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顾西爵的小说合集下载:老公安刘铁成: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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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有奖评新闻
【来源：水母网】
《法律与生活》杂志 特约记者 陈文念
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
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1976年，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
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我是在‘文革’期间，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的，那年我24岁。到公安局上班是许多年轻人所追求的理想，在社会的地位比较高，挺吃香的，除了部队穿制服，再就是警察了。我第一次穿警服是浑身上下都是蓝色，后来，上衣是白色裤子是蓝色，年轻人穿上它可神气了。‘文革’时，当民警也比较实惠，家属农业人口可以转非农业人口，工人身份还可以转干，自己也觉得我是个警察应尽一份责任，应该好好干……”说到当年参加公安的感受，老刘仍掩饰不住自豪和激动。刘铁成回忆说，“文革”中，公安机关从上到下均实行军管，不是现在实行条块管理，以块为主，上级负责业务，地方政府管理人事。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程序简单，一锤定音，不用移交检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当时，他所在的公安局，全局才40多名民警，全局只设治安股、政保股、秘书股等几个股室，没有刑警队，警种很少，很少发生刑事案件，社会治安比较好，即使有案子，大多数是一些治安案件，若按现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事情。“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谈到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说到这里，他深深地陷于对往日执法环境的留恋之中，他叹了一口气，如今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却大相径庭，似乎有难言之隐……实战证明，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公安机关只有坚持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当然密切警民关系是作好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前提。刘铁成说，“文革”时期，警民关系密切，亲如鱼水关系，电影《马天民》可以说是警察生活的写照。“那时我们下乡办案，群众看到我们十分亲热，在村里都是排队邀请我们去吃饭，群众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里吃饭。融洽的警民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好处可多呢，与群众拉拉家常，聊聊天，既沟通了感情，又了解了社情民意，有时群众还给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通过线索抓获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刘铁成说，那时候，如果民警在大街小巷抓获犯罪分子需要群众帮忙，群众都会踊跃站出来，协助公安机关制伏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民警追赶犯罪嫌疑人，需要交通工具，会主动让出来给民警无偿使用。“不像现在警民关系这样疏远，民警办案，需要群众作证时，即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作证，让公安机关十分尴尬；在民警遇到危难时，有的群众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在群体事件中，有时公安机关处置不好与群众直接发生了冲突，竟成为对立面，这是以前所没发生过的……”30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刘铁成警官，如今两鬓霜白，那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成为人民警察而自豪，也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和这一时刻凝固起来的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热爱人民的崇高信念而终生不渝。
侦破盗窃两麻袋花生米的大案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情成千上万，有的事情如过眼云烟，有的事情则刻骨铭心。其中“文革”期间，刘铁成经历的一起爆炸案让他知道，警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1976年5月2日，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于是蓬莱市公安局立即调集侦破人员予以侦破。当时刘铁成和战友王同钦在崮寺店公社侦破另一起案件，5月4日上午，他俩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到望里大队，参加破案。我在现场看了看，发现现场周围漏有几粒花生米，再往前走几步，又发现地上有花生米，我按“米”寻踪，沿着小道，走出村外，一直找到邻村天王大队的张天雄家门口。我和其他民警分析，这起盗窃案有可能是张天雄干的。因为张天雄有盗窃劣迹，又在他家门口发现了花生米。于是我立即向负责此案的赵兴展副局长汇报，初步认定此案是张天雄所为。5月4日下午，专案组做出决定，搜查张天雄的家，以求人赃俱获。去执行任务的有十多名公安人员和十多名大队干部、民兵。当公安人员来到张天雄家里时，发现张天雄、他的父亲和他的五弟都在西屋炕上。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让张天雄和他五弟到大队去，以瓦解力量，让张天雄的父亲在家里，配合公安的搜查。当时张天雄坐在西屋炕上的里边，窗台上放着酒瓶，看样子是刚喝过酒。进屋后，我指着张天雄和他的五弟说，你俩到大队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他俩说到大队去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去。于是，我用手往下拉张天雄，他把手一甩，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这一抓，他不但不下来，反而挪到炕里边，他家的炕台挺高，我更够不着他了。怎么办？我和其他公安人员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张天雄还是不肯跟公安人员到大队去。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挤满20多人的小屋，一下子骚乱起来，拼命向外跑去……
抓捕时，罪犯引爆炸弹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刘铁成巧妙地退到正间地，停下脚步，转身一看，张天雄狠狠地抱住大队书记王任现，将其摔倒，欲和大队书记同归于尽。当时有的民兵抓着张天雄的头发，有的拽着衣服，还有的摁着张天雄的腿。情况万分危急，一旦炸药爆炸，在场20多人就会失去生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赶紧让大家赶快撤离现场，一边急忙掏出手枪对准张天雄的脑袋，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有响，我又跟上一枪。这一枪，张天雄的脑袋趴下了。天王大队书记王任现才逃出来了。正当我们准备往外撤离时，“轰隆”一声，炸药爆炸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将正间屋的房顶炸开一个直径两米大的洞口，炸得正间地的两个锅台夷为平地，张天雄血肉横飞。我记得，爆炸掀起的气浪霎时将我猛推到院子里，我倒在地上昏迷了一会儿，醒来后爬了起来。我看了看周围，发现有的同志躲藏在东屋里，没有出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急忙抢救其他同志，跑到东屋窗前，三下五除二猛地把窗踹开，让其他同志从东屋跑了出来。担心第二次发生爆炸，在场指挥的赵局长，调来驻扎在天王大队一个排的部队，将张天雄家四周包围。随后又找来张天雄的大哥喊话，进行政策攻心，喊了半个小时，屋里仍然没有动静。这时，赵局长问：“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哪里去了？”我说：“可能还在家里？”“你进去看看。”赵局长命令道。