　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在国有大行的同业交换数据上有所体现，9月以来，存款加速流出银行体系。9月中上旬，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较8月末减少4200亿元左右，出现罕见天量负增长。

　　刘利刚表示，由于大笔存款流出银行体系，而银行本身的存款也变得更加短期化和波动化，这将造成银行的存贷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这已经是一种系统性风险的萌芽状态。

　　从上市银行中期业绩来看，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即以短期负债支撑长期资产的所谓“短存长贷”现象日益突出，从个别银行公布的流动性缺口指标来看，商业银行及时偿付负缺口巨大。

　　以建设银行为例，截至2011年6月30日，建设银行各期限累计正缺口为7386.7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77.71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行实时偿还的负缺口达到-5.5万亿元。

　　除了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影子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也会给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影子银行’体系最根本的问题却在于其抗波动和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资金链断裂，那么结果将变得更具有蔓延性和恐慌性，并很容易打击实体经济的表现。”刘利刚如是表示。

　　事实上，监管层已经意识到“影子银行”系统的危险。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银监会高度重视各类借道理财和所谓“创新”的“影子银行”活动，以及种种监管套利的行为，将继续坚持“成本对称”原则，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创新，从机制和源头上打消“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套利动机并防范风险传递。

近十年政府超收收入近5万亿 地方刚性超支

　　席斯

　　超预算收入简称“超收”，这本是一个预算误差造成的收入增加，但在中国却意义非凡。

　　本报经多方测算，2011年中国的财政超收收入将创新高，保守估计将达到1.4万亿元。而综合2000年以来的每年超收，近十年来政府的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没有超收，年底别想好好过。”一位地方财政官员说。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马蔡琛教授经过对十几年来中国财政预算收入增幅和实际收入增幅相比较发现，实际增幅通常是预算增幅的1.5倍，如2010年年初预算收入增收目标为8%，实际实现21.4%。“中国目前的超收已经不是预算精确度低的问题了，而是机制性超收。”马蔡琛解释道，超收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游离于预算外的一笔财政收入，所以其支出也具有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地方政府追求大幅超收的一个原因。

　　十年5万亿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开始，几乎年年有超收，只是从2000年开始，财税政策开始发力，超收的规模呈现了与年俱增的现象。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测算，2000年到2005年，中国超收收入规模为10006亿元。而2006年超收就达到3920亿元，到2007年已经上升到7239亿。即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08和2009年，中国每年仍有2000多亿的超收，而这两年，在马蔡琛看来是预算和决算比较接近的两年。

　　此后随着经济的复苏，2010年中国的超收收入刷新纪录，达到9172亿元。2011全国预算收入是89720亿，预算增长8%，但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完成81663.3亿元，四季度财政收入按10%的保守增速计算，全年财政收入将达到103700亿元，超收1.4万亿元。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

　　而相关部门在解释超收形成原因时，除归功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高于预期外，每年都会提到“一次性增收因素”。如2007年的超收，财政部就提到铁道运输企业一次性上交出售国有资产收入，以及石油特别收益金全年征收等因素。

　　虽然每一年确定预算收入时，“留有余地”是一直贯彻的中心思想。但这只是适当超收、略微超收的理由，不能解释大幅超收、巨额超收的现象。

　　据了解，中国已连续三年将财政收入增速预计为8%，但实际增速在近两年都超过20%。如此大的误差，被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解释为预决算偏离度过高。高培勇称，在政府预决算之间出现差异是正常的事情，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分别编制预算和决算了。不过，如果预决算之间的差异过大，甚至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超收变得常态化，就不能不对此予以关注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教授马岭表示，超收或短收都应当有限度，否则预算就没有了意义。据马岭分析，中国的税收预测误差(PFE)长期为负，平均绝对误差达7%，最大绝对误差达14.6%，远超过国外普遍认为5%的合理范围。她认为，连续、大规模出现的财政超收表明，预算政策调整的低效或无效，实质上反映了预算体制的不健全。

　　中国《预算法》对预算中的“短收”(即实际收入比预算收入少，与“超收”相对)有严格、明确的规定，但缺乏对预算超收的限制性规定。

　　如《预算法》第45条规定：“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减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截留、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