当时，我的手枪不好使用，便从另一位同志手里换了一把“五四”手枪，就拿起手枪冲了进去。在正屋门口，我朝屋里望去，只见屋里乌烟瘴气，看不清任何情况。不过，从屋里传出一股刺鼻的敌敌畏农药味道，我分析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可能是喝药自杀了。等烟雾散尽，果然发现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喝药自杀了，躺在西屋的炕上。公安人员在清理现场时，发现张天雄家的西屋炕席下面有一把长砍刀。东屋一进门北面地下挖了一个大洞，里面藏有望里大队被盗的两麻袋花生米。当案情慢慢平静下来时，这时的刘铁成才感到脑部有疼痛的感觉，公安局立即把他送进县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他被炸成严重的脑震荡，需要在医院治疗。经过40多天诊治，刘铁成终于恢复了健康。刘铁成的英勇壮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赞，授予他鲜花和荣誉本该当之无愧，但随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全国各个行业都加入到声讨“四人帮”的政治潮流中，公安机关也不例外。就这样耽误下来，为刘铁成记功和表彰的事情便与他失之交臂。如今谈起这件事情，老刘一脸的淡泊与从容，心态是如此的谦逊和平和。他说：“如今功名和荣誉对我来说，都是过眼烟云，那些东西有和没有都无所谓了，只要我尽到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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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水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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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
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1976年，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
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我是在‘文革’期间，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的，那年我24岁。到公安局上班是许多年轻人所追求的理想，在社会的地位比较高，挺吃香的，除了部队穿制服，再就是警察了。我第一次穿警服是浑身上下都是蓝色，后来，上衣是白色裤子是蓝色，年轻人穿上它可神气了。‘文革’时，当民警也比较实惠，家属农业人口可以转非农业人口，工人身份还可以转干，自己也觉得我是个警察应尽一份责任，应该好好干……”说到当年参加公安的感受，老刘仍掩饰不住自豪和激动。刘铁成回忆说，“文革”中，公安机关从上到下均实行军管，不是现在实行条块管理，以块为主，上级负责业务，地方政府管理人事。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程序简单，一锤定音，不用移交检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当时，他所在的公安局，全局才40多名民警，全局只设治安股、政保股、秘书股等几个股室，没有刑警队，警种很少，很少发生刑事案件，社会治安比较好，即使有案子，大多数是一些治安案件，若按现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事情。“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谈到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说到这里，他深深地陷于对往日执法环境的留恋之中，他叹了一口气，如今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却大相径庭，似乎有难言之隐……实战证明，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公安机关只有坚持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当然密切警民关系是作好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前提。刘铁成说，“文革”时期，警民关系密切，亲如鱼水关系，电影《马天民》可以说是警察生活的写照。“那时我们下乡办案，群众看到我们十分亲热，在村里都是排队邀请我们去吃饭，群众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里吃饭。融洽的警民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好处可多呢，与群众拉拉家常，聊聊天，既沟通了感情，又了解了社情民意，有时群众还给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通过线索抓获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刘铁成说，那时候，如果民警在大街小巷抓获犯罪分子需要群众帮忙，群众都会踊跃站出来，协助公安机关制伏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民警追赶犯罪嫌疑人，需要交通工具，会主动让出来给民警无偿使用。“不像现在警民关系这样疏远，民警办案，需要群众作证时，即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作证，让公安机关十分尴尬；在民警遇到危难时，有的群众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在群体事件中，有时公安机关处置不好与群众直接发生了冲突，竟成为对立面，这是以前所没发生过的……”30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刘铁成警官，如今两鬓霜白，那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成为人民警察而自豪，也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和这一时刻凝固起来的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热爱人民的崇高信念而终生不渝。
侦破盗窃两麻袋花生米的大案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情成千上万，有的事情如过眼云烟，有的事情则刻骨铭心。其中“文革”期间，刘铁成经历的一起爆炸案让他知道，警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1976年5月2日，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于是蓬莱市公安局立即调集侦破人员予以侦破。当时刘铁成和战友王同钦在崮寺店公社侦破另一起案件，5月4日上午，他俩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到望里大队，参加破案。我在现场看了看，发现现场周围漏有几粒花生米，再往前走几步，又发现地上有花生米，我按“米”寻踪，沿着小道，走出村外，一直找到邻村天王大队的张天雄家门口。我和其他民警分析，这起盗窃案有可能是张天雄干的。因为张天雄有盗窃劣迹，又在他家门口发现了花生米。于是我立即向负责此案的赵兴展副局长汇报，初步认定此案是张天雄所为。5月4日下午，专案组做出决定，搜查张天雄的家，以求人赃俱获。去执行任务的有十多名公安人员和十多名大队干部、民兵。当公安人员来到张天雄家里时，发现张天雄、他的父亲和他的五弟都在西屋炕上。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让张天雄和他五弟到大队去，以瓦解力量，让张天雄的父亲在家里，配合公安的搜查。当时张天雄坐在西屋炕上的里边，窗台上放着酒瓶，看样子是刚喝过酒。进屋后，我指着张天雄和他的五弟说，你俩到大队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他俩说到大队去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去。于是，我用手往下拉张天雄，他把手一甩，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这一抓，他不但不下来，反而挪到炕里边，他家的炕台挺高，我更够不着他了。怎么办？我和其他公安人员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张天雄还是不肯跟公安人员到大队去。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挤满20多人的小屋，一下子骚乱起来，拼命向外跑去……
抓捕时，罪犯引爆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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