　　但对“超征”却没有禁止性规定。1999年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只规定要“加强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监督”，并没有规定要限制大幅度的“预算超收收入”，没有规定对“预算超收”行为本身加以审查。

　　超收有奖励

　　财政收入预测如此不精确，主动超收之意越来越明显。很多地方政府甚至提出奖励超收的办法。

　　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2009年下发《财政收入超收奖励办法的通知》同政办发【2009】185号规定，国税局、地税局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奖励500万元，各部门实现财政总收入每超1个百分点，再奖励20万元。地税最多奖励700万元，国税最多奖励600万元。财政局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奖励200万元。经费从超收额中解决。

　　办法还将奖励细化到个人。通知规定，国税、地税、财政部门超收3%以上至6%，可奖励单位主要责任人10000元，超收额达到或超过6%，可奖励主要责任人25000元。

　　而这样的奖励办法在江苏、北京等财力强的省市同样可见。

　　高培勇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超收不再被视为“天上偶然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年年都要收获的馅饼”。人们对于“超收”的态度也走了样：由被动的接受超收的结果，演化为主动的追求超收的目标。“超收应该有个法定界限，在界限内的超收可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马岭表示，但如果出现大幅超收的情况，应向全国人大报告并说明理由，理由是否成立应由人大判断，如果理由难以成立，可以追究有关部门责任。

　　《预算法》第29条规定：“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但什么样的比例是“相适应”？法律并未明确作出规定。

　　而在国际上预算收入的增减幅度通常有限定性规定。如美国一些州规定税收的增长不能超过该州居民总收入的一定比例；21个州要求支出的增长不能超过通货膨胀的一定比例；某些州要求支出的增长不能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等。

　　地方刚性“超支”

　　有“超收”就有“超支”。2007年之前，年度超收大多在当年花掉，并没有引起关注。但2007年达7000多亿元的超收，其使用引来全国人大和媒体的极大重视。

　　当年11月，财政部第一次派一位副部长就当年超收收入的使用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报告，这一做法得到了当时全国人大的肯定。但这种“事前沟通”不具有强制性，也不是预算审批，只是汇报。按照《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

　　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设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将年度超收放进这一“池子”里用于以后年度的支出。但相比超收总额，结转下年的仍是少数。本报了解到，2007年超收7239亿元，放进调节基金的只有1032亿元；2010年超收9172亿元，放进“池子”里也只有2257亿元。

　　更重要的是，每当财政收入实现数千亿超收的时候，财政支出基本也超支了数千亿，而这些支出并不在预算安排之内。高培勇表示，“超收”收入的动用和决策基本上在行政系统内完成，而未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视野。即便实行所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报或报告制度，通常的情形也是先支用、后通报，或者边支用、边通报。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地方政府对超收的需求变得越发刚性。

　　青海财政一位官员说，“如果没有超收，财政的工作很难，这年就过不去了”。他解释，年初或年度中间，各单位都拿着上面的文件跟财政要钱，但地方财力就那些，配套中央的、保障房的、义务教育的，根本没有余额，财政局没办法只能说“再等等，看能不能调剂”。所谓“等”就是等年底看有没有超收，到第四季度基本上能知道大概有多少超收，所以就开始给各单位追加支出。

　　一些西部省市反映，他们年初的预算实际上就是个赤字预算，但碍于《预算法》的要求，只能给人大报送一份收支平衡的预算，当然，为了让省级人大通过，这份预算进行了技术性的处理。如青海省编制2010年预算时，预算收入103亿左右，而支出则需要110亿左右。“这些支出是我们根据今年一般支出和各种建设项目为基础做的。”青海财政官员说，但没有列在其中的几个亿支出在财政部门看来是肯定会发生的。

　　青海财政官员也强调说，“我们反复计算就是无法平衡，都是必要支出。但到年底我们还是会平的，因为年度执行中，通过加强征管或一些拨款收入，这些赤字是可以填补上的。”宁夏财政厅也反映，这几年财政的收入好了，工作更不好做了。以前收入少，要钱的单位也少，现在收入增长快了，各单位都来要钱，财政为了协调这些事儿很费精力。

　　游离监管

　　超收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游离于预算外的一笔财政收入，所以其支出也具有自由裁量权。

　　而财力强的省市同样会将超收在当年支出。马蔡琛解释道，例如2012年的预算已在2011年10月底已基本确定了规模和项目，2011年的超收结转以后年度后，并不能在第二年安排使用，而得等到2013年才能支出，“这笔超收收入需要在国库里躺上一年，这会导致资金使用效益差等问题”。

　　一般来说，财政部会对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并提前与人大沟通，但地方财政的超收却是自由阵地——是否汇报人大并没有问责，是否结转下年也并没有强制要求。“像我们这样财力一般的省，超收当年肯定花完，还怕不够呢。”甘肃省一位财政官员说。

　　据本报了解，2010年9000多亿元的超收中，中央财政超收4410亿元，地方财政超收4762亿元，其中中央超收部分2247亿元结转下年，其余在当年支出，而地方超收则基本在当年支出。

　　尽管2010年《预算法》修订曾把“超收收入的使用”列入法律条款中，规定超收收入原则上不在当年支出，结转下年，但因修订进程延长，这一条款是否能顺利出台目前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昝馨亦有贡献)

　　往期回顾

　　为探究地方收入隐忧，追寻地方解决之道，本报已连续推出三期央地财税关系系列报道。前两期内容如下：

　　第一期《地方资金饥渴症》：

　　2011年前8个月地方收入3.6万亿，增幅达35%，但地方政府仍感缺钱，正在通过实现超收、卖地、争取转移支付、举债等手段实现收入最大化，中央也有意为地方培植财源。

　　第二期《地方债试点：疑虑中的放行》：

谢国忠：泡沫支持大量灰色收入 或占GDP的10%

　　2012将是近20年来形势最不稳的一年。目前状况不错的主要新兴国家，如巴西、印度，可能发生危机。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减半。美欧经济与政治危机可能连绵不绝

　　明年可能是近20年来形势最不稳定的一年。一场政治危机可能吞噬多个面临转型的主要国家。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如今正肆虐在欧洲，明年可能将一些相对稳定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拖下水。

　　金砖四国明年将经受严峻的考验，其中有些国家可能会经历一场老式的货币危机。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放松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迄今，热钱支撑了这些国家的增长，但不幸的是，这类所谓的增长不过是老式的信贷泡沫。

　　三种力量正在摧毁金砖四国的热钱泡沫。首先，美元汇率正在上升。美国的政治僵局限制了美国财政扩张，导致美元升值。其次，扩张过度的欧洲银行将紧缩了数万亿欧元的规模，令流动性大量丧失。欧洲央行还有待于泵入足够的流动性以填补缺口。第三，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降低了大宗商品价格，而此前，这支持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

　　如果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尽快推出实质性的量化宽松政策，金砖四国的热钱泡沫可能会恢复。但是，我怀疑这一政策不会及时推出，且数额远远不够。明年金砖四国的泡沫可能最终破裂。因为“金砖四国”这一个词，上千个对冲基金诞生，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钱泡沫。只有10年前的网络股热潮，才能与之媲美。

　　巴西和印度可能出现货币大幅贬值。如果处理不当，比如，妄想用其有限的外汇储备支撑本国货币，那么，一旦其外汇储备枯竭，就可能爆发货币危机。尽管拥有有利的贸易条件，巴西和印度的经常账户仍有大量赤字。然而，由于热钱的流入，他们也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印度每个月的贸易赤字约为1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8%。贸易赤字缺口由三个渠道填补：出口到西方的服务、印度劳动力在海外的收入以及热钱流入。然而这三个来源都在枯竭：西方国家购买印度的服务的能力在削弱；印度的劳动力收入受到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热钱的流向也已逆转。印度的外汇储备约为3000亿美元，而该国的热钱大约是其两倍，随着热钱流出，这一储备将很快被耗尽。一旦卢比开始贬值，印度的外汇储备将在几天内消耗殆尽。

　　印度最好的防御就是让货币自由浮动，不加以干预，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做的那样。印度的外汇储备相对GDP的比例，正好约等于1997年金融危机前印尼的这一数字。

　　在俄罗斯，尽管国内一些行业状况不佳，但能源出口将经济撑了起来。普京时代的繁荣由全球能源热潮造就。一旦热潮终结，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将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其生活在广阔腹地的人民的忠诚。在所有的大宗商品中，能源的基本面最好，俄罗斯很可能再次走运。然而，全球经济衰退将打压能源价格，哪怕只是暂时的。而俄罗斯并没有维持社会和平的缓冲机制。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印度的10倍，且其资本账户不开放。因此，热钱流出不太可能压垮人民币。但大陆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该泡沫夸大了经济增长并严重扭曲了资金分配。而正常化过程将是长期的，可能持续到2014年，这一再平衡可能会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减低一半。此外，泡沫支持着大量灰色收入，可能占到GDP的10%。当泡沫破裂时，实际经济不可能支撑起这一负担。按照历史经验，中国将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作为正常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减轻经济的这一块负担。

　　明年，西方国家将不断经历政治危机。面对新兴经济体，西方国家丧失了竞争力，加上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债务泡沫已经将这一困境推迟了十年。即使美国和欧洲目前就能稳定金融系统，政治家们仍需面对生活水平降低的现实——这是个棘手的政治问题。

　　在美国，明年的总统大选可能会和1968年一样混乱。民主党很可能将公平作为竞选要点，而共和党会要求更小规模的政府。主要利益集团的政治立场基本不可调和。美国经济目前似乎呈上升趋势，但政治斗争引起的信心危机很可能促使经济再度倒退。

　　欧洲的精英们似乎正在德国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希望通过紧缩政策拯救欧元。但说服民众接受这一政策可能不太容易。很难想象，这样大幅度生活标准下降能够不引起社会剧变。

专家称中国隐性收入近10万亿元

　　“通常国际经验认为，房价和居民家庭收入之比3-5倍之间是一个可承受的房价。而若以中国去年数据来看，这一比例远远不止10倍。但为什么此前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居高不下？”日前，在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举办的高端论坛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实际收入差距显著大于统计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原因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隐性收入。”王小鲁解释称，除房地产外，隐性收入也可在奢侈品消费及居民储蓄上得以验证。

　　王小鲁表示，如果完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其中的居民储蓄一项是，2008年城乡居民的储蓄总额只有3.5万亿元，但银行的数据显示当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是4.5万亿元，比居民储蓄的总额还多。“除了银行存款增加，当年推算各人购买商品住宅资金有1.8万亿元；自建房估算大概有7000亿元，私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扣除贷款以后大概在2.5万亿-3万亿元。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吸纳的个人储蓄估计是1.5万亿元。”

　　王小鲁说，将上述项目总加之后，可以发现2008年居民储蓄总额大致为11万亿-11.5万亿，而不是按照国家统计局以住户调查数据显示的3.5万亿元，“其中这大致差了3倍”，如果把消费的遗漏也加起来，则2008年遗漏的收入规模大概是9.5万亿元-10万亿元，这部分资金即隐性收入，规模为9.3万亿元。

　　王小鲁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来计算，而在住户调查进行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两个问题：其一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报给统计局的收入往往偏低。其二则是常被高收入居民拒绝，造成最后抽样丢失了相当数量高收入居民的样本。这样一来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到的居民收入差距就比实际上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明显要小。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摘要

本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研究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的摘要，全文刊登于中信出版社《比较》总第68辑。

1. 调查样本分布及调查和分析方法

2012年，我们在全国城镇地区进行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调查。调查主要在全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8个省和直辖市进行，覆盖了66个大中小城市和14个县的县镇、建制镇。全部调查样本数为5756个，经质量检验确认的有效样本数为5344个。

样本在各地区间的分布，以及按样本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职业、工作单位、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分布总体上比较均衡。但为了获得更准确的高收入居民收支信息，适当增加了高收入居民样本，因此样本在特大城市、在高端职业和高学历人群中分布也相应较多。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决定这些分布的差别并不影响基于样本数据得到的分析结论。

以往各类居民收入调查，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收入数据常常失真，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居民拒绝调查，以及瞒报、低报收入的情况很普遍。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把取得真实可靠的居民收支情况设为调查的首要目标，没有采用常规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方法，而是采用定向调查的方法，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并采取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核查措施，在调查方法和问卷设计上采取了若干降低调查敏感度的措施，以避免数据的系统性误差。多次调查的经验证明，这些措施对减少数据的偏差是明显有效的。

与此相应，作者舍弃了用调查样本对全国城镇居民收入进行总体推断的方法，而是基于样本数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取得与居民收入相关的居民消费特征参数，在此基础上对分层次的居民收入进行模拟计算，据以对统计数据的失真进行校正。

2. 计算城镇居民真实收入

作者基于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分析，对不同层次的居民人均收入进行了模拟计算。所得到的推算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第一，推算收入与统计收入的最大差别发生在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根据统计数据，这些最高收入家庭的2011年人均收入5.88万元，而推算结果显示他们的实际人均收入是18.84万元。是统计收入的3.2倍。较高收入家庭的人均统计收入是3.56万元，而推算收入是7.97万元，是前者的2.2倍。这些情况，与作者2007年和2010年两次研究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根据作者2010年报告，2008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推算收入是统计收入的3.2倍，较高收入家庭的推算收入是统计收入的2.1倍）。但是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绝对数量扩大了，相对比重仍然占全部居民隐性收入的主要部分。前20%的高收入家庭合计，拥有隐性收入总量的72%。由于高收入居民隐性收入中一个主要部分是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可以认为其灰色收入的绝对量也在进一步膨胀。

第二，与作者前两个报告相比，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的统计收入与推算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了。2011年中等、中上和较高收入居民的统计收入与推算收入之比分别为1.4、1.7和2.2倍，而2005年分别只有1.1、1.3和1.4倍。这似乎说明灰色收入有从最高收入阶层向社会的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可能也意味着腐败之风向全社会扩散，意味着维持社会正常分配秩序的法律制度面临进一步瓦解的危险。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居民共同从腐败中受益，受益者仍然是少部分有寻租机会的人群，他们在中、高收入阶层中也只是一部分人。同时，这些行为加重了其他大多数居民的负担。

第三，低收入居民的统计收入与推算收入之间也出现了较显著的差异。2011年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统计收入为6876元，而推算收入为9026元，比前者高了31%。不过，作者判断这与上文说的灰色收入扩散趋势并不属于同一个问题，而与某些技术性因素有关。作者推算，在2008-2011年期间，最低收入居民这期间的人均收入名义年递增19.0%，实际递增16.1%，均高于统计的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同时这也超过了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率。

上述这些推算是否准确，可从以下情况得到佐证。第一，有证据证明国家统计局的住户统计数据对居民收入有重大遗漏，而且偏差在逐年扩大。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城乡住户统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相比（见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下同）均显著偏低，偏差幅度从25.5%上升到了29.0%。据分析，差额中，小部分来自统计口径差别，更大部分源于住户调查对居民收入的遗漏。

第二，作者以前对2005年和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分析都表明，还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在经济普查数据中也未能反映出来，2008年在5万亿元左右。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尽管没有官方统计可查，但从高收入居民的巨额房地产和股市投资、在国内外市场的奢侈消费品支出、巨额银行储蓄以及流向国外的资金中都能够反映出来。2008年计算各项居民储蓄、投资和消费支出总和为23.0万亿元，超过资金流量表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来自经济普查）4.4万亿元，与作者上一个报告推算的5万亿元灰色收入接近，而这还没有包括居民在海外奢侈品市场上的消费和每年通过非法途径流向海外的私人资金。

第三，上面的推算显示，2011年城镇最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也高出统计收入31%。两个最低收入哪个更接近事实，可以近似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和各类工资劳动者的工资统计数据进行推算和检验。结果说明，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住户统计的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低收入居民的年收入明显高于城镇住户统计的较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而与作者的推算大致相当。这样看来，2011年城镇住户统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偏低。而上述推算数据可能更接近实际。

从这些情况看，近年来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一系列关注民生的政策的确起到了促使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加快的作用，并使之明显快过了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有助于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使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但也要看到，尽管相对差距有所缩小，收入分配的绝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收入差距过大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例如，基于作者两个报告的推算，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在2008-2011年期间的年名义年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但由于基数相差悬殊，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2011年比2008仅增加年收入3367亿元，而10%最高收入家庭在此期间增加年收入40258亿元。后者收入增加额是前者的12倍。

还要看到，虽然近年来中、低收入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较快，但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实现同步增长，有的反而降低了。这主要是因为房价连年上涨和连带的房租上涨吞噬了很大部分居民收入的增长。地价、房价和房租上涨的受益者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拥有多余住房的富裕阶层，而付出成本的是广大工薪阶层和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中等收入居民，这尤其对新进入职场的年轻一代和新城市居民构成巨大经济压力。这是使收入分配实际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因此，仅靠已有的关注民生政策，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只有坚决推进体制改革，逐步消除现有体制中一系列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和不公平分配的因素，才可能根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3. 收入差距与灰色收入

根据城镇居民收入统计，2011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8.6倍，而根据作者上面的推算，为20.9倍（作者推算2008相差26.0倍）。近似以城镇20%高收入家庭和农村20%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来代表全国城乡居民最低和最高各10%家庭的人均收入，那么按居民收入统计数据计算，两者之比为23.6倍，而根据作者的推算，为67.0倍（作者推算2008年为64.6倍）。

这显示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加快，使近年来城镇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而包括农村居民在内，全国居民的相对和绝对收入差距都进一步扩大了。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仍然慢于其他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

根据前面推算的城镇居民分组收入，作者计算得到2011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因为缺乏城乡统一样本的收入数据，无法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全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无疑会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仅就城镇基尼系数的情况看，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目前已处于危险的区间。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我国有在不久的将来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根据推算的城镇居民收入及城乡人口统计，作者推算2011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34.7万亿元。由于2010和2011年资金流量表尚未公布，作者依据较早的统计数据，初步预估资金流量表口径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8.5万亿元。推算数和资金流量表预估数的差额为6.2万亿元。这一差额可视为来源不明收入或称灰色收入。考虑到GDP数据可能有相应的遗漏并进行调整，估计这部分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2%。

这一初步估计结果与作者2007和2010年报告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但灰色收入绝对量进一步扩大了，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继续存在重大扭曲。这部分收入既非劳动报酬、也非正当途径取得的其他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土地等）报酬，其主要部分显然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以及其他寻租行为的结果。这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混乱，腐败现象仍然非常严重。

4. 推进体制改革，改善收入分配

前面的分析说明，近几年来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加快，高低收入之间相对差距有所缩小，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收入分配混乱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控制，灰色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中持续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比例，而且有从最高收入阶层向一部分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扩散的趋势，意味着腐败现象的蔓延。绝对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推算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区间。这对我国的社会公正、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严重的挑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情况是多年来体制改革滞后、既得利益坐大、腐败之风泛滥的结果。当前反腐是第一要务。不过，仅靠行政手段反腐，能在短时期产生效果，却不能消除产生腐败的内在机制。因此在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反腐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推进改革，应有明确的针对性。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失衡，主要有以下一些体制性原因：

1） 公共资金管理不善。透明度低，缺乏监督，支出没有统一标准，导致政府自身消费膨胀和公共资金流失。初步推算，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未包括土地收入的支出），广义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重比发达国家约高10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有上万亿元的流失、浪费和不当支出。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漏洞很多，监督不到位，也是公共资金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公开透明、严格管理制度、建立支出标准、平衡资金分配。

2）资源性和垄断性收入分配不当。这些收入来自自然资源和企业的垄断地位，不同于经营性收入，大部分应纳入公共财政。但现行资源税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只占资源性和垄断性收入的一小部分；很大部分继续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渠道转化为私人收入或被挥霍。在现行体制下，矿山资源开采权的授予也有很大漏洞，常常有官商勾结、私相授受的行为，将国有矿山资源低价转移给少数人，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进一步的资源税改革、国有资产红利分配制度改革，及国有资源管理制度改革非常必要。

3）要素市场缺乏规范。现行制度下，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收入。2011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3万多亿元，扣除征地拆迁成本后，政府的土地收入仍高达1.91万亿元。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出让的是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预支了未来的长期土地收益，一次性花掉，造成了短期的过度繁荣，不可能长期持续。而且这笔巨大收益缺乏有效的监管，产生了大量流失和腐败、浪费。针对这种情况，改革征地、出让制度迫在眉睫。

4）行政垄断扭曲分配。有些行业有很高的行政壁垒，使竞争者难以进入，或靠行政规制保证了高利润。例如我国银行业2011年净利润1.04万亿元，利润率远高于竞争性行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人为规定了相当高的存贷利差，同时也由于竞争不充分，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良，形成大银行主导市场的格局。这是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也导致行业间苦乐不均，收入分配不公，并成为低效率的保护伞。最近金融领域的重要改革，为公平竞争打开了一条通路。但在这个领域和其他行政性垄断领域，还有待一系列进一步改革措施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5）对公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如果权力过多介入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排挤市场竞争，而且缺乏一套制度将权力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公权力就会逐渐演化为一些人以权谋私、侵占公众利益的手段，公平分配的格局就遭到破坏。2012年一项对四千多家企业的调查发现，超过60%的企业表示对当地政府人员发生过“非正式支付”；他们对当地政府官员廉洁守法情况的评价为“很好”的只有7%，评价为“较好”的也只有24%。这说明围绕权力的腐败已经成为严重威胁，迫切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框架下逐步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6）公共服务部门腐败高发。腐败和灰色收入主要围绕权力和垄断部门发生，但也在向其他领域扩散。其中医疗、教育、科研等公共服务部门是高发领域。这加重了普通的公共服务消费者（患者、受教育者、及一般纳税人）的负担，是一种逆向的再分配。原因之一，是这些公共服务部门处于某种垄断地位，不受市场竞争约束。原因之二是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都不到位。原因之三是公共服务部门官僚化，使问题更加严重。主管部门习惯于以管理行政机构的方式管理医院、学校、科研单位，而不是靠法律制度来管理，使这些机构事事听命于上级，丧失了必要的自主权、自治权和自我净化功能，也直接把腐败之风从权力部门带到公共服务部门。因此这些部门的改革，应以去行政化、引进市场竞争、和建立有效的正面激励和制度约束等方面入手。

结语

美报告称中国人洗钱数额巨大 资金包括贪污腐败

　　参考消息网7月19日报道 美媒称，在股市下跌，资金外流的同时，要特别警惕洗钱活动。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7月17日报道，近年来，中国洗钱数量不断增加，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5年国际毒品管制战略报告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资金流动国家”，而且还拒绝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打击跨国洗钱活动。

　　报道称，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教授斯坦利·路布曼说：“非法资金的来源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腐败交易的收益，还有偷税所得，第三是犯罪所得。”

　　报道称，中国的洗钱金额超过每年1万亿元人民币，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和古董等。除了这些传统的非法转移资金的手段之外，还有非法集资和贪污等新手段。

　　报道称，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越来越严重，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都公开提出批评。去年7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揭露，中国银行违反条例，帮助中国有钱人投资移民，从中收取手续费。按照中国外汇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5万美元，而中国银行却暗中帮助中国有钱人一次性汇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进行投资移民。

　　路布曼表示：“众所周知，纸上法律和执行法律之间有差距，在中国这个差距尤其大。”

　　报道称，两年前，中国政府发起了海外猎狐行动，试图寻找和遣返大约100名腐败官员，据报道，这些官员大部分逃亡到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虽然美加两国都谨慎表示，“愿意合作执法，帮助调查中国逃犯”，可是这两国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

　　报道说，专家表示，中国如果希望猎狐行动取得成果，就应该进行国际合作，为